士商文化和“公”领域的扩张

中国是否在19世纪之前就发展出了一个相当于出现在现代欧洲社会的“公共领域”？学者们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辩论。这已经成为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适用性的激烈辩论中的一个主题。争论中的双方都花费了大量笔墨，却只回归于一个问题——在界定“公共领域”这个术语时，应该有多大的弹性？为了绕过这场争论，我们需要使用中国固有的观念——“公”，它的含义反映了与“公共领域”的差异，同时也体现出与“公众”（比如“阅读公众”）这个词的相同点。

公与公论：艺文公共领域与舆论

与普遍的观点相反，除了“公务、官方”，“公”这个词被赋予了多种意义。49“公”的意义与笔者这里的研究相关的有两个：第一，“公”表示通过印刷文本和图画“使之公之于众”；第二，“公”指明了在家庭之外的空间，与私人或个人空间相对。

书籍已经被看作属于“公”（或者“公众”）领域的“器具”。正如万士和评论道：“书籍天下公器也。”50在晚明时期，使一些东西成为“公”就是把它们印出来给公众阅读。晚明时期印刷的书籍中，序和出版印记常常有“公”这个字以示此书是为公众所印。在一本有关经世的论文集的序中，编辑者就指出这部书“付木以公于人”51。在另一本由魏晋时期（220—420）“名公”所写文章汇集成的文选中，编纂者在序中解释道“愿公同好”52。另一位“名公”陈继儒也通过收集出版个人散文“以公欣赏”53。1600年，在为陈继儒的《读书镜》作的序中，沈士昌说他出版自己的作品是为了“刻而公之”54。在范明泰写的另一篇序中，他赞扬出版商为自己的作品公之于众所做出的努力为“公而布之”55。在由三台馆（一家1607年创办于建阳的书坊）出版的理解“四书”入门指南中，出版者阐明出版这本书的目的是“梓以公之，令天下知”。另一本“四书”评注选辑中也曾提到该书是为了“公之海内”而出版的（见图3.1）。56

以上的这些例子说明，到了晚明时期，“公”已经被赋予“使之公开化”的意义，并且是通过印刷的方式。它包括印刷文本和图画两方面。笔者提出的“公”这个词表示的是识字人群共享的一个公共空间，并未采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这个术语，而是依照夏蒂埃所使用的术语“艺文公共领域”（literary public sphere）。 这样处理，首先是为了区别于哈贝马斯的观点；其次是为了强调出版在构建公众过程中的中心作用——一个分散于中国广阔的地理区域中的读者群却是通过他们阅读和获得印刷文本的能力而连接起来的。57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晚明时期的确存在一个由文人和（那些）有机会阅读印刷书籍的读者所组成的艺文公众（literary public），而且这个群体虽然主要是男性读者，但也有女性读者存在。

随着“公”的重要性在习业中的变化，“公论”这个词也在晚明商业出版的发展中经历着微妙的变化。海瑞曾言“公论出于学校”58，这个说法中的“公论”并不需要印刷的存在，而且这种“公论”产生的基础是一个群体，它的成员相互认识且有直接交往。但因为“公”越来越多地被用作“公之于众”的意思，“公论”这个词的意义也被延伸，用来表示通过印刷表达的观点。通过印刷传播的“公论”或者“公议”这个概念可以完全被翻译成英文的“舆论”（public opinion），而且意思在中文和英文中都相当一致。

“公论”不仅产生在印刷中，也发端于公共组织和公众地点。16世纪开始的商业出版和部分政府出版的扩大推动了“艺文公共领域”的扩张，这些“艺文公共领域”由不同的机构或惯例来支持，包括文社、超附文本、小说理论和邸报。所有这些惯习要么本身就是印刷物（如超附文本、诗论、邸报），要么其运作高度依赖于出版物（如文社）。

本书的第一章讨论了书籍生产的各方面，主要涉及了纸张成本、雕版和刻工，当中提出了对现存书价数据进行评估和其与晚明收入层次相关联的经济意义，还论证了当时书籍生产成本低且售价便宜的观点。

第二章讨论了出版商的运作方式——获得手稿的方式、对其刻书的广告策略、保证稿件供应的方法、加速刻板的手段以及书籍的发行。商业出版的重要性从几方面来凸显：使用活字印刷的增加、苏州上升为出版和文化一大中心，以及徽州出版商业化等问题。这一章的一个潜在主题便是要解释，为什么尽管活字印刷的使用在这个时期有所增长，雕版印刷在所有的印刷方法中仍然是最吸引出版商们的方法——雕版印刷的简易性和操作上的灵活性。

第三章探讨了商业出版的扩张如何为科举士子提供大量艺文劳动机会这一论题。笔者论证了，虽然通过会试的机会极为渺茫，但是科举考试仍然给予渴望进入官场的士子一线希望。他们每年前往乡试和会试的旅途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因而促使一些优秀的士子向赞助人出卖他们的艺文劳动，他们的赞助人中有大部分是出版商。

第四章考察了商业性的“四书”论集如何挑战官方解释，以及评注选本如何推动了士子对儒家经典作独立的、“多元化的”解读，并在评注中质疑皇权意识形态，批评皇帝滥用权力。

第五章追踪了艺文权威由政治中心（朝廷）逐渐向由职业批评家构成的商业市场转移的过程，并论证了出版、批评和选辑的活动在产生艺文权威的过程中的重要性的不断增加，这些权威已经成为对抗科举考试考官的一种力量。在这新的视野之下，复社其实就是一个职业批评家的大联盟。八股文选评家先已在出版市场中确立了他们评鉴文章高下的公共批评家的地位，继而寻求通过组织的力量对考官施加影响。

在结语部分，除了简要复述商业出版影响考试场域和文化生产场域这一论题的主要论点，笔者还详细讨论了中国和欧洲出版商运作的不同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