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怎么写?”

传统自传重在“写什么” ( quoi écrire ) ,至于“怎么写” ( commentécrire)则存在高度的相似性。与小说的发展演变相比,自传写作在几个世纪的实践中似乎已经形成了或成文或不成文的“定法”和“定式”。卢梭的编年式( chronologique)自传一出现就为这一文类确立了范式。勒热纳指出:“对于经常读自传的人来说,该文类的写作似乎注定是非常单一和老套的。也许每个人生都是独特的,但是一旦被讲述,就呈现为一个系列现象了,叙事经常陷入一种非常约定俗成的期待视野中。基本的套路似乎无可避免。必须以某种方式持‘第一人称’话语,承诺所说为实,建构一个过去的形象来解释或证明现在,确立自我的价值和统一……”1以至于马塞尔·贝纳布( Marcel Bénabou)戏说道:“所有的自传都已被写过,要写自己的自传,只需从以前的文本中撷取句子和片段加以组合即可。”2自传与创新注定是矛盾的,甚至是不相容的。 “一般说来,自传与创新的观念本身的关系似乎应该是不愉快的”,“如果自传家重视艺术,想发明一种独创的新形式,就难免有讨巧( artifice) 、编造( affabulation)之嫌,就好像没有逼真性( vraisemblance) ,也就是说如果不重复既定的形式,就不可能有真相( verité) ”。3 贝纳布的书名就非常说明问题:《为什么我的哪一本书都不是我写的》 ( Pourquoi je n’ai écrit aucun de mes livres) ,言下之意是他的所有的书都是别人已经写过的,都是重复和套路。

但是,经历过现代性洗礼的当代作家再也不甘心沿袭自传写作的老路,创造自己的语言已经融入他们的血液之中。他们在不循旧路、开辟新径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勇气。萨洛特在《怀疑的时代》 ( L’Ere du soupçon)中提出了现代小说家引以为荣、为戒的指导原则:“他的最高的责任:不断发现新的领域”,“最严重的错误:重复前人已发现的东西”。4 由此,文学变为一种实验,求新求异成为各类写作的共同追求,“写作的功能不是为了表现某种现存的或者存在过的现实,而是创造一种纯语言的形式”5。作家甚至以“玩家” ( joueur)的形象出现和自居6。当代文学,不论是自传还是小说,都以怀疑传统、脱离常规、创造自己的语言为共同追求,诚如杜勃罗夫斯基自己所言:“乔伊斯、鲁塞尔、贝克特之类的作家都将创造的功夫用于语言本身,证明了普鲁斯特的那句名言:‘(作家)只有做到与众不同,创造自己的语言才是写作成功的开端……每个作家必须形成自己的语言,正如每个提琴手必须形成自己的声音一样。’”7

实际上,自我书写从未固化,而是一直在演变之中。 20 世纪初的纪德、莱里斯的自传与19世纪夏多布里昂、乔治·桑、司汤达的自传已有很大不同。战后,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萨特的《词语》 ( Les Mots) 、加缪的《第一个人》 ( Le Premier homme) 、马尔罗的《反回忆录》 ( Anti-mémoires)不约而同又各自独立地试图辟出一条有别于自传“正道”的蹊径。到了世纪之末,虽然各种以怀疑和解构传统为己任、以标新立异为特征的先锋主义和实验写作,如新小说、新戏剧等走向式微,但是实验之手又伸向个人书写领域。自撰作者就是从这些先锋派作者中脱胎而出的。他们都认为自传写作并非只有回顾式、编年式的叙事方式,而是可以使用各种方式,可以有形式的、美学的追求。跳出模板、跳出“母语”就成为书写者的潜在冲动和追求。这个模板和“母语”就是卢梭式的自传话语模式。

继小说之后,作家们竞相发明新的自传游戏规则。如果说过去“小说是叙事实验室”8,那么如今自传亦然。对形式的追求成为作者的首要考虑,各种千奇百怪的形式挑战和冲击着文类旧有的规范和边界。当代作家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做到最大的真诚,而是如何逃避和超越传统自传的老路。自我书写偏离了传统的轨迹,走出了原来的窠臼,走入了一个边界模糊、充满矛盾和悖论的不确定的灰色地带。

“如何写”压倒了“写什么”,“言说(dire)绝对优先于所言(dit)”(le primat absolu au dire sur le dit )9。言说行为比言说内容更加能够传递言说者的主体经验。它所带来的便是自传写作由约定俗成的模式变为形式各异、推陈出新。多米尼克·努盖说:“书要被建造成纪念碑,而不是房子或大楼,因为纪念碑从本质上说都是独一无二的,而房子或大楼总是与街上的其他房子或大楼多少相似或力求相似。正是在此意义上,我说每个人应发明自己的形式,每个人都是一个孤例( hapax) 、一个孤本、一个怪物。这就是我所说的无名之书。”10杜勃罗夫斯基说:“每个作家必须以自己的方式面对传统自我的消失,意即发明自己的方式。”11埃尔诺说:“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从某一完全自传性的内容出发,找到一种只适宜于这一文本的形式。”12卢梭在写《忏悔录》时提出的“必须创造一种与我的写作计划相称的新的语言”13的追求被新时代的自我书写者付诸最主动、最彻底的实施。

这一趋势带来的结果是,“传”的维度,即作者生活的真实性被弱化,“写”的维度,即讲述的方式被强化。作者受到关注、留下痕迹的决定性因素并不在于其叙事内容,而在于其有别于前人和他人的叙事方式。作者不再追求永远无法企及的真实和对自我的认知,而是在书写真实、认知自我的过程之中自得其乐。文类的界限变得模糊,事实链条的逻辑被切割打乱,生活中的重大事件退居其次,而叙述的角度和方式跃居首位,通过语言的游戏来捕捉和言说主体和自我。文再无定法,每个作者纷纷突破自传写作的定式:他们不再按照时间的编年线性顺序讲述自己的一生,而是以“联想” ( association d’idées)的方式用意识流般的手法来呈现过去,如杜勃罗夫斯基的《儿子》;或者放弃时间顺序,代之以地点叙事,将其对过去的记忆维系于生活中的几个地点,如佩雷克的《空间种类》( Espèces d’espaces) ;以上顺序毕竟都暗含着某种内在的、逻辑的联系,有的作者则断然拒绝这种关联,按照各章关键词或标题的首字母顺序来排列,如《巴尔特自述》 ( Roland Barthes par Roland Barthes) ;甚至故意将子虚乌有的虚构素材引入自传的真实空间,如罗伯-格里耶的《戏说》三部曲。自撰文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在形式上各不相同。

必须承认,自撰作者大多也是小说家,他们在写“我”之前以小说开始其写作生涯,一切小说的和非虚构的手段和技巧都被毫无顾忌地使用。14 虽然写的都是“我”,但是他们在书写方式上都迥异于传统自传,对形式、手法、文体的追求丝毫不亚于福楼拜、马拉美对于小说或诗歌之美的追求。这种新奇的形式是一次性的,新和旧的转换只在一瞬之间,新的形式一旦出现,就迅速变为旧的。他人若步其后尘,只能流于平庸。

从读者的角度来说,形式和手法的创新从另一个方面应验了巴尔特“作者已死”的断言,因为在自撰作品中,读者不再关心作者的经验自我、内容的真实与否,即“生”(bio)或“实”(realité)的维度,而是更加关注作者自我呈现的过程,即“写”(graphie)或“构”(fiction)的方式。 “读者阅读某个作者并非想知道更多关于他的情况,而是在被认定为真实的载体上发挥其想象力。”15

1 Philippe Lejeune, «Peut-on innover en autobiographie?», in Alain de Mijolla ( dir. ), L’Autobiographie, VIe rencontre psychanalytique d’Aix-en-Provence 1987 , p. 67.

2 Cité par Philippe Lejeune,«Peut-on innover en autobiographie?», in Alain de Mijolla(dir. ), L’Autobiographie, VIe rencontre psychanalytique d’Aix-en-Provence 1987 , p. 68.

3 Philippe Lejeune, «Peut-on innover en autobiographie?», in Alain de Mijolla ( dir. ), L’Autobiographie, VIe rencontre psychanalytique d’Aix-en-Provence 1987 , p. 68.

4 娜塔莉·萨洛特:《怀疑的时代》,林青译,《法国作家论文学》,王忠琪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93页。

5 Philippe Gasparini,«Autofiction vs autobiographie», in Tangence 97, 2011, p. 14.

6 如索莱尔斯的《玩家肖像》(Portrait du joueur,1984)就是他自己的写照。

7 转引自Philippe Gasparini, Autofiction. Une aventure du langage, p. 38。

8 Michel Butor, Essais sur le roman, Gallimard, 1969, p. 9.

9 Philippe Vilain,«L’autofiction selon Doubrovsky», Défense de Narcisse, p. 216.

10 Dominique Noguez,«Le livre sans nom», in 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pp. 97-98.

11 Serge Doubrovsky, «Le texte en main», in Serge Doubrovsky, Jacques Lecarme et Philippe Lejeune (dir. ), Autofictions&Cie, p. 211.

12 Annie Ernaux, «Quelques précisions d’Annie Ernaux», in Jean-Louis Jeannelle et Catherine Viollet (dir. ), Genèse et autofiction, Académia Bruylant, Louvain-La-Neuve, 2007, p. 166.

13 卢梭:《〈忏悔录〉的讷沙泰尔手稿本序言》,《忏悔录》,范希衡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693页。

14 关于各种小说和非虚构手法在自传中的使用,见 Philippe Gasparini, Autofiction. Une aventure du langage, pp. 308-309。

15 Claire Legendre,«Quel pacte entre moi et moi?», in Le Magazine littéraire, n°530, 2013/04, p. 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