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研究内容

通过税制改革促进经济增长是各国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 ( Gaertner等，2020) 。与美、德、英等国主要进行企业所得税改革来刺激经济增长不同，中国近十多年来主要依靠增值税改革刺激经济增长，以增值税为核心的间接税改革勾勒出中国税收政策改革的基本轨迹 (郭庆旺，2019；高培勇，2018)。例如，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2020年2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自2020年3月1日至5月底，免征湖北省境内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其他地区征收率由3%下调到1%。¹我国增值税改革历经了2004年从东北地区开始的增值税转型改革、 2012年开始的“营改增”，以及后“营改增”时代实施增值税税率简并、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针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等增值税深化改革阶段 (例如甘犁等，2019；郭庆旺，2019；马双等，2019；申广军等，2016) 。增值税立法也于2019年年末进入发布征求意见稿阶段。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2019年前三季度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超过1. 78万亿元，其中新增减税超过1. 5万亿元，增值税改革新增减税为7 035亿元。²其中，自2012年起将以前缴纳营业税的项目改成缴纳增值税的试点改革 (即“营改增” ) 是我国增值税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它是继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我国又一重要的税制改革。

2012年1月1日上海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改增”改革试点后，“营改增”改革已于2016年全面推开，具体进程如表1-1所示。在减税降费改革背景下，“营改增”的政策效果引起了学术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营改增”的政策目标之一是改革我国货物劳务税收制度，减少重复征税。而且，企业为寻求税负的降低，可能调整企业边界，重构增值税抵扣链条，提升专业化分工。“营改增”调整税收征管权属，改变地方政府税收来源以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财政关系，最终推动分税制的纵深改革，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② 交通运输业包括陆路、水路、航空、管道运输，部分现代服务业包括研发与技术、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物流辅助、有形动产租赁和鉴证咨询。

财务会计的目标强调会计信息的作用在于为股东、债权人以及其他现有或潜在的资本提供者、资本市场参与方提供有助于他们决策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信息，并有助于企业管理层报告和解除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受托责任。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发挥着缓解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促进资本市场有效运转、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和资源优化配置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税收对企业会计行为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是公司财务与会计领域重要的研究问题 ( Graham 等，2012) 。税是影响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和财务行为的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 Donohoe 和 Knechel, 2014; Graham 2003; Graham等，2012; Bal-akrishnan等，2012; Hanlon 等，2012) 。但是，增值税作为我国税收收入结构中贡献最多的税种，是否及如何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目前缺乏相关研究。

“营改增”将缴纳营业税的应税行为改为缴纳增值税，使企业的增值税抵扣链条得以延伸至现代服务业、建筑业、金融业等原缴纳营业税的行业，为研究增值税的会计信息效应提供了三个方面的契机和条件：第一，双重差分( DID) 模型是实证研究中分析政策改革效果常用的模型，使用这一模型要求政策改革分阶段实施，而“营改增”于2012—2016年在我国不同省市分阶段实施，正好为本书采用DID模型开展研究提供了契机。第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营改增”取消了作为地方税的营业税，地方政府失去了一个可完全征管和支配的税种，取而代之的是作为共享税的增值税。因此，“营改增”为我们从税收征管效率和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角度分析增值税的会计信息效应提供了条件。第三，“营改增”将企业增值税抵扣链条在全行业间打通，利于企业、投资者和税收征管部门比对上下游企业间的收入、成本信息，为我们从产业互联、增值税抵扣链条角度分析增值税的会计信息效应提供了条件。

基于以下考虑，本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重要性。第一，从研究视角看，国内目前关于“营改增”的研究多落脚于公司及行业税负、居民福利等，未涉及“营改增”与会计信息质量这一研究领域。现行财务会计对增值税的会计处理仅仅反映其“价外计税”表象，作为企业缴纳的最主要税种之一，增值税负担在利润表中没有列示 (盖地，2008) 。因此，“营改增”是否及如何影响会计信息质量是值得关注的。而且，“营改增”作为外生冲击事件为我们应对内生性问题提供了识别条件。第二，企业税负水平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 ( Hanlon 和Heitzman, 2010; Scholes 等，1992) 。这意味着，我们探究增值税改革的会计信息效应，其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可能是丰富多维的。第三，需要研究企业采取的应对增值税改革的行为。制度的变化会改变企业既定条件下的成本收益，因此，企业会理性地改变行为以应对制度变迁。据报道，为重构增值税抵扣链条、降低税收负担，仅2012年上半年，作为首个试点地区的上海就有上海电气、上海汽车、上海华谊等25家大型制造业企业集团和部分现代服务业企业集团把分散在企业内部的各项辅业分立成工程公司、信息公司和物流公司 (谭崇钧和杨默如，2013) 。国外相关研究发现，日本在1989年实行增值税制度后，许多大型企业集团“乔装” ( masquer-ade) 成众多小企业，适用较低的增值税税率以达到避税的目的 ( Onji, 2009)。加拿大部分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购置机器设备的支出可以作为进项税额抵扣，企业的机器设备投资在短期内出现显著增加 ( Smart 和 Bird, 2009)。因此，对增值税改革的会计信息效应研究不应忽略企业为降低税负所采取的应对行为。

本书紧扣“营改增”最重要的特征——弥补和打通增值税抵扣链条，对以下两方面的问题展开研究。一是“营改增”会计信息效应的产生机制和影响因素。第一，从税收征管效率和产业互联展开研究。税制是重要的法律外治理机制 ( Desai 等，2007; Dyck 和 Zingales, 2004；郑志刚，2007) 。 “营改增”政策作为分税制改革以来最重要的一次税制改革，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升了税收征管效率：其一，我国增值税的计算实行抵扣制，增值税将抵扣链条上的企业交易紧密相连形成闭环，能有效抑制企业少报收入等隐藏行为。其二，根据国泰安 ( CSMAR) 数据库提供的数据，2018年我国增值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为40. 52%，激励了税收征管部门作为“最大的小股东”对企业发挥监督治理作用 ( Desai 等，2007; Dyck 和 Zingales, 2004；郑志刚，2007) 。其三，随着增值税征管信息化程度的提升，“营改增”后依托大数据实施税收征管的效率将显著提高，进一步促使税收征管发挥法律外治理的作用。第二，从产业互联展开研究。产业互联增强了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收入、成本费用、利润信息的比对效果。从产业互联展开研究有助于丰富和拓展对税制治理作用尤其是增值税治理作用的研究，也从会计行为视角揭示了增值税对微观企业的影响，有助于评估增值税改革的政策效果。

二是企业重构增值税抵扣链条方面的研究。第一，企业是否重构增值税抵扣链条以回应“营改增”改革？“营改增”政策实施后，企业将原来自营的中间投入品分离出去，以从上游关联企业购进的方式获得内部交易的价格优势以及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的减税效应，同时产业分工与协作会带来税收成本的降低。因此，预期企业尤其是中间投入品能获得较高进项税额抵扣的企业，在“营改增”试点后进行分拆重组。企业通过分拆重组形成了更多的关联企业，并且企业与上游缴纳增值税的行业之间的产业互联程度越高，“营改增”的分拆重组效应越强。“营改增”后企业重组增值税抵扣链条能否产生降低税负的效果，也是这一部分的重要研究内容。第二，重构增值税抵扣链条是否调整了“营改增”对会计信息质量的作用？这一部分具体研究：与未进行“营改增”的企业相比，进行了“营改增”的企业在“营改增”后盈余管理程度的变化；增值税抵扣链条重构产生的调节作用。同时，这一部分还分析了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地区税收征管效率、外部审计等治理机制对“营改增”盈余管理效应是否发挥治理作用。

本书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第一，揭示“营改增”的会计信息效应具有多维度的产生机制、效果和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税收征管、产业互联、重构增值税抵扣链条等多个机制，结合地区层面宏观因素、行业层面中观因素、企业层面微观因素，较为完整地展现了“营改增”正面、负面的会计信息效应。第二，从增值税的视角理解间接税税制改革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产生的治理效果。“营改增”实现了增值税的全行业扩围，把增值税抵扣链条从制造业延伸至现代服务业等行业。本书将财政压力、税收征管、产业互联、增值税抵扣链条作为理解增值税改革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作用渠道，为理解作为“价外税”的增值税如何影响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提供解释。第三，从增值税会计信息效应的视角推进有关增值税“税收中性”原则争论的相关研究。在我国，间接税并未完全转嫁，而是由企业和最终消费者承担，其中企业承担多于三分之二的税负 (苏国灿等，2020) 。本书研究发现的增值税会计信息效应为我国增值税偏离税收中性提供了进一步的研究证据。第四，从会计信息效应角度研究增值税改革对企业实体经济行为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丰富和拓展现有为数不多的增值税与企业实体经济行为的研究。现有研究关注了我国增值税转型对企业生产率、投资的影响 (马双等，2019；许伟和陈斌开， 2016；聂辉华等，2009)，增值税转型的经济效应 (申广军等，2016), “营改增”的社会分工和产业升级效应 (李永友和严岑，2018；范子英和彭飞， 2017；陈钊和王旸，2016), “营改增”对税负、企业创新的影响 (倪红福等， 2016；汪昊，2016；李林木和汪冲，2017；乔睿蕾和陈良华，2017)，增值税税率减并的财富效应 (刘行和叶康涛，2018)，增值税税率与资源配置效率(刘柏惠等，2019) 等。

本书研究的应用价值在于：第一，我国近十多年来主要依靠增值税改革刺激经济增长，以增值税为核心的间接税改革勾勒出我国税收政策改革的基本轨迹 (郭庆旺，2019；高培勇，2018) 。在减税降费的背景下，本书的研究为决策层评估增值税政策改革的效果和企业微观层面的经济后果、继续深化增值税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第二，增值税改革的功能定位之一还在于重构和优化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结构 (高培勇，2013) 。 “营改增”这项准自然实验将宏观层面的政府政策与微观层面的企业会计行为联系起来，本书的研究发现为伴随增值税改革重构地方政府税收体系带来启示。第三，增值税改革具有会计信息效应，对投资者和资本市场参与各方理解税制改革的经济后果及企业会计信息具有重要启示，也为会计信息披露的规则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1 资料来源：官方最新解答！征收率3%降至1%，个体户减免社保…… [EB/OL]. (2020-02-27) [2023-07-07]. https: //mp. weixin. qq. com/s/AuYZr2evGhDHNX1-sbul-w.

2 资料来源：王德培．减税猛烈，税收依然高涨！税收增减悖论如何化解 [EB/OL]. (2019-11-06) [2023-07-07]. https: //mp. weixin. qq. com/s/3v3ffNSQRX8IzQNwX5yK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