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结合本书的研究内容，本节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因素、税制改革与企业会计财务行为、税收与会计信息质量、增值税改革四个领域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并做简要评论。

一、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

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文献非常丰富。现主要从制度环境和公司治理机制两个维度做简要归纳分析。

(一) 制度环境

1．会计准则

会计准则致力于监督会计信息生产者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一方面，会计准则的变迁会提升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决策相关性 ( Daske 等，2008)，但是，另一方面，可能由于引入更多的专业判断，会计准则体系中的某些具体规则如债务重组、资产减值等会被会计信息生产者用于盈余操作 (刘启亮等， 2010) 。

2．产权保护

产权保护程度影响投资者甄别和获取企业信息的交易成本。产权保护程度更高的国家和地区，投资者保护程度更高，会计信息披露监管要求更具体、更明确。研究发现，产权保护程度高的国家和地区出台的市场交易监管规定较多，企业的会计信息含量较高 ( Fernandes 和 Ferreira, 2009)。从中国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变迁的角度所做的研究也发现，随着中国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不断建设、要求的不断提高，在提高投资者的保护程度的同时，企业会计信息也包含了更多的异质性信息，降低了股价同步性 (游家兴等，2007) 。

3．法律保护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有助于提升公司治理效果 ( La Porta 等，2002) 。法律保护是监督治理企业会计信息的重要力量。

(二) 公司治理机制

大股东、董事会、独立董事、审计师、机构投资者、分析师、媒体等是受到研究者关注的企业会计信息内外部治理机制。这些机制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发挥监督治理作用的机理在于：第一，所有权对企业股东、董事会成员产生激励作用。集中股权有激励效应，激励控股股东监督管理者 ( La Porta 等， 1998) 。董事会增加会议召开次数，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Anderson 等，2004) 。第二，信息生产、挖掘、收集、处理和传播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产生监督治理作用。例如，机构投资者利用对企业经营的参与和了解，结合所具备的会计财务和税务方面的专业知识，判断和分析企业经营管理行为，可减少企业避税寻租行为对企业盈余管理的负面影响 (陈冬和唐建新， 2012) 。分析师跟踪、生产和传播行业和企业信息 ( Piotroski 和 Roulstone, 2004) 。媒体通过质疑、调查和分析，发挥信息揭示与传递作用 ( Bushee 等， 2010) 。媒体还通过引发社会公众关注，对企业施加舆论压力 ( Dyck 和Zingales, 2004)，甚至使监管部门介入 (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 。第三，声誉机制发挥约束作用。声誉约束审计师对会计信息质量发挥监督治理作用( Toeh 和Wong, 1993) 。声誉机制也是激励独立董事发挥监督治理作用的重要原因 (黄海杰等，2016; Francis 等，2015) 。

二、税制改革与企业会计财务行为研究

企业所得税、股利税、间接税 (增值税) 是文献中受关注较多的税种。

(一) 税制改革与企业投资

1．企业所得税与企业投资

企业所得税与企业投资是文献讨论较多的话题。大量文献研究了企业所得税税负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 Brühne 和 Jacob, 2019; Ljungqvist 和 Smolyansky, 2018; Djankov 等，2010; Cummins 等，1996; Summers等，1981)。企业所得税税负作用于企业投资的机理涉及：其一，企业所得税税负上升，企业利润减少，降低了资本回报，抑制了企业的资本需求。不少研究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发现征收企业所得税降低了资本的边际回报率，减少了储蓄，减少了资本供给，进而抑制了投资与经济增长 (严成樑和龚六堂，2009) 。其二，企业所得税税负下降，降低了资本成本，提升了资本回报，增加了企业的资本供给，促进了投资。例如，Cummins 等 (1996) 使用14个OECD国家3 000家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税负变化会影响资本成本，最终影响企业投资。Cummins和Grace (1994) 对美国企业所得税改革的检验发现减税会不同程度地促进企业投资。万华林等 ( 2012) 研究了2009年的增值税改革和2008年的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投资和企业价值的影响，发现投资效应和补贴效应共同作用于投资，最终影响企业价值。不少研究以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作为外生冲击，研究了企业所得税税负变化对投资的作用，得到实施加速折旧政策能刺激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结论 ( Zwick 和 Mahon, 2017; House 和 Shapiro, 2008;刘行等，2019)。其中，Zwick 和 Mahon ( 2017) 以12万家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实施加速折旧政策能刺激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且小公司的投资增加在这一政策下比大公司多。研发支出的税收优惠政策也是文献关注较多的外生冲击。 Bloom 等 (2002) 对1979—1997年9个OECD国家研发支出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研究，发现研发支出的税收优惠降低了研发成本：研发成本下降10%，短期内会使研发水平提升1%，长期内会使研发水平提升10%。 Rao (2016) 也有类似的研究发现。王亮亮 (2016b) 的实证研究发现，研发支出资本化和费用化会对企业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产生影响。其三，税负下降通过增加内源融资来源支撑企业投资。例如，Djankov 等 ( 2010) 使用2004年85个国家的实际税率数据，分析了实际税率变动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发现实际税率变动对制造业企业的投资、外商直接投资 ( FDI) 和企业活动均有负向影响，而对服务业企业则没有影响。其四，企业税负对企业投资的负向作用直接影响风险承担和企业家精神 ( Mukherjee 等，2017) 。范蕊等 ( 2020) 研究发现，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于2008年1月1日起实施后，税率降低的企业的发明专利数量显著增加，表明降低企业税负能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税率下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在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强的企业和信贷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更显著。

2．股利税与企业投资

股利税作用于企业投资的机理在于：其一，股利税提高了企业资本成本( Yagan, 2015; Poterba 和 Summers, 1984)，在企业外部融资与内部融资 (留存收益) 之间产生挤出效应，最终作用于企业投资 ( Becker 等，2013) 。其二，股利税改变外部权益融资和内部融资的资本成本，更依赖外部融资的企业更多受到股利税影响，具有更高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 ( Becker 等，2013) 。当企业投资的资本来源于留存收益而非新的权益资本时，股利税下降引发的投资增加在缺乏现金流的企业中更显著 ( Chetty 和 Saez, 2010) 。 Alstadsæter 等(2015) 以2006年瑞典股利税下降为外生事件，使用三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降低股利税不影响企业总投资，但影响企业投资配置，相较于现金流约束弱的企业，现金流约束强的企业会进行更多投资。

3．增值税与企业投资

虽然在OECD国家，消费税贡献的税收收入占比超过三分之一 ( Jacob等， 2019)，在中国，“营改增”后，增值税占税收收入的近四成，但是增值税税负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还相对缺乏。关于消费税影响企业投资的文献不多，仅限于结论性的文章，或是使用宏观数据进行研究 ( Jacob 等，2019; Ar-nold等，2011; Djankov等，2010) 。尽管如此，为数不多的研究已经发现，增值税作用于企业投资的机制和传导渠道相对丰富，意味着在增值税与企业投资的研究领域还需要更多维度的细致研究。其一，需求弹性大影响税负转嫁，税负上升降低总需求，最终引发增值税税负上升，抑制企业投资。 Jacob 等(2019) 以荷兰2012年部分行业增值税上升作为外生事件，使用DID模型研究发现受增值税上升影响的企业投资水平明显下降，在无法转移税基的地区企业投资水平下降得更明显。其二，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建立和完整化会降低税负，刺激企业投资。在增值税改革后，购置机器设备的支出可以作为进项税额抵扣，加拿大增值税改革地区的企业在短期内显著增加了机器设备投资(Smart 和Bird, 2009) 。国内有数篇研究以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型作为增值税抵扣链条完整化的外生冲击，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后购置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产生了投资促进效应 (许伟和陈斌开，2016) 。增值税转型的投资促进作用来自固定资产投资，而非技术创新 (聂辉华等，2009) 。增值税转型也提升了企业生产率 (马双等，2019) 。

此外，学者们还关注了增值税税率简并的财富效应 (列如刘行和叶康涛， 2018) 、增值税税率与资源配置效率 (刘柏惠等，2019)。也有研究涉及增值税改革与企业绩效，例如，Kosonen (2015) 以芬兰2007年理发业增值税税率由22%下降到8%作为外生事件，使用DID模型研究发现增值税税率下降后理发业利润、营业收入显著上升，业绩上升的原因是理发行业税负需求弹性小，理发店可以通过定价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这一现象在大型理发店中更显著。

(二) 税制改革与企业融资

1．企业所得税改革与资本结构

税制改革与企业债务融资的研究以资本结构权衡理论为基础，研究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数量众多的文献发现，税率高的国家企业债务融资水平也更高 ( Heider 和Ljungqvist, 2015; Binsbergen 等，2010; Maydew, 1997; Rajan 和Zingales, 1995)。 Booth 等 (2001) 以17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发现各国适用的税率与各国平均负债水平正相关。税率上升，企业负债水平相应上升 (例如Binsbergen等，2010; Givoly等，1992) 。此后更深入的研究考虑了不同情境下税率与负债水平的关系。例如，Faccio 和 Xu (2018) 研究了29个OECD国家的税率变化与负债水平的关系，发现只有在避税程度低的国家，负债才对税率变化有反应。这些研究均没有关注负债的税收敏感性的非对称性变动。以动态权衡理论为基础，Heider 和 Ljungqvist ( 2015) 使用DID模型研究了美国1989—2011年121项企业所得税变化对企业负债水平的影响，发现随着美国渐进式的税率上升，企业负债水平显著上升，税率每上升1%，负债率上升40个基点，而且税率与负债之间的变动关系是非对称的，税率下降时，负债水平并不会下降。原因在于当企业维持一定的负债率时，股东已经把风险内部化，当股东可以承担债务融资的财务困境风险时，随着税率的下降，降低负债率反而会降低企业价值。这一研究发现支持资本结构动态权衡理论( Heider 和 Ljungqvist, 2015) 。在中国，2002年取消企业所得税“先征后返” 、2008年中国企业所得税改革是研究企业所得税改革与企业债务融资被使用得较多的外生事件。吴联生和李辰 ( 2007) 、王跃堂等 ( 2010) 分别以2002年取消“先征后返” 、 2008年中国企业所得税改革作为事件背景，研究发现事件中税负上升企业的负债融资显著多于税负下降的企业，为资本结构权衡理论提供了支持证据。而且，研发支出的非债务税盾效应替代了债务税盾效应 (王亮亮和王跃堂，2015) 。

2．个人所得税改革与资本结构

这方面的研究多数关注股利税。降低股利税可减少权益资本成本 (例如Schepens, 2016; Green 和 Hollifield, 2003)，因此股利税下降的同时企业债务融资水平会降低。 2003年，美国针对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使企业负债水平下降了5个百分点 ( Lin 和 Flannery, 2013) 。

3．增值税改革与企业融资约束

国内关于“营改增”的研究发现，购入固定资产以及外购原材料的进项税额抵扣在降低税负的同时，会增加企业现金持有量，降低现金的现金流敏感度 (乔睿蕾和陈良华，2017)。岳树民和肖春明 (2017) 发现，“营改增”带来的进项税额抵扣机制有效促进了上市公司的商业信用融资，且对其获得上游企业商业信用规模的影响程度要高于其下游企业。

对税制改革与企业实体经济行为的研究大多关注企业所得税改革。 2018年，我国增值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为40. 52%。相当一部分的OECD国家消费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较高 ( Brühne 和 Jacob, 2019) 。因此，研究增值税改革对企业实体经济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指导作用。

增值税改革对企业实体经济行为的影响机制目前也以讨论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影响为主。增值税税率简并、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的改革通过价格渠道和抵扣渠道直接减少企业增值税税负，需求弹性、产业互联等都能够影响增值税改革对企业实体经济行为的作用。

现有研究尚未分析企业如何应对增值税改革，从而改变增值税改革对实体经济行为的影响。作为理性决策的主体，企业会采取一系列应对增值税改革的行为。日本于1989年实行的增值税制度规定小规模企业适用较低的增值税税率，Onji (2009) 使用非参数估计的研究方法发现，在该增值税政策颁布的窗口期内，日本新增了数量众多的小规模企业。 Harju 等 ( 2019) 、 Asatryan 和Peichl (2016) 分别对芬兰、英国、亚美尼亚的研究也发现存在类似的增值税门槛效应。因此，增值税改革与企业实体经济行为研究不能忽略企业为迎合增值税改革所采取的趋利行为。

(三) 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

对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研究税制结构是否刺激或扭曲经济增长 ( Arnold 等，2011; Angelopoulos 等，2007; Kneller等，1999; Mendoza 等，1997; Stokey 和 Rebelo, 1995; Barro, 1990; King 和Rebelo, 1990; Lucas, 1990) 。提升资本所得税税率会降低资本的税后收益率，抑制资本积累和投资，使经济增长率下降；提升劳动所得税税率会降低工资的税后回报率，从而抑制劳动投入，使经济增长率下降 (严成樑和胡志国， 2013；严成樑和龚六堂，2009)。 Arnold 等 (2011) 用企业所得税、消费税的相对比重衡量税制结构，根据21个OECD国家34年的数据研究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企业所得税会抑制经济增长。 Mendoza 等 ( 1997) 对18个OECD国家1966—1990年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劳动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税上升会降低经济增长率。 Kneller等 (1999) 根据22个OECD国家1970—1995年的数据进行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刘溶沧和马拴友 ( 2002) 研究发现我国消费税可微弱地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所得税会抑制经济增长，原因在于税收中性的消费税没有扭曲资本的收益率。

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是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研究话题，但是，现有文献讨论税制结构与效率、居民福利较多 ( Arnold 等，2011；严成樑和胡志国， 2013) 。目前研究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文献也多是涉及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纳税的。增值税是税制结构中的重要部分，尤其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增值税贡献的税收收入占比超过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但是，目前还鲜有文献研究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可能的原因是消费税 (包括增值税) 被认为具有税收中性特征，理论研究文献认为增值税能在增加税收收入 ( Keen 和 Lockwoo, 2010) 的同时，不损害居民福利，不扭曲资本收益 (刘怡和聂海峰，2009) 。需要持续关注以所得税为基础的税制结构和以消费税为基础的税制结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 Kneller 等，1999) 。

我国以增值税为核心的税制改革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和企业健康发展，其微观传导需要深入的研究。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维度是增值税改革对企业会计信息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三、税收与会计信息质量研究

税是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 Donohoe和Knechel, 2014;Graham等，2012; Balakrishnan 等，2012; Hanlon 等，2012)。现有研究关注的基本上是企业所得税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一) 企业所得税与会计信息质量

所得税会计是会计研究中较为复杂的领域，近年来，财务会计和企业所得税研究者越来越多地致力于所得税会计研究。 Graham等 ( 2012) 回顾了会计研究领域三大顶级国际期刊 ( The Accounting Review、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上的所得税研究文献，发现该类研究文献中的所得税会计研究文献数量呈上升趋势。

企业所得税与会计信息质量文献的已有研究结论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企业所得税与盈余管理；第二，会计利润、应税利润之间的差异与盈余质量；第三，企业所得税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经济后果。第四，企业避税与会计信息质量。

1．企业所得税与盈余管理

20世纪90年代后，学术界和实务界发现企业会计利润与应税利润之间的差距 ( tax-book difference) 越来越大，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企业可以通过会计准则与税规间的差异，在进行盈余管理的同时，并不影响其应交所得税，即会计盈余与避税间不一定有相关关系。

但是，更多的研究发现企业税收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即企业盈余管理影响企业税收。 Dhaliwal等 (2004) 提出企业通过所得税费用进行了盈余管理。 Frank等 (2009) 发现企业避税程度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Hanlon (2005) 发现，企业会计利润与应税利润差距越大，盈余持续性越差，但未给出原因。 Guenther ( 1994) 以美国1986年税制改革为背景 (税制改革使最高税率由46%降至34%)，研究税率变化是否对盈余管理产生影响。如果企业通过税收最小化使企业价值最大化，则税制改革应使企业应计发生变化。虽然税率降低可能使企业进行盈余管理，但由此产生的成本可能也会使企业放弃通过递延收益获得的税收上的好处。该研究发现，大公司在税率降低前一年有显著少的应计，这种应计与负债水平正相关 (即负债能抑制应计管理)。税率降低使企业有动机将当年利润递延至以后各期，从而达到少交税的目的。面对可能的税率下降，管理层可以在当年增加费用支出，或是将利润递延至以后各期。 Scholes等 (1992) 、 Boynton等 (1992) 对美国1986年税制改革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企业会增加研发支出做大费用，或递延销售来递延收益，受到税制改革影响的企业会把1987年的盈余转至1986年进行反映。Badertscher等 (2009) 辨析了企业使用影响税的盈余管理手段的情况，发现企业更多使用了不遵守税规的盈余管理手段，但是当企业净经营损失大、聘请高质量外部审计时，企业多使用遵守税规的盈余管理手段。企业通过调整负债水平来达到税务方面的目的，通过对应计进行盈余管理来达到财务报告方面的目的。 Beatty等 (1995) 提出，企业通过系统性的盈余管理来实现资本、税收和盈余方面的目标，而不是只改变其中一个。与企业所得税相关的应计项目有助于企业实施盈余管理 ( Hanlon等，2012) 。而且，应计项目的估计需要管理层进行主观判断，增加了盈余管理的可操控性。因此，企业所得税相关项目会产生财务报告风险 ( Graham等，2012) 。

2．会计利润、应税利润之间的差异与盈余质量

虽然学者们基本一致认为会计利润、应税利润之间的差异会影响盈余质量(如盈余增长性和盈余持续性)，但对产生相关性的内在机理和原因的分析并未达成一致。一方面，Lev和Nissim (2004) 提出会计利润与应税利润差异假说，认为会计利润与应税利润差异大表明未来会计利润高。他们对会计利润、应税利润的差异与盈余增长性进行了回归，二者的正相关关系支持该差异假说。另一方面，Hanlon (2005) 则提出相对立的观点，她研究了会计利润、应税利润的差异与盈余持续性的关系，发现会计利润、应税利润的差异越大，会计盈余、会计应计和现金流的持续性均越差，意味着会计利润与应税利润之间的差异较大表征较低的盈余质量。 Schmidt ( 2006) 也发现了企业所得税与会计信息质量的持续性的类似关系，但他认为企业所得税与会计信息质量的持续性之间的关系源于管理层使用所得税进行盈余管理，目的在于迎合分析师的预测。这一研究发现与Dhaliwal等 (2004) 的研究一致，均未发现税与会计信息质量间的关系反映管理层的其他自利动机。

企业所得税支出具有会计信息含量。 Ohlson和Penman (1992) 以及Lev和Thiagarajan (1993) 较早提出了税收支出与公司价值呈正相关关系的观点。Hanlon (2005) 发现应纳税所得额具有增量信息含量。 Thomas和Zhang (2011)随后研究发现税收支出包含有关核心获利能力的信息，该信息相对于报告的收入而言是递增的，且信息在股票价格中有所反映，季节性差异的季度税收支出与未来收益正相关。 Kerr (2019) 研究发现征管力度的加强能使税务信息更真实地反映在公司数据中。

虽然会计利润、应税利润之间的差异会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但是否需要提高会计利润与应税利润的相符度，研究者们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一方面，会计应计可被管理层用于向外部传递私人信息，减少现金流包含的噪音；另一方面，会计应计也为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所利用，产生噪音 ( Dechow, 1994;Dechow 和 Dichev, 2002) 。

所以，就是否应通过监督手段提高会计利润与应税利润的相符度，研究文献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其中一方主张，提高会计利润与应税利润的相符度可提高盈余质量。会计利润与应税利润的差异越大，盈余质量越差，因为管理层一方面通过做低应税利润来实施避税，另一方面通过做高会计利润报告给股东，实现机会主义行为。所以，提高会计利润与应税利润的相符度可以对管理层形成一种约束，抑制盈余管理 ( Desai, 2005) 。这一观点得到政策制定者的支持，他们认为提高会计利润与应税利润的相符度可以抑制逃税。会计利润与应税利润的相符度提高可以降低避税程度，从而提高盈余质量和纳税遵从程度( Desai, 2005; Whitaker, 2005; Hanlon 等，2005; Hanlon 等，2008) 。

另一方主张，提高会计利润与应税利润的相符度会降低会计信息含量。Ali 和 Hwang (2000) 提出，税规的制定更多受政治、社会和经济目标的影响，而会计准则的制定更多受投资者信息需求的影响。财务报告信息与税务当局主导的税务信息不同，如果过于强调会计利润与应税利润的相符度，则可能导致会计信息含量下降。 Hanlon等 ( 2005) 发现会计利润比应税利润的信息含量高，如果改变会计利润的核算方法，提高二者的相符度，反而会降低盈余的信息含量。 Hanlon等 (2008) 对匹配样本使用DID模型，用盈余反应系数衡量信息含量，比较研究样本组与控制样本组，发现虽然研究样本组提高了会计利润与应税利润的相符度，但其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下降，表明提高会计利润与应税利润的相符度会导致噪音产生，掩盖盈余包含的私人信息，而管理层需要依赖盈余向外部投资者传递信息，相符度的提高使盈余反应系数变小。 Atwood等 (2010) 构造了一个衡量相符度的指标，发现相符度越高，盈余持续性越低，盈余与未来现金流的相关性越低。 Guenther等 (1997) 的研究认为提高会计利润与应税利润的相符度会导致企业改变其财务报告。这些研究表明，会计利润与应税利润不相符为管理层通过会计利润向外部投资者传递信息提供了灵活性，虽然这会使股东承担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后果，但这种灵活性带来的收益仍大于由此产生的机会主义成本。

3．企业所得税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经济后果

递延税款、会计利润与应税利润的差异是企业所得税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经济后果研究领域关注较多的具体切入点。 Amir和Sougiannis (1999) 对分析师预测进行分析发现，分析师认为递延税款代表未来盈余的持续性较差，未来损失的可能性较大，递延税款对预期盈余和股票价格会产生负面影响。 Mills和Sansing (2000) 构造的理论模型表明，会计利润与应税利润差异越大的企业，越易受到国内税收署的审计。由于企业多依赖贷款融资，Ayers等 (2010)研究发现贷款分析师会将会计利润与应税利润差异提供的会计信息纳入贷款评级分析中。

4．企业避税与会计信息质量

会计学、财务学对企业避税的详细综述请参见 Shackelford 和 Shevlin (2001) 、 Hanlon和Heiztman (2010)、 Graham等 ( 2012)。这里我们仅综述与本书研究相关的企业避税和避税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文献。

(1) 企业避税研究的理论基础

避税的企业价值观、避税的权衡观和避税的代理观是会计学、财务学领域企业避税研究文献的重要理论基础。

避税的企业价值观 ( firm value view of tax avoidance) 认为，避税减少了企业现金流出，使财富由国家转回股东手中，提升了企业价值。支持证据方面，税盾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税率上升给企业价值带来的负面影响 ( Doidge 和Dyck, 2015)。企业通过避税增加现金来源，防御经营环境变化 (Katz和Owen, 2013) 。国内学者用避税的企业价值观从产权性质角度分析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避税程度的差异。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旨在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民营企业股东与政府之间在税收上存在利益分配的冲突，因此其避税的可能性要大于国有企业 (王跃堂等，2010、 2012)。企业避税增加内源融资缓解融资约束的研究文献也为避税的企业价值观提供了支持证据 ( Beck 等， 2014; Cai 和 Liu, 2009；刘行和叶康涛，2014；王亮亮，2016a) 。

避税的权衡观 ( trade-off view of tax avoidance) 认为避税是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之间的权衡。避税的权衡观最为关注的避税成本是避税行为被发现后受处罚的成本，这取决于税务征管机构执行税法的力度。支持证据方面，Desai等 (2007) 利用普京当选总统事件来度量俄罗斯的税收执法力度，发现普京当选总统后俄罗斯石油企业的避税程度下降。范子英和田彬彬 (2013) 利用中国2002年所得税分享改革的自然实验度量了税收执法力度，证实地方税务局对企业所得税的执法不力导致了大范围的企业避税。

避税的代理观 ( agency view of tax avoidance) 认为，复杂隐蔽的避税活动会扭曲对管理层的激励 ( Chen 和 Chu, 2005)，降低企业透明度，加大企业与外部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易伴生管理层寻租行为 ( Desai 和 Dharmapala, 2006、 2009; Desai 等，2007; Slemrod, 2004)。因此，避税的代理观认为企业避税可能产生效率损失。在支持证据方面，研究文献从不同角度对避税代理成本提供了证据。 Desai和Hines (2002) 发现当美国公司宣布离岸公司为母公司时，市场给予了负面的反应。 Hanlon和Slemrod ( 2009) 研究了公司避税消息的市场反应，发现平均股价会下降1. 04%，这一效应在消费者主导的零售业等行业中更显著，因为在这些行业中，消费者承担了大部分的税负。 Frischmann等(2008) 研究了FIN48条款 (美国《所得税不确定性的会计处理方法》) 的市场反应，发现市场对增加税收方面的信息披露给予了正面反应。 Kim 等(2011) 使用1995—2008年美国公司数据，发现避税与公司股价崩盘存在相关关系，内在机理是避税掩盖了管理层寻租，也掩盖了由此产生的坏消息，坏消息积累到一定程度集中爆发，导致股价崩盘。 Hanlon 等 ( 2015) 发现节税现金流可被用于无效投资。企业避税可因代理问题导致企业业绩下降 ( Mironov, 2013) 。避税代理成本研究得出了比较一致的结论。

(2) 避税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文献

以避税的权衡观为理论基础，研究文献扩大了避税成本讨论对象的范围。避税的财务报告成本、声誉损失是会计学文献中讨论较多的避税成本。避税的财务报告成本研究认为，企业避税会降低会计信息质量。第一，避税导致会计信息透明度和企业透明度下降 ( Hope 等，2013; Balakrishnan 等，2012)。信息不对称会产生企业不能正确定价的隐性成本 ( Balafoutas 等，2015) 。第二，与税收有关的应计项目成为盈余管理的手段 ( Graham 等，2012; Hanlon 等， 2012; Skinner, 2008) 。第三，企业避税会提高未来盈余的不确定性，降低盈余持续性 (Weber, 2009; Hanlon, 2005; Lev 和 Nissim, 2004)，甚至可能引发财务重述 ( Badertscher 等，2009; Graham 等，2012) 。第四，避税会弱化会计信息质量导致审计成本上升。 Hanlon 等 (2012)、 Donohoe和Knechel (2014)发现审计师会提高审计收费以匹配审计的努力程度和弥补审计风险。 Zang等(2013) 发现如果审计师无法通过付出更多审计努力和提高审计收费来控制客户企业避税导致的审计风险，他将会辞职。

避税的声誉损失研究文献认为，避税传递了关于企业形象的负面信息，会损害企业声誉。 Graham等 (2014) 的调查研究、 Gallemore等 (2014) 的市场反应研究、 Chen等 (2010) 对家族企业的研究为避税的声誉损失提供了证据。

(3) 企业避税的微观层面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企业避税的微观层面的影响因素主要涉及企业经营和财务特征 ( Klassen和Laplante, 2012; Martini等，2012)，高管薪酬，高管政治背景 ( Armstrong等，2012; Dyreng等，2010; Desai 和 Dharmapala, 2006；吴文锋等，2009),高管个人避税偏好 (Chyz等，2013; Dyreng等，2010)，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企业社会责任 (Armstrong等，2015; Gallemore和Labro, 2015; Brown和Drake, 2014; De Simone等，2015; Hoi等，2013; McGuire等，2014; Badertscher等， 2013; Chen等，2010; Desai等，2007)，所有权 ( McGuire等，2014)，股权性质 (王跃堂等，2010、 2012；吴联生，2009) 等。

第一，企业经营和财务特征。在企业规模方面，一方面，大企业受到公众更广泛的关注，“政治成本”将导致其实际税率较高 ( Zimmerman, 1983)；另一方面，大企业可以运用更多的资源进行税收筹划与政治游说，使实际税率较低。 Rego (2003) 发现海外经营程度更高、子公司位于避税天堂的企业所得税规避程度更高。在资产特性方面，Derashid和Zhang (2003) 发现由于长期资产的加速折旧可以降低税负，因此，资本密集度与实际税率负相关；而资本密集度高往往意味着存货密集度低，因此，存货密集度与企业实际税率正相关。在杠杆水平方面，由于利息具有抵税功能，因此财务杠杆高的企业实际税率相对要低；相反，由于债务的利息具有抵税功能，因此实际税率较高的企业倾向于举债，实际税率与财务杠杆之间也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Graham和Tucker (2005) 对因避税而被起诉的企业进行研究，发现这些企业的杠杆水平并不高，认为企业可进行多种避税交易，所以并不倚重负债的税盾作用。在企业盈利和亏损方面，Dyreng和Lindsey (2009) 认为企业投资机会和获利能力会影响企业税负程度。

第二，高管薪酬。高管视角的研究较一致地认为高管在企业避税中扮演重要角色。在高管薪酬与避税研究方面，Crocker和Slemrod (2004) 以股东与企业税务经理之间的薪酬契约关系为分析对象，发现企业税务经理薪酬契约与企业实际税率明确挂钩。 Armstrong等 ( 2012) 发现企业负责税务的高管的薪酬越高，企业税收支出越少。 Desai和Dharmapala ( 2006) 发现，提高高管薪酬可以降低企业避税程度，这一效应在治理差的企业中会更明显。

第三，高管政治背景。企业实际控制人、高管的政治身份和政治联系能够为企业获取更多税收优惠，降低税收负担 ( Kim和Zhang, 2016；李维安和徐业坤，2013；吴文锋等，2009) 。

第四，高管个人避税偏好。 Dyreng等 ( 2010) 通过捕捉高管的任职经历，对比分析高管被聘用前后企业避税的变化，以及高管离职前后企业避税的变化，发现企业高管个人会对避税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Chyz等 ( 2013) 也有类似的发现，即偏好避税的高管所在企业避税的程度会更高。

第五，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文献较为一致地认为，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和企业社会责任对避税代理问题有抑制作用。在公司治理方面，Chen等 (2010)、 Desai和Dharmapala ( 2009) 发现机构投资者的信息挖掘和分析产生的治理效应可以抑制复杂避税行为伴生的寻租行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的企业，通过避税减少税收支出可以提升企业价值。陈冬和唐建新 (2013) 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也发现在公司治理好的企业，通过避税减少税收支出可以提升企业价值。 Armstrong等 (2015) 运用分位数回归 (quantile regression) 识别出提升企业价值的避税程度和降低企业价值的避税程度，他们发现在避税程度低的第1—3分位数，公司治理推动企业避税程度上升，此时，企业避税会提升企业价值，而在避税程度高的第7—9分位数，公司治理会抑制企业避税程度的上升，此时，企业避税会降低企业价值。 Brown 和 Drake (2014) 发现与低税率企业的关系联结会降低实际税率。企业内部信息环境方面的研究发现，好的内部信息环境能减少避税代理成本，所以内部信息环境好的企业避税程度更高 ( Gallemore 和Labro, 2015)。在外部审计的研究领域，De Simone等 (2015) 发现，审计师提供的税收服务有助于审计师深入识别对财务报告产生重要影响的交易和事项。 Beck和Lisowsky ( 2014) 发现，税收审计影响企业税收不确定性信息的披露。 Christensen等 (2015) 发现，审计师的专业能力和知识溢出能缓解或消除通过税收项目实施的盈余管理。关于社会责任的研究中，Hoi等 (2013) 发现，由于企业社会责任反映企业诚信，具有声誉约束功能，因此承担社会责任越少的企业越可能更大程度地减少所得税支出。在内部控制方面，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高程度的避税有监督和抑制作用(李万福和陈晖丽，2012)。在其他治理机制方面，Chyz等 ( 2013) 发现，工会的监督作用能降低企业避税的程度。

第六，所有权。在所有权结构方面，投票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尚未取得一致结论。一种观点认为，投票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体现代理问题，所以投票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高，企业避税越少 ( McGuire等， 2014) 。另一种观点认为，在投票权和现金流权集中的企业中，管理层的风险厌恶程度较高，企业避税较少 ( Badertscher等，2013) 。

第七，股权性质。对于国有股权与企业避税的关系的研究也尚未取得一致结论。一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肩负多缴税的社会责任，而且政府与国有企业股东之间不存在利益分配冲突，因此，国有企业较少避税 (陈冬等，2016;Chan等，2013；曹书军等，2009；吴联生，2009；郑红霞和韩梅芳，2008),并且更少利用债务税盾和工资税盾避税 (王跃堂等，2010、 2012)。国有企业高管面临着持续的政治晋升评估，政治晋升是对国有企业高管的有效激励 ( Li和Zhou, 2005; Cao 等，2018)。国有企业多缴税有利于其高管的职业晋升(Bradshaw等，2019)。另一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天然政治联系更易带来税收优惠和宽松的税收征管，因此税收负担较轻 (刘骏和刘峰，2014;Adhikari等，2006；陈晓和李静，2001) 。

(4) 企业避税的宏观层面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现有从宏面层面对企业避税影响因素进行的研究主要涉及税制、会计准则、金融发展等。

税制层面的研究视角较多，主要的研究发现有：其一，税收征管效率具有治理功能 ( Desai等，2007；曾亚敏和张俊生，2009)，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可以抑制企业避税 (范子英和田彬彬，2013) 。其二，国家和地区间税法差异引致跨国公司转移收入、费用和利润 ( Johannesen, 2014; Klassen 和 Laplante, 2012; Martini等，2012) 。其三，跨国公司的国外子公司偏好分布于股利税征收力度较轻的国家和地区 ( Dyreng等，2015) 。其四，税制改革通过降低企业税负和提高流动性来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和企业价值 (万华林等，2012；聂辉华等，2009; Smart和Bird, 2009) 。其五，国际税收征管实施属地征税原则后，企业更少避税，现金积累更少，股利支付和回购更多 ( Arena和Kutner, 2015;Atwood等，2012) 。

会计准则方面，税法偏离会计准则的程度越高，企业避税的程度越高( Chan等，2010) 。企业所得税会计使用应计制的原因在于，应计制能缓解现金流的时限和匹配问题，更能揭示企业业绩 ( Goncharov和Jacob, 2014) 。

金融发展程度方面，发达的信用信息分享系统与高度的金融机构渗透程度降低了企业避税的程度 ( Beck等，2014)，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的所得税支付水平 (刘行和叶康涛，2014) 。

(二) 税制改革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企业所得税改革是国内外文献关注较多的税制改革事件，衍生出大量有关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文献。诸多国外文献关注了美国1986年税制改革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基本上一致发现，税制改革导致企业所得税税率下降，企业跨期转移利润进行盈余管理可以降低税收成本，提升企业价值 ( Graham等，2012;Shackelford和Shevlin, 2001) 。具体的研究发现包括：企业将利润递延到税率下降的税制改革后年度，税制改革前一年企业收入下降，而且经营性应计显著为负 ( Guenther, 1994)。而Lopez等 ( 1998) 则发现避税动机强的企业更愿意把非操控性经营应计递延到税制改革后年度。 Maydew ( 1997) 发现企业把净经营亏损在税制改革前一年的第四季度与税制改革后一年的第一季度之间进行了转移。

我国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也为研究税制改革与企业会计、财务行为提供了契机。虽然这一次所得税改革使部分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上升，部分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下降，但是，不少研究同样关注了企业是否利用税制改革引致的税率变化进行盈余管理。例如，王跃堂等 ( 2009) 发现税率下降的企业通过盈余管理把利润递延到税率下降的税制改革后年度，而且市场认可利润的跨期转移。李增福等 (2011a) 提出，股东监督管理层的动机和力度随税率变化而变化，在税率上升时，管理层受股东监督的力度减小，相反，在税率下降时，管理层受股东监督的力度加大，因此，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中税率上升的企业更多采用真实盈余管理，税率下降的企业更多采用应计盈余管理。赵景文和许育瑜 ( 2012) 也分析了税率与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发现税率下降的企业进行向下的应计盈余管理可以获得较大的避税边际收益，税率上升的企业没有实施明显的盈余管理行为。盖地和胡国强 ( 2012) 进一步发现，企业在决定是否针对税率下降递延确认收入和利润时，权衡了由此产生的财务报告成本。而且，2008年的所得税改革可以在不引起会计利润变化的同时，实现应税利润的转移 (王亮亮，2014) 。此外，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把工资薪酬的限额扣除修改为全额扣除，扩大了工资税盾效应，企业把工资递延到改革第一年的第一季度发放以获得更大的税盾价值。王亮亮和王娜 ( 2015) 的研究为工资的跨期转移行为提供了支持证据。

四、增值税改革研究

增值税转型改革、 “营改增”、后“营改增”时代增值税税率简并及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是我国增值税改革的重要阶段，勾勒出到目前为止我国增值税改革的轨迹。目前，国内增值税改革的政策效果研究主要集中在增值税转型改革和“营改增”上。因此，本部分将梳理增值税转型改革、 “营改增”的政策效果研究，简要分析增值税税率简并、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的相关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简要述评。

(一) 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政策效果研究

1．固定资产投资促进效应

2004—2009年，我国陆续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四川、其余省市逐步推进生产型增值税转向消费型增值税 (许伟和陈斌开，2016；高培勇， 2008) 。企业购入固定资产支付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可以用于抵扣企业的增值税销项税额，从而减少企业增值税税负，因此能够刺激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政策效果研究也主要关注增值税转型改革是否促进了企业投资。聂辉华等(2009)、聂海峰和刘怡 ( 2009)、 Cai 和Harrison ( 2011)、万华林等 ( 2012) 、Liu和Lu ( 2015) 、申广军等 ( 2016) 、 Liu 和 Mao ( 2019) 分别使用东北地区、中部六省、四川、全国范围逐步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事件进行DID设计，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可刺激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表现出明显的投资促进效应。 Zhang等 (2018) 、许伟和陈斌开 (2016) 进一步测算和检验了固定资产投资对税负的弹性，分别发现投资对增值税税负的弹性为0. 28、 0. 16，平均而言，增值税税负每下降一个百分点，投资增加28%、 16%，投资的税负弹性在行业中存在差异。增值税转型中附属于企业集团的上市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显著大于独立上市公司 (倪婷婷和王跃堂，2016) 。

2．资本与劳动力的替代或互补效应

增值税转型在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时，可能对劳动力需求产生替代效应，也可能由于固定资产投资扩大了生产规模，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 (陈烨等，2010)。聂辉华等 (2009) 发现增值税转型改革在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时会减少劳动力需求，支持替代效应。王跃堂和倪婷婷 ( 2015) 进一步发现增值税转型后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受产权性质的影响，民营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得更明显。申广军等 (2016) 发现增值税转型对大幅度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的民营企业、中西部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劳动力需求产生微弱的替代效应。聂海峰和刘怡 ( 2009) 则发现增值税转型改革在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时会增加劳动力需求，支持互补效应。刘璟和袁诚(2012) 的研究也支持增值税转型对劳动力需求的互补效应。

(二)“营改增”的政策效果研究

学者们已从多个维度研究了“营改增”的政策效果，主要涉及行业税负(杨斌等，2015；王玉兰和李雅坤，2014；杨默如，2010)、社会分工 (范子英和彭飞，2017；陈钊和王旸，2016)、企业税负 (曹越和李晶，2016) 、财政收入 (田志伟和胡怡建，2014；高培勇，2013) 、居民福利 (倪红福等， 2016；汪昊，2016) 、企业融资和研发 (李林木和汪冲，2017；乔睿蕾和陈良华，2017；李成和张玉霞，2015) 等。

“营改增”前后的税负变化是“营改增”的政策效果研究首先关注的问题，“营改增”后不同行业企业的税负有的上升有的下降。行业税负研究分别关注了“营改增”涉及的服务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等 (郭均英和刘慕岚， 2015；田志伟和胡怡建，2014；王玉兰和李雅坤，2014；李梦娟，2013；姜明耀，2011)。郭均英和刘慕岚 (2015) 以2012年1月首批在上海试点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这些企业的税负在“营改增”后出现了显著降低。刘代民和张碧琼 (2015) 测算了商业银行税负，认为“营改增”能显著降低商业银行业的整体税负，但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税负降低程度可能不同。与此同时，有不少学者发现部分行业税负存在不降反升的现象。王玉兰和李雅坤 ( 2014)测算了在上海上市的交通运输企业2011年公开披露的财务报表数据，通过对流转税、企业所得税和综合税负的衡量，发现“营改增”后交通运输业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税负水平上升、盈利水平下降。潘文轩 ( 2012) 利用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增值税扩围改革对各服务业企业税负的影响，发现服务业等大多数行业的企业税负将减轻，但租赁业等部分行业的企业税负可能会加重。从减税效应上看，金融业在刚进行改革时，“营改增”对不同行业和企业的影响存在差异，比如保险业的实际税负明显低于其他金融行业 (尹音频等， 2017)，并且整个行业出现暂时性税负上升的局面，但长期来看，改革有助于降低行业的整体税负 (杜莉等，2019) 。 “营改增”后金融业的收入和成本由于价税分离而同时减少，营业税金及附加减少 (袁业虎和耿海利，2017) 。肖皓等 (2014) 使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 (CGE) 模型模拟分析，发现“营改增”降低了金融业税负。在企业税负层面，曹越和李晶 ( 2016) 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 PSM) 和DID模型研究发现，“营改增”试点地区企业的流转税税负长期略有下降。范子英和彭飞 ( 2017) 则发现“营改增”的减税效应仅明显存在于具备产业互联的企业中。

在“营改增”与社会分工研究方面，社会分工被视为联结“营改增”与税负变化的重要中间机制 (陈钊和王旸，2016) 。陈钊和王旸 ( 2016) 发现，“营改增”后，部分制造业企业由原来自给自足提供生产性服务变为对外经营该业务，企业经营范围扩大到“营改增”涉及的行业，为“营改增”促进专业化分工提供了证据。范子英和彭飞 (2017) 进一步认为，“营改增”能否深化专业化分工取决于上下游企业间是否具有足够强的产业互联，而且深化的条件是上游企业必须是增值税纳税企业，因此，专业化分工的促进效应仅存在于产业互联程度高的企业中。梁若冰和叶一帆 (2016) 发现，“营改增”试点地区的企业与上下游企业的贸易额增长在“营改增”之后均显著高于非试点地区企业的贸易额增长，也验证了“营改增”促进专业化分工的观点。

“营改增”是否增加财政收入，研究尚未达成一致结论。一方面，基于已有的增值税研究文献，增值税具有累退性，在发展中国家可能最终导致整体税负增加 ( Emran 和 Stiglitz, 2005 )，财政收入显著增加 ( Keen 和 Lockwoo, 2010) 。虽然我国“营改增”的改革目标是降低企业税负，但是，“营改增”对财政收入的影响程度主要取决于营业税和增值税税率、服务业增值率、产品和服务的中间投入结构 (胡怡建和李天祥，2011) 。田志伟和胡怡建 ( 2014)使用CGE模型研究发现试点行业短期内财政收入下降，但长期来看税收收入将增加。同时，田志伟和胡怡建 ( 2014) 从国家宏观层面发现“营改增”具有一定的经济拉动作用，短期内减税效应明显，但随着经济活力的提升，税基的扩大会使税收水平缓慢回升。另一方面，“营改增”也可能增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压力。郭庆旺 ( 2019) 认为，减税降费政策在减轻企业税收负担的同时也会给各级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刘和祥和诸葛续亮 ( 2015) 从地方财政角度进行分析发现，“营改增”后，绝大部分地区财政受损或获益不大，地方财政面临失衡问题。王健等 (2017) 发现，“营改增”引起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扩大，地方政府不得不寻求土地财政的支持。

“营改增”对居民福利影响的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一方面，有学者认为，“营改增”能提高居民福利 (平新乔等，2009)；而且，对全部商品征收增值税所带来的居民福利，大于只对部分商品征收增值税和不征收增值税的情况 ( Bye等，2012) 。如果“营改增”减轻居民平均税收负担，居民平均收入将上升，收入分配将得到改善 (汪昊，2016)。杨玉萍和郭小东 (2017) 利用城镇住户调查的分组数据研究了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对居民间接税负担和收入再分配的影响，发现“营改增”将为企业减负的政策福利传导给了居民，降低了居民税负，表现为“营改增”后城镇各收入组的间接税平均税负降低，且低收入家庭的税负下降幅度大于高收入家庭。刘柏惠 ( 2015) 研究了2012年以后的物价变动，发现几乎所有产业的生产者价格都出现下浮，消费者价格也同时下浮1. 556%，这表明作为一项影响广泛的财税改革，“营改增”也造成了价格体系的浮动，而这种下浮能有效抑制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如果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增值税的累退性将加剧居民税收负担 (倪红福等，2016)。

在企业研发创新方面，目前的研究文献基本达成一致，“营改增”能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李林木和汪冲 ( 2017) 以新三板挂牌公司为分析对象，研究发现增值税税负的增加降低了企业的创新能力。王桂军和曹平 ( 2018) 则发现专业化分工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自主创新意愿，但自主创新意愿的降低并没有对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和企业价值造成影响，因为企业的技术引进水平得到了提高。袁从帅等 ( 2015) 发现“营改增”加大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力度，还提升了雇佣人员的工资水平。袁建国等 ( 2018) 也发现“营改增”减轻了企业负担，刺激企业特别是先试点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行研发和技术创新。由于购入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因此“营改增”企业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 (李成和张玉霞，2015)。邹洋等 (2019) 的研究也证实了“营改增”对企业创新投入的积极作用，研究根据2010—2017年的面板数据得出结论，“营改增”打通了产业间的抵扣链条，允许研发费用扣除，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成本，促进了企业先进的技术装备投资和研发投资，进而提高了企业自主研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助力了企业创新。

在企业融资方面，购入固定资产以及外购原材料的进项税额抵扣，在降低税负的同时，会增加企业的现金持有量，降低现金的现金流敏感度 (乔睿蕾和陈良华，2017) 。岳树民和肖春明 (2017) 发现，“营改增”带来的进项税额抵扣机制有效促进了上市公司的商业信用融资，且对上市公司获得上游企业商业信用规模的影响程度要高于其下游企业。

在产业升级研究方面，“营改增”全面实施后，原适用营业税的企业也能抵扣进项税额，从而促使这部分企业扩大投资规模，推动第三产业发展 (袁从帅等，2015)。刘成杰和张甲鹏 (2015) 发现随着“营改增”的推行，企业税负降低，生产经营活力增强，对劳动要素需求的增加有效促进了三大产业的就业和经济增长。孙正 (2017) 认为以“营改增”为主的新一轮流转税改革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表现为国民经济中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而第二产业的比重下降。彭飞等 (2018) 也发现，“营改增”带来了更为完善的服务业税制结构和优化的产业结构，显著推动了城市的发展，但因为区域间产业发展基础的差异，这一效应在东部地区更加显著，这可能会带来区域间差距扩大的不利影响。李永友和严岑 (2018) 通过研究得出结论，“营改增”能通过激励企业深化分工提升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蒋为 ( 2016) 认为“营改增”改善了增值税实际税率对生产要素的扭曲程度，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三) 增值税税率简并、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的研究

“营改增”全面扩围后，我国继续推进和深化增值税研究。一是增值税税率简并。 2017年7月、 2018年5月、 2019年4月我国分别进行了三次增值税税率简并下调。二是向企业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我国从2018年5月起对符合条件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企业及电网企业退还期末留抵税额。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这一举措至今仍在持续实施中。

增值税税率简并改革通过价格效应和税负效应影响企业价值 ( Jacob等， 2019；刘柏惠等，2019；刘行和叶康涛，2018)。价格效应源于纳税企业面临的需求弹性 ( Jacob等，2019；刘行和叶康涛，2018)，税负效应源于进项税额抵扣不完整 (刘行和叶康涛，2018) 。吴怡俐等 ( 2021) 以2018年向企业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的试点改革为外事冲击，研究发现试点企业在政策颁布期间获得显著的正向超额回报率，待抵扣增值税额更高、资本支出更多、资本支出的波动性更强的试点企业，市场的正向超额回报率更高。

无论是增值税转型还是“营改增”，均是通过补充、延长和弥合增值税抵扣链条来降低企业税负的。可以看到，现有研究文献重点研究了增值税转型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对“营改增”政策效应的研究涵盖了宏观层面(如对社会福利和财政收入的影响)、中观层面 (如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以及微观层面 (如对企业研发的影响)，从丰富的维度揭示了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弥合、补充和重构产生的政策效果。但是，增值税改革如何影响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目前仍缺乏相关研究。进一步，虽然税制对企业发挥监督治理作用，但是增值税如何影响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现有研究鲜有涉及。增值税不仅是我国贡献税收收入最多的主要税种，同时也是OECD国家的重要税种。研究增值税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研究我国增值税改革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有以下因素需要纳入分析框架：一是不同的产业互联程度下，企业获得的增值税改革红利可能存在差异(李永友和严岑，2018) 。二是企业采取趋利行为以获得更多的增值税改革的益处，可能放大或扭曲增值税改革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田志伟和胡怡建， 2014) 。三是现在对增值税转型、 “营改增”的研究虽然通过采用DID、断点回归 ( RDD) 等方法，对研究问题给出了有较强说服力的解释 (例如申广军等，2016；许伟和陈斌开，2016)，但是，尚需捕捉增值税改革差异性影响企业实体经济效应的作用机制。因此，需要对增值税改革影响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作用机制进行相对完整的理论分析。把能够捕捉差异化影响的研究设计融入DID等模型中，采用应对内生性问题的研究设计和捕捉税负敏感度的指标，深入细致地探究增值税改革对企业实体经济行为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对于丰富和拓展增值税研究、精准实施增值税政策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