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困境中的左翼》：“史前史”的意义

美国历史学者丹尼斯·德沃金在《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一书中这样写道：“新左派经历产生的最深远的影响之一是，它对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源于一系列努力，努力建立对战后英国的社会主义理解，努力把握当代生活中工人阶级富裕，消费资本主义和大众传媒飞速发展的作用等一系列元素的重要性。这些变化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假设——工人阶级必然预示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造成威胁。它们也打破了传统左派对政治和经济范畴的完全依赖，因为战后变化影响了工人的‘整体的生活方式’，并正用新的和复杂的方式重塑他们的身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发现这个新领域的结构，重新定义社会斗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将文化归为第二位——文化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反映——以及保守主义者将文化看成被思考和被写作的最好的东西相反，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在人类学意义上看待文化，将其理解为日常生活和经验的表现。”[9]

德沃金所说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其实是对第一代英国新左派的另一种称呼。这一称呼并非完全出自这些人的自我指认，而是更多源自后人对英国的第一代新左派与第二代新左派在立场和方法上的区分：前者被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后者被称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虽然这种笼统的概括必然存在明显的缺陷，但它也很好地向我们传递了一个准确的信息，即“文化”是第一代新左派思想中的关键词。

若想正确地理解英国新左派对“文化”的关注与思考，则必须首先留意其中的时间与阶段的跨度，而这也恰恰是单纯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一词容易掩盖的重要环节。一般公认的为新左派的文化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人是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E.P.汤普森以及更为年轻的斯图亚特·霍尔。虽然他们当中有些人（如汤普森和威廉斯）一直或后来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些人（如霍尔）的理论与研究工作始终与马克思主义有相近的立场，但在他们各自写作新左派文化理论奠基性作品的时候，除汤普森以外的其他人都还不是明确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所谓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不应该被局限地理解为一场发生在英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内部的理论革新，而应被视作更为广泛的左翼的和激进的思想的碰撞融合。这种碰撞与融合的前提是一个共享的努力方向，即德沃金所说的“努力建立对战后英国的社会主义理解”。这也恰恰反映了英国新左派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充分利用英国历史悠久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努力建立广泛的左翼之间的联系，并借此介入当时的国内和国际的现实政治。

回到“文化”的问题上来。第一代新左派对文化问题的探讨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最初的代表作分别是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1957）和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958）与《长期革命》（1961）。综观这些著作，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它们所谈论的“文化”都不是一般性的哲学或政治学的范畴概念，而是有其特定对象，那就是“工人阶级的文化”。这也是早期新左派在讨论文化问题时的一个基本前提和出发点。两位作者均出身工人家庭，且都对工人阶级抱有深厚的感情。这一点是两位作者在各自写作时虽素未谋面却能够形成共同关注的原因，因为“他们观点的形成是对同样的文化和政治情势的反映，是从大略相等的阶级立场出发，在共同的理论传统和反对这个传统的条件下进行思考”。[10]可以想见，当《识字的用途》和《文化与社会》这两部有相似的阶级立场和相近的论述对象的著作相继出版的时候，“工人阶级的文化”会成为当时左派阵营中被讨论和争议得何等热烈的问题。而随着威廉斯的《长期革命》出版并引来E.P.汤普森的长篇同名评论文章，以及随后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的出版，一种有鲜明特色的关于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观念也在种种激烈的争辩中初具规模。

英国新左派运动自始至终充满内在的异质性和激烈的内部争论，关于文化的讨论也不例外。被一同视作新左派文化理论奠基人的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三人之间不仅有明显的差异，而且发生过直接的批评与回应。相较而言，汤普森与霍加特和威廉斯二人之间的差异似乎更为显著，因为在当时看来，汤普森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研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明确运用，并且还通过对诸如“阶级”“文化”等概念范畴的强调与重新理解，展现出挑战某些当时被奉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努力；而霍加特和威廉斯的文化分析则被认为处处可见文化保守主义者利维斯的影子，是利维斯主义影响下的左翼产物，因而他们二人也常常被冠以“左派利维斯主义”的名号。毋庸讳言，当时的霍加特和威廉斯无论在理论资源还是在分析方法上都深受利维斯的影响，二人对此也坦然承认。然而，简单地以“左派利维斯主义”来看待他们这一时期的著作以及受到的批评，却是远远不够的。与上文提到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这个称呼类似，“左派利维斯主义”的名号恰恰也是出自他们的对手，特别是作为内部论争者的第二代新左派。在当时新老两代人的论战语境中，这样一个称呼被用来强调第一代新左派在理论水平上的保守与落后，在观察范围和视野上的相对狭窄与抱守本土。从“左派利维斯主义”到“文化马克思主义”，第二代新左派的批评对象实际上逐渐从霍加特和威廉斯扩展到他们当时的主要论战对手汤普森。然而当我们今天回过头去关注这段历史的时候，类似的标签就不应被作为合理有效的评判依据，而应当被作为一个个问题来重新加以审视。威廉斯曾表达过对给出类似批评的伊格尔顿的不满，这种不满并非出于自我辩护，也不是针对这类批评行为本身，而是出于这样一个理由，即伊格尔顿没有充分意识到《文化与社会》是一本过渡性的书：“一个新的时代，需要一本完全不同的书。《文化与社会》也许充当了从一个时代通往另一个时代的桥梁，但是现在人们忽略了它只是一个桥梁。”[11]在这里威廉斯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提示：新左派的内部分歧——无论是同代人之间的还是两代人之间的——分歧不能被视为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冲突，它们各自应对的是不同的历史背景所提出的不同要求。更为重要的是，早期新左派的工作本身就是其间历史转型的推动力之一，因而，值得我们关注的可能既不是两代人孰是孰非，也不是去谋求可以贯串新左派运动各个阶段的“一致性”原则，而是早期新左派的工作如何为第二代人扫清了某些障碍，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使他们得以以此为基础提出新的主张。这样的思路同样适用于从某些方面来理解汤普森和威廉斯、霍加特之间的分歧。对《识字的用途》和《文化与社会》这些因“生逢其时”而在新左派早期历史引发重大反响的作品，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用从后来的历史归纳中得出的一些问题框架来加以考量，而应该同样注重威廉斯所提示的那种“时代的差异”，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时代的需求的差异”。在同样一段访谈中，威廉斯多次强调，自己写作《文化与社会》的那十年和该书面世受到广泛注意的时代无论在外部形势还是在个人内在状态方面都非常不同：“作为一种结果，这本书被赋予了它在某种程度上应得的重要性，因为它已经提出了这些问题，并且留下了关于这些问题的大量阅读和思考。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这种重要性放错了地方，因为在这本书出版的那个时期，环境是非常不同的……毫不奇怪这种矛盾终于在后来浮现出来了。”[12]对于1956年以后接连受到来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一系列事件冲击的英国左翼而言，《识字的用途》和《文化与社会》，尤其是它们引出的一连串讨论，刚好是他们所需要的；而对霍加特和威廉斯而言，他们在书中真正应对的是二战前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英国社会。考虑到必然存在的前后历史间的关联与重叠，这本是一个短暂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时代上的错位，却因为当时飞速变动的政治局势[13]而被放大，其内在蕴含的重要意义和矛盾因子也因此而得以凸显。

因此，在本章内容中，我们有理由以一种新左派运动“史前史”的眼光来考察早期的文化关注和文化论争得以形成的历史语境。在这里值得我们关注的，首先是推动那些早期著作诞生的内部与外部动力，是他们意图与之对话和抗争的对象，以及他们的关注如何能够成为新左派共享的一个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