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媒介镜像：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想象

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群体。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对工作和生活有更高的、不同的要求。老一代农民工往往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渴望从城市中获得无法在农村得到的财富，从而更好地在农村生活，除此之外对城市并没有更多的期望；新生代农民工则大不相同，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要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发达以及更高的受教育水平使他们形成了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思维，进而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

在“城市梦”与残酷现实的碰撞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心世界急需得到更多的关注。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前，就对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想象”。进入城市后，“想象”不仅没有停止反而以更加丰富多彩的姿态继续变化、延伸。想象是“大脑综合了外部信息经过加工后形成的认知”。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想象，是我们探究该群体内心世界与生活世界的一个理想切入点。

一 进城前：乡村环境中城市想象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中国充满对城市的向往和想象。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基本上没有务农经验，对土地的理解和热爱已经远远不及父辈。在乡村生活中，他们普遍受到父母以及乡村舆论中“考上大学，改变农村人的命运，成为真正的城里人”的期待。虽然绝大多数人无法走上这条路，但“走向城市”的渴望已经在他们内心生根发芽。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在校学习的文化知识以及课余消磨时间最多的电视等大众媒介无不处处充满城市的痕迹。现今乡村中进城务工者众多，有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父母亲友本身就在城市务工，这让他们在进城前就对城市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想象。

（一）城市生活：大众传播的渗透

大众媒介与城市形象传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众对城市的印象、认知往往是建立在媒介信息传播之上的。与以往相比，现在农村居民对城市的关心和了解程度都有所加深，多数村民呈现对城市生活好奇的态势，从而表现出一种对更高层次生存状况的自觉和追求，对外部更为优越的环境有着较高的敏感性和关注度。[53]由于城市与乡村在地理上的距离以及两者之间相对的疏离，在乡村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常常依赖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介感知城市。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村口的电线杆上有个大喇叭，除了村干部经常会在里面喊一些诸如“赶紧把提留款缴上”“×××这个月必须结扎”的话，每天早上都会报新闻。男女主持轮流说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然后就开始一连串的新闻。里面的内容大多是我无法理解的，好像在说着一个很遥远的世界的事情。我自己家在没买电视之前也是用收音机，爷爷奶奶爱听唱戏的，我喜欢听歌，特别爱毛阿敏。我和村上的小伙伴常常谈论毛阿敏，有一次他们告诉我毛阿敏住在北京，长得像仙女一样并且不会死。我就信得很，特别希望能去北京也做仙女。那时候真是没想到自己也会到城市生活，虽然不是北京。（丹红，女，来自江苏溧阳）

出生于1983年的丹红，在家里买上电视以前，一直通过广播来了解外面的世界。她觉得城市是美妙的，首都北京更是神圣之地，能去城市生活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当然，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有电视的伴随，电视对他们城市想象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已经28岁的小娟在南京某高校附近摆小吃摊。在城市生活已近十年的她，在回忆在农村的生活时，感觉非常遥远。小娟来自贵州织金某农村，家中还有一弟一妹。父母除了务农之外，还在镇上摆菜摊，常年辛苦劳作，无暇兼顾他们姐弟三人的学习。所以在上学之余，小娟坦言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看电视上，电视成了三人最好的伙伴。

我就爱看电视，小的时候看动画片，到现在还记得天天看《大风车》。大了就爱看电视剧，我和妹妹喜欢看言情剧，弟弟喜欢看武侠，常常为了争电视吵架。爸妈不准我们天天守着电视，让我们在家学习写作业。不可能嘛，电视比书有意思多了。我到现在还记得每天一听到爸妈回来的动静就立马关掉电视冲过去翻开书的场景，过去好多年喽。（小娟，女，来自贵州织金）

小娟姐弟三人的经历很有代表性。农村的父母即使不出门打工，也不会如城市父母那样重视孩子的教育和陪伴。他们终日劳作，鲜有时间关注孩子吃饱穿暖以外的问题。曾是留守儿童的新生代农民工更是如此，学习之余就是与电视做伴，他们在电视上消磨自己的闲暇时光，从电视中汲取关于城市的一切。电视迷小娟入城前看过很多青春偶像剧，这些电视剧的地点背景设置绝大部分是城市。在长期的观剧中，小娟拼凑出对城市的印象。

我特别喜欢一个电视剧叫《一网情深》，陆毅和陶红演的。电视介绍了这对都市白领是如何在网上相识然后开始现实中恋爱的。我当时被他们漂漂亮亮的样子以及电视剧里华丽的城市面貌深深吸引，城市里到处都是高楼和汽车，根本看不见土路。还有他们的家，怎么那么豪华啊，我那时都不知道里面好多东西是干吗的。他们这种白领早餐喝牛奶、吃面包，周末还去喝咖啡，活得很有滋味。反正城市与我生活的农村完全不同，就说一点吧，人家在家里什么垃圾都是扔到垃圾桶里，在外面的路上也有很多垃圾桶。我们家可不是，吃瓜子就把瓜子壳直接丢地上，最后吃完了再扫掉。我很羡慕城里人那么讲卫生。（小娟，女，来自贵州织金）

由此可见，进城前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乡村生活与电视联系紧密，电视凭借丰富多彩的画面和海量的信息为他们勾勒出一幅幅城市面貌。来自四川资阳的20岁男孩东东身世坎坷。他出生不久，妈妈就因和爸爸闹矛盾而喝农药自杀。爸爸新娶的妻子不能接受小东东，所以他自小就和爷爷奶奶在农村老家生活。爸爸和后妈一直在广东打工，几乎没有回来看过他。东东的爷爷奶奶都是文盲，他们从不过问东东的学习。东东在村上的小学混日子，除了爱和小伙伴疯玩，看电视成了他最大的爱好。寂寞的东东常常自己搬个小板凳坐在自家的14寸黑白电视机前，一看就是老半天，最爱的《西游记》看了一遍又一遍。武侠剧也是他喜欢的，《白眉大侠》《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碧血剑》看了个遍。为此，东东有一段时间还跟爷爷闹过，想去少林寺学功夫当大侠。因为爸爸一直在城市打工，东东特别留意电视中和城市有关的一切。

城市里的孩子真幸福，他们的爸爸妈妈不用到外地去上班，每天放学回到家都有父母陪。城市里有公园、游乐场、科技馆、动物园，他们从小就去这些地方玩。有的家里条件好的，父母还带着出国去旅游呢。我要是能这样就幸福死了，我在老家从来没有吃过肯德基、麦当劳啊什么的，但我在电视里经常能看到广告，汉堡包一层一层的，很好吃的样子。我爸爸和她（后妈）又生了一个弟弟，不知道他们在广东过的是不是这样的日子。（东东，男，来自四川资阳）

因为从小缺少父母的爱，东东很关注城里孩子的生活状态。村子里很多孩子的父母在城市打工，一年到头也很难回来一趟，所以东东觉得他们和自己差不多。只有那些城市的孩子是幸福的，他们不但有父母在身边，还可以享受现代化的物质生活。对东东来说，城市中的家庭经济状况较好，可以吃喝玩乐，充满温情，与他残缺贫穷的家形成鲜明的对比。

正如吉登斯所说，在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下，远距离事件侵入日常的意识中，这种时空机制既是现代性的手段，也是现代性的后果。而在这个方面，电视的功劳不可抹杀，因为电视所呈现的视觉形象创造了印刷物无法采用的结构性经验的组织结构。[54]生活于乡村世界的新生代农民工通过电视这个窗口了解外面的世界，了解城市的生活。他们通过电视中的新闻、影视剧、综艺节目、广告等获得对城市的间接认知，城市的风土人情、硬件设施、经济发展，以及城里人的衣着谈吐、生活习惯、休闲娱乐都会不经意地呈现。

因此，在大众媒介的作用下，关于城市的信息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乡村，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脑海中激发出各式各样的想象。虽然城市想象的具体内容会因他们的家庭、性格、经历和媒介使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总体还是呈现对城市健全的设施、繁荣的经济以及摩登的生活方式的向往。当然，也有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从大众媒介中“听到”“看到”了城乡差距以及农村人在城市生活的不易，这让他们在向往城市的同时不免担忧自己来到城市后的处境。

（二）身份诱惑：人际传播的引导

与大众传媒间接的、缓慢的影响方式不同，人际交往的影响是直接的、显著的。通过人际交流获得的关于城市的一手信息，能够激发新生代农民工更深层次的想象。特别是打工返乡的亲友邻居，对尚未入城的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天然的示范作用。

25岁的悦虹已经有九年的打工经验。16岁初中刚毕业，她就来到杭州的二舅家帮忙卖早点。

我二舅和二舅妈九几年就来杭州做早点生意了，那时我还读小学呢。二舅的两个孩子都被他带到杭州读书了，每年过年他们一家回来的时候，大家都围着问长问短的。我清楚地记得亲戚都对他们客气有礼，我爸妈也老想着让二舅带出去赚大钱。我听二舅说，杭州富得流油，地上经常能捡到一块、五毛的钢镚，本地人根本不会弯腰去捡，因为这么点钱太丢人了。我听了很激动，那我就去杭州捡钱也发财了。人家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时候觉得杭州就是天堂。（悦虹，女，来自河南漯河）

如愿来到杭州后，悦虹发现地上没有多少“钢镚”，而且当地人看到钱也是很热衷捡起来的。早点生意虽然赚钱，但是异常辛苦，每天凌晨3点就要起床和面、拌馅、包包子，差不多7点开始就陆续有顾客来光顾，一直要忙到11点多。这种生活让刚刚走出校门的悦虹无法忍受，她放弃了以后也开早点铺的想法，转到杭州下沙的一家服装厂上班。两年后因为无法忍受工厂的单调，她辗转到一家小饭馆做服务员。21岁结婚后，她来到丈夫打工的上海，继续从事饭店服务员的工作。谈到这些年的生活，悦虹表示很后悔初中毕业后没有继续升学，自己进城九年了生活还是没什么起色。

我小学、初中的时候成绩还挺好的，我也想过考高中、考大学。现在农村流行打工，很多人家的小孩初中都没毕业就跟老乡一起出去挣钱，我心里也痒痒得很。我有很多表哥、表姐都去打工，同村的很多小孩也是，一年半载后回来都是大变样！黄头发、高跟鞋，衣服也洋气，基本上都有手机。过年他们回来的时候，我总围着他们转，希望多听一点城里的事。城市里好玩的东西太多了，他们去KTV唱歌，去旱冰场学习溜冰，我表姐还学会了跳舞呢！我真羡慕他们，我也想快点过上城市生活，所以一毕业就去二舅家帮忙了。（悦虹，女，来自河南漯河）

有了城市经历的农民工在外形及穿着上，会或多或少习得城市居民的习惯。这使得他们返乡后对尚未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造成震撼，他们想象自己进城后也会发生这样的改变。事实上相关研究表明，不管是老一代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城市几乎无法从事一般人眼中的“体面”工作，也无法享受与城里人同等的福利待遇。然而，返乡的农民工似乎更热衷于分享他们在城市体验到的精彩一面，有意无意地忽略掉城市残酷的现实。比如悦虹在与返乡同龄人的交往过程中，看到了“城市人”的时尚和光鲜，从而更加渴望进入城市生活。

来自福建明溪的小戴在南京的一家美甲店工作。身材高挑、气质颇佳的她总让人以为她是个地地道道的城市姑娘。事实上，小戴的老家重男轻女的观念非常传统。她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出生后不久为了躲避计划生育，一直被父母寄养在外婆家。小戴在外婆家长到12岁，要读初中了才回到自己的家里。与父母多年的分离让她感到分外陌生，家里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也总像看外人一样看待她。小戴的姐姐、弟弟先后考上了大学，只有她在读书方面怎么也不顺利，复读了两年还是没有考上理想的高中，最终放弃了上学这条路。童年特殊的经历让小戴很羡慕城市的女孩子，她希望被父母重视，而不是成为家里最多余、最无用的人。

我姐说她的大学同学不少都是城市独生女，人家父母把孩子宠得跟宝贝一样。我们农村就不行了，不生出儿子才不会罢休，像我这种多余的女儿连家里都留不得。我必须得到城市里去，留在农村一点希望都没有，只能结婚生娃娃。我姐说城市里就不一样了，人家北京、上海三十几岁还不结婚的女人多得是，为了做事业嘛。我虽然没有考上大学，但我不会像那些农村妇女一样生活，我要到城市里去奋斗，最后一定能混出个样子来。（小戴，女，来自福建明溪）

小戴的农村生活是压抑的，姐姐对城市女性的描述让她看到扭转自己命运的希望，她渴望成为城市里成功的女人。1991年出生的小戴谈过两个男朋友，最后都没有在一起。父母为她的婚事很是着急，但她打定了主意绝不回去相亲。

其实我想嫁在城市，农村人都很重男轻女，我很怕将来如果生的是女儿，她会跟我一样倒霉。城市里很多人家就生一个女儿，疼得跟宝贝一样。（小戴，女，来自福建明溪）

小戴始终介意被寄养的经历。在她眼里，城市是已经实现男女平等的乐园，是可以让女孩子扬眉吐气的地方。对小戴而言，城市的诱惑不仅仅是它的繁荣、富庶和精彩，更是因为城市为作为个体的每个人提供了生活轨迹的多种可能。她对乡村社会所能提供的单一生活路线感到恐惧，她认为城市是多元化的，只有来到城市生活，才能实现个人追求。来自安徽的君文持有同样的想法。

1997年出生的君文，不到19岁就在湖州的表叔开的超市里帮忙。他的表叔在老家是远近闻名的“能人”，还不到40岁的年纪已经在湖州拥有两处房产和一家大型超市。这位表叔是白手起家的典型，家里因为兄弟多，经济比较困难。他带着妻子和一个孩子从农村出来闯荡，因为俩人都没什么文化，他们就从摆地摊干起。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们先后辗转于杭州、慈溪、宁波等城市，最后在湖州站稳了脚跟。君文一直很崇拜这位表叔，初中毕业后，他没有选择和哥哥一起到杭州打工，而是通过父母的联系来到表叔的超市里工作。

亲戚们都说表叔现在有一千万，他是我认识的最成功的人了，在湖州市区买了两套房子，还有一辆宝马汽车。表叔、表婶还有他们的两个儿子都把户口迁到湖州了。他的儿子读的好像是私立学校，学费很贵的。我没去帮忙之前，就常常听父母说表叔的事，他们现在过得比城里人还好！超市里雇了很多小工，表叔、表婶自己做管理。他们不怎么回老家，过年常常带着孩子去三亚旅游。我觉得做人就应该像表叔那样，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一家人都过上了好日子，变成了真正的城里人。（君文，男，来自安徽蒙城）

君文在表叔的超市里已经干了两年，工资并没有比工厂里高多少。生意好的时候，他常常累得浑身像散了架一样。他也贪玩，休息的时候常常和同事一起去跳舞、泡吧，但他又时刻记得自己当初选择来这儿的目的。因为家里出了一个成功的“典范”，君文不仅向往来到城市发展，而且渴望像表叔一样真正得到“城市身份”。户口、房产、事业、福利保障以及平等的地位，这些共同构成了君文眼中的“真正地成为城市人”。

有研究显示，老一代农民工初次进城时年龄在30岁以上，大部分已经结婚生子，他们迫切地渴望在城市中挣钱，支援家人的生活。对城市，他们没有多少感情和幻想，往往将其当成“淘金”的场所。[55]而新生代农民工初次进城的年龄多在十五六岁，城市对他们的意义远远超出“钱”这个层面，他们渴望在城市中过上与农村不一样的新生活。“实现个人梦想”“获得城市身份”，是他们对城市最深刻的想象。

（三）进城忧虑：多种传播的暗示

总体上看，绝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城前对城市的想象比较积极，“没想过那么多，反正还小就去闯一闯”，“觉得兴奋啊，在老家没什么意思”。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往往在十七八岁的年纪初次进城，年轻的冲劲儿让他们显得特别无畏。当然，也有小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想到要去城市生活，不禁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忧虑。通过多种传播渠道，他们或多或少地了解了城市令人恐惧和不友好的一面。

来自贵州从江的真真是个1990年出生的姑娘。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她非常害羞，常常用非常简短的语句回答访谈时的提问。然而经过长时间的接触之后，又会发现她的内心极其敏感丰富。真真15岁的时候就来到南京生活，先后在几家工厂打工，目前在饭店做服务员。真真的老家是个贫困县，山区耕地少，又没有什么副业，当地村民的收入可想而知。

其实我刚出来的时候，不太愿意跟人提到老家，太苦太穷了，嫌丢人。有一次我看电影《非诚勿扰》，那里面葛优不是有一次相亲相到一个少数民族的女的吗，那个女的说到自己家要乘火车、汽车、摩的、驴车什么的，我家那边也差不多，山区路不好，出一趟门很不容易。因为学校远，路又难走，我9岁才开始上学，上到初一就不上了。怎么说呢，我妈说识点字，不是睁眼瞎子就行。（真真，女，来自贵州从江）

家庭的贫困和过早辍学让真真内心非常自卑，她也向往城市的繁华，但同时对城市生活的担心一直伴随着这种向往。在长期观看电视的过程中，她捕捉到很多令她忧虑的事情。

城市跟我们山里可不一样，电视里的城市人都讲普通话的，我一点都不会，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也不讲普通话。如果我讲从江话，人家肯定会笑话我的，也没人听得懂，这个挺愁人的。城里人穿得也洋气，我们山里买不到那样的衣服。有个电视剧《保姆》，讲的就是一个农村女孩进城当保姆，那些城里人很看不起她，嫌她土，什么都不懂。所以啊，农村人去城里过日子可不容易呢。城里我是很想去的，但我太差了，我怕人笑话。（真真，女，来自贵州从江）

在叙述进城前的想象过程中，真真反复提到“怕被笑话”。她从电视中感受到城市与乡村的差距，产生了种种“遭到嘲笑”的场景想象。在去南京之前，她特地去当地的镇上买了“飘柔”洗发水带着，因为“电视里常有飘柔的广告，大概城里人都爱用这个”。真真这个看似可笑的举动，真实地反映了其害怕融不进城市生活的心理。

来自安徽蒙城的小杰在南京开货车，曾经就读蒙城当地最好的高中——蒙城一中。小杰曾经一门心思考大学，自小学习就十分努力，中考后顺利地进入了一中。就在全家人都以为他必定是大学苗子时，他因为学习压力过大长期失眠而神经衰弱，最后连高考都没参加就退学了。退学后，他的神经衰弱不治而愈，便跟着爸爸来到南京跑运输，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城市梦”。

我那么向往城市，很大一部分是受了电视的刺激，我羡慕电视里白领的生活状态。我爸爸开货车，风里来雨里去，吃不好睡不好，连腰椎都坐坏了，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多少钱。可是他们白领呢，穿得干净漂亮，工作轻松，工资也高。我想读大学做白领，不想和爸爸一样辛苦。

哎，我们农村人要是考了大学在城市里工作还好点，不然只能去打工。网上不是常常有“农民工跳楼讨薪”“农民工坐公交车被歧视”的新闻吗？农村人去城里总要受气的。记得还是我读初中的时候，村里有个大伯在苏州一个建筑工地摔伤了，都瘫掉了，只能躺床上。他弟弟在苏州请了律师，想让老板多赔一点钱，最后好像听说律师和那家建筑公司联合骗他们，只赔了几万块。我那个伯伯没几年就死了，真是可怜。城里人很精明，又有手腕，碰上这种事也只能自认倒霉了。（小杰，男，来自安徽蒙城）

因为目睹了爸爸开车养家糊口的辛酸，小杰不想重复这条路。在他的想象中，只有以“考大学”的方式进入城市，才能在城市获得较为体面的生活。与他有同样想法的，还有来自安徽龙岗的亦男。

26岁的亦男和丈夫一起在菜场摆摊贩卖蔬菜。之所以叫亦男，是因为她是家中二女，父母生她的时候都热切盼望她是个男孩。失望之后，她的妈妈又不停地怀孕，在一连流掉三个女孩之后，终于给她生了个弟弟。亦男一直觉得自己在家里没地位，性格也比较内向。父母在她刚上小学时，就带着弟弟去杭州摆摊，留下她和姐姐在老家读书，平时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亦男一直渴望通过上大学让自己扬眉吐气，她一点不像同村的孩子一样盼着初中毕业进城打工。

我爸妈在杭州卖菜，他们很辛苦，睡不好，总是半夜起来去进货。他们也就过年能回来过几天，我常常问他们杭州什么样。妈妈说她真不想去杭州，她晕车厉害，每次坐汽车都难受得像生了一场大病。杭州有钱人很多，他们住的房子装修得漂亮，但是爸爸妈妈住的出租屋很破。爸爸告诉我要好好学习上大学，做一个真正的城里人，别像他们一样起早贪黑地挣钱……我努力了，不过我脑子不灵，终究还是读不出书，嫁了个老公还是卖菜的。（亦男，女，来自安徽龙岗）

小杰和亦男在了解了家人艰辛的城市生活经历后，否定了“城市务工”这条路。在他们的想象中，城市并不会给农民工提供公平、满意的生活，而城市人在富有的同时也是冷漠的、精明的。其实这并不代表他们否定了城市，而是对农村身份的不自信，迫切渴望以较好的资源储备和平等的姿态进入城市。这其实是一种对城市更深层次的向往。

总之，绝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城前没有亲身的城市体验，城市和城市人对他们来说是异质的。我们可以借用“他者”的概念，来分析他们的城市想象。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城市是异于农村的“他者”，在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共同作用下，他们对城市产生了多层次的想象。可以说，在媒介的作用下，进城前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对城市形成了自己的想象。当然，不管是什么内容、什么性质的想象，或多或少都包含着虚幻、偏见的成分，与客观现实有不同程度的出入。但是新生代农民工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城市就是自己想象中的样子，在进城后这样的想象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冲击和改变。

二 直面现实：初到城市后城市想象的转变

从乡村到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不仅仅意味着空间的迁移，更意味着生活方式的巨变。他们离开故土家园，离开父母亲人，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奔赴城市开始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新生活。尽管与老一代农民工有着十分不同的生活形态和思想观念，但相同的是，他们在进城前都缺乏城市生活经历，缺乏对角色转换的必要准备。事实上，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满意度比老一代农民工低，在进城初期也会遭遇更多的不适应。这并不是因为农民工在城市的状况在恶化，而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预期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56]初到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心理上和生活上都会遇到意料之外的问题，其进城前的城市想象也因此发生了急剧的转变。

（一）初到城市的心理落差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之后，城市这个“他者”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存在，他们开始亲身体验城市的生活。初到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往往怀着激动好奇的心情，他们知道自己的生活即将发生巨大的改变：离开乡村这个熟悉的环境，在陌生的城市开始他们的新生活。同时，他们的内心又是忐忑的，因为无法确定城市是否和想象中的一样，以及又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事。

来自安徽蒙城的丙要是一位卡车司机，跟着姑父天南海北地跑运输。1988年出生的他已经开了将近十年的卡车，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中国西南部都跑遍了。丙要的家乡管这种职业叫“开大车”，近年很多人家买起大卡车跑货，据说比普通打工挣钱多很多。丙要初中毕业后，就来到姑父的卡车上边帮忙边学车。他的父母希望攒够钱后，自家也能买上一辆。丙要自己也非常向往开大车的职业，他觉得那些出门务工的同龄人都是一直待在一个地方，而自己可以走南闯北。

一毕业，我就到姑父的车上帮忙。我还记得第一趟货是从南京跑昆明，还没来得及看看南京长啥样就跟车走了，一直在高速上跑了几天几夜。在车上，我觉得很无聊，也不知道跟姑父说啥，就开始想家，想家里的床，想我妈做的饭，想我一起上学一起玩的哥们儿，有点想打退堂鼓，但是不好意思刚出来就回去。（丙要，男，来自安徽蒙城）

特殊的职业使得丙要一直游走在城市的边缘。偶尔没货或者太累了，他和姑父也会在市里找一间旅馆稍作休息。他很想在城市里游玩一番，但是会产生莫名的恐惧。

刚来那会儿在城市里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姑父年纪大了，就想在房间里睡觉，没有人带我去玩。我就在住的周围溜达溜达，我不知道公交车线路，普通话也说不好，不敢去远的地方。没来的时候觉得城市里什么都是好的，来了之后又觉得害怕，你说怪不怪？（丙要，男，来自安徽蒙城）

刚入城的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突如其来的新环境常常感到手足无措，很多人都有想家的经历。城市虽然繁华，但乡村熟悉的一切能带给他们安全感。他们带着美好的想象来到城市，然而初来乍到的城市生活总有很多不如意，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心产生了很大的落差。

29岁的小石来自西安，已经在南京生活了十多年，目前是某华仔理发店的技术指导。早在2004年，刚刚17岁的他从技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石丘的一家电焊厂工作。虽然小小年纪就来到距家千里之外的南京，但小石回忆说自己并不害怕，相反他渴望到外面去闯一闯。

从小我就知道南京，长江大桥、大屠杀纪念馆，我都在课本上看到过。当时知道学校把我分配到南京可兴奋了，你想这么大城市该多有意思。但是来了之后我才知道，进厂当工人有多没劲。我学电焊完全不是本意，是父母说干电焊工能挣钱就给我报名学了。后悔，我们那个工厂基本上是封闭化管理，吃住都在厂里，根本不跟外界接触。休息又少，我对南京也不熟，很少出去玩。虽然干电焊是挺挣钱的，但我烦透了，觉得还没在农村老家时自由自在。而且刚来的时候不适应这边的天气，太潮湿了，你知道我们西安是很干的。真没想到，原来以为来南京是掉进了蜜罐里，其实是跟坐牢一样。（小石，男，来自陕西西安）

面临同样情况的还有年仅19岁、来自安徽蚌埠的小张。他目前在南京的一家汽修店工作。因为父亲也在南京工作，而且南京距离自己的老家仅有两个小时的路程，所以小张理所当然地选择来南京发展。小张是17岁时来宁的，那时他高中还没毕业，因为感觉自己成绩一般，读下去也没什么希望。汽修店并不是小张的第一份工作。

其实我小时候跟我爸来过南京的，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很大很好，比农村老家强多了。我刚来这边的时候，是在南京江宁的一家工厂做手机软件。这工作没什么技术含量，每天都是很机械的。我们工厂的位置很偏，周围蛮荒凉的，经常加班，我都不出去玩的，反正也不熟悉。那时候最烦的是老一辈员工欺负新员工，把脏活累活都扔给新人。我刚来可老实了，根本不知道怎么跟陌生人说话。我不明白为什么资格老点的就要欺负别人。我在厂里既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受了气也只能忍着，我不知道谁能帮我。我觉得城市是一个冰冷的地方，没有老家有人情味。（小张，男，来自安徽蚌埠）

小石和小张进城后的第一份工作都是在工厂，工厂的工作环境比较封闭，工作内容也大多枯燥。作为普通的工人，他们被牢牢地固定在流水线边上，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虽然接触的人基本上同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但是工厂里的人际关系和生存机制显然与乡村社会不同，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有过被欺负的经历，离开了熟悉的乡村，他们不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初到城市所经历的一切与进城前的想象存在巨大反差，这让他们感觉到城市虽然精彩，但城市生活并不简单。

从乡村迈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空间上发生了转移，但他们的乡村生活习惯在短时间内无法改变。来自安徽阜阳的23岁姑娘小孙，就描述了她刚到上海时面对乘地铁的无奈。

最不习惯的就是乘公交和地铁了，简直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我们老家又没有这些的，出门都是骑车。特别是地铁，这么多条线，我过了很久还弄不清。我喜欢刺激，刚来上海就计划去欢乐谷玩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去过，我不会乘地铁，搞不清楚。（我们建议边走边问，总能到达目的地，但是小孙摇头否决了，觉得不安全。）城市里啥认识的人都没有，而且问东问西的跟个乡巴佬一样，人家城里人肯定会看不起我的。（小孙，女，来自安徽阜阳）

其实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在入城前，是很羡慕城市里发达的公共交通的，但当他们真正可以使用的时候，这种复杂、陌生的系统又让他们感到很无助，他们需要时间去适应。

离乡进城后，新生代农民工得以亲身体验城市。虽然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对城市怀有无限的想象，但他们对自己来到城市后的真实生活境况知之甚少。特别是在工厂上班的群体，工作强度大，内容简单重复，生活趋于模式化，让充满活力和梦想的年轻人无法忍受。再加上初来乍到，他们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圈子，对城市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内心难免产生孤独无助的感觉。即使是有一定心理准备的新生代农民工，比如前文提到的真真，在来到南京之后，她的担心也变为现实。带有浓重贵州乡音的普通话和过时的装扮，让她在面对厂里那些时髦的同龄人时感到自卑，更不用提与城里人交往。某种程度上，负面的城市想象在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后会得到强化，他们同样会面临心理困境。

（二）移民生活的现实困境

虽然一直向往城市生活，但初次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还是不可避免地遭遇了极大的心理落差。第一次远离家乡让他们尝到了孤单的滋味。新生代农民工发现来到城市并不代表就可以过上城市生活，他们在城市的生存状态完全不同于想象中的城市生活。他们进入一种既不像城市人也不像农村人的另类生活方式。不管是在生存条件上、消费能力上还是文化层面上，他们既无法和城市人一样，也脱离了农村的原有模式。在这样一种夹缝的生存状态中，他们的城市想象也进一步发生着变化。

一头略长并染成黄色的头发，一身看似时尚实则廉价的衣服，跟自己熟识的人在一起时叽叽喳喳，面对陌生人时青涩少语。在南京街头某饭店看到小赵时，他就是这个样子。小赵高中还没毕业就出来打工，据他自己说是因为成绩不好，读下去也没什么意思。小赵来自江苏淮安，是家中独子。父母在老家摆水果摊，家中的经济条件比较殷实，早在小赵外出打工时就盖起了二层小楼。尽管父母一再反对，但小赵还是只身闯到南京。他渴望过上城市人的生活，然而饭店提供的住宿环境却让他很失望。

刚来的时候包吃住，两千块一个月。上班累也就算了，住的地方特别破，屋里除了一张大床什么也没有，我和同事把东西都堆地上。窗户没有窗帘，我们就用报纸一糊了事。这地方还不如我在老家住得好，我感觉可能我住的是鼓楼区最破的房子。哎，以前只觉得城市人过得比农村人好，现在看来也不一定。（小赵，男，来自江苏淮安）

鼓楼区地处南京的中心区域，高楼林立，一派繁华的景象。然而小赵虽然身处其中，却无法享受到现代化的舒适环境。他想自己租一间条件稍微好一点的房子，可是周围的房价高得惊人，每月领2000元工资的他无力承担。糟糕的住宿环境让他生活很不愉快，他觉得城市太不公平了，特别是对农村来的外地人。的确，城市的消费是一大挑战，新生代农民工向往的城市生活方式往往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支撑。这对于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收入并不高的他们来说显然是有难度的。

25岁的翠萍在上海生活多年了。刚从老家出来时，她进了一所民办幼儿园做老师，每月1200元工资。翠萍是个追求时尚的姑娘，上海应有尽有的商品让她眼花缭乱，常常还没到月底工资就花完了。

我什么都想试一试，去吃西餐，去喝星巴克，去买漂亮的衣服。上海的东西贵得吓人，特别是那个哈根达斯冰淇淋，吃完我就心疼死了，不过也算圆了我的心愿，听这个名字都好几年了，一直没吃过。赚钱不容易，花钱可快了，我一个月才一千多，还没怎么用就没有了。城市人有钱，我赚那点钱就只能老老实实的，不能学人家爱怎么玩就怎么玩。（翠萍，女，来自安徽灵璧）

虽然常常寅吃卯粮，但翠萍还是止不住自己想买衣服的冲动。老家集镇上的劣质服装令她厌倦，商场里制作精良、款式新颖的衣服牢牢吸引了她的注意力。不过据翠萍回忆，她初次去商场购物时很不愉快。

我和老乡一起到一个商场买东西，看中的一件裙子要400多块。我想着没事，可以砍价嘛。我就跟售货员说150卖不卖，结果那女人白了我一眼：“商场还有讲价的？搞笑的了”，然后就开始用上海话和另一个售货员说开了。我虽然听不懂，但我知道她们肯定在嘲笑我。我这才知道原来城市里商场的东西标什么价就是什么价，跟我老家不一样。唉，说实话，来上海之前我真没在商场买过东西，你看闹笑话了吧。上海啊，啥都贵，看得起买不起，我觉得挺难受的。（翠萍，女，来自安徽灵璧）

来到上海生活的翠萍终于明白，美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像她工资那么低的务工人员在消费上不可能向城市人看齐。翠萍在商场的遭遇其实也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刚入城时常常会碰到的城乡文化和观念的差异问题。

在台州某烤肉店上班的小白进城已经三年。这个来自湖南株洲的姑娘性格外向，热情开朗。小白来到台州后一直在该店工作，对如何服务顾客已经非常熟悉，并于进城三年后当上了领班。回想起刚进城的岁月，小白说在饭店工作很考验人，特别是对于她这种对城市、对社会一无所知的女孩来说。

也就刚来的那个月吧，我看到一年轻妈妈带的孩子特别可爱，我就想去摸摸他的小手。我刚说完“来，握个手”，他妈妈就说“哎，不行不行，有细菌的”。我当时手伸了一半又缩回来了，心里觉得很难受，她是嫌弃我吗？哎，搞不懂城里人，他们有时很可怕。（小白，女，来自湖南株洲）

小白当时对这件事很想不通，为什么自己的热情会遭到冷遇呢？她在农村时就很喜欢小孩，经常抱抱甚至亲亲人家的孩子，都不会有家长说什么。后来同事告诉她，顾客可能没有嫌弃她的意思，只是城里人比较讲究，孩子是不让别人随便摸的，以后注意点就好了。话虽如此，但初来乍到的小白还是十分受伤。她忽然觉得城市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吸引人，起码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上，城市远不如农村。特别是在服务行业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因为与外界接触较多，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常常会遇到城乡不同观念的碰撞。这让他们意识到城市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城市，还有很多隐蔽的软文化需要他们学习。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遭遇的困境，我们可以借鉴跨文化交流中的culture shock（文化冲击）来进行分析。文化冲击是指一个人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来到陌生的异域文化环境中所产生的焦虑与迷惑。[57]在一个崭新的文化环境中，文化冲击使得受冲击者无所适从。新生代农民工从乡村来到城市虽与中国人到外国生活的情况有所不同，但二者面临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即均需适应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遵守新的行为规范，与相异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进城前，新生代农民工觉得自己对城市有相当的了解，然而进入城市生活后，他们才发现城市还有很多是他们不知道的。曾经渴望的现代化生活方式近在眼前，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却不得不面对糟糕的住宿环境、高昂的物价以及迥异的文化氛围，现实生活残酷地改变了他们进城前的想象。

（三）城乡身份差异的无奈

由于中国的农村现代化进程缓慢，从硬件设施到人的现代化均落后于城市。改革开放后，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务工。由于农村的落后以及城乡居民的巨大差异，农民工在城市会遭遇不同程度的歧视。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更渴望融入城市，在遭受歧视的时候内心的动荡也更剧烈。

22岁的小薇来自河南商丘，目前在上海的一家理发店做助理。小薇当时是由朋友带来上海的，所以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家理发店，生活上也有同乡小姐妹照顾，一切还是比较顺利的。不过从校园里的学生到理发店的洗头妹，她过了很久才适应这种角色的转换。小薇上学时比较内向，平时总是自己默默看书做题。来到上海理发店工作后，老板要求她对顾客热情主动，还要善于推销店内的各式消费项目。

我那时候嘴很笨的，人家顾客说不需要，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为了这个老板常常批评我。每天早上九点半，我们主管要店里所有的人都在门口站好，然后大声一起喊口号。过来过去的人都看我们啊，我觉得很难为情，难道城市里上班就一定要这样吗！我心里有点后悔，觉得还是老家好呢。

也是刚来的那会儿吧，有次我不小心把洗头膏弄到顾客衣服上了。顾客就特别生气，说自己的衣服特别贵啊、不能沾水啊之类的。我拼命道歉，顾客还是不依不饶。最后我被老板教训了很久，还扣了工资。我伤心死了，上海人怎么这样啊，明显欺负我是外地人。那天晚上我躺了很久都没有睡着，都决定第二天就跟老板说我不干了。（小薇，女，来自河南商丘）

在小姐妹的安慰下，小薇还是坚持了下去。大家都告诉她刚开始的时候难免磕磕绊绊，时间长了适应了就会好的。这些事让小薇发现上海跟自己想象的差距很大。

总体印象不是很好，不是说上海这个城市不好，主要是上海人不友好，对待外地人带着明显的歧视态度。我有一点反感当地人了，以前还以为他们素质多高呢，其实他们就是觉得我们农村人跟他们不一样，好像低一等的样子。（小薇，女，来自河南商丘）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前对城市人的想象常常是“文化很高”“穿着时髦”“收入高，钱多”等固定印象，而对自己与城里人的关系和差别预计不足，也就导致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感受到本地人的不友善甚至是歧视。他们真切地体会到身份的差异，他们与城里人是两个不同群体，即使已经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生活，城里人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将他们视为同类。新生代农民工愈发渴望得到城市身份，从而真正融入城市，然而他们很快发现面临诸多困难。

来自吉林白城某农村的桐桐自小贪玩，并不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大她6岁的亲姐姐则是村里远近闻名的优等生，考第一对她来说是家常便饭。父母常常教导桐桐要向姐姐看齐，努力学习考上好大学，将来留在城市生活。桐桐对父母的这番说辞一直不以为然，她隐隐觉得自己无论如何努力都不可能在成绩上和姐姐比肩，所以她对学习不上心。桐桐觉得人生不是只有读书一条路可选，通过自己的打拼也可以留在城市，成为真正的城市人。中专毕业后，桐桐来到无锡投奔姐姐。那时姐姐已经从某名校毕业，在一家德国外企做管理工作。刚到无锡的桐桐信心满满，她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就不会比姐姐差。

桐桐很快找到一份蛋糕店收银员的工作，收入不理想，比姐姐低了好几倍。店里有不少出来打工十来年的前辈，桐桐惊讶于他们的工资并没有比自己多多少。接触多了之后，桐桐看到了“城市梦”的艰难：务工者既没学历技术，也没有相应的资源，很多人年复一年地劳作生活还是没有起色。他们住在城中村，那里的环境比农村强不了多少；他们把孩子放在老家上学，农村里出现了新一代的留守儿童。而两年前毕业的姐姐和男友已经在滨湖区买了房，将户口落了下来。虽然都生活在无锡这个城市，桐桐觉得自己和姐姐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姐姐已经获得了城市身份，她离这个身份依然很遥远。

从小我姐就爱学习，她老批评我不上进。我觉得无所谓，又不是只有上学一条路可以走。果然我们俩现在差别很大，越来越没什么可说的了。她公司那些事我也不懂，外企嘛，就是觉得挺了不起的。有时候姐姐在家招待同学朋友，也会让我过去一起玩，大家都对我挺热情的。我爱听他们聊天，但总是插不上话。（桐桐，女，来自吉林白城）

入城前踌躇满志的桐桐在同事的生活轨迹以及与姐姐的人生对比中，快速地看到农民工在城市立足的不易。她很想奋斗，但一时间又不知道该如何着手。桐桐很害怕自己走上与那些同事一样的路，在城市工作多年依然处在城市的边缘。新生代农民工初入城时，不管是遭受了歧视还是感受到城乡身份的差异，都让他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身上的农村标签，意识到真正融入城市的不易。新生代农民工入城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要寻求发展，要实现真正的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这种迁移不仅是空间上的，更是身份上的。所以当接触到城市冰冷的现实后，他们内心的失落和彷徨也就更强烈。

新生代农民工带着对城市的美好想象和对新生活的无限憧憬来到城市，他们期待城市生活比农村生活更舒适、更精彩、更有发展潜力。然而，迁移必须经历阵痛，异质的环境、异质的群体以及异质的文化对移民的冲击是巨大的。更有甚者，中国的乡村与城市相比一直处于劣势地位，乡村相对于城市来说是“落后的”“土气的”“无趣的”，生活在乡村的农民也往往被贴上这样的标签。[58]新生代农民工从弱势文化中迁移到强势文化中，虽然城市与农村的环境和生活方式迥异，城市人与农村人的成长历程和行为准则截然不同，但他们无形中还是被要求、被期待遵守城市的一切，这让他们倍感无助。

想象无法等同于现实。繁重单调的工作、高昂的消费、身份的差异以及完全陌生的文化环境，让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想象急剧改变。进城前，他们在媒介的建构中“看”到了城市的繁华，“看”到了城市生活方式的现代化，更“看”到了城市身份的诱人。来到城市后，他们发现“现代”“繁华”与自己生活的关系并不大。事实上，丰富的城市想象的存在放大了新生代农民工初入城时遇到的困境，他们的想象也倾向于走向另一个极端。当然，虽然初入城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心理和生活上都遇到很多困难，却很少有人就此返乡，因为农村不再是可以退守的心灵家园，他们依然会坚持在城市奋斗，并在长期的城市生活中进一步感知城市。

三 追逐梦想：适应过程中城市想象的重构

虽然城市生活与想象的相去甚远，但是新生代农民工一般不会轻易放弃城市，而是选择继续打拼。经历了最初进城的“震荡”后，他们开始慢慢地摸索如何适应新的生活，如何更好地发展自己。在整个过程中，他们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实践去体验城市，另一方面借助媒介工具获取城市的信息，二者共同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新一轮城市想象的来源。

（一）模仿追随：城市交往的现代性引导

中国的农村普遍重视血缘、亲缘关系。新生代农民工初次进城基本都是“连帮带”，跟随亲朋乡邻的脚步进入城市。他们首次入城的地点、第一份工作，都与带他们入城的人有极大的关系。有时一个工厂里甚至可以找出一大家子，全是沾亲带故。[59]被问到为何不选择自己入城时，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家里不放心”“对城市不太了解，没人带怎么行”“我自己不会找工作，也不知道怎么弄”。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入城之初的交际对象多是亲戚、老乡和同事，他们也会将自己的城市生活经历和观点传授给新人。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脱离了以血缘、亲缘为基础的初级交往圈，与城市中其他人的交往开始增多。

年仅20岁的阿勇来自江苏宿迁。虽然来南京才短短两年，但他已经换过一份工作，目前又在谋划着换份工作。与很多刚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一样，阿勇的第一份工作是工厂普工。他坚持了大半年后，跳槽到一家饭店做服务员。现在他已经厌倦每天点单、端菜的工作，他说自己想做理发师。这种想法的产生，源于阿勇与附近理发店的几个发型师走得很近。这几位小伙子在南京生活的时间都比阿勇长，他们的收入颇丰，生活做派也非常城市化。阿勇对此羡慕不已。

第一份工作不想提了，无聊得很，我是干不下去的。现在这个工作比原先的好点，起码不是机械重复了，但是也累得很啊，又没有前途。你说我这么下去不是一辈子端盘子吗？我想好了，要做发型师。看看人家理发店里的帅哥多风光，他们天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经常换发型，衣服穿得也洋气。我们这一行是没法比的，工资也没人家高。我打算先去理发店做学徒，慢慢地往上升，最后可能会自己开一家店呢。（阿勇，男，来自江苏宿迁）

职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衡量其生活状况的重要标准。所以在城市暂时稳定下来后，很多人谋划着从事更好的职业。在与发型师交往的过程中，阿勇感觉到他们的职业比自己从事的工作更有前途，活得更像真正的城市人，于是将希望寄托在换工作上。

来自安徽亳州的23岁姑娘婷婷，在南京某高校附近的奶茶店卖奶茶。她初中毕业后就无心继续读书，随着老乡的打工大潮来到上海。她做过很多工作，先后在服装厂、玩具厂、饭店、超市待过。2014年秋天，她随男朋友来到南京，开始在奶茶店上班。婷婷觉得自己工作了这么多年后，生活并没有质的改变。在与附近高校学生的交往中，她觉得自己的不如意都是由学历造成的。

我挺喜欢这边大学里的学生的，他们素质高，又好说话。有时候他们过来买奶茶，我就和他们聊天。哎，我发现还是得有学历啊，一毕业起点就很高。商学院的一个男生说他签的工作年薪16万呢，我都上班八年了，一个月才多少钱！你们一出去就是白领、金领，工资高又不累，福利什么的一大堆，羡慕死了。

我算是看透了，像我这种农村出来打工的，要想赚多点钱、过得好点，就只能自己做生意。我有个表哥开饭店就挺有钱的。要不就得提高自己，有同学建议我自考文凭，我觉得不错，也去网上查了南大、南师大的自考大专，学费好贵啊。我父母和男朋友都不太支持我考，说我年纪大了根本就是瞎折腾，我也好纠结。（婷婷，女，来自安徽亳州）

阿勇和婷婷提到的城市交往对象都不是本地居民，但他们的共同点是有着令阿勇和婷婷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羡慕的职业或身份，以及由职业或身份带来的收入、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这也导致阿勇和婷婷对当下的生活不满，认为只有通过职业转换提升自己，他们的未来才会更好。

其实，城市交往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有着直接的引导效果。这样的引导不仅体现在职业上，也体现在生活的很多方面。比如，服饰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想象的重要部分。进城前，他们对城市居民穿着的印象多为“时尚”“贵”“像电视剧里一样”；进城后，通过与城市居民的交往，这样的想象开始变得具体。

25岁的小黄是一家五金日杂店的小老板，跟随父母在上海川沙开店多年。由于经常去购买一些生活用品，笔者与其一家非常熟悉。有次小黄气冲冲地告诉笔者自己要和父母分开，每次买点牌子的衣服和鞋子，父母都会生气，训斥他乱花钱，他已经无法忍受这种花钱不自由的生活。

其实我买的也不算贵啊！衣服一般就是美特斯邦威、森马之类的，鞋子喜欢乔丹、特步，顶多三四百块钱。他们也不看看当地人都穿什么牌子，耐克、阿迪都七八百呢。我们都在上海生活这么长时间了，我爸妈还是乡下土老帽的想法。他们在地摊上买的几十块的衣服，我死都不会穿的。我在这边也有不少本地哥们，人家穿的衣服质地好得很，我也不能差太多吧。（小黄，男，来自福建莆田）

的确，已经在上海生活七年的小黄看起来与城市人无异，但他的父母依然有着农村人的朴实。像小黄这样进城后开始追求品牌衣服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在少数，特别是在城市生活已久，与城市人有了较多接触的群体。源于对城市身份的想象，他们在无形中模仿城市人的穿着打扮，甚至比城市居民穿得更“洋气”。

相较于其他领域，“住宿”可能是新生代农民工最为无奈的一个问题。与当地居民相比，农民工的住房条件普遍较差，从人均住房面积、房屋基本设施（如水、电、电视机、电扇、空调、独立厕所、独立厨房）等方面看均存在较大差异[60]。不过与老一代农民工只想改善老家住房条件，不愿将其收入过多地用于在城市的即期消费的心理不同，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改善当下在城市的生活条件。住得好一点甚至拥有自己的房子，成为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追求的目标。

1991年出生的静静已经是一个一岁半男孩的妈妈了。她和老公目前生活在杭州余杭区的一个小镇上，老公在一家工厂上班，她则全职在家带孩子。自从三人从安徽老家来到杭州打工，他们已经搬了好几次家。刚来时，老公还没工作，所以和她的父母住在一起（父母也在当地打工）。一个月后，他们觉得不方便，便搬到了父母家对面的一栋房子。这间出租屋没有厨房，所以他们一直去父母家吃饭。后来因为和嫂子的一些矛盾，静静搬到现在的住处，每月要付200元房租。

我就是别人常说的留守儿童，爸妈一直在杭州打工。我初中没念完就和小姐妹去上海打工，在小饭店做服务员。结婚后不久，就怀孕了。在孩子8个月的时候，我和老公出来打工。现在我老公在厂里一个月才2800元，我又不上班，租这200元的房子就不错了，起码有床有柜子，不用什么东西都堆在地上。（静静，女，来自安徽蒙城）

静静平时带孩子总去附近的小区玩，与小区里一些带孩子的家长相处得不错。在与他们的交往过程中，静静渐渐产生了买房子的想法。

城里人很重视孩子的，我去过几个关系好的家里，孩子都有专门的游戏天地。我觉得我们这种外来的人住得太差了，有点对不起孩子。我得买房子啊，想活得像城市人一样，房子是必需的。住这样的地方，将来我儿子上学了带同学来家里都不好意思的。（静静，女，来自安徽蒙城）

有多年城市生活经历的静静早已不再追求吃穿和城市人一样，她开始渴望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通行证就是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可以肯定的是，房子并不会如静静想象的那样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有了房子以后她对城市的想象也不会停止。

城市空间中的人际交往是最为实际的沟通方式，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会以业缘和地缘为中介发展社会关系网络。在城市交往过程中，他们观察城市交往对象在工作上和生活上与自己的差异，想象自己通过模仿、追随城市人而获得更好的生活。当然，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自主意识更强，他们在模仿城市人的同时，也在寻求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二）调适想象：传统媒介影响方式的改变

在农村，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至关重要。他们通过媒介这个窗口了解外面的世界，其城市想象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媒介的影响下建构起来的。入城前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切身的城市体验，城市到底什么样在他们的脑海中是相对空白的，而电视等媒介以城市为主要内容的传播倾向填补了他们对城市信息了解的空白。可以说，乡村社会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媒介的关系类似“魔弹论”的描述，即他们对媒介信息的接受度极高。[61]进入城市后，想象遭遇的现实让他们更加自主、有选择性地使用电视等传统媒介。

23岁的娜娜来自江苏盐城，在杭州一家咖啡店做服务员。进城五年，她早已学会上网，手机也换了两三个，但是依然保持着看电视的习惯。咖啡店不像饭店里一样饭点的时候比较忙，其他时间可以歇一歇，店里的顾客断断续续，上一天班下来娜娜常常累得腿疼。她住的宿舍是老板提供的，三室一厅住着十来个女孩，客厅很小，好在配有沙发和电视。

下了班打开电视，然后往沙发里一歪，一边吃零食一边找喜欢的节目看，这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时候了。我喜欢看湖南芒果台的综艺节目，汪涵和何炅是我最爱的（节目主持人），他俩聪明幽默，我可是他们的忠实观众。我还喜欢追剧，就是那种都市爱情剧，就是看着玩呗，不可能像以前那样相信了。电视里的这种人可能真的有，但跟我们不是一个档次的。看电视就是放松放松图个乐呵。自从来了杭州，也看看本地电视台，得知道点本地的事情啊。（娜娜，女，来自江苏盐城）

娜娜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看电视的心理变化。进城后，“城市”不再是媒介中遥远的意象，有了城市生活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媒介素养与在农村时发生很大变化，他们针对媒介传播的信息开始了自己的思考。

已经在宁波某机械工厂上班十几年的映宏是一个很喜欢看电视的小伙子，从小他就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看电视上。进入城市后，映宏依然保持着看电视的习惯。他居住在工厂的宿舍里，由于性格内向不喜欢与人交往，平常休息时常常窝在宿舍看电视。不过，映宏承认自己在节目选择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以前爱看电视剧，最喜欢的是武侠剧和都市剧，武侠剧打打杀杀很过瘾，都市剧浪漫美妙。现在口味变了，觉得看电视剧挺浪费时间的，都是瞎编的，有的离谱得很。我现在就喜欢看一些纪录片，探秘、军工、科学、人文类的。我没学历，看纪录片还能多学点东西，这样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还显得有学问呢。（映宏，男，来自贵州毕节）

映宏的态度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使用大众媒介的变化，他们不再是消极被动、一击即中的“靶子”，城市生活经历让他们看到了电视等大众媒介并没有那么公正权威，他们开始自主地使用媒介并根据自己的认知框架来理解媒介信息。在宁波生活了十几年的映宏对电视、对城市都有了全新的认识。

也不能说电视很假，有真的，也有假的，不能全信就是了。生活久了，觉得宁波也是这样，在这儿你能赚到钱，生活也比老家有意思，但是人家排外，看不起农村人也是真的。（映宏，男，来自贵州毕节）

在长期的城市生活中，娜娜和映宏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学会了辨别电视等传统媒介中的信息，从中他们还原了一个更为客观的城市，既不如初次想象得那么美好，也没有刚入城时觉得的那么糟。同时，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媒介提高自己。前文中提到的在南京某汽修店工作的小张，就通过每天阅读报纸来了解城市，获取更多的知识。小张离开南京江宁的工厂后，经老乡的介绍到了市区的一家汽修店工作，平时给顾客洗洗车，工作没有连续性，间断性的空闲时间很多。小张的老板很爱看报纸，他们店里订了四五份报纸，小张闲来无事的时候也爱翻翻。

我以前很讨厌看字的，哈哈，不然成绩不会那么差。在这边有时候很闲嘛，报纸都堆在那儿，我就看看呗。时间长了，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知道了好多事，跟别人聊天的时候都有底气了。我最喜欢看《金陵晚报》，在南京生活还是得多了解南京的事。

怎么说呢，我刚来那会儿不是在厂里受欺负嘛，觉得南京真是个鬼地方。现在当然不这么想了，哪儿都有好人、坏人，刚出来受欺负也是难免的。其实也怪我太老实，嘴巴不会讲，现在我天天洗车，有时候跟那些车主可能扯了，可能是报纸看多了吧。（小张，男，来自安徽蚌埠）

虽然现在工资还不是太理想，工作内容也没有大的前途，但小张坦言比在工厂里好得多。他觉得城市一直就是那个样子，关键还是看自己怎么想。总之，新生代农民工对传统媒介的使用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媒介真正成为他们获取信息、提高自我的工具。媒介素养的提高让他们更加客观地看待媒介信息，此时的城市在他们眼中是个多面体，他们逐渐适应了当下的生活，而如何更好地发展自己成为他们城市想象新的主题。

（三）寻求突破：新媒介实践的多重作用

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必不可少，而以网络和智能手机为主的新媒体近年来发展迅猛。广大受众特别是年轻人使用新媒体的频率越来越高，受新媒体的影响也越来越深，新生代农民工也不例外。有学者对上海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发现：目前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中，网民比例达到75.4%，拥有手机的比例为96.0%，均高于传统媒体。将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媒体普及率与其他社会群体对比后发现：第一，无论是网络还是手机，新生代农民工新媒体的普及率均高于上海市民和全国公众的平均水平，属于社会中新媒体使用的活跃群体；第二，即便与上海青年群体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手机拥有比例也不落后。[62]由此可见，新媒体的使用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是相当普遍的。由于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相对缺乏，新生代农民工在新媒体的使用上是非常积极的。新媒体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跳出日常固有的生活场景，从而改变他们的城市想象或是刺激新的想象。

来自安徽全椒的卫东，26岁，在南京某工厂上班。尽管年龄不算大，但卫东已经算是老网民了。他坦言网络和手机是单调生活最好的调剂。

我上网玩的东西是阶段性的，开始喜欢看武侠剧、玩游戏、听歌之类的，现在更喜欢看新闻、逛论坛了。我白天上班的时候一直挂着QQ，QQ新闻经常会弹出消息，但是厂里是不准玩手机的，所以我都是晚上回去再上网细看。卫东在老家时常常和父亲一起收看《新闻联播》，自从上网后，他就再也看不下去了。他说：“网上说什么的都有，不再是一个声音了，就像每次抗灾什么的吧，电视里永远是同心同德大爱无疆，网上批评的很多，网友很会吐槽。我觉得以前接触的（信息）太单一了，网友就是五花八门什么都说。”（卫东，男，来自安徽全椒）

卫东在网上的交友范围很广，他的QQ好友里既有远在新疆做生意的小店主，也有在南京上班的白领。

这些朋友都是在论坛里认识的，大家聊得来就加好友了。怎么说呢，接触的人多了，很多事情容易想得开。比如说，有几年觉得出门在外打工很辛苦，赚的钱又少，不知道未来在什么地方。喜欢羡慕别人啊，羡慕那些老板、白领，还有本地人，他们生来就有房。现在不这么想了，谁没有烦恼呢，都不容易。（卫东，男，来自安徽全椒）

工厂的生活是重复单调的，而网络为卫东这样的工人提供了了解城市的新渠道。通过使用新媒体，他们看到、听到与传统媒体和自身体验不一样的观点。通过互联网，他们认识了圈子以外的朋友，领略了多元化信息和观点的碰撞，这样的碰撞对他们固有的刻板印象产生了冲击。他们学着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城市和自己的生活处境，其价值观念也在悄然改变。

1986年出生的阿义是上海一家名为T-JS的理发店的高级发型师，收入不菲，整个人时尚前卫，让人无法联想到他来自湖南偏僻的农村。阿义在上海已经生活了十几年，一直从事理发师的工作，从小学徒一直做到高级发型师，整个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酷爱电子产品，笔记本、iPad、手机一应俱全。

T-JS店里给顾客用的电脑全是苹果的，显得有品位嘛。我在店里苹果用惯了，所以自己的笔记本啊、iPad啊、手机啊也都是苹果的，速度快不卡，用起来很爽。我上网的话，应该和别人都差不多吧，看看电视，刷刷新闻，逛一些美发网站和社区。平时手机用得比较多，闲下来就刷刷微博和朋友圈。每次给客人做完头发，只要她们同意，我都会拍照纪念一下，做得很满意的就发朋友圈、QQ空间展示展示，也能做做广告。陌陌我很喜欢用，能认识很多人，我之前有个女朋友就是在陌陌上认识的，她在上海读大专，还是个学生。（阿义，男，来自湖南湘西）

阿义谈过好几个女朋友了，但都没有走到最后。面对老家父母一次又一次的催婚，他显得满不在乎。“我爸妈是老脑筋，他们再怎么催，我也不会听的。我还不想结婚生小孩，太累太烦，我想自由自在，不想进入婚姻的坟墓。”在上海生活久了，阿义对婚姻家庭的观念与湖南老家的人相去甚远。对他来说，结婚生子不再是卡着年龄的必修课，成为随缘的事情。阿义对十几年前刚来上海的生活已经记忆模糊，无法准确回答访谈中诸如“刚来的时候习惯吗”“来之前对上海有什么印象”之类的问题。

我有点记不清了，变化肯定是很大啊。十六七岁刚来的时候，应该是既新鲜又害怕吧。现在我喜欢上海，大城市还是很公平的，只要你够努力，你就能得到机会，日子也会越来越好。（阿义，男，来自湖南湘西）

在交谈中可以感觉到，阿义对自己相当自信，对生活也很满意，他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已经高度城市化。可能是因为没有组建家庭的打算，阿义对房子、户口的问题显得毫不关心。在他眼里，城市是可以享受现代化生活的地方，什么身份并不重要。

智能手机中微商的兴起，也为不少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自己创业的机会。24岁的女孩娇娇从事微商已经一年有余。娇娇来自江苏海门，自17岁到杭州打工，先后在服装厂、餐馆工作过，最后辗转到一家蛋糕房从事售货员的工作。正是在这份工作中，她结识了同在一家店里做蛋糕师傅的男友，并在男友姐姐的带领下开始做微商，出售一种名为“雾海微岩”的护肤品。

娇娇的微信昵称是“美哒妮”，朋友圈里放的照片显示她是个大美女，风格颇似各类网红的自拍照。出于推广产品的需要，娇娇经常现身说法，在朋友圈分享使用产品的感受，并以照片为证。除了卖东西，娇娇也常会发一些文艺小清新的文字，并配以自己慵懒美丽的自拍。从她的身上找不到我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任何刻板印象，她的整个朋友圈里充满着时尚、前卫、文艺的气息。

我刚来在厂里做衣服那会儿很土的，慢慢学慢慢改呗。特别是开始卖“雾海微岩”，自己不弄漂亮点谁相信你的东西好呢。人家该说了，你的产品好怎么没把自己的皮肤保养好呢？如果能做得更大的话，售货员的工作我就不干了，专心做微商。（娇娇，女，来自江苏海门）

娇娇打算再过一年和男友结婚，她的男友也在谋划着自己开一间蛋糕房，婚后他们依然会在杭州继续打拼。谈到对杭州的看法，娇娇显得很淡然。“杭州也好，哪里也罢，要想在城市里站稳脚跟，还是要努力赚钱。他们本地人也有很穷的，外地人不一定比他们差。”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在新媒体的使用上与城市青年相差无几。新媒体为新生代农民工打开了了解城市的另一扇窗，提供了看待城市的另一种角度。来自安徽黄山的26岁小伙子小文这样描述自己上网的感触：

网上天天曝出来的城市的问题还少啊，一会儿雾霾，一会儿贪污，一会儿又杀人拐小孩的。农村也有农村的好处，环境好，吃的健康。但是没有办法，我们还是得在城市里赚钱，有了钱你就能住好房子，开好车，别的都不重要。（小文，男，来自安徽黄山）

可以说，新媒体一方面为他们提供了海量的多元化信息，另一方面也逐渐成为他们发展自己的工具。新生代农民工在使用新媒介的过程中开阔了视野，他们不再盲目地崇尚城市的一切，而是用更客观、更理性的视角看待城市。身份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绕不过去的障碍，他们在初到城市时曾因明白了获取城市身份的困难而感到焦虑甚至绝望，但是在新媒体“去传统化、去权威化”的传播过程中，他们不再一味追求制度和城市居民的认可，而是开始想象以自己的方式在城市中获得更好的生活。

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后遭遇的想象与现实的落差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们不会一直沉浸在茫然无措的状态里，更不会放弃城市返回乡村，他们开始努力适应新的生活，并不断地去发现问题、寻找差距，试图融入自己所生活的城市。在这样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与媒介的接触更为频繁，他们的城市想象也得以重构。当然，新一轮的城市想象图景与进城前的城市想象大不相同。新生代农民工不再仅仅想象城市生活和城市身份的诱人之处，而是进一步想象如何缩短自己与欲得的生活和身份之间差距的方法。

四 阶段性适应：城市想象的媒介建构及其动态变化

城市对农民工有着特殊的意义，城市不是他们的原生家园，而是他们理想中寻求更好生活的地方。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虽然都是出生于农村的农民，但他们的成长环境与父辈截然不同，其对城市的渴望也更为强烈。从在乡村生活，到初到城市，再到在城市生活，在空间移动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也在经历着角色转换和生活巨变，他们的内心必然随之发生丰富多彩的变化。媒介和现实生活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种种关于城市的材料，而城市想象的最终完成要经由他们的头脑进行加工，所以城市想象是探索这个群体在一系列变化过程中内心世界的一个理想切入口。

在媒介建构与现实生活的碰撞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想象经历了从“形成”到“转变”再到“重构”的一系列变化，但这并不代表想象的结束，相反城市想象会一直继续下去。与父辈不同，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愿望强烈，为此他们一直积极适应城市的一切，而城市想象一方面激发了他们对城市的向往，另一方面也对其城市适应有着积极的作用。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提出“媒介即人的延伸”，他认为媒介是人的感觉能力的延伸或扩展。[63]的确，从最初的印刷媒介到今天的移动终端，人类越来越依赖媒介获取信息，从而了解外部的世界。李普曼在其著作《舆论学》中说，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媒介所展现的“拟态环境”不是对客观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不同于环境本身的“二次环境”，所以我们对很多事物的认知往往源于媒介的建构。

同时，媒介是随着城市化、现代化一起发展起来的，因为媒介天然地与都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结。相关研究表明，媒介的绝大部分信息和内容与城市相关，涉农节目从数量和质量上都堪忧。无论是传统媒体中的广播、电视、报纸、杂志，还是新媒体中的互联网和手机，都紧紧围绕城市和城市人展开运作。这是因为中国媒介日益走向市场化，绝大部分自负盈亏。要想在日益激烈残酷的媒介市场中生存下来并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它们就必须学会追逐并保持市场份额和利润，学会把眼睛紧盯在社会资本的控制者身上，广告主则需要吸引消费者购买商品。这样，媒体的竞争核心必然是受众注意力。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市场需求=人口+购买力+购买意愿。为了赚取大量的广告收入，媒介自然会额外青睐居住人口高度密集、购买力相对农村较强的都市。另外，从大众传媒自身发展来看，都市交通便利，通信发达，都市新闻以及其他都市讯息的采集、制作比农村快捷方便。因此，从传播成本上而言，城市居民也是理想的营销对象。所以，我们不难看到当下大众传媒纷纷将自己的活动范围、关注内容、服务对象向都市靠拢。[64]

一方面媒介是人类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媒介与城市密不可分，所以说媒介是建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想象的关键因素。从乡村到城市，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的关系经历了从“远观”到“亲历”的变化。在整个动态变化过程中，媒介既是新生代农民工了解城市的窗口，也是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不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新生代农民工都通过媒介的使用获取了大量的城市信息，在头脑中加工后形成城市想象。

中国农村地区人口稀少，居民点分散在农业生产的环境之中，农民以村落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生活。一般来说，村庄的规模为几千人、几百人，社会环境比较简单，农民的交际圈子比较狭窄。熟人社会的交往机制决定了乡村本身无法孕育自己的媒介，再加上农村休闲娱乐活动单调，农民将大量业余时间消耗在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体上。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时一般尚处于学龄，相较于城市同龄人，他们极少参加补习班、兴趣班，电视往往伴随他们度过一个又一个周末和假期。

经过大众媒介长期的“城市信息”灌输，每一个新生代农民工都有一个“想象中的城市”，虽然由于个人差异，每个人脑海中的城市画面并不一致。在农村的传播环境中，新生代农民工对媒介的使用是单向度的，现实经历的缺乏使他们无法辨别信息的优劣真伪，其城市想象的形成对媒介的依赖程度极高。除了大众媒介，人际传播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想象的重要来源。这种对城市的“转述”带有极强的个人主观性，但是他们对口耳相传的城市信息几乎照单全收。

事实上，在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中，城市信息并不完全是正面的，也有部分负面的评价，譬如“城市人歧视农民工”“农民工在城市谋生不易”等等。仔细分析城市的“丑陋”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意的负面评价多与“农民”的身份有关。这其中隐藏着“只要努力奋斗，获得城市身份，就能解决问题”的暗示。所以，进城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想象总体上充满感性的色彩，没有多少城市生活经验的他们将城市等同于有限信息中想象的城市。

当新生代农民工离开熟悉的乡土社会，来到陌生的环境开始新生活，其先前的城市想象会遭到冲击。城市的繁华与精彩让他们感到兴奋，而繁重的工作、微薄的收入、高昂的物价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他们感受到想象与现实的差距。他们在心理上和生活上都走入了困境，巨大的现实扑面而来，他们对城市的想象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事实上，进城后想象的转变并不是因为进城前的想象完全是虚假的，而是因为“远观”与“亲历”存在区别。同样，由现实经历所激发的想象无法等同于现实，由于“迁移”的不适，初入城的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放大自己遇到的困难，从而使想象走向另一个极端。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生代农民工渐渐习惯了当下的生活，媒介在他们的城市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从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古登堡发明第一台印刷机至今，媒介经历了日新月异的发展，不断有新的媒介形态出现，人类也就越来越依靠媒介感知世界。可以说，除了现实经验，今天的我们对很多事物特别是未知事物的认识来自媒介的建构。[65]城市人依然需要媒介来感知城市的一切，并且他们的“认识”中也有相当的想象成分。相比之下，有着十几至二十几年乡村生活经验的新生代农民工更需要依靠媒介认识城市。碍于职业、交际等方面的限制，他们对于城市可亲身体验的范围往往狭小而有限。

在城市里，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接触网络并且很快拥有了自己的手机，新媒体以不同于传统媒体的属性为他们打开了另一扇获取信息的大门。再加上人际传播和生存环境的角色传播，新生代农民工获得信息的渠道比在农村时大为增加。多种传播方式的出现以及现实生活中对城市的亲身体验，让他们在接收信息时学会了辨别。传播不再是单向度的，而是媒介信息与现实互相作用。此时的城市想象表现出更多的理性色彩，新生代农民工不再用非黑即白的方式来定义城市。从内容上来说，新一轮的想象集中在自身发展和获取城市身份两个方面。虽然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前也有“寻找发展机会”“成为真正的城市人”的愿望，并由此而衍生出对二者的想象，但那时的想象毕竟是朦胧的，并没有太多具体的细节。进城后，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发展的想象开始具体落实到对工作的想象、对外表的想象、对教育的想象等，他们依然渴望“得到城市身份以及融入城市”，但同时也意识到自身群体的特殊性，所以他们希望通过努力获取更为实际的东西。

综上所述，大众媒介通过新闻、都市剧、综艺节目、商业广告、城市形象片等传播形式，人际传播通过亲身交流、潜在影响等方式，共同建构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想象。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想象不断发生变化的原因在于：其一，从乡村到城市以及在以后的城市生活中，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生存环境一直在改变，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媒介形式也随之改变；其二，随着城市生活阅历的增加，新生代农民工使用媒介的方式、关注的媒介内容、理解媒介信息的框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整个过程中，进城前，媒介是构建城市想象的主要因素；短暂的迁移过程中，现实经历是主要因素；在漫长的城市适应过程中，媒介和现实经历共同发生作用。在本书的概念界定中，城市本身就可被视为“媒介”，所以城市经历也在建构着想象。可以肯定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想象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在经历了“形成”“转变”“重构”后，在今后的生活中还会发生新的改变。

当然，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想象是复杂的，不仅有正面的、真实的、积极的，也有负面的、虚幻的、消极的。我们并没有进行刻意的区分，因为重要的不是什么样的想象，而是这种想象的本身深刻地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的关系并且成为他们前进的动力。

总而言之，新生代农民工在媒介的建构下产生城市想象，他们在想象的指引下付出实际的努力，城市想象在与现实的碰撞中要么得以实现要么得到修正。然后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中又会产生新的城市想象，在不断为想象努力的过程中，他们逐渐达到一种“阶段性”的城市适应状态。所谓“阶段性”的城市适应，与完全的城市适应的区别在于，在一个城市想象的变化闭环中，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他们的城市生活依然面临着很多挑战，与市民身份的获得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然而与刚入城时茫然无措的状态相比，达到“阶段性”适应的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上和心理上都趋于暂时稳定。

可以预见，在今后的生活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想象依然会不断地发生变化，他们也会达到新的“阶段性”适应状态。新生代农民工内部不是铁板一块，就个体而言，他们的城市想象和城市适应并不完全一样，以上呈现的过程和结果只是一种总的趋势。所以，在城市想象的作用下，新生代农民工达到一个又一个“阶段性”适应状态，其城市适应在总体上呈现为“螺旋式上升”，即他们的城市适应过程有曲折甚至有时会倒退，但总趋势还是上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