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贵州民族民间文学的生态意识启迪》：天人合一：生态整体观

当今时代与其说是一个展望的时代，毋宁说是一个“回望”的时代。从一味追求科技发展和物质财富增长，到关注人的整体生存状态和内心精神世界，无疑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所获得的大觉醒和大进步，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可以叫作“倒退”。这种“倒退”是指人类重新退回对大自然依恋和依赖的状态，重新做回大自然之子。我们在走了许多弯路之后才产生的这种生态意识，先民们早就已经在亲身践行了。由于对大自然高度依赖，他们相信万物有灵，珍视一切生命，把自己的命运与大自然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无意识中便会自觉去敬畏自然、守护自然。这份对于大自然的依赖和依恋，成为人类繁衍生息历史上最美好的品质，也是最值得今天的我们去发掘的宝贵财富。而民族民间文学则是这些生态财富最具代表性的载体之一。“民间文学，是广大民众集体创作、口头流传的一种语言艺术。它运用口头语言叙述故事，展示生活，塑造形象，抒发感情。它是广大民众生活的组成部分，是他们认识社会、寄托愿望、表达感情的重要方式之一。”[6]贵州民族民间文学就是这样一种展现多民族人民生活状貌和思想感情的艺术表现形式，它集中表现了贵州先民敬畏自然、热爱自然、守护自然的朴素生态观。这种朴素的生态观对贵州作家的创作有深刻的影响。

生态批评主要是在生态哲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文学批评，而“生态整体主义是生态哲学最核心的思想。其主要内涵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7]。这种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形成可以说是人类思维方式的一次大革命，它彻底摆脱和突破了二元论及中心论对人类思维的控制，让人们在面对他所赖以生存的世界时不再狂妄和愚蠢地以自我为中心，也不再简单地视自然为只是供给人类资源及能量的客体存在，自然与人类应该建立起一种平等友好的主体间性关系。贵州民族民间文学所反映出来的“天人合一”观正是对这种哲学思想的充分诠释。在贵州先民的潜意识里，人与万物是同宗同源的，他们共同处于大自然这个整体之中，人与物之间是互帮互助、和谐共生的关系，而且人只有充分认识和利用自然，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一）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一体观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华文明关注的永恒话题。“天人合一”最基本的命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类的生产活动要与自然规律协调一致。宇宙万物是大法则，人只是其中的一分子而已。要把人和自然万物看作合二而一的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贵州先民对宇宙起源的解释很自然地体现了这一哲学观念。

1.“雾起万物”：自然起源观

贵州先民认为天地万物始于云雾，苗族古歌对此有清晰的记录，如在《苗族古歌》的《开天辟地》中就以对答的形式这样唱道：

我们看古时

哪个生最早

…………

姜央生最早

姜央生最老

…………

云来诳呀诳

雾来抱呀抱[8]

这一组古歌以问答的形式回答了到底什么生得最早，亦即什么才是宇宙的起源的问题。苗族人民把世界的本源归结为“云雾”，坚持自然创造了万物，信守自然起源观。较早研究苗族古歌的吴晓萍在其论文中就指出过这一点：“苗族先民在古歌中对宇宙的本源作了天才的猜测，他们借盘歌的形式一问一答，逐步揭示出世界的统一本源是雾罩。”[9]

《布依族摩经文学》中有：

布灵出世时，

没有地和天，

只有清清气，

飘来飘去像火烟，

只有浊浊气，

飘去飘来如火烟，

浊气和清气，

紧紧同相粘。

清气圆螺螺，

好像一口锅，

浊气螺螺圆，

也像一口锅，

一口向上升，

一口朝下落。

上升的叫“闷”，

下落的叫“惹”。

从此世间上，

有了天和地。[10]

这段古歌更加形象具体地说明了天地的形成，清气浊气本来是紧紧相粘在一起的，清气向上升，浊气朝下落，从此世间有了天和地。天地的形成是清气和浊气相互作用的结果。中国人眼里的宇宙“是一个有机体，是由若干动态的能量场，而不是由静态的实体构成的。的确，思维与物质的二元论在这种精神生理结构中就派不上用场了。使宇宙成其为宇宙的，既不是精神的，也不是物质的，而是二者的统一。这是一种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既不是脱离了躯体的灵魂，也不是纯物质”[11]。由此可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贵州先民把自然与人紧紧联系在一起，让二者合而为一。先民们懂得认识宇宙的物质性，承认人是自然之子，这是最为可贵的朴素生态观。

2.“蝴蝶生人”：人类起源观

先民们一直在探索自身的来去问题，“我们从哪里来”一直是人类思考的问题。商周时代有“踩巨人脚印而感生”的始祖神话，《圣经》中有上帝造人之传说，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神创论。贵州苗族古歌中叙述的人类起源却和东西方的造人神话迥然不同，在黔东南苗族世代传唱的古歌中，叙述着“蝴蝶生人”的人类起源神话。关于枫木—蝴蝶生人的传说是一组古歌，其中有一节这样唱道：

砍倒了枫树

变成千万物

锯末变鱼子

木屑变蜜蜂

树心孕蝴蝶

树丫变飞蛾

树疙瘩变成猫头鹰

半夜里高鸣高鸣叫

树叶变燕子

变成高飞的鹰鹞

还剩一对长树梢

风吹闪闪摇

变成鸡尾鸟

来抱蝴蝶的蛋[12]

这一组古歌是一则完整的关于人类起源的故事：许久以前，地球上是荒芜的一片，什么东西都没有，但天边有一棵白枫树，开着各色的花，还结着各种各样的籽。仙风吹落了枫树种子，有个叫榜香的巨人犁耙天下，将枫树栽在了老婆婆的水塘边，枫树很快长大了。东方飞来的鹭鸶与白鹤在枫树上做窝，是它们偷吃了水塘的鱼秧，而诬赖枫树，最后找来理老打官司，最终还砍伐了枫树，于是树心生出妹榜和妹留，即蝴蝶妈妈，蝴蝶与水泡游方，生出十二个蛋。由鸡尾鸟孵蝴蝶的蛋而生出人类，包括人类始祖雷公和姜央，枫木—蝴蝶生人传达的是一种自然造人的观念。

侗族人关于人类起源问题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人是由树繁衍而来的：“起初天地混沌，世上还没有人，遍野是树蔸。树蔸生白菌，白菌生蘑菇，蘑菇化成河水，河水里生虾子，虾子生额荣，额荣生七节，七节生松恩。”[13]《人类起源歌》不仅涉及了侗族的生命起源，也叙述了人类的整个产生过程，即无生命的混沌状态—生命的产生—低等动物的产生—人的产生。它从自然本身去寻找人的起源，指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进化的产物，传达的仍然是自然造人的观念。

具有这样的观念和意识，就不会戴上“人类中心主义”的有色眼镜去主客二分地看待和审视所谓的自然他者，就会在同自然的交往中对其主体性给予真诚的尊重，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友好相处的和谐之境。

（二）“万物一齐”：人与万物平等观

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万物一齐”是庄子在古典的存在论基础上提出的哲学思想，其“万物与我为一”的生态审美观蕴含的是万物平等地共处于自然之中，人并非万物的主宰，自然界的其他物种并不只是无用的存在。这一系列理念有助于人们理解当今的生态理论建设，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所强调的人凌驾于万物之上，自然界的其他物种皆为我所用的观点。

1.生命无贵贱 万物相平等

贵州苗族古歌和神话传说中体现出的人与物之间的生态关系可以大致用平等共生和互助合作来概括，人只是处在其他物种之中而不是其上。首先，苗族先民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同宗同源，人和其周围的万物都是自然的产物。万物的起源都与枫木有关。苗族古歌说：“砍倒那枫香树，变化成了千样物，变成百样个物种。”[14]枫香树的木屑、树丫、树叶等一一变成了自然界的物种——蜜蜂、飞蛾、燕子等，而树心则生成了“妹榜妹留”（苗语即“蝴蝶妈妈”），后来“蝴蝶妈妈”和水泡游方生出十二个蛋，从而孕育了人类的祖先。苗族古歌首先是在自然万物的出身上肯定了它们的平等性，自然万物无高低贵贱之分，都是枫木孕育出来的。

不仅如此，在原始苗族人的意识中，无论是人还是动物，当一方的行为危害到另一方的利益时，都是要受到惩罚的。在苗族史诗《打杀蜈蚣》故事中有关于惩罚人类危害周围其他动物的行为的描述，史诗这样唱道：

姜央在山上开荒，

开完东边开西边，

挖到田角角，

碰到了蜈蚣虫，

蜈蚣对姜央说：

“你开荒只能开东头，

不要开过我西头，

西头是我的黄牛圈，

西头是我的水牛圈；

还有我爹爹的坟，

我爹就埋在那边。”

姜央只顾忙，

谁的话也没听见；

他开荒到西头，

挖着了蜈蚣坟，

——这就种下了祸根。

蜈蚣夜夜磨牙，

姜央天天磨刀，

他们约到森林边决斗。

蜈蚣早早去等着，

姜央没有去，

事情放下了。[15]

从以上所引的史诗中可以知道，人类始祖姜央开荒种田，挖到田角，碰到了蜈蚣虫。这一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危害了蜈蚣的生命，蜈蚣据理力争，它理直气壮地“告诫”姜央“你开荒只能开东头，不要开过我西头”。在这里，动物的地位并没有居于人之下，它同样可以平等地和人共处于自然界中。更不可思议的是，这节史诗的后半部分这样叙述，姜央“挖到了蜈蚣坟——这就种下了祸根”，这是人与动物之间利害关系的一种绝佳表达，人为了生产生活危及其他物种的生命或利益时，是要种下祸根的，人与蜈蚣之间免不了一场决斗。因此，史诗在道德和伦理层面肯定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平等性。因为这种平等性观念的存在，在布依族先民的思维中，万物与万物、万物与人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些生命特定的模式都是可以通过“变形”来打破的，于是，大量的“变形”神话、传说、故事便应运而生了。那么，何为“变形”？斯蒂·汤普森这样定义：“一个人、一个动物或物体改变了自身的形状并以另一种新的形状出现，我们称之为变形。”[16]另外，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也对“变形”作了如下解释：“既不是纯理论的，也不是纯实践的，而是交感的，即一体化的。这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动物、植物和人处于同一个层次，人并不认为自己处于自然等级中一个独一无二的特权地位上；其二，各个不同领域间的界限并不是不可逾越的栅栏，而是流动不定的，在不同的生命领域之间没有特殊的差异，一切事物可以转化为一切事物。”[17]在布依族先民的观念中，人类并没有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通过“变形”人可以变化为万物，万物也可以变化为人，人与自然万物的生命本质是相通的。布依族祖先“布灵”是一个具有“神性”的人，他具有造天造地造万物的超能力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且看古歌《造万物》向我们讲述人与自然万物是如何在“变形”中造就生命的循环的：

脚趾甩下地，

变成了山峰。

脚丫甩下地，

变成了山岭。

手指落地上，

就变成大树。

布灵手上筋，

变成了蔓藤。

耳朵被揪落，

处处都是花。

头发一着地，

就变成青草。

鼻孔落下地，

飞出万只鸟。

牙齿全拔下，

现出一头狮，

现出一头熊，

现出一只虎。[18]

布依族原始先民运用他们的智慧，将有限的存在扩展到存在的无限。卡西尔曾经说过：“神话教导人们死亡并非生命的结束，它仅意味生命形式的改变，存在的一种形式变成了另一种形式，如此，生命与死亡之间，并无明确而严格的区分，两者的分界线暧昧而含糊，生与死两个词语甚至可以互相替代。”[19]“布灵”这位伟大无私奉献的布依族老祖先，将自己的生命给予自然万物的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生命的永恒。他将自己的生命幻化成了一片永不凋谢的无限生机，这既是自然万物生命的创造，也是人类生命的延续。在这样一个神话世界里，任何生命都是没有等级的，它们和人类一起构成了一个连续循环的生态整体。

不仅动植物能够变形为人，水族民间文学中还有大量关于人变形为自然物的记述。水家人在其内心深处是永葆着一颗对于自然母亲的赤子之心的，他们有着从未泯灭的生态本性，承认自己是自然整体中的一部分，并怀揣着回归的渴望，“回归自然的最高境界是：与自然融为一体”，“与自然融为一体，是人类想要在这个星球上天长地久地生存下去的唯一选择”。[20]在水族众多的民间故事中，我们会发现很多讲述人死后幻化为自然生物的传说，这些传说故事所传达出来的就是水家人与自然的融合观念，就是水家人向着他们的来路和归宿——自然有意识的自觉回归。民间故事《香菌》讲的是水家后生阿宝死后附身于菌子，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的故事[21]，《槐树的传说》则将槐树当成了水家后生阿槐因除妖英勇牺牲后的化身[22]，而《黄泥鸟》则讲了水家姑娘寒妹死后变成了黄泥鸟的故事[23]。水家人正是以这样一些表现人类回归于自然，化身为自然物，同自然融为一体的故事表明他们与自然那与生俱来又割舍不断的亲密联系。

2.患难相扶助 和谐共生存

苗族初民相信人与其他生物是朋友关系，在艰难险阻面前，人与动物可以互帮互助，二者是一种患难与共的亲情关系。在苗族史诗《溯河西迁》中，苗族初民在迁往西方的路途中遇到了重重阻隔，多亏众多动物帮忙，才渡过险境：

来看看五队爹娘吧，

唱唱六对西迁的爹妈。

谁的力气大，

叫他去把路程量？

老鹰力气大，

往东量了往西量，

他去量地方；

往东往西一样远，

爹妈才迁往西方，

到西方来求保暖。

哪个孩子最善良？

喜鹊最善良。

他一转九个坡，

飞到七重高峰上。

…………

蚂蚁王家人真多，

搬家总是成对拖，

长串长串不离伙。

蚂蚁来教爹娘走，

队伍长长往西挪。[24]

这一节史诗记录的是苗族先民在向西迁徙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老鹰、喜鹊和小到微不足道的蚂蚁等助其渡过了险境。老鹰可以帮忙丈量东西方之间的距离，喜鹊可以“一转九个坡”帮助人们飞跃高峰，连挪动方寸都困难的蚂蚁也可以“教爹娘走”。人与动物之间是一种亲密无间的伙伴关系，苗族初民抛开了人类狂妄自大自傲的思想，把这种友好的关系投向了与人共存于一个自然环境中的其他物种。

这一和谐的生态关系在苗族古歌中也有所体现，人和动物共同努力创造了世界。这种互助互利的关系在《运金运银》中有着明确的体现，好心的动物帮助了被大水困住的金银。螃蟹跑到龙王面前去刨金银，嘴尖而又聪明的老鼠去帮助螃蟹刨金银。当英雄们造好了船，并把金银运至漩涡水潭，“大船不敢行”而不知所措时，聪明的鸭子下河做引导，苗族先民才得以渡过险滩：

鸭子是好汉，

下河把路引，

手拿两片桨，

漂漂顺河行，

大船看见了，

紧紧随后跟。[25]

在鸭子的指引下，船顺利地渡过险滩。在这里人毫无骄傲自大的情绪，在运送金银的过程中遇到困难，虚心接受动物的协助，人与动物之间那种平等和谐共处的关系显得难能可贵。

侗族的建筑也能显示出侗族人与动植物和谐相处的印迹。侗族鼓楼的形态类似杉树，这其中便有寓意。“传说一：古时的侗族先民在长途迁徙时，曾多次在大杉树的荫庇下休养生息，鼓楼就建造得酷似杉树，寓意蓬勃生机；传说二：古代的侗家人曾在大杉树下围坐烤火议事，不小心烧死了杉树，于是，侗家人仿照杉树的样子建起了鼓楼，以表明对杉树的愧疚之心。”[26]无论是哪一个民间传说，从中都可以看到侗民与自然的融合：或自然保护侗民，或侗民爱护树木。鼓楼就是侗族先民生态思想的体现。传说侗族的祖先姜良姜妹生下了六十个娃，两人照顾不过来，仙鹤主动提出帮助他们照顾孩子，于是侗民“为了报答仙鹤的哺育，为了报答仙鹤的抚养，从不射猎伤害善良的仙鹤，村村寨寨把它塑在鼓楼塔顶上”[27]，将仙鹤立于楼顶是侗族的感恩行为，他们希望仙鹤能继续保佑侗族子孙后代健康成长，而这一举措同时也表现了侗族人与动物和睦相处的美好心愿。

布依族人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指引下，常常让动物“人格化”，他们认为动物拥有分辨善恶、知恩图报的灵性，不仅能救恩人于危难之中，而且还能化身为人与人类进行婚配。一系列凸显人性善的行为，动物都能完成。在布依族人的观念中，自然界有着高尚的灵魂，人与自然就是这样在互帮互助的情境下和谐共存的。另外，充斥于民间文学中的“变形”观念也体现了布依族人的自然生态思想。人类并没有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通过“变形”人可以变化为万物，万物也可以变化为人，人与自然万物的生命本质是相通的。布依族人就是在这样的平等观下认识人与万物的生命循环的。

在布依族民间文学中有一类以动物为主人公的传说故事，这类传说故事几乎都采用拟人化的手法表现人们对真善美世界的追求与向往，同时也彰显着人们对动物世界的直觉感受或对生命的敬畏。另外，这些传说故事还昭示着人类、动物、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宣扬了生命无贵贱、万物皆平等的精神，传达出人与动物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愿望。“报恩”的基本情节是这样的：人类救助或抚养了某一动物，动物为了报恩，赠人以宝物或在关键时刻保护施恩者。如民间故事《蚂蚁坟》是这样讲述的：

有个小后生每天上山读书，每天他母亲要给他做份晌午饭。后生每天路过水井时都将晌午饭喂给癞蛤蟆吃，这样，日子一久，癞蛤蟆就变灵了。一天，癞蛤蟆对后生说：“你对我这样好，我要送你一件起死回生的宝物。”后生接过宝物后，到处救人救死。碰见路上的蚂蚁、耗子、蛇、蜜蜂死了，他都让它们起死回生了。后来，一群小马贼知道了后生的宝物，将他推入无底洞穴害死后夺走了宝物。此时，蚂蚁、蛇、耗子、蜜蜂为了报答救命之恩，施计将恩人的宝物夺回，救了恩人的性命。后生死而复生后继续救死救难直到老死，蚂蚁为了纪念他的功德为他建了一座蚂蚁坟。[28]

在这一则民间故事中，蛤蟆在人类的喂养下有了灵性，为了报恩赠予人类宝物，人类利用宝物拯救了更多动物。在人类遭受危难之际，动物为报恩拯救了人类。人类由施恩者变为受恩者的这一过程昭示人们：只有在善待自然、尊重自然生命的情况下才能受到自然的尊敬与呵护。这是布依族人对真善美世界的理想表达与心灵寄托方式。

总体上来说，这些故事所展现的就是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的相互交融，以及在这种交融中人与自然万物关系的友好与和谐，从中不难体会到关于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天人合一”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