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杨曾文

我最早了解隐元隆琦的事迹可以追溯到40多年以前。那时“文革”虽未结束，但正值邓小平同志出来协助周总理工作，在政经重要领域实施整顿，“运动”已处于低潮之时。人们称之为“逍遥时期”。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各个研究所的全体成员刚从河南干校回到北京，出于对国家未来光明前途的信心和本职专业的责任心，纷纷拿起图书和纸笔尝试恢复科研业务，或阅读专业图书复习久已荒疏的业务，或搜集资料着手课题研究，或对照辞书和参考书翻译外国学术著作。至今回忆当时同事们如饥似渴地开展科研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我从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心川教授那里借到北京大学朱谦之教授生前用的日本村上专精著的《日本佛教史纲》，翻阅了一下，感到笔墨干练，叙述条理清楚，便夜以继日地翻译起来。当翻译到日本江户时代黄檗宗那一章时，明末东渡日本弘法的隐元法师的生动事迹深深地感动了我：一是隐元离家寻父和辗转各地出家求道的经历；二是他不避年过花甲的高龄和跨越海路的风险，毅然应请东渡日本长崎传法的事迹；三是他作为一个不会日语的外来僧能够在较短时期内成为日本佛教界的风云人物，几乎将久已沉寂的日本佛教界翻了个个儿，声闻朝野、幕府内外，在京都东南按照明朝寺院规格建立了黄檗禅寺，门下卓越人才辈出，对日本佛教界和日本社会产生很大影响。

此后，笔者在撰写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本佛教史”的“德川时代的佛教”过程中又搜集阅读关于隐元的资料，对中国临济宗第三十二代的隐元渡海传法、创立黄檗宗的事迹做了概要介绍。笔者进入花甲之年之后，从1999年6月开始参加由季羡林、汤一介教授主编的《中华佛教史》编写工作，承担其中的《中国佛教东传日本史卷》。因为尚有其他工作未能连续撰写，直到2008年4月已近古稀之年时才将此卷完成。在搜集资料撰写“隐元东渡和黄檗宗”的过程中，有幸从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图书室借到日本友人所赠平久保章编、日本开明书院1979年出版的《新纂校订隐元全集》，其中收录有隐元的自传、年谱、赴日前后的传法语录、诗文等等。笔者以此为依据，将隐元赴日传法事迹和所传的禅法介绍得比较详细，字数竟达2.4万多，总算完成多年想详细考察和介绍隐元及其所创立黄檗宗的夙愿。

隐元隆琦（1592～1673），隐元是号，名隆琦，明末先后在著名临济宗高僧密云圆悟（1566～1642）、费隐通容（1593～1661）门下参学，后从费隐通容嗣法，先后住持过福建福清县狮子岩寺、黄檗寺，浙江崇德县（今桐乡市）福岩寺，福建长乐县龙泉寺，最后又住持黄檗寺。他住持黄檗寺前后达十七年。清顺治十一年（1654），隐元不顾年迈体衰，毅然接受日本长崎兴福寺住持逸然性融和在家信众诚恳的第四次邀请，带领弟子30多人东渡日本，先后住持长崎兴福寺、崇福寺和摄津（在今大阪）慈云山普门寺，将中国明代临济宗生动活泼的禅法传播于久已沉寂的日本佛教界，受到日本僧俗信众广泛的欢迎，以致声闻朝廷和幕府，受到优遇。日本万治二年（1659）六月遵照幕府将军德川家纲之令在京都南边的宇治建“黄檗山万福禅寺”，从而在已有的日本临济宗、曹洞宗二宗之外创立了日本黄檗宗。

隐元是在继隋唐、宋元两个时期中日佛教文化频繁交流的高潮之后，在日本实行“锁国”、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处于低潮的形势下到达日本弘法的。因而他东渡传法具有特殊的意义。

隐元在短期内赢得日本佛教界的欢迎和信任，并且得到朝廷和幕府最高当政者的支持，建立了宇治黄檗山万福禅寺，得以顺利地聚徒传法。他在万福禅寺实施明代佛教寺院通行的清规、丛林日常运营程序，虽传承中国临济宗富有现实主义风格的禅法，但在上堂和其他场合的传法中也拥有自己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明确表明自己传承的是临济宗的法脉，鲜明地阐扬禅宗的宗旨；（2）强调人人皆有佛性，修行者应“返本还源，直证本具之心”，启发鼓励信众自信、自修、自悟；（3）继承宋代以来丛林盛行的从看话头开始进而参究身心的禅法，并且提倡禅净双修，引导弟子和信众禅修不废念经、念佛的做法；（4）会通儒佛二教，在说法中特别提倡儒家忠孝之道。

隐元在传法和建立宇治黄檗寺过程中，得到日本临济宗主流派妙心寺派和其他派别僧众的支持和帮助，不少禅师自愿投到他的门下参学、禅修，成为他的弟子。宇治黄檗寺长期保持鲜明的中国明清寺院的风格。从隐元开始，在长达九十多年时间里十三代的住持皆为中国人，不仅传承中国临济宗传统的禅法，也借助寺院的建筑、造像、日常运营和隐元法系弟子的多种形式的传法活动，将明清文化、建筑、艺术、医药、科技等介绍到日本，对江户时期日本佛教界乃至文化界产生很大影响。

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的讲话中曾经提到：“我在福建省工作时，就知道17世纪中国名僧隐元大师东渡日本的故事。在日本期间，隐元大师不仅传播了佛学经义，还带去了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对日本江户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十分概括地将近400年前应邀赴日传法的隐元大师的事迹及其对日本佛教、社会文化的影响表达了出来。

自古以来，中日经济、政治和佛教文化等领域的广泛交流是构成联结世界各地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环节。唐代的鉴真，宋元时期的道隆、祖元、一宁，明清时期的隐元；日本平安时期的最澄、空海、圆仁，镰仓时期的荣西、辨圆、道元、绍明等人，皆为中日佛教和其他形态的文化交流、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2017年5月中旬，由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联合福清市黄檗禅研究院、福清市社科联等单位，并得到福清黄檗山万福寺的大力支持，成功举办了首届黄檗禅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高级论坛，有来自中日教内外近30位学者前来参加会议，发表论文，进行友好的学术交流，取得很大成果，受到海内外新闻媒体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现在会议组织者将本次论坛收到的论文加以集编并交付出版社正式出版，相信出版后一定会得到社会各界读者的欢迎。

以上是笔者应请为此论文集写的序，愿以此作为对此论文集出版的祝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

2018年1月3日于北京华威西里自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