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缘起

本书为个案研究，对象为成立于1928年2月、1938年1月被裁并至经济部的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建委会”），这是一个为实现孙中山《建国大纲》和《实业计划》而成立的负责国家建设事业的政府机构。

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年4月18日成立，翌年2月即宣布成立建委会。对于这样一个在新政府成立不足一年即宣告成立的政府机构，以往史学界普遍认为，建委会专为国民党政府负责经济建设计划，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全部如此。黑格尔曾经指出：“把历史描绘成阿拉伯式的图案画当然是显得巧妙的，阿拉伯式的图案画上面就是大花朵长在纤细的茎上，但是这样来解释历史是非常浮浅的。”[1]我们解释历史现象时不能仅用一种固定的方法和唯一的视角，也不能用简单的因素或者细微的原因，而要用多重的视角、多种的方法全方位地进行审视，否则必然导致认识历史问题时出现一些偏颇。实事求是地看，抗战爆发前的十年，“就一个国家的生命来说，是一段短暂的时期，但是在中国出现了历史上找不到平行例子的变化……中国为建设国家，并决心克服重重困难将它完成而做出的努力，已经取得不小的势头”。[2]建委会即是此十年中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政府机构之一。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国内外学术界对建委会展开学术研究者仍然不多。本书尝试将该会的成立、发展及其裁并至经济部的发展历程爬梳清楚，使学术界对建委会有一个整体了解，这无疑具有一定的学术创新意义。

建委会在中国近代政治和经济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以政府机构的身份经营和管理一定的国营企业，但在抗战爆发前夕，将所属的几个大型国有企业，即首都电厂、戚墅堰电厂、西京电厂、淮南煤矿及淮南铁路等在一周之内迅速转变为民营企业。这种先国营而后转为民营的情况，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并不多见。通过分析其运作，我们更能清楚地了解，建委会所属国营企业的经营活动及其最后转向民营企业，有着较为复杂的国内外背景。本书试图通过对建委会成立的历史背景、每个时期的经营活动以及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分析，揭示出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成立的机构所具有的特殊历史面貌，剖析出它名义上是政府机构而实际上却具有办理国有企业经营的特权。建委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时刻利用国营企业的特权获取一些私营企业不能获得的优惠条件，发展颇快。在抗战爆发前夕，却又突然将所属国营企业迅速转向民营企业，招徕商股中国建设银公司经营（值得注意的是，建委会并非“公开招徕商股”，并在短暂一周内即招好商股），由此中国建设银公司控股了建委会所属的四大国营企业。建委会为何将所属国有企业在经营良好时突然转为民营企业，值得深入探讨。当时报纸分析建委会实行私有化，“纯为提倡人民投资，以扩充建设事业，故招收商股，组织公司，继续营业，于事业本身及内部均无所更张，同时即将招得之资金创办其他建设事业”，[3]然而实际原因并非如此简单。探讨建委会为何在抗战前夕迅速实施私有化是本书要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建委会的成立与裁并均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有着十分深刻的内在联系。通过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内外环境下，南京国民政府开展经济建设以挽回国家民族利权以及国家资本投资国营工业开展经济建设的一些特点。建委会成立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是在孙中山“建国”理念指导下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政府机构，几乎与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建设的“黄金十年”相始终。“1928年至1930年，由于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发展经济的措施，国民经济取得了一些微弱的发展，到1930年达于高峰……1935年以后，国民经济又有发展，到1936年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4]建委会的发展历史亦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国营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在南京国民政府发展工业的优惠政策引导下，抗战前十年国营工业本应有很好的发展，但考察该时期的国营工业，经营情况良好者凤毛麟角，而建委会的所属企业却经营良好。虽然中央政府在其开始建设事业时仅拨付10万元国币支持建设，却获得极大的发展。它的经营策略在当时的国有工业中显得与众不同，探讨其成功的原因即显得颇有意义。

如果我们将建委会置于一个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过程中考察，就会发现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步伐是多么艰难。根据美国现代化专家C.E.布莱克（C.E.Black）的观点，人类历史上有三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第一次革命性转变发生在100万年前，原始生命经过亿万年的进化以后，出现了人类；第二次革命性转变是人类从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而第三次革命性转变则是近几个世纪正在经历的事，全世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即今天我们所指的现代化。[5]至于每个国家进入现代化的情况，则又有些不同。根据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的分析，不同国家现代化历程的起步时间与启动方式不同，加之第三次革命性转变所特有的弥散、扩张性质，现代化国家可分为“内源发展者”和“后来者”两大类型，即“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两大类。前者以英、法、美等国为典型代表，早在16～17世纪即开始起步现代化，最初的启动因素均源自本社会内部，是其自身历史的绵延。后者则包括德、俄、日及当今世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它们现代化的进程大多迟至19世纪才开始起步，最初的启发动因和刺激因素主要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与现代化的示范效应。[6]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走向则是由中国历史和西方文明的示范效应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的。

按照罗荣渠对中国现代化发展历程的研究，中国现代化的最初启动上溯至19世纪60年代的清末自强运动。以此为起点，大致可划分为两大阶段：1860～1911年，即清王朝最后五十年中试图挽救其衰亡命运而从事的现代化努力，为第一阶段；1912～1949年，即共和时代为争取按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建立现代国家的独立、统一经济发展所做的努力，是第二阶段。[7]在第一阶段，中国已在探索现代化的途径与方法，可是由于没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当时统治者根本无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至第二阶段，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从内外环境而言，可谓出现了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但在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于政局不稳，战乱不断，尽管“政府发表了许多声明，召开了无数次的会议，宣布了支持发展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好多方案，而结果是微弱的”。[8]前期管理国家各项建设事业而后期逐渐缩小为仅管理全国电力工业建设的建委会，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建委会初期管理全国水利灌溉与无线电事业，复经营煤矿，后期管理电力工业，所办理的国营工业大多经营良好，实为当时国营工业经营的典范，故本书对其也进行了逐一探讨，以求对建委会所经营与管理事业的整体面貌有所了解。研究建委会的所有建设活动，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认识。

我们在分析建委会时，了解到它在发展道路上遭遇许多艰难曲折。虽然如此，建委会并未退却，而是积极推进，无论管理的电力工业、铁路交通、灌溉事业，抑或经营的淮南矿路均成为当时国营事业良好发展的典型。“战前十年内不利于经济建设的陈腐风气和制度，还在不少程度上继续存在。这些有害的东西包括：普遍缺乏现代农业技术……投资人喜欢把钱投入土地和放债而不肯用于经营企业……几乎每一门经济活动都缺少合格的技术人员；时常有内乱；没有实行法治。”[9]虽然如此，建委会却能够将所属企业经营管理良好，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大陆方面对建委会自始至终的领导人张静江的学术研究成果非常少见，相关文章也对其多持基本否定态度。然而“我们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以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为背景，以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来加以全面分析。这样就比较易于正确地看清他们在历史上所应处的地位”。[10]张静江在追随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中，始终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尤其是张被任命为建委会领导人后，开始致力于国家建设事业，利用主政浙江的有利条件，对浙江各项建设事业加大投入，力争将其办成全国的“模范省”。在张被迫辞去浙江省主席后，继续努力经营建委会的事业。虽然建委会的职权范围随着国家建设机构的增多越来越小，但建委会存在的十年间，中国电力工业急速发展，成就非凡。所办理的淮南煤矿、淮南铁路等其他企业，在当时国营企业中独树一帜，获得良好信誉。这说明张静江是一个具有经济头脑的人才。对张静江个人的重新认识，是本书要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笔者认为，对于张静江，既要看到他在大革命后期的反共行为，也要看到他早期对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支持以及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领导建委会工作期间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推动作用。

通过对建委会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我们可以深刻地理解上述各问题，探讨建委会作为一个负责国家经济建设事业的政府机构，在南京国民政府初建时期即成立时的雄心勃勃、立志大搞国家建设，而后期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职权逐渐萎缩的江河日下的局面，为中华民国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这就是本书选题的意义。

二 研究状况回顾

时至今日，国内外专门研究建委会的论著尚不多见，仅有部分论著涉及张静江及其领导的建委会的情况，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开展建委会研究提供了初步基础。

首先是大陆地区的研究。随着中华民国史研究的深入，至20世纪90年代，逐渐有学者开始撰文介绍张静江的政治与经济建设活动，自然也就涉及建委会的情况。国内较早研究张静江的论文是刘义生的《张静江评析》[11]一文。该文首先介绍张静江与孙中山之间的关系，张静江尤其从经济上支持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可谓中华民国的功臣，奠定了他在中国国民党内的重要地位；论文接着论述了张静江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张静江帮助蒋介石登上了国民党政权的顶峰，蒋十分敬重他，称之为革命“导师”；最后论述了张静江与全国实业建设的内容，对建委会的活动做了简单评价。此文为全面认识张静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赵兴胜的《1928～1937年的张静江》[12]一文对张静江在1928～1937年的主要活动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全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张静江创办建委会的简单情况以及他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抗战爆发后建委会被裁并至经济部，结束它在中华民国史上短暂的十年历史。第二部分通过论述张静江在煤矿、电力、交通、水利与通讯五个方面的主要经济活动，说明他在领导建委会时期对国家经济建设所做出的重要贡献。第三部分论述张静江的一些建设思想：第一，以发展为原则，公私共建。以长兴煤矿先民营后国营再民营的经历，以及张静江鼓励并支持一些民营电厂的发展为例加以说明。第二，以效益为中心，实事求是。杭江铁路与淮南铁路的建筑与经营将这一思想表现得非常明显。第三，自力更生，保护国货。如1929年西湖博览会的成功举办。第四，重视技术、人才和管理。建委会几个附属企业均为技术专家管理，经营良好。该文侧重于以张静江个人为研究视角来进行评述，而非以建委会为研究对象，但也扩展了建委会的研究空间。

介绍张静江个人事迹行为的文章也开始出现。李占才撰写的《张静江修筑铁路》[13]一文向读者展示了张静江作为江浙财团中的主要人物，为国家铁路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张静江一生修建有三条铁路，其中任职浙江省主席时修筑的杭江铁路（建成后一个月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向江西延伸，延长为浙赣铁路）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解决淮南煤矿的运输需要而修筑的淮南铁路，推动了安徽中北部地方经济的发展。至于江南铁路，作者认为实为政府官僚投资企业的行为。方一戈所著《张静江与“四省三铁路”》[14]一文，内容与上文略同。康丽萍、张建敏合著的《张静江与中华民国建委会》[15]短文对张静江创办建委会做了简要介绍。

建委会的附属企业推动地方经济的活动首先引起了部分研究者的注意，如马陵合、廖德明所著《张静江与淮南铁路——兼论淮南铁路的经济意义》[16]一文，论述了张静江在开发淮南煤矿时由于运输需要而修筑淮南铁路的情况及其对安徽经济发展的影响。修筑淮南铁路采取了如下策略：不借外债；不用外籍工程师；自力更生；先求其通，后求其备。[17]该路的建成为淮南煤矿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也为安徽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建委会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重要的政府机构，至今大陆地区专门研究者为数甚少，不过近几年有关该会活动的论述开始增多。如钟华、范展所著《论张静江在建委会时期的经济建设活动》[18]一文论述了张静江在建委会时期的一些经济建设活动和建设思想，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张静江在建委会时期的一些经济建设活动，主要是煤矿、电力、水利、通信及铁路等各项事业。第二部分从五个方面论述张静江在建委会时期的经济建设思想：第一，重视吸收新技术与优秀人才；第二，加强管理和完善体制；第三，利用民间资本，实行股份制，让利于民，公私共建；第四，从实际出发，以效益为中心，走“渐进式”建设道路；第五，建设活动中注意保护并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论文对建委会的研究虽不深刻，但它是大陆地区以之为题的较早研究。

部分专著也涉及了建委会的有关问题，增加了我们对该机构的了解。韩文昌、邵玲的《民国时期中央国家机关组织概述》[19]一书主要从国家政权机构的角度简述了建委会的成立及其职能，内容较为简单，可作为研究建委会的参考资料。赵兴胜所著《传统经验与现代理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营工业研究》[20]对建委会的部分活动做了介绍。该书是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营工业发展方面的专著，建委会是该时期办理较好的国营工业的管理部门，因此该书部分内容有所涉及。如该书第二章第三节“战前国营工业的发展状况”简述了建委会所属厂矿企业的经营活动，如首都电厂、戚墅堰电厂、电机制造厂、长兴煤矿及淮南煤矿等，但未做深入分析。

关于张静江传记的著作亦开始出现。2003年由潘荣昆、林牧夫共同撰写的《中华第一奇人——张静江传》[21]一书，描述了张静江传奇一生的经历，但对建委会着墨不多，史料价值较小。浙江南浔学者张建智所著的《张静江传》[22]一书，由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作序。章开沅在序言指出该书作者“本着客观公正的科学态度，在掌握大量翔实史料的基础上，浓墨重彩地为我们重现了张氏传奇性的生平”。[23]但该书对张静江主持建委会时期的活动涉及较少，加之引用的史料也无出处，作为一般了解张静江个人生平事迹的图书尚可。2006年，张静江的侄孙张南琛与传记作家宋路霞合著的《张静江、张石铭家族——一个传奇家族的历史纪实》[24]一书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该书第131页至第139页叙述了张静江主持建委会时期的一些情况。其中部分内容引自张静江后人的回忆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笔者近年来一直从事于张静江及其领导的建委会的研究，并发表了多篇相关学术论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省办铁路的先导——张静江与杭江铁路》[25]一文论述了张静江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时期修建杭江铁路，解决了制约浙江发展的铁路交通问题，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浙江经济的全面发展。《孙中山与蒋介石心目中的张静江》[26]一文介绍了张静江与孙中山及蒋介石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孙中山先生称张静江为“革命圣人”，蒋介石则称张静江为革命“导师”，足见张静江在孙中山与蒋介石两人心中的地位。《试论抗战前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原因——以建委会商业化运营为中心的考察》[27]一文论述了张静江领导的建委会后期所属国有企业私有化运营的情况，其中既缘于建委会资金紧张的困境，也有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营煤矿事业经营的典型——以建委会与安徽淮南煤矿的发展为例的考察》[28]一文论述了张静江领导的建委会在安徽淮南开发淮南煤矿的情况，淮南煤矿的建成，使淮南从一个无名山村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煤矿业城市，极大地推动了皖北经济的发展。《张静江与近代浙江陆上交通建设》[29]一文论述了张静江任职建委会委员长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时领导浙江省的各项建设事业，尤其是陆上交通建设的情况，致力于使浙江省成为全国“模范省”，以此推动全国建设现代化事业。《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北电力工业的开发与建设——以建委会创办西京电厂为例的考察》[30]一文论述了建委会开办陕西西京电厂的艰难过程，西京电厂的建设开发了西北的电力工业，为西北的各项现代化事业提供了动力供应，推动了西安各项事业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国难背景下国人开发西北的民族热情。

台湾地区对建委会及其领导人张静江的研究比大陆早，如有关张静江的传记、文集及年谱相继出版，无疑有助于对张静江及建委会的深入研究。

首先，有关张静江的文集随着张静江百年诞辰活动的开展编辑出版。1976年在纪念张静江百岁诞辰活动后，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纂出版的《张静江先生文集》[31]一书，是中国国民党为纪念张静江出版的唯一一本书。该文集选录了张静江的部分重要文稿和参加一些会议的提案等，虽然内容不全，但也基本上反映了他一生的主要政治与经济思想，是研究张静江与建委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同时，由张静江、李石曾等人早年创办的世界社出版了《张静江先生百岁纪念集》[32]，该书部分内容乃首次披露，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同年，台湾浙江同乡会也编印出版了《开国元勋、张乡长静江先生百岁诞辰纪念》[33]一书。上述两本著作均是在张静江去世后其僚属故友的回忆性文章，对其评价多褒誉之词，但亦可作为研究建委会与张静江的参考资料。

1981年，关于张静江的年谱和传记著作相继在台湾出版。较为著名的两部著作是杨恺龄所著《民国张静江先生人杰年谱》[34]和张素贞所著《毁家忧国一奇人——张人杰传》[35]。前者是国内外至今可见的唯一一部张静江年谱，但是有些重要内容过于简略，给研究者带来诸多不便。后者是关于张静江一生的传记，其中不乏赞誉之词，但也基本反映了张静江的一生活动情况。

张朋园、沈怀玉合编的《国民政府职官年表》[36]对建委会机构的运行做了简要介绍，对建委会各个时期主要管理人员的变动情况列表说明。该书是研究建委会的重要参考资料。

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刘公昭的硕士学位论文《张人杰与中国革命建设》[37]，基本上总结了张静江一生的活动，褒奖甚多，论述未免失之偏颇。

20世纪90年代，台湾地区对建委会的研究进一步深入，领域开始拓宽。其中成就最大者，为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树槐先生。他通过深入分析张静江领导建委会期间所经营的几个大型国有企业，从一个新的视角展开了对张静江与建委会的研究，比较客观公正地评价了他在推动工业现代化建设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38]《张人杰与淮南煤矿，1928～1937》[39]一文以淮南煤矿的开发与经营为例描述了张静江发展国营煤矿事业的艰辛。淮南煤矿属于建委会自主开发的企业。该文共七部分，第一部分，张人杰与淮南煤矿局。主要介绍张静江的经商才能与淮南煤矿局的开办经营历史。第二部分，淮南煤矿局的组织、人事与资金。该局在组织与人事方面采取专家治理，在资金方面采取借款经营，发展颇为艰难。第三部分，淮南煤矿局矿务工作的展开。第四部分，淮南铁路的兴建。淮南铁路是建委会为淮煤外运而修建的，淮南铁路在推动安徽经济发展方面作用甚大。第五部分，淮南煤矿局的产销业绩。淮南煤矿的发展壮大与淮煤日益提高的产销趋势密不可分。第六部分，淮南煤矿局的财务概况。论述了淮南煤矿局初期能够顺利开发建设的主要原因在于得到上海金融界的大力支持。文章结论部分总结了淮南煤矿局的发展得益于建委会领导人张静江的有效管理等诸多因素。

这一时期，有关张静江个人事迹的文章也开始出现，如秦孝仪先生主编的《中华民国名人传》中收录的蒋永敬所著《张人杰》[40]，简要介绍了张静江的一生。另外，吴相湘的《张人杰疏财仗义》[41]一文描述了他豪爽侠义、助人为乐的性格。

香港郑会欣对张静江领导的建委会私有化现象进行了研究。郑会欣主要以研究民国时期的官僚资本见长，张静江主持的建委会属于国家资本经营，在其发展后期实行了国营企业的私有化。郑会欣的《扬子电气、淮南矿路两公司的创立与国有企业私营化》[42]一文论述了建委会四个最主要的国有企业在后期经营活动中如何转向私营化的过程。该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简述了建委会的成立与初期的经营活动。第二部分论述了扬子电气、淮南路矿两公司的成立情况。第三部分探讨了建委会招收商股的真正原因。作者否定了他人提出的“继承人说”和“私自出售说”，也对王树槐的“张静江的精力不足”以及“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为了提高行政效率，消除职权分散的弊端而实行机构合并”的提法表示了怀疑。第四部分论述了如何看待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问题。作者从更深的层面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将建委会四大国有企业迅速转为私有化的历史原因。作者只是从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角度论述了建委会在后期经营活动中由于资金不足等因素不得不转向私有化运营的过程，但没有考虑到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对此，笔者多方搜集资料后撰写了《试论抗战前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原因——以建委会商业化运营为中心的考察》[43]一文，认为应从社会大环境对其进行分析，从国际的视野看待这一历史事件。当时中日之间紧张对峙，战争一触即发。从张静江个人因素考察，他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无论从早期参加辛亥革命或后来经营铁路等方面，均可看出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基于此，因抗战之需，张静江极有可能将建委会所属企业变为私有企业，为抗战做出自己的努力。

郑会欣的另一著作《从投资公司到“官办商行”——中国建设银公司的创立及其经营活动》[44]中亦有一小部分内容涉及了建委会后期实施商业化运营的情况，令人遗憾的是没有展开论述。

三 研究方法

由于本书的研究范围仅限于南京国民政府建委会，笔者学识浅陋，加之观察历史问题的视角因人而异，得出的结论可能不很全面，甚至与他人不同。但笔者试图以多重视角审视、分析历史，力求客观全面地反映历史原貌，所以研究过程中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甚至有时候几种研究方法交替使用。具体而言，研究方法有以下几种。

1.采用现代化理论和国际化视野开展研究

在研究范式上，本书力争将建委会的发展历史及其地位作用放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代大背景下分析考察，按照现代化理论和国际化视野重新阐释建委会的发展历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逐渐深化和拓展建委会的研究，才能得出创新而又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根据罗荣渠的现代化理论，“从现代化的理论框架来看，近百年来为振兴中国而进行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运动，都可统称之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运动”。[45]据此断定，建委会所从事的活动即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运动。对百废待举的南京国民政府而言，现代化并无基础可言，但在建委会的指导和经营下，发展迅速，成就显著。由此可见，建委会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应占有一席之地。

2.采用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动态分析是考察研究对象在一定时间过程中变动的现象和规律，并分析相关变量在变动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制约的关系。静态分析是考察研究对象在某一时间点的现象和规律。采用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建委会的历史，会使分析更加透彻，结论更加全面。建委会作为一个主管全国建设事业的中央政府机构，职责范围随着时局的变化在不断调整，这使我们分析、评价该会时，应采取发展的眼光、动态分析的方法；但是委员长一职自始至终均由张静江担任，其指导思想、发展理念和管理制度等诸方面均无大的变化，因此也必要采取静态分析的方法，才能了解建委会的运营和管理情况。总之，必须采取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否则无法全面理解建委会的发展情况。

3.采用全面分析与重点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建委会乃一中央政府机构，运作起来十分复杂。本书以建委会为研究对象，必须对其进行全面分析才能还原历史全貌。但成立初期管理范围广泛，即使在中后期专营电力工业时也经理多个国有企业，因此分析建委会的发展时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必须有选择地进行个案研究、重点分析，如对建委会的附属企业就应有选择地进行重点研究。本书选取淮南煤矿及淮南铁路等附属企业为研究重点展开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重点突出，主次分明，一目了然。

4.采用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采用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深入剖析建委会作为一个成立后负责全国各项建设事业的国家政府机构，在发展附属企业时，是如何利用政治力量扩充发展的。与此同时，建委会也推动了地方社会各项事业的现代化建设。只有将政治史的研究方法与社会史的研究方法综合利用，才能更清楚地理解与探讨建委会非同寻常的十年发展历史和对地方社会各项事业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对地方社会现代化的深刻影响。

5.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从研究角度而言，既要用宏观的视角考察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成立建委会的历史必然性，也要用微观的视角去审视建委会的具体运行情况，甚至用解剖麻雀的方法分析建委会几个重要的附属企业，以便对该会的整个运行情况加以全面了解。建委会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及一年即成立的主持国家全面建设事业的政府机构，反映了国民政府急需一个“政治符号”来证明政权建立的合法性。当中央政治会议提议成立建委会时，无一人表示反对；可是随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的稳固，已不需要它来支撑门面时，建委会的发展便开始受到各种力量的制约，以至于后期仅负责全国的电力工业的登记注册和管理所属的几个国有企业，最终随着抗战爆发而裁并至经济部，从而结束了十年的建设历史。建委会的成立与裁并均与国家政局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将其放到当时的历史大环境中分析考察，才能得出更为合理的认识。但是在建委会的发展过程中，因办理一些附属企业，也必须对这些个别企业开展研究，因此只有从微观上对其加以分析，才能得出完整而又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6.灵活运用统计与比较的研究方法

统计与比较研究方法的使用，可以使论述的事物通过统计、对比而更加显得清晰、明了。因此本书多处使用统计比较的研究方法，以取得对建委会推动地方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了解。

陈寅恪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46]笔者在撰写本书时尽量使用原始资料，即以往学术研究中他人未曾使用的大量建委会的档案史料与当时的报刊资料。这些材料主要来源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档案馆和南京图书馆，以及1928年建委会成立时为宣传建设思想而创刊的《建设》杂志（共23期）、1930年建委会创刊发行的《建设委员会公报》（共77期）等，其中《建设委员会公报》直到抗战爆发后建委会裁并至经济部才停刊。《建设委员会公报》的史料价值很高，台湾著名历史学者沈云龙先生曾高度评价该公报的史料价值：“这是研究抗战前国民政府从事经济建设第一手资料，对于史学工作者，自有莫大的助益。”[47]本书采用最多的史料即是《建设委员会公报》。

尽管如此，对同一历史问题的研究，因研究者视角及所引用材料的不同，可能会得出一些相异的结论。实际上，“作为一个从特定角度研究观察的结果，这种研究的成果也就不是绝对的而是有限制的，因为这种研究的角度绝不是惟一的，更不是排它性的”。[48]因此笔者对建委会的研究仅仅是关于这一政府机构的部分结论，对于建委会还有许多有意义的问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唯有如此才能合理而又全面地理解这一主管全国建设事业的政府机构。

总之，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主要采取历史实证与历史分析的方法，利用现代化理论把政治制度史与社会经济史研究、个案研究与一般研究、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本书又涉及相关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等，因此要充分吸取上述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以历史学为主体的多学科、多层面的创新性研究。

四 研究目的

本书希望通过研究，达到以下目的。

通过研究，了解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内外复杂背景下，仅存在十年的建委会并不简单是国内政治形势的直接产物，其建立更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前，世界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各国都在致力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这使南京国民政府中的爱国民族主义分子产生了发展国家经济、建设美好国家的愿望，建委会的成立即是这一强国富民愿望的结果。正如中央大学首任校长、曾任建委会副委员长的张乃燕在考察法国与比利时时的感慨：“欧洲大战时，比利时、法兰西受创最深。迨战事结束以后，两国进行建设事业，无稍疏懈，故十余年来，成绩均斐然可观。盖保障国家安全之道，惟有从事建设事业而已。有建设然后有国防，有国防而建设事业乃得稳固，观乎比法之建设事业可知矣……是故凡有建设，必应防护，有建设而无防护，乃国家之大祸也。”[49]可见建委会的成立是建设强大的民族国家的需要。

通过对建委会整理与发展无线电事业的考察，可以看出建委会为挽回国家与民族利权所做出的努力。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未及半年，建委会在委员长张静江的领导下接收了全国无线电事业的管理权，在经费无着的窘境下迅速成立了以无线电专家王崇植为首的无线电管理处，在仅仅一年的时间内，大刀阔斧地整理国内外的无线电事业。在此基础上，全国无线电事业获得了快速发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国家民族利权，还推动了各地贸易的发展，也对当时对立较为严重的有线电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建委会对农田灌溉事业的经营，是其努力推动中国水利灌溉事业发展的重要表现。建委会在成立初期，对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均有重大规划，水利建设亦不例外。后期建委会职权范围的日益萎缩，只办理了几个较小规模的模范灌溉实验场，但是这些实验场对地方水利灌溉事业的影响均十分深远，即使将其放到全国的水利灌溉事业层面比较亦毫不逊色。

对建委会经营煤矿事业的考察，使我们得以了解该会对抗战前国家煤矿事业发展的贡献。已经停办多年的浙江长兴煤矿，在建委会的良好经营下，迅速恢复生产。安徽淮南煤矿是建委会成立之初开发的国营煤矿，经过六年的短暂经营，很快成为全国国营煤矿的典型。并且在淮南煤矿的经营中，为了解决淮煤的外运问题，又修筑了淮南铁路。长兴煤矿和淮南煤矿的经营，凸显了建委会对于煤矿事业经营的卓越能力和为地方经济现代化建设所做出的努力。

建委会经营的铁路交通事业，在中国交通现代化建设上也具有重要影响。建委会及其领导人张静江所主持修筑的三条铁路，即杭江铁路、淮南铁路与江南铁路，至今仍发挥重要作用。淮南铁路现在仍然是安徽省贯通南北的重要铁路，江南铁路对于皖南各项事业的影响不言而喻。张静江任职浙江省政府主席时所修筑的杭江铁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遵照蒋介石的命令西扩成著名的浙赣铁路，为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对建委会建设浙江“模范省”情况的研究，可以发现它在地方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张静江利用两次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机会，大力发展浙江的各项建设事业，如修建杭江铁路、规划和实施全省公路网建设、扩建杭州电厂等，为浙江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于张静江任职浙江省主席期间的各项建设事业，目前研究不多。本书试图对此分析研究，以便了解建委会推动地方建设的成就。

毫无疑问，建委会为中国建设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通过对建委会附属机构的研究，可以发现建委会的经营与管理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先进的管理制度和对人才的重视是其发展的重要原因。不论建委会管理的电力工业，抑或经营的淮南煤矿和淮南铁路，均为国营事业管理良好的典型。在当时大多数国营企业经营不善、官僚习气浓厚的情况下，建委会经营的国营企业却蒸蒸日上、成绩显著，个中原因的确令人深思。笔者认为这不但缘于它先进的管理方式，如实行购料集中制度与预算和会计统一制度，这是当时其他国营企业中没有实施的，而且缘于其对人才的重视。建委会一方面将留学归国的各类精英人才延揽其下，主要机构和科室的负责人，均为学有专长的专家；另一方面通过招收高校优秀毕业生和办理培训机构多方网罗优秀人才以充实基层，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建委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智力保障。

建委会是在张静江等人的要求下，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未及一年时建立的。建委会从1928年初成立至1938年合并至经济部，领导人均由张静江担任，因此考察张静江指导建委会的经济建设思想，无疑可以深化对该会各项事业的发展的理解。如张静江民生主义的建设指导方针、无政府主义思想，以及近代企业的经营理念，这些均为考察建委会快速发展不可忽视的方面。

建委会的发展与中国时局有很大的联系，对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均产生了一定影响，尤其是对相关的经济建设机构，如全国经济委员会与国防设计委员会的运作影响甚大。考察建委会所遭遇的困境有助于理解中国现代化发展历程的艰难，也更便于理解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内部各种势力相互斗争的情况。

五 本书架构

本书的主要架构，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绪论通过对建委会研究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研究现状以及主要研究方法等的分析，指出目前学术界对建委会的研究仍很薄弱，亟须进一步开展研究，如此才能深刻理解它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一个主持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政府机构，从而全面认识国民政府所谓“黄金十年”时期的政治与经济政策。

第一章，建委会的成立、发展与终结。建委会的成立是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产物。经过张静江等人的积极酝酿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建委会在1928年2月18日正式成立。之后向全国延聘专家，成立一系列组织机构和附属机构，颁布组织法。建委会经历了初期的广泛经营、中后期的管理全国电业直至实行商业化运营，以及最后裁并至经济部等曲折的发展历程。

第二章，无线电事业之整理与发展。虽然建委会接管无线电事业时间并不长，仅仅一年的时间，可是建委会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与整顿，不但在上海真茹建立了中国自己的国际大电台，还积极调查外国在华所设的电台，力争收回无线电主权，同时办理商业电台，加快各地的商贸往来，促进了无线电事业的现代化建设。

第三章，推广农田现代灌溉。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由于全国水旱灾害频繁发生，对全国水利建设十分重视，拟订了许多庞大的计划。但是建委会后期只经营了几处水利灌溉事业，这些水利灌溉事业均经营良好，成为全国灌溉事业的典范，推动了地方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

第四章，发展煤矿事业。该章论述了建委会接管浙江长兴煤矿与开发经营安徽淮南煤矿的情况。在经营煤矿事业的过程中，建委会先进的管理模式使两个性质不同的煤矿发展壮大，在全国沉寂的煤矿业中颇为引人注目，成为国营煤矿经营的典型，也为地方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五章，发展铁路交通。建委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利用各种机遇发展铁路交通，对杭江铁路、淮南铁路和江南铁路三种不同性质的铁路经营均体现了建委会发展铁路交通事业的初衷。

第六章，推动地方现代化建设。该章论述了建委会与地方建设厅之间的关系，及其推动地方建设的成就与不足，重点论述建设浙江“模范省”的情况。张静江曾两次担任浙江省主席，而他亦为浙江人，故在建委会成立后致力于将浙江建成全国的“模范省”，不但修筑了对浙江发展影响深远的杭江铁路，而且对全省公路建设做出了宏大规划并实施了一部分计划，大胆尝试将杭州电厂由国营转为民营。张静江主政浙江时期，为浙江的各项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第七章，建委会主要附属企业的商业化运营。建委会后期由于扩大经营而导致的资金紧张，加上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使其主要附属企业迅速实施了商业化运营。这是当时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典型性事件。

第八章，建委会的运营和管理。建委会成立后能够迅速发展壮大，与其严格管理密不可分，如实施集中购料制度与预算和会计统一制度。重视科研及人才、注重调查销售与宣传和加强文化管理等亦是主要原因。

第九章，张静江与建委会。该章论述了张静江早期的革命活动及指导建委会的主要经济建设思想。张静江早期积极资助并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大革命初期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后期支持蒋介石反共。1928年前后两次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1928年2月任建委会委员长。张静江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建设思想是建委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第十章，建委会与国家政治、经济。该章论述了建委会对国家政治经济的影响、建委会与其他经济部会的关系以及自身发展的一些困境，提出了与建委会有关的几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同时也使我们深刻理解抗日战争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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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自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63，第169页。

[2] 〔美〕阿瑟·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471～472页。

[3] （南京）《中央日报》1937年5月20日。

[4]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第416页。

[5] 〔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段小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第1～4页。

[6] 孙立平：《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剖析》，《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7]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04，第287页。

[8] 〔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杨希孟、武莲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8页。

[9] 〔美〕阿瑟·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326页。

[10] 郭沫若：《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郭沫若全集·历史编》（3），人民出版社，1982，第486页。

[11] 刘义生：《张静江评析》，《史学月刊》1992年第6期。

[12] 赵兴胜：《1928～1937年的张静江》，《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

[13] 李占才：《张静江修筑铁路》，《民国春秋》1996年第4期。

[14] 方一戈：《张静江与“四省三铁路”》，《文史春秋》2004年第1期。

[15] 康丽萍、张建敏：《张静江与中华民国建委会》，《城建档案》2007年第5期。

[16] 马陵合、廖德明：《张静江与淮南铁路——兼论淮南铁路的经济意义》，《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17] 周颂贤：《纪念张静江先生》，世界社编印《张静江先生百岁纪念集》，台北，1976，第19页。

[18] 钟华、范展：《论张静江在建委会时期的经济建设活动》，《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19] 韩文昌、邵玲主编《民国时期中央国家机关组织概述》，档案出版社，1994。

[20] 赵兴胜：《传统经验与现代理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营工业研究》，齐鲁书社，2004。

[21] 潘荣昆、林牧夫：《中华第一奇人——张静江传》，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22] 张建智：《张静江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23] 章开沅：《序言》，张建智：《张静江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24] 张南琛、宋路霞：《张静江、张石铭家族——一个传奇家族的历史纪实》，重庆出版社，2006。

[25] 谭备战、谭新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省营铁路的先导——张静江与杭江铁路》，《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26] 谭备战：《孙中山与蒋介石心目中的张静江》，《党史文苑》（纪实版）2007年第19期。

[27] 谭备战：《试论抗战前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原因——以建委会商业化运营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4期。

[28] 谭备战：《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营煤矿事业经营的典型——以建委会与安徽淮南煤矿的发展为例的考察》，《安徽史学》2010年第2期。

[29] 谭备战：《张静江与近代浙江陆上交通建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2期。

[30] 谭备战：《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北电力工业的开发与建设——以建委会创办西京电厂为例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4期。

[31]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张静江先生文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

[32] 世界社编印《张静江先生百岁纪念集》，台北，1976。

[33] 台北浙江同乡会编印《开国元勋、张乡长静江先生百岁诞辰纪念》，台北，1976。

[34] 杨恺龄：《民国张静江先生人杰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35] 张素贞：《毁家忧国一奇人——张人杰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1。

[36] 张朋园、沈怀玉编《国民政府职官年表》第1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37] 刘公昭：《张人杰与中国革命建设》，台北，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未刊），1987。

[38] 王树槐关于电力工业的论文，因不是本书叙述的重点，另有专书探讨，此不赘述。

[39] 王树槐：《张人杰与淮南煤矿，1928～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下），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

[40]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名人传》第2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

[41] 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1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

[42] 郑会欣：《扬子电气、淮南矿路两公司的创立与国有企业私营化》，《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

[43] 谭备战：《试论抗战前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原因——以建委会商业化运营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4期。

[44] 郑会欣：《从投资公司到“官办商行”——中国建设银公司的创立及其经营活动》，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45] 罗荣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第1页。

[46]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236页。

[47] 沈云龙：《我对编纂中华民国史的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台港及外国对于民国史研究的反响》，中华书局，1982，第11页。

[48]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和、陈维刚译，上海三联书店，1987，第2页。

[49] 张乃燕：《考察比利时建设报告》，《建设》第19期，1936年4月，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