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消费控制了人的全部生活的时代，人们一方面享受着丰富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也在承受着消费异化的痛苦。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认为：“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但消费世纪既然是资本符号下整个加速了的生产力进程的历史结果，那么它也是彻底异化的世纪。……消费并不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而是享乐主义的、逆退的。它的过程不再是劳动和超越的过程，而是吸收符号及被符号吸收的过程。……在消费的特定模式中，再没有先验性，甚至没有商品崇拜的先验性，有的只是对符号秩序的内在。……在消费的几何场所，在那里个体不再反思自己，而是沉浸到对不断增多的物品/符号的凝视中去，沉浸到社会地位能指秩序中去等等。在那里他不再反思自己，他沉浸于其中并在其中被取消。消费的主体，是符号的秩序。”[1]今天的人们被相当显著的消费与富裕所包围，通过消费建构身份、建构自身及建构与他人的关系，消费文化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识别代码，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炫耀性高消费现象不胜枚举。这种以符号消费、炫耀性消费为特征的消费主义文化不断冲击着人们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导致了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制造了大量的消费垃圾，浪费了有限的自然资源，最终会摧毁人类生存的根基。基于人类社会可持续消费的需要，人们不得不开始反思消费主义文化理念，提出一种新型的、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契合的消费文化理念，即生态消费文化。生态消费文化提倡节约、注重质量、追求生态环保、维护社会公平、实现和谐消费。它要求人们合理节制生活需求，坚决摒弃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错误认识，杜绝任性式消费，养成良好的生态消费习惯。人类的消费实践活动与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建立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消费模式要求人们不能肆意妄为地凌驾于自然之上，任性式、掠夺式消费自然资源。如果任性地把自然资源消耗殆尽，自然环境势必急速恶化，最终受害的还是人类自己。

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是苗族人民在长期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谋求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以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尊重他人为前提的生产生活消费理念或规范。对于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人们如果认真反思就会看到，恰恰是消费主义主宰造成了众多“为消费而消费”这一异化消费的现象。过度的、奢靡性消费浪费着有限的自然资源，造成人类生活在空气、水源、食品受到污染的环境里。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不同，正是苗族以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尊重他人为前提的生产生活消费理念或规范保护了苗族世世代代的生活传统。因而在苗族聚居地区，总是青山隐隐，绿水荫荫，花开遍山野，鱼游满溪涧，歌声响山寨。苗族人民的生活景象就如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的那样，“栖居在此大地上的人，充满劳绩，然而却诗性地栖居”。

苗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就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而言，苗族先民曾给出过极具智慧的诠释，并将共生观念付诸实践行为，且形成了一套比较稳定的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基于此，本研究以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为主题，在“共生”主调下，从文化共生逻辑、共生实践和共生规范三个维度深入探讨隐藏在民族传统文化深层意义背后的生态消费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生态文明社会的构建路径。

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是苗族传统文化和智慧的映射，传统文化指导和影响着苗族人的生态消费行为，在人们与自然发生关系时起到关键性规范作用，成为苗族人的行动逻辑和共生规范。深层意义上，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源于苗族民间宗教信仰，苗族民间宗教信仰使苗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套文化系统不仅对苗族人民的消费行为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对我国生态治理也极具借鉴价值。当下的生态文明社会的建构，除了挖掘传统智慧，使其成为共生实践中的共生规范外，还需强化具有共生功能的现代性治理理念在生态文明社会建构中的运用。尊重生态价值和重视人的长远发展，才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质。在全球性生态危机多发的今天，挖掘、开发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并将其作为一种理性指导资源，引导人们选择生态化的消费模式，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改善人类生存环境，构建生态的、健康的、可持续的、内生于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消费伦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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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24～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