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文化批评

中国电影批评的三个关注维度

贾磊磊[1]

摘要：面对当下电影批评过程中纷繁杂芜的现实境况，如何归整、重塑批评的话语理论体系、建构专业的批评范式，成为推动电影创作与审美实践的必然要求。因此，我们不仅需要探究提升中国电影品质的可行性路径，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创作与批评的相承，还应当注重电影批评的独立性，祛除商业因素的魅惑。我们要确立以影像为本体的专业批评，聚焦电影文本的专业性阐释。这三个维度烛照到电影发展的社会层面、经济层面与本体层面，在建构中国电影学派的进程中，体现着理论建设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电影批评 电影品质 独立性 专业性 关注维度

2017年的中国电影批评就如2017年的中国电影市场一样一路高歌猛进，一路风光璀璨，其中既有深刻睿智的精品力作，也有尖锐犀利的直言评说。在众声喧哗中勇于对电影艺术创作、对电影产业发展提出富有见地的反思与批评；对于电影艺术本体特质、电影艺术发展规律、电影艺术批评标准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在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传统的同时，注重加强电影批评作为一种理论方法在电影学科体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上均是本年度电影批评非常值得关注的学术焦点。概括地说，2017年中国电影批评在探究提升中国电影品质的可行性路径，坚守电影批评的独立精神、祛除商业因素的魅惑，确立以影像为本体的专业批评范式这三个方面尤其引人注目。

一 探究提升中国电影品质的可行性路径

电影批评直接面对的分析对象是电影，然而电影既是艺术作品，也是文化工业产品。这样，电影批评便面临双重的审视维度。毋庸置疑，从文化产业的视域看，2017年的中国电影创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一部《战狼2》获得了56.83亿元的电影票房，至今仍保持着中国电影的单片票房纪录。以《战狼2》为代表的动作片、以《羞羞的铁拳》为代表的喜剧片和以《建军大业》为代表的主旋律影片都可称为中国电影成功的典范之作。从艺术美学的视域上看，小众化的艺术片、纪录片也彰显新的艺术魅力，《冈仁波齐》《二十二》都获得业界与观众的普遍认同，彰显出个性化的电影风范。尽管如此，我们的电影批评仍然需要透过电影市场的繁华表象，洞悉中国电影在市场、创作、传播、推广等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使批评真正成为一种勇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破解问题的学术利器。例如，有专家认为，电影对现实生活的本质表现不够深入，电影文化传播的价值取向不准确，电影市场的运作仍不规范。《从市场的黄金时代走向创作的黄金时代——2016年国产电影创作备忘》中指出，“电影质量的提高是中国电影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因素”[2]。2017年被称为“创作质量促进年”，如何从根本上提高电影质量，仍然需要深入研究一系列具体问题，判定应对策略。在《解构与重生：国产电影创作的核心困境与艺术反思》中，作者提出“缺乏对本土文化的深耕与扩展，这也是造成国内优质电影可持续输出能力薄弱的重要原因”[3]。另一些学者则在寻求传统文化根基的同时，进一步提出“我们可以通过对自身电影传统的反刍来借力，以获得现代史诗类型叙事的再生资源”[4]，也就是说，通过对已有电影类型的重新发掘组合来实现“具有中国气派的史诗电影”[5]。论者虽是就现代史诗类电影展开讨论，其实也是在为整体中国电影创作寻求新路径。《电影创意：观念还是故事？——兼谈国产电影创意层面的多重缺失》则是针对中国电影创意层面的现象，提出从创意到故事再到影片需要注意题材选择、媒介转换、戏剧性的问题，同时特别强调电影创意评估机制的重要性，认为“在意识形态、艺术价值、商业价值层面的结合上建构一个电影创意的评估机制，是建构一个良性发展的电影工业体制的必要前提”[6]。可以说，2017年的电影批评试图从电影观念、电影创作、市场运行等不同角度全面阐释提升中国电影品质的可能。

电影批评与电影创作之间的关系问题历来是电影批评的关注焦点。具有针对性的批评可以提升创作的艺术质量，丰富的艺术创作又能够激发深刻的批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电影批评 （评论）应发挥应有的理论实效性，在引导矫正创作方向、针砭创作问题、厘清创作思路、总结创作得失等方面，彰显‘批评精神’；在提升审美、引领风尚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社会文化作用”[7]。然而，现实中，“由于缺乏有针对性的批评和对应性诗学的引导又影响了我们的创作质量，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8]。的确，虽然，2017年的电影批评不断地在反思中国电影的创作问题，但是，电影批评本身是否也是中国电影的问题之一？换句话说，电影的困局是否也与批评的乏力有关呢？

从电影批评学术发展的角度来讲，其自身的逻辑范式和美学规制有待进一步加强，当下电影批评从思维方法上来讲应该达到美学与历史学、哲学与逻辑学的相互统一。特别是关于年度性的电影总体风貌应该是学理的而不是随意的、严肃的而不是轻率的、深刻的而不是浅表的。虽然，每一种批评的声音都有某种自身的合理性，但是就当下电影批评呈现出的解说式的、谈话式的、随感式的特点过于明显这些现象，我们必须明确，这类电影批评不足以支撑一个疾速发展时期的电影现实需要，当然，也很难真正解决我们所希望解决的中国电影的创作问题。

二 坚守电影批评的独立精神、祛除商业因素的魅惑

独立精神一直是电影批评界自身关注的话题。2017年的中国电影批评面对更深刻、更广泛的新媒体影响以及更强的商业诱惑，如何保持独立性与祛魅性亟待深入反思。在历年出版的《中国电影批评年鉴》中，对此话题已有探讨。《中国电影批评年鉴2015》中就提出“对于学术自律的尊奉，对于艺术精神的坚守，对于正确价值导向的把握，更是整个中国电影批评要恪守的职业操守”[9]。《中国电影批评年鉴2016》中再次提出“绝不可以将批评作为电影商业推广机器，电影批评必须要有坚守的底线和立场”[10]。可见，电影批评的独立性与祛魅性是我们需要不断面对与解决的重要话题。

反思新媒体时代电影批评的转变，重新审视电影批评的文化坚守、价值引导与美学追求，构成了2017年度电影批评的重要内容。有学者提出，新媒体“大大开拓了网络文艺批评的媒体生长空间，引发了文艺批评范式与方法等多重变化，出现了诸多不同于传统文艺批评的新质因素，也直接影响着评论传播效应，这一切在影视评论中表现尤为突出”[11]。面对电影批评的多重新变，《审美文化的建设：网络时代的电影批评思考》一文建设性地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说，传统电影批评自身是否接地气和泛众的电影论说是否有文化含量，是左右电影批评改变的双向因素”[12]，电影批评必须是“适应时代而能超越时代，针对现实而能指点现实，给予电影切中艺术审美的分析，是电影批评的任务”[13]。显然，尽管新媒体为电影批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电影批评唯有坚守其自身恰切的独立性才能够符合批评的本质要义。正如有学者言，“文艺批评因其敏锐犀利、建设性自立已日益赢得独立的话语空间，也成为学术思想史的有机组成部分”[14]而只有如此，电影批评也才能真正成为电影学术思想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资本对于电影生产的深度介入使得电影批评深陷商业因素的魅惑。随着电影工业的发展，电影的商业属性早已为人们接受，即是商品就要获取商业利益。但是，当下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并不规范，电影的商业利益被扭曲式地扩大，票房成为最主要的追求目标，“一些有能力的影评人也很快在这里找到了营生，他们和资本成为利益共同体，成为商业利益驱动下的文字掮客”[15]。不论是传统专业影评还是网络大众化影评都在面临着商业利益的强大驱使，甚至吸引众人的争论性电影话题都可能是资本运作的结果。法兰克福学派代表阿多诺早就批判了工业社会文化产品的商品性、消费性，而电影便是典型的工业社会的文化产品，那么，与电影有关的批评是否能够摆脱其商品性与消费性？《做大海中最后的礁石——论网络时代中国电影批评的重构》指出电影批评被商业因素魅惑的问题，又说明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是要“保持着对资本的警惕”[16]，警醒“商业化对电影本身的伤害”[17]，坚持专业精神与专业信仰是批评者最基本的职业道德。《电影网络批评的想象力——以2016中国电影网络批评为例》一文针对网络电影批评也特别指出，“作为促进电影产业发展的工具，电影网络批评不应该再如此娱乐下去，利益至上，而是应该拿出应有的责任和担当去改变我们现存的电影生态环境”[18]。总之，电影批评在保证批评话语多样化的前提下，应当自觉运用主流刊物、专业电影网站、电视、网络视频等多种媒介手段，引导大众的批评选择，独立表达中国的文化价值观。

科学的批评方法是保证电影批评独立价值的有效手段。新媒体大数据带来电影批评方法的显著变化。无处不在的大数据冲击着传统文学的、电影的、文化的批评方法。学者们承认数据的科学性与客观性，但是也提出数据取代情感，客观代替个性的问题。“‘数据矩阵’在提供给我们一个精准的电影‘数据形象’的同时，……也把拥有温度的影评变成了冷冰冰的数据分析？”[19]如果，电影批评只强调数据分析，将各种数据分析软件统计的数字奉为圭臬，显然是不可取的。今天，无论是在艺术学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专业学者都强调量化分析的方法要与质化分析相结合才能得出揭示规律解释现象的有效结论。数据的精准分析值得肯定，但要与传统的文化分析相结合才更有意义。电影是一种审美精神活动，电影批评也是将审美活动外化的过程。大数据就是帮助电影批评者将这种审美外化的过程合理描述的工具。因此，结合数据分析与文化分析的电影批评是更科学的批评方法，也是电影批评能够保持独立性与有效性的合理路径。

三 确立以影像为本体的专业批评范式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电影批评中不乏有建树的专业的批评力作出现。它们以电影本体批评为基础，以扎实的影片细读与透彻的文本分析为切入点，以建设中国电影批评话语体系为旨归，显示出中国电影批评的学术风范。

对电影文本的专业性阐释是电影批评的根本，也是衡量批评者艺术感悟力与文本解读能力的标准。以电影叙事、结构、镜头、场面调度等视听语言为核心，多维度的影像文本细读是中国电影批评应该倡导并大力推介的批评范本。之所以如此强调影像文本细读，是因为其是真正介入电影创作，驱动当下电影事业发展的学术基础。如《暗恋的桃花源：〈健忘村〉的政治讽喻》一文对影片反乌托邦的叙事模式做了详细的文本分析，“这部影片的问题与其说是在它的叙事本身，不如说是在它所依托的反乌托邦的叙事模式，包括它诉诸观众共鸣的过分僵化和陈旧的情感结构。对于先行设定的政治讽喻的依赖，势必会造成故事层面和影像层面的空乏无物”[20]。文章从电影叙事本体寻找影片问题所在，同时从一部影片的叙事分析上升到一类影片的叙事模式探讨，即从意识形态批评角度对《健忘村》影片进行文本细读，以此解答电影引起分歧的根本原因。再如《〈八月〉：情感因果式、90年代氛围与“释父”情怀》，全文都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论证金马奖影片《八月》的三大特点，即情感因果性主导的叙事语法；80后个体经验浸润下的90年代中国想象；“释父”情怀。文中既有对影片叙事的全面评价，又有对影片情节结构、镜头段落等多种影像元素的专业性阐释。比如，作者在文中写道：“影片《八月》中镜头间、场景间和段落间的选择、组合和连缀，不是以某种显见的‘设计’为观众所知，而是以人物情感逻辑呈现”[21]，这样有见地的文本分析在此文中随处可见，这当然也最值得我们参考与借鉴。同时，本年度的电影学译著也不乏关注电影文本批评的著述，例如论文集《电影的透明性》和美国学者彼得·F.帕沙尔的著作《电影中的复合叙事》都为电影的文本分析提供了深刻的阐释和新的视角。

电影批评具有鲜明的学术观点是批评家与读者不言自明的共识，没有观点的批评只能是自说自话，独到的、恰切的理论观点是电影批评的魅力所在。倡导独到的学术观点正是突破当下电影批评解说式、谈话式、随感式特点的有效路径。本雅明曾言，“一个伟大的批评家能使别人在理解其批评分析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22]。在《导演类型化创作中的“元素融合战略”与“连续性营造”——评〈记忆大师〉》中，作者提出，“面对这样的评判，笔者是不赞同的。从类型电影发展进程来看，各种类型片都历经了初起阶段和经典阶段……笔者认为本片在类型化选择和类型元素搭配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导演的选择和做法是无可厚非的”[23]。文中这样的理性判断颇为引人注意。该文虽是传统的电影类型批评，但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做出的大胆判断值得充分肯定。这些判断不是无关痛痒的、似是而非的，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影片的优点和缺点，“笔者认为这样的‘创作性忽略’有些费力不讨好，倒不如用剧情驱动代替台词驱动来诠释”[24]。我们确信只有这样明确观点的影视批评才能指向创作实践推动创作发展，实现批评的使命与作用。

那么，如何建构批评的专业范式？这是电影批评界必然要面对的问题。我们认为明确的问题意识是解决问题的逻辑起点。问题意识是各个学科理论研究与实践判断反复重申的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一方面，问题意识是学理性起点即由问题引发理论研究，理论研究忠于问题解决。另一方面，问题来自创作与批评实践。就电影批评而言，电影创作的实践问题是电影批评的逻辑起点，更是观点形成的起点，围绕问题的电影批评才可能提出明确的观点。如《〈羞羞的铁拳〉：商业的胜利与艺术的失落》，开篇即提出“在它商业胜利的背后，也暴露出我们的喜剧电影的诸多问题”[25]。围绕喜剧电影的问题，文章进一步说明小品化叙事与虚无主义的观点。当然，电影批评摆脱功利、商业等各种因素的诱惑，保持“自在性”[26]也是其建构批评话语体系的根本保证。不论是对影像文本的解读，还是对叙事情节的分析，2017年电影批评自身指向的仍然是建构中国电影批评话语的体系之路。如果说中国电影可以作为中国的文化表征，那么中国电影批评更应该作为中国电影的学术表征。中国电影批评应该具有学术性、引导性、前瞻性，更应该具有崇高的人文性、历史性与科学性。尤其是在建构中国电影学派的进程中，中国电影批评更应当肩负起其自身理论建构的历史责任。

毋庸置疑，中国当代的电影批评随着整个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也产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另一种表述是：中国原本就并不健全的电影学术规范在浮躁的社会风气中必然受到冲击。如果说传统的艺术理论曾经还是一个令人仰慕和崇敬的文化殿堂的话，新兴媒体的商业取向使电影批评领域几乎成了一个不需要任何门票便可以自由出入的集贸市场。在诸多媒体随意的吹捧与无端的指责不绝于耳的大环境下，许多所谓的电影评论其实不过是“照搬”了制作单位提供的宣传材料。电影批评的学术尊严在电影商业化的运作体制中本身就容易受到公众的质疑，不负责任的批评言论更使电影评论的“公信度”难以确立。现在，电影艺术的价值判断时常被趣味判断所取代：“我不喜欢这部电影”，正成为“这是一部坏电影的代名词”。电影批评的泛化带来的是一系列学术规则的废弃和学术尊严的失落。加上媒体对影片商业化的恶性炒作更使严肃的电影批评在喧嚣的市场氛围中格外孤立。在这种情况下，坚持电影艺术理论自身的自律性，坚持电影艺术批评的专业化取向，坚持对电影本体的美学建构，应当成为中国当代电影艺术理论研究者共同恪守的职业道德。

Three dimensions of concern for Chinese film criticism

Jia Leilei

Abstract： In the face of the complicated reality in the process of film criticism，how to reorganize the discourse theory system of criticism and construct a professional criticism paradigm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o promote film creation and aesthetic practice.Therefore，we not only need to explore the feasible wa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hinese film，to achieve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between creation and criticism，but also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ndependence of film criticism and remove the charm of commercial factors.Also establish the professional criticism of image as the ontology，focusing on the profess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lm text.These three dimensions illuminate the social level，the economic level and the ontological level of the film development.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Chinese film school，it embodies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Film criticism，Film quality，Independence，Professionalism，Attention dim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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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贾磊磊，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中国电影学派研究部部长、特聘研究员。

[2]尹鸿、梁君健：《从市场的黄金时代走向创作的黄金时代——2016年国产电影创作备忘》，《当代电影》2017年第3期。

[3]司长强、朱俊河：《解构与重生：国产电影创作的核心困境与艺术反思》，《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年第12期。

[4]于忠民：《中国史诗类型电影创作现状批评——以产业化改革为界标》，《当代电影》2017年第2期。

[5]于忠民：《中国史诗类型电影创作现状批评——以产业化改革为界标》，《当代电影》2017年第2期。

[6]陈晓云：《电影创意：观念还是故事？——兼谈国产电影创意层面的多重缺失》，《电影新作》2017年第2期。

[7]钟欣：《提高创作质量 讲好中国故事——2016年电影编剧与电影创作调研报告》，《当代电影》2017年第6期。

[8]于忠民：《中国史诗类型电影创作现状批评——以产业化改革为界标》，《当代电影》2017年第2期。

[9]贾磊磊：《共与影像论沧桑——中国电影批评：2015》，《四川戏剧》2016年第12期。

[10]贾磊磊、毛珺琳：《中国电影批评的多元取向——2016年中国电影批评的发展趋向》，《创作与评论》2017年第20期。

[11]戴清：《媒介融合对影视评论的多重影响》，《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10期。

[12]周星：《审美文化的建设：网络时代的电影批评思考》，《美育学刊》2017年第6期。

[13]周星：《审美文化的建设：网络时代的电影批评思考》，《美育学刊》2017年第6期。

[14]司长强、朱俊河：《解构与重生：国产电影创作的核心困境与艺术反思》，《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年第12期。

[15]王芳：《做大海中最后的礁石——论网络时代中国电影批评的重构》，《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7年第2期。

[16]王芳：《做大海中最后的礁石——论网络时代中国电影批评的重构》，《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7年第2期。

[17]王芳：《做大海中最后的礁石——论网络时代中国电影批评的重构》，《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7年第2期。

[18]张阳：《电影网络批评的想象力——以2016中国电影网络批评为例》，《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19]尹鸿、梁君健：《从市场的黄金时代走向创作的黄金时代——2016年国产电影创作备忘》，《当代电影》2017年第3期。

[20]孙柏：《暗恋的桃花源：〈健忘村〉的政治讽喻》，《电影艺术》2017年第2期。

[21]齐伟：《〈八月〉：情感因果式、90年代氛围与“释父”情怀》，《电影新作》2017年第3期。

[22]转引自〔英〕特里·伊格尔顿、马修·博蒙特：《批评家的任务》，王杰、贾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2页。

[23]作者不赞同的观点是指：“今日观众对电影‘类型’的概念早已没有陌生感，依据不同认知观念，人们对类型的辨别方式也不尽相同，于是不少人指出本片‘不伦不类’，‘元素繁杂’，以及‘要说的太多’。”参见王少白《导演类型化创作中的“元素融合战略”与“连续性营造”——评〈记忆大师〉》，《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24]王少白：《导演类型化创作中的“元素融合战略”与“连续性营造”——评〈记忆大师〉》，《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25]饶曙光、贾学妮：《〈羞羞的铁拳〉：商业的胜利与艺术的失落》，《当代电影》2017年第11期。

[26]李建强：《论电影批评的自在性与对象性》，《东岳论丛》201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