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适时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习近平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进军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回顾2017年，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发展，成为全面实施“十三五”规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成绩斐然，举世瞩目。

中国的发展为世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联合国发布的《2018年世界经济形势展望》认为，2017年全球积极增长有1/3是依靠中国经济做出的贡献。从全球来看，2017年世界经济表现不俗，增速回升，经济增长率告别了持续下降的趋势。然而，总体来看，世界经济虽然表现不俗，但仍然难以摆脱低迷增长的态势，挑战依然严峻。

同时，中国也仍然面临如何保持稳定增长的压力，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低速增长的“新常态”下，在世界经济仍然低迷的背景下，如何实现稳定而高质量的增长，进而逐步恢复中高速的增长，尚需做深入的研究。

本辑发表周天勇教授《以产权改革为牵引，推进经济中高速增长》一文，从我国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少子化的现状，从城市化严重滞后和进城人口未能实现市民化，企业成本高企，居民消费额占GDP的比例比较低，以及对外经济消费、投资和资金等流出大于流入等视角，讨论了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长期下行的成因。作者认为，财产权改革没有到位，各方面的行政管制仍然存在，许多行业开放不足，增长动能向新领域没有拓展或拓展不够，这些问题如果能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予以纠正，将会释放活力和得到动能。他认为，应当通过降低企业成本的休养生息式供给侧改革，再由表及里，从不动产的使用财产权改革突破发力，深化知识产权及创新体制、人口生育和迁移的体制改革，从而启动我国第三次的国民经济上行，实现未来30年国民经济先中高速后中速的增长。

周天勇教授此项研究的最大特点是不拘泥于就事论事的对策框架，而是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大视角来进行讨论，从经济体制改革、人口增长波动的影响、农村土地制度、城镇化进程、税收体制、供给侧改革等宽幅度的视野来予以审视。通过研究，作者总结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30多年里经历了三次高速增长，均得益于深度的、重大的改革开放政策。第一次高速增长是由实行改革开放启动的。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农村体制改革，城镇适当放开个体经济发展，国有企业放权让利，东部兴办出口加工区等。第二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由确立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的。当时我国进一步明确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允许外资在中国投资兴办企业，上海浦东、沿江沿边内陆等进一步开放。第三次是在21世纪初因加入WTO倒逼国内改革，大规模清理文件，制造业准入全面开放等而激发的。作者的结论是：只有采取突破性和大力度的改革开放，才能扭转国民经济长期下行趋势，进而实现中高速的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令全世界惊叹的飞速发展时期，创造了各国发展史上的奇迹。尽管近年来中国增速放缓，进入了经济新常态，但是其体量和实力均已发生了今非昔比的变化。根据2017年世界银行报告，2016年中国GDP在世界上排名第二，占全球总量的14.84%；仅次于美国。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形势总体乐观，但是依然要警惕风险，需要提高抗风险能力。特别是随着经济的不断飞速发展，中国的能源需求日益引人关注。目前，我国能源消费速度大于能源的生产速度，国内能源供需矛盾日益严重。尽管我国能源战略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传统能源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能源安全问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国应增强能源安全风险的抵抗力。

近年快速发展的中国陆路油气运输通道，正在成为弥补海路油气通道短板的有效途径。但是，陆路油气通道事涉周边，更关乎我国际战略与周边外交，这是中国政府必须应对的挑战和亟须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本辑发表了马小军和舒源《中国陆上油气通道安全研究报告》一文，对此做了深度解读。

作者认为，当前中国的陆上进口油气运输安全总体态势，可评价为“谨慎乐观”。中国陆路进口油气运输，已经初步实现了多元化。油气运输通行安全已获基本保障，运输格局在向有利方向转化。但是陆路运输面对的问题较海路运输更为直接和具体，困难与挑战不小。中国与管道过境国的利益联系尚不够紧密，陆路通道的发展未改变以海运为主的能源运输战略格局。中国陆路能源通道显现出“北重”“南轻”“西不确定”的总体态势，开辟新线路的选择极其有限。各条陆路通道均面临诸多重大经济技术难题。油气管道运输的地缘政治安全问题也十分复杂。从中长期看，中国陆路进口油气运输安全，仍处于前景不明朗的状态。作者在全面、系统论证的基础上提出，应尽快确立理性、清晰的中国国家能源战略通道安全观，建立进口油气运输通道安全的监测预警机制。

2017年5月，中国召开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标志着“一带一路”建设进入新的阶段。在论坛开幕式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把“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将和平的目标列在首位，既申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之大义，进一步澄清国际社会中存在的误读，反驳了小部分人的恶意曲解，同时也说明和平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没有“和平之路”，繁荣、开放、创新、文明将无从谈起。“和平之路”的开拓，也是当前“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最大挑战。

环顾全球，世界各地风云诡异的背后，无不看到美国的身影。美国国力虽大不如前，但仍然身形庞大，且霸心未泯。因此，分析美国的内外政策，判断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仍然是我们国家发展战略方面的学者着重关注的焦点。本辑周琪和付随鑫《美国的反全球化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一文着重分析了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反全球化的政策特征及其给国际秩序带来的重大影响。此文从自由贸易、资本流动和外来移民三个方面分析全球化在美国的发展历程及正负面影响。作者认为，虽然美国曾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但全球化对美国的副作用越来越凸显，引起了中下层白人的反对，并导致特朗普上台。反全球化激发的美国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政策，可能危害美国的现存体制和国际秩序。

美国精英曾经普遍相信全球化能促进美国的经济增长，而且美国会在全球化经济浪潮中获胜。但是，全球化并非没有代价。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人口迁徙固然能提升世界各国的总体福利，同时也必会损害一些国家及其国内部分群体的利益。事实上，在美国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浪潮下，一直潜藏着一股反对的暗流。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反全球化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等群体参与的左翼运动，但最近一些年来，右翼民粹主义者成了反全球化的主力。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正是将移民问题、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当作首要攻击目标，并因此获胜。

通过对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和分析，作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遭到反对的原因，一是全球化发展与民族国家利益之间存在根本的和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在发生冲突时后者往往能占上风。二是全球化具有再分配效应，会进一步造成经济不平等，而政府却往往对此认识不足，未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三是人口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造成本土居民失业和收入下降，引起社会冲突，甚至可能危害国家安全。

作者认为，美国白人蓝领和中产阶级由于自身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受到全球化的损害，便诉诸政治手段，靠权力来维护他们自认为的应得之物，保护自身免遭进一步的损害。他们的力量虽然无法逆转全球化进程，却足以对美国甚至全球的经济政治产生严重影响。

特朗普政策层突出了以保护主义作为美国应对全球化风险的一种手段，并实施极端的反移民政策。同时，特朗普反全球化的政策倾向也表明了西方国家民主制度正处于危机之中。这些政策特点及其反映的制度危机，都将对现行的国际秩序产生严重影响。如特朗普对全球治理缺乏兴趣，蓄意忽略许多全球性问题。美国已经采取和正在采取的一系列逆全球化而动的对外政策，还意味着它将放弃许多国际责任，这将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造成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如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重新发展化石能源等做法，背离了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共识，削弱了各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共同努力，并将影响国际能源的供给和价格。这些变化都将给未来的国际秩序带来深远的影响。

本辑发表周琪和付随鑫两位作者所撰另一文《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政策及其可能影响》专门讨论了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政策，并对其给美国能源行业、国际能源市场以及中国带来的影响等问题做出了初步分析和评估。他们认为，特朗普政府能源政策的目标是追求美国能源独立和促进经济与就业，其核心措施是发展化石能源，与奥巴马政府的《清洁能源计划》背道而驰。特朗普还提出“能源主导”的新目标，把能源出口当作一个地缘政治手段，期望通过能源出口来加强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和国际影响力。这是特朗普的能源政策有别于其前任的一个重要的新动向。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在短期内将有力推动美国化石能源的增长，且不利于清洁能源的发展，但市场和技术因素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政策将冲击现有的国际能源格局和地缘政治。中国对此带来的风险应有防备，并适时开展相应的合作。

寿慧生所撰《美国经济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研究了美国经济不平等的问题。作者认为，经济不平等的不断加剧已经成为美国社会中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当今美国政治中的所有现象无不与此相关，如政治极化、左右翼民粹主义高涨、反自由贸易、抵制全球化、排斥外来移民等。作者从政治、经济、公共政策、政党政治、利益集团等政治要素在美国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作用等层面分析了美国经济不平等的原因，以及这些政治要素相互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作者所论从一个比较深入的层面解读了特朗普上台的美国社会经济背景，为我们认识特朗普的所谓“新政”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目前来看，特朗普的反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政策实施起来仍存在不少困难。特别是在处理其与盟国的关系方面，面临如何调整的问题。本期赵晨、黄萌萌撰写的《解析〈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讨论了特朗普上台以来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问题上的美欧经贸关系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作者认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和欧盟在国际经济领域均面临着刺激内部经济增长、应对新兴国家的崛起和设计引领经济全球化三大任务。美欧决策者于2013年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TIP）谈判便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希望借此来协调和统一各自市场规制以节省企业交易成本。但TTIP得以启动也与美欧的政治战略有关。美欧受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崛起的影响，经济衰落的危机感促使美欧以TTIP提振经济实力，并抢占新世界贸易规则制定权。但政治文化的差异和社会抗议阻碍了TTIP迅速达成协议。由于TTIP涉及对风险的认定和市场经济模式的调整，美欧因历史而形成的社会权利、环境标准、政商关系等领域的差异而很难保持一致。特朗普上台后推行“美国优先”的理念，使TTIP前景更为渺茫。但是，无论TTIP最终能否签署，能否生效，依然代表发达国家贸易谈判的新趋向。TTIP谈判中所表现出的理念和规则仍将会对世界贸易产生深远影响，需要引起我们极大的重视。

本辑我们还发表了孟健军和张红咏《铁路物流结构变化对国内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一文，此文关注改革开放时期铁路物流的重要性，利用1990～2012年省际铁路货物运输量数据，运用重力模型进行铁路物流结构变化的实证分析，阐明中国铁路物流结构变化与国内市场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通过铁路物流实证分析，作者认为，铁路物流的结构变化虽然受到省际物理距离的影响，但是伴随着各区域经济增长，出现了长距离物流移动，即朝着国内经济一体化方向进展。其中目的地的第二产业需求的增长对铁路物流结构变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分析结果也表明，铁路物流结构变化还依然处在各地区国有经济的强烈影响下。

我们已经走进2018年，在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里，我们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回顾既往，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发展战略不断完善和更具科学性规划的历程。中国的发展之路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担负着国际社会对和平与发展的期待。研究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不仅需要着眼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更需要研究世界局势的发展，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希望本辑《国家战略研究》能够对此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