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就借鉴既有成果来说，笔者所知，日本学界对于报刊之研究，成果丰富，如小野秀雄、西田长寿等，[42]皆有引路之功，[43]传承相衍，更是推陈出新。像是在所谓“大众社会”的背景下，解析新闻报刊如何借着举办猜测谁是“大相扑优胜力士”、谁会当选民意代表的“予选投票”等“悬赏”活动而吸引读者的因应之道，展现媒体和“国民的大众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44]又如研究读者对报刊的响应互动，向来是报刊史研究的重要主题，却也往往因资料欠缺，颇有难点。山本武利则广辑史料，分析日本各阶层对各种报刊的响应，甚至包括军队士兵在内，展现报刊如何为满足前线士兵的思乡之情而特辟地方新闻的场景；[45]永岭重敏析论日本报刊的读者群，视野所及，则注意地方上的学校教员如何形成了“读者共同体”的样态。[46]对报刊创办者及其事业细密勾勒者，山辉雄对一代言论巨子德富苏峰创办《国民新闻》的历程及其言论变化趋势的研究，[47]便是一例。对个别的重要报刊进行精致研究的成果，亦不乏见。例如，铃木贞美编辑以《太阳》杂志为探讨对象之文集，收文22篇，举凡《太阳》杂志之整体沿革历史，其出版者博文馆与其主要编者的情况，《太阳》杂志涵括之重要论题（如“中国观”“教科书问题”“翻译文学之介绍”“妇女问题”等），皆有涉及；[48]明治维新初期，福泽谕吉等人组成了“明六社”，以《明六杂志》为言论机关，影响深远，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编辑的《〈明六杂志〉及其周边：西洋文化的受容、思想与言语》[49]即为类似取向之成果。

检讨日本的现代媒体与帝国主义扩张之间的关系，也是值得关注之议题。毕竟，从1874年“牡丹社事件”以来，新闻媒体与日本发动征锋，相生共立，乃至大有营收，《东京日日新闻》就因为刊载岸田吟香随征台湾的报道，发行量竟增加了百分之五十。[50]而如以朝鲜被目为“亲日派”的金玉均在上海被暗杀（1894年3月28日）为话题，引发日本媒体多方议论，竟为中日之间“兵戎相见”，提供了舆论支持。[51]当然，观察媒体和帝国扩张的动向，总该注意具体历史场景，即如藤孝夫以《大阪朝日新闻》之“社说”涉及“日中关系”者为中心，检证日本言论界自身纠缠于“民主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复杂思想样态。[52]可是，1930年代一度被右翼分子与军部“青年将校”视为“国贼新闻”的《大阪朝日新闻》，在中日战争期间却是“国策新闻”的代表媒体《大陆新报》（1939年1月1日发刊）的最重要后台支持。[53]检讨战争时期媒体的“战争责任”，总该多重观照，既注意国家威权当局诸多操控言论媒体的作为，[54]也检示媒体如何扮演“旗手”的角色呼应战争，甚至连以家庭妇女为对象的杂志也难有例外而同声唱和。[55]凡此所涉，在在足可启示我们拓展思路与视野，受益甚众。

就西方例证而言，报刊/媒体的文化史研究，提炼之议题，观照之领域，更是粲然可观，更屡屡形成似可概括人类历史经验的宏大理论。如法国学界从文化史角度观察法国大革命，媒体即成为重要的观察对象，各式各样的论著层出不穷；[56]研究阅读出版史之名家Roger Chartier即强调，研究者不能只是注意所谓的文本，还要重视读者群（从历史的与社会的角度）接近/取得这些文本的途径，没有物质条件的支持，读者（或听众）不可能接近文本，阅读文本的过程和它如何为读者得到的形式，自是密切相关。[57]他的述说，提示我们应该注意报刊和信息之生产流通过程的物质条件/基础，发人深省。

例如，新闻消息的传递速度，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实是息息相关。以大英帝国为例，1850年代从不列颠本岛到大洋洲的新闻传播，要三个月之久；即使后来到了1860年代使用了蒸汽轮船，两地之间仍需45天。[58]不过，在1850年时，英、法之间首先搭起了海底电缆，由此际起，开创了让新闻在世界快速传播的可能空间，此后十年，更建立了海底电缆的环球体系。就大英帝国而言，这项工程大大改变了帝国的核心与边陲之间的空间关系（the spatial relationship），各式各样的信息，可以在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里散播开来，让人们可以想象自己就是某个国族共同体（national community）的成员，维系了帝国认同。实时的新闻，让那些即便是出生、成长、生活于帝国领地（the Dominions）的人，也会觉得自己同各种帝国事务与政治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59]

以日本而言，电信事业作为“社会基盘”（infrastructure），既提供了经济活动里迅速传达情报的效果，[60]也让日本新闻媒体可以广为利用，[61]甚至在1877年“西南战争”的新闻报道战里，电信更是大起作用。[62]那么，在中国、韩国的相关场景例证又是如何，显然值得追索。举中国的例子而言，以1857年创刊的《六合丛谈》为例：

正月十二日，火轮驿船以林至沪，驰递泰西诸札，知始发之驿舶立本，于丙辰十一月十六日离英，于海遇大风，泊于西班牙之哥鲁那，故至较缓。又加的斯驿船，于十二月六日离孟买，十四日离加利，二十九日离新嘉坡，正月十二日以林船离香港，径驶至沪，札中所载之近事如左……[63]

整理如下：英国出发“丙辰十一月十六日”（1856年12月13日）→孟买（Mumbai）；“十二月六日离孟买”（1857年1月1日）→新嘉坡（Singapore）；“二十九日离新嘉坡”（1857年1月24日）→香港（Hong Kong）；“正月十二日以林船离香港”（1857年2月6日）→上海（Shanghai）；“正月十二日，火轮驿船以林至沪”（1857年2月6日）→刊登时间“咸丰丁巳二月朔日”（1857年2月24日）。

所以，《六合丛谈》第2号刊登的新闻，是1856年12月13日以前发生的，刊登出来，需耗时至少两个月。

另一例：

二月十有五日，邮寄信札，始离英京伦敦。三月八日离孟买，十六日离加利，二十一日离息腊，四月六日抵香港，福摩沙驿船于十二日抵沪。所递近事如左……[64]

整理如下：英国伦敦（London）出发“二月十有五日”（1857年3月10日）→孟买（Mumbai）；“三月八日离孟买”（1857年4月2日）→香港（Hong Kong）；“四月六日抵香港”（1857年4月29日）→上海（Shanghai）；“十二日抵沪”（1857年5月5日）→刊登时间“咸丰丁巳五月朔日”（1857年5月23日）。

所以，《六合丛谈》第5号刊登的新闻，是1857年3月10日以前发生的，刊登出来，也需耗时至少两个月。

这样说来，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从伦敦捎来的“新闻”，抵达中国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旧闻”了。可是，随着电信事业在中国的发展，此后的情况，大非昔比。例如，对1910年长沙“抢米暴动”的讯息如何迅即传达出去，致使清廷得以发动镇压的整体过程，石川祯浩做了生动细腻的考察；[65]谢俊美则分疏武昌起事后革命党人如何利用电报传递讯息，促成“辛亥革命”的成功，[66]这些都是以独特观察视野研究“辛亥革命”过程的罕见之作。[67]

西方学界的既有成果，亦可刺激吾人的研讨向度。以欧洲而言，不同国家的政治/法律架构，就对出版业的活动范围与可能性，带来不同的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亦复如是。然而，研究者还是可以异中求同，设定某些共同的议题，以求得我们对报刊的出版史/文化史的多元认知。例如，就报纸而言，可以追索：谁拥有报纸（谁是报纸的老板）？为其写作的是哪些人？报纸如何流传？读者是哪些人？至若报纸的售价、出版周期、市场营销方式与普及程度，既决定了它可以渗透的地域和社会层级，也决定了它们能否从背后的赞助者与社会力量中独立出来。每个国家/地区的情况，各有差异，探索其独特的历史经验，应可对于各种关于出版文化的概括论断（generalizations），提出愈形深入的反思。[68]

在报刊/媒体研究的宏大理论方面，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论题，更激发了相关学术研究的勃兴。除了欧美各国以自身独特历史经验而开展检讨思索之外，[69]其他地区的反思探索，亦颇有可借鉴之处。如日本的三谷博以创刊于1875年，而于翌年惨遭官方依据《太政官布告》第98号封禁的《评论新闻》为分析对象，释论日本的“公论空间”；[70]又如印度史方面，Veena Naregal则（主要以语言和文学领域）探讨在大英帝国统治下接受英语和印度自身语言双语的西印度精英，如何建构出“殖民的公共领域”（colonial public sphere）。[71]至如在中国史研究脉络中，导入“公共空间”及“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概念以开展者固众，辩驳者亦多；[72]跳脱了既存“新闻史”的研究格局，以具体的报刊研究进行讨论的成果，[73]也陆续出现。总之，关于人类社会里的“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的历史经验与理论议题，显然已蔚为学术产业。

可是，即令从文化史角度，或是借鉴哈贝马斯的论题，开展报刊史的探讨，不应离事而言理。如何从具体的史料搜集与解读等步骤出发，以比较精细的个案讨论取向，“见微知著”，借以作为认识历史的变化趋向的根底，实为史学工作者无可旁贷之本来任务。例如，白岩龙平与《时务报》方面的往来，尚待从已然问世的白岩龙平日记中，[74]进行精细的考察勾勒。至如前述《大阪朝日新闻》刊出介绍《时务报》的文稿，台湾方面未藏有《大阪朝日新闻》，想查核这篇介绍《时务报》的文稿，即须仰赖日本朋友的协助，始可得其追索之途。[75]因是，想要精确述说这一段媒体互动的历史本来面貌，显然得仰赖日本学界友朋的“互动”之助。[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