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气候变化与新兴大国：新议题+新行为体

一 问题的提出

尽管全球公害事件时有发生且触目惊心，然而截至20世纪60年代，人类的环境保护意识仍长期处于沉寂状态。1962年，美国生物学界首次对以“征服自然”为核心理念的主导思想提出了质疑之声，批评破坏环境的工业利益集团，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开始觉醒。与20世纪60年代仍处于冷战的历史大背景同步，其实不单在美国，整个欧亚大陆都开始反思人类过往经济增长模式的代价效应。及至70年代初期，1972年厄尔尼诺现象爆发，南亚、澳洲、中美洲、东亚以及苏联都遭到冲击，进而出现全球性的粮食短缺，同年正好是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问世，影响深远。这一年，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还召开了首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把每年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开启了世界各国商讨人类环境问题之先河。[1]随后，欧美进入长达十年的“滞胀”时期，能源危机席卷世界，这在学界、政界等引发了环境主义思潮的兴起。显然，气候变化问题起初也是作为环境保护问题之一而被科学家提出。1974年，世界气象组织开启气候变化科学研究，但直到1988年，气候变化议题的重要性才上升到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的高度，主要的标志在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成立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相应的科学依据。当然，质疑之声从未停歇，气候变化怀疑论颇有声势。[2]

与此同时，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是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态势强化突进时期，国际政治逐步演化为世界政治[3]，呈现“复合相互依赖”，气候变化议题因之获得了一定的上升空间（由“低级政治”逐步上升为“高级政治”）。“任何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都对他国产生了代价效应”，人们不得不在全球政治互动体系中给予气候政治一定的话语空间；关于气候变化的探讨亦促成了相互依赖的社会和政治网络，形成了以多边反馈为特征的全球复杂系统。[4]也就是说，主权民族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等所谓世界政治行为主体多元化，位列全球气候政治当中，表达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或寻求利益的共容，或难以避免走向冲突。诚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用“气候变化的政治”来描绘世界气候风险社会图景，气候变化风险已然成为全球政治博弈的核心议题；类似的，保罗·哈里斯（Paul Harris）之所谓“威斯特伐利亚之殇”（Cancer of Westphalia）、“污染者敌意”（Malignancy of the Great Polluters）和“现代性迷失”（Addictions of Modernity），亦从国际体系、国家和社会层次上全面反思了气候政治失败。[5]气候变化问题[6]说到底仍是政治议题，如果我们考虑到人的自反性，气候变化认知大致可分为三种典型的社会观念情境：乐观主义、现实主义、悲观主义，称之为自反性气候政治；气候政治的自反性，即反映了一种全球风险，并昭示着现代性本身的深刻危机，这种风险的全球性，对地球上的生命均构成了威胁，无所不在的风险远离了个人的能力甚至国家的控制。[7]鉴此，本书一概用气候政治指涉宏观的气候变化问题，认为全球气候政治的提法更为全面，包含气候治理、气候谈判、气候政策等变化进程（具体说明除外）。可以肯定的是，既然全球气候政治呼唤全球治理，尤其是全球气候治理，那么自然涉及诸多全球气候政治行为体的参与问题。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尤其是传统工业化国家，乃至后起的新兴国家（本书将着重观照新兴大国），由于温室气体排放规模与其快速增长几乎同步，因之引发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同样引人注目，这些大国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政治中的地位仍旧举足轻重。[8]

那么，问题在于，通过回溯全球气候政治变迁史，我们发现的国际关系现象，即后起的新兴大国，如巴西、南非、印度、中国等逐步形成了“抱团打拼”的趋势，即从早期的“G77+中国”到当前的“基础四国”（BASIC），再到（可能的）“金砖国家”（BRICS）平台下的气候合作，这之间有无规律可循？或者说，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形成机制是什么？是否仅仅如现实主义者所断定的——“权宜的协调”仍反映出“权力均势”/“大国政治的回归”？显然不是，至少在气候变化这一叙事情境[9]中，单纯用权力现实主义的逻辑（如经典的制衡与联盟理论）难以有效解释/诠释新兴大国群体化这一国际关系现象。

为分析和探讨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本书拟首先从全球气候政治这一话语背景/叙事情境出发，讨论其参与主体、核心议题与系统结构。从复杂系统论的视角观之，首先全球气候政治无异于一个复杂系统，了解其系统与进程，自然要从宏观、中观、微观进行全方位把握。宏观而言，即全球气候政治系统本身，其显著特征在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全球公共物品供求，因之目前形成的是一个较为松散的、缺乏实质约束力的机制复合体（regime complex）；[10]中观而言，新兴大国群体化崛起，本身也是值得思考的国际关系研究对象；[11]微观而言，则在于新兴大国行为体，如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等大国的气候政治参与，是不容忽视的助然/许可要素（enabling or permissive element）。[12]当然，说全球气候政治是一个复杂系统，这不等于说我们在面对它且试图分析其中的新兴大国群体化现象时就束手无策。因为复杂系统具有历史，它随着时间而演化，过去的行为会对现在产生影响，任何对于复杂系统的分析，如果忽视了时间维度就是不完整的，或者至多是对历史过程的共时快照。[13]如此，本书从新兴大国所处的全球气候政治系统、新兴大国群体（自群体互动、自群体与共同他者间互动）[14]、新兴大国个案比较这三大维度进行初步尝试。具体而言，我们关注的新兴大国群体，主要包含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这五个大国，之所以选取这五大国作为主要的案例分析对象国，是因为这些新兴大国既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和共性（比如，五国同为金砖国家，2010年南非加入金砖国家群体，原有BRICs由此改写为BRICS[15]，新兴大国群体的地缘政治意义和代表性也相应拓展），又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和分歧。从研究的角度而言，这样的案例选取可能有些“自讨苦吃”，即选取的个案间的差异极大，分歧与共性同样不少见。然而，看似对研究“不利”的所谓“负面案例”（如俄罗斯的气候政治立场），其实更有助于验证相关研究的理论效度：其一，正负案例的比较，可以避免循环论证；其二，负面案例限定范围，使方法论更科学，可能提炼出的理论亦更精致；其三，还可以从负面案例中尝试发现新的机制，补足现有理论。[16]因此，新兴大国自群体的气候政治互动（“G77+中国”vs.“基础四国”、“基础四国”vs.俄罗斯、“金砖国家平台下的气候合作”），新兴大国自群体与共同他者间的气候政治互动（“基础四国”vs.美国、“基础四国”vs.欧盟、“基础四国”vs.伞形国家群体、“基础四国”vs.其他发展中国家），新兴大国自身的气候政治参与（历程、变化机制等），这些都是本书需要仔细分析和讨论的主要内容。

二 理论基础与视角

本书无意于建构宏大理论，或寻求所谓国际关系宏理论突破。事实上，诚如反映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最前沿动态的《欧洲国际关系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JIR）一组专题研讨论文所揭示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即不少蜚声学坛的国际关系名家不得不承认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已经走向“死胡同”，国际关系学科甚至亦因之遭遇上升“瓶颈”；范式之争索然无味，相关大理论创新乏力，主义之说（-isms）皆沦为各学派“自我陶醉”的信念；难能可贵的、还有发展前景的，主要在于中层理论（mid-level theory）和世界政治折中主义（eclecticism）可能取得的进展。[17]这些理论家们的“自我解嘲/批判”，让我们不难联想起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马丁·怀特（Martin Wight）曾提出的训诫，即“国际关系理论本身象征着某种智识和精神的双重贫困”。[18]

当然，尽管囿于此类种种理论创新之客观困境等局限性，却不等于说本书将一味回避理论问题，已有的相关经典理论论述仍将构成本书可能借鉴的重要视角和参照。具体而言，本书不再遵循“从理论到理论”的分析路径，而主要从经验困惑出发，即对新兴大国群体何以“抱团打拼”进行相关的解读，主要从历史研究和案例比较入手，而后尽可能地提炼出些许理论认识。例如，（微观上）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中观上）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形成机制等，而在宏观上，如全球气候政治系统这一叙事情境，则主要还是引介和参考已有的相关认识。简言之，本书的理论意义在于，通过对全球气候政治系统结构这一宏大叙事情境的考察，将新兴大国群体化国际关系现象放置该情境中，借助具体议题导向（减缓、适应、资金、技术等）框定该群体化的边界，并比较和总结新兴大国（个案）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最后尝试发现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整体）的形成机制。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所谓变化机制和形成机制的发现，之所以可能具有理论意义是因为：机制（mechanism）“是一个过程，它存在于系统中，可以引发或者阻止整个系统或其子系统的某些变化”；机制能够将某些因素/要素串起来，从而驱动/阻止变化；单纯的因素/要素分析可能只是静态的，需要通过机制才能起作用。[19]鉴于此，可能涉及的理论视角至少包含如下四个维度。

其一，集体身份理论。[20]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这一概念主要来自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在社会学中，集体身份是一种用于解释社会运动的有力分析工具，它不仅指涉系统进程中的行为体自身，如领导模式、意识形态和沟通方法，而且强调该行为体还会被外界盟友和竞争者塑造。[21]从社会心理学上看，集体身份是行为体在心理上就某种特定社会集群的“对号入座”（psychic references in specific social constellations），如此一来，集体身份作为叙事网络而显现于进化进程中，该网络的发展路径取决于叙事结构。[22]换言之，集体身份是一种社会建构，亦即从心理需求和动机上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并不采取将集体身份先验给定或将新兴大国直接与之挂钩等同的做法，而仅将其视为形成中的、存在转换可能的一种认同（identification）。

在国际关系学领域，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堪称讨论集体身份的典型开拓者，他认为，集体身份内生于系统层次，并且在这一内生过程中产生合作。[23]温特在1994年的论文《集体身份的形成与国际国家》中，开始讨论国家间集体身份形成的因果机制，他区分出了三种不同机制，即结构情境（Structural Contexts）、系统进程（Systemic Processes）和战略实践（Strategic Practice），并讨论这些机制所分别包含的两个相关因素。[24]在结构情境方面，地区或全球国际体系为集体身份形成提供了互动平台，新现实主义者重视的是结构的物质性，建构主义者则在为物质力留有空间的同时强调该结构的主体间性；在系统进程方面，第一个进程在于提升相互依存度，这至少有两种形式，如增强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互动“动态密度”，或“共同他者”（Common Others）的突现（emergence）；第二个进程在于国内价值观的跨国趋同（突出表现在文化和政治领域，前者如全球消费主义的兴起，后者如民主制度、福利国家论和关注人权等）；在战略实践方面，包括行为（behavioral）互动和言语（rhetorical）交流。[25]1999年，随着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的问世，其集体身份理论趋于成熟。他认为，集体身份是角色身份和类属身份的独特结合，把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引向认同，使自我-他者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并在交界处产生超越，由于其具有因果力量，诱使政治系统把他者的利益定义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即“利他性”，如此一来，国家有望采取行动，克服集体行动难题。[26]在利己身份给定的前提下，温特通过四个主变量即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以及自我约束来讨论集体身份的形成，其中，前三个变量是集体身份形成的主动或有效原因，第四个变量是辅助条件或许可原因（enabling or permissive cause）。[27]

然而，由于并未讨论这些主变量是由什么因素来支撑，温特承认其集体身份理论仅是微观层次的。[28]即使就微观层次而言，这种基于符号互动论的“认同政治”也遭到深刻怀疑，因为集体身份构成的环节中，尤其是认同的扩展和超越，缺失了某种可信的机制。[29]具体说来，假如A国和B国之间形成集体身份为AB，但A国与B国往往还需要寻求与第三方（C国或D国）间的集体认同以达成下一阶段自我实现的进程目标，可能这时的A国倾向于和C建构AC，而B国却倾向于和D建构BD，那么原有的AB则可能面临压力甚至分化。也就是说，行为体的认同需求本身可能会以某种原有集体身份的削弱为代价，出现理论与经验的双重困惑。温特则以“认同的频率与分配”和“非线性动力特征——突现与停滞”来诠释这种“反常”的认知分歧，但仍与他所谓集体身份形成逻辑的微观基础背道而驰，即并没有合成、扩容为新的更大的集体身份ABCD。[30]

本书在分析框架和对BASIC群体的论证中多次借鉴了集体身份理论，但在下文的具体分析中往往还冠之以“准”（quasi-）字标签，即“准集体身份”，源于当前的全球气候政治实践，除欧盟这一气候政治先导以外，其余诸如“G77+中国”、基础四国、小岛国家联盟等各个群体都难以同时满足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这四个主变量，因而只能是接近或部分契合于集体身份形成的一般机制。此外，有关集体身份的扩容，本书也将在BASIC（群体小众化或扩容）及其与“G77+中国”之间的关系过程上做初步讨论。

其二，复杂系统论。复杂系统（Complex System）存在于诸如数学建模和哲学思考等广阔视域，复杂系统论意在研究系统的组成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何以影响集体行为、系统环境与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等等。对于复杂系统类型的评价，则往往还受到统计物理学、信息论和非线性动力学等的启发，以诠释自然系统的非可预测的组织行为，且须借助“复杂性”来进行这种诠释。因而，复杂系统论常用于人类学、化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气象学、分子生物学、神经系统科学、物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当中，以应对这些学科中可能面临的具体研究问题。

复杂系统论的起源，最初可见于苏格兰启蒙运动[31]期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其后为奥地利经济学派所发展，即认为市场体系中的秩序是自发或突现的（emergent），是人类行为并非有意为之的结果。[32]可见，对于系统方法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这样的信念，即结构是强有力的，要素在系统中的位置比要素的内部特性更为重要；这里，“系统”（system）应当具备两点：“组成系统的一系列单元（unit）或要素（element）相互联系，因而一部分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会导致系统的其他部分发生变化；系统的整体具有不同于部分的特性和行为状态。系统常表现出非线性的关系（Nonlinear Relationships），系统运行的结果不是各个单元及其相互关系的简单相加，许多行为的结果往往是难以预料的。这种复杂性甚至在看似简单和确定的情况下也会出现。”[33]于是，系统的复杂性及其运行结果的非确定性，也可以用来对“气候变化怀疑论”进行某种程度的回应——“（气候变化怀疑论者可能认为）100多年来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比例一直在增长，而全球的温度却没有大幅度地升高”，这一事实存在的原因可能在于系统运作效应的延迟，而不是像那些错误的基本科学论点所说的那样。[34]当然，反过来看，尽管按照单向、线性和加法程式进行思维经常导致错误，但如果说这种非系统思维全无是处，那我们就很难再以这种方式观察世界，比如以混沌理论为基础的气象学告诉我们，蝴蝶扇动翅膀可以影响地球另一面的天气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次的蝴蝶移动都会造成风暴或晴天。[35]

系统的复杂性和系统效应的延迟（导致系统行为的结果的非确定性），无疑使观察者对系统进行认识和理解的难度提升。其中，“复杂性是简单要素的丰富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简单要素仅仅对呈现给它的有限的信息做出响应。当我们观察作为整体的复杂系统的行为时，我们的注意力就从系统的个别要素转移到了系统的复杂结构。复杂性是作为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模式的结果而突现（emergence）”。[36]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面对复杂系统时就束手无策，因为“复杂系统具体历史，它们不仅随着时间而演化，而且过去的行为会对现在产生影响。任何对于复杂系统的分析，如果忽视了时间维度就是不完整的，或者至多是对历史过程的共时快照”。[37]复杂系统，无论是生物系统还是社会系统，如果不考虑其历史，就是无法理解的。

然而，在分析一个系统时，应该谨慎使用历史的概念，这是因为：一个系统的历史，不是以能够被重构的方式在系统中呈现出来的，系统历史的“效应”是重要的，但是历史本身是通过系统中的自组织过程而连续地转化着——留下的只是分布于系统中的历史痕迹。[38]换言之，复杂系统本身还具有两种不可或缺的能力：表征（能够储存关涉环境的信息以备未来之运用，以及在必要时能够适应性地改变其结构）过程和自组织（在没有外部设计者的先验必然情况下内部结构的发展和变化）过程。[39]复杂系统中许多因素以不同步的方式相互作用，展示了意外的且常常是不可预测的行为，任何分析如果忽视了复杂系统的自组织行为的可能性，都将严重缺乏解释力；显然，一个系统，如果仅仅是混沌的行为便是没用的，而如果过分稳定则也是有缺陷的。[40]

本书对于复杂系统论的借鉴，可以说贯穿于全书始终。换言之，本书尽可能地坚持一种系统思维，并将这种复杂系统观可操作化于本书的谋篇布局。宏观上，认为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生发于全球气候政治复杂系统，而该复杂系统较为明晰的制度结构是首先须予以考量的叙事情境或曰话语背景；微观上，各个主要新兴大国的气候政治变化，构成了全球气候政治系统下的若干个独特的子系统；中观上，由新兴大国气候政治变化这些微观子系统更关涉到其与外界或曰共同他者间的互动（他群反馈与我群联合回应）。如此，复杂系统观有助于使本书更具整体性。

其三，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又称象征互动论，是一种用心理学视角研究社会的理论。该理论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社会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首创，“符号互动论”这一术语则由米德的学生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提出，它有三个基本的前提：人们根据其赋予事物的意义来对待事物；这些事物的意义则来源于（个体与他者乃至社会之间的）社会互动；人们还会根据情境的不同来调整对于这些事物意义的诠释。[41]而且，符号互动论的中心思想包括五个方面：第一，人，必须被理解为社会人（符号互动因之关注行为体间的互动，个体由互动而建构，社会亦由社会互动而建构，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行为的起因，则必须关注社会互动）；第二，人是有思想的存在（我们不仅仅单纯地同外部世界互动，还与我们自身对话，因而想要理解行为，还得关注人类思维）；第三，人并非直接感知环境，相反，还对所处环境进行界定（这种界定并非随意发生，而是来自持续的社会互动和思考）；第四，当前的形势是行为产生的原因（当前的社会互动与思维以及当前对环境的分析界定，导致了行为的出现，即使过去的经验也要服从于当前的形势判断）；第五，人境关系中的人是积极的存在（诸如“受环境压制、限制”等被动的字眼并不适用于符号互动论，与其他社会科学视角相比，符号互动论中的人是积极的）。[42]另外，符号互动论的基本原则在于：人的施动性（human agency）、互动决定（interactive determination）、符号化（symbolization）、突现（emergence）。其中，“突现”不同于上文复杂系统论有关复杂性的界定，而意指社会生活中的过程与非习惯方面，不仅关注社会生活的组织与结构，而且指涉其意义与情感；“突现”使社会生活的新形式与系统意义，乃至社会组织在当前情境中的结构转型成为可能。[43]

符号互动论之于本书的方法论意义，主要在于“互动”，比如新兴大国群体内部的互动，以及伞形国家和欧盟等发达国家群体、小岛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等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群体分别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气候政治互动，可以说为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提供了内外动因。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考虑到前述复杂系统效应，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内生机制须比较分析这些大国的气候政治变化及其动因，因为从逻辑上看，一国对气候政治参与还是不参与，乃至这个国家在全球气候政治群体化中的身份选择（笔者称之为“站队选择”）恐怕是个十分重要的先行因素，直接影响到群体内、群体间互动的延续。当然，符号互动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互动对于身份的强化/再造，本书也是在这种意义上对群体间互动进行论证。此外，“互动”也有助于使本书的分析更具动态性。

其四，社会心理学之“群体”论。社会心理学认为，群体是由两个及以上个体之间以某种方式相互影响、相互依赖而形成的。根据这一定义，群体的特性在于：群体内的适当行为（appropriate behavior）由规范（norms）决定；个体的行为和责任由群体内的角色（roles）来确定；群体内的交流结构（communication structure）决定了群体内的话语状况（who talks to whom）；权力结构（power structure）则决定了群体内成员的权威分配状况和影响大小。[44]

1956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进行了一项有关群体的从众（conformity）研究。该研究发现，群体规模（size）和群体一致（unanimity）是影响个体从众的重要因素。其中，群体规模越大，越多个体可能追随之，但当这个群体的规模达到一定的程度，从众性不再增强；群体一致会受到极少数异议（dissenter）的冲击。如此一来，对于行为体个体而言，（参与）群体化的动因主要在于：个体希望被群体接受，或者担心被群体拒绝，因为群体往往能产生规范社会影响（normative social influence）；群体能为个体提供信息，即群体能产生信息社会影响（information social influence）；个体希望通过群体化而获取物质或社会报酬；个体向往群体（认同群体的吸引力），并愿意成为该群体的成员。[45]

社会心理学之“群体”论，主要在如下核心概念的界定和对群体的理解上为本书提供了启迪。不过，本书暂且搁置“群体化”和“独立化/个体化”这二者何时何地更可能成为优选战略/策略的分析思考，而结合全球气候变化的政治现实，倾向于认为在当前甚或可预见的未来，群体化对于新兴大国而言仍具有较为深远的国际政治意义和发展前景（详见本书第五章）。

三 现实意义与方法

2008年以来，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的相关议题领域投射广泛影响力，对传统西方大国主导的话语体系构成了一定的冲击。[46]我们所讨论的新兴大国，正如其英文语境中常用“Emerging Powers”所呈现的，它既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群体现象，又主要指涉国际政治中的地区性大国。这些国家的国土面积乃至市场规模都较大、经济增长持续、广泛参与地区与全球事务、影响力重大。冷战结束以来，有关国际体系延续与变革的讨论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学界就现有霸权国是否式微的问题虽未达成共识，但基本认可国际政治力量格局面临调整的趋势。[47]新兴大国的崛起，正是在这种颇有争议的话语背景中悄然兴起。[48]纵观国际关系史，既有的国际秩序总会遭遇一些（体系内/外的）挑战者，这几乎成了我们理解国际关系演进的思维定式。[49]然而，当前的新兴大国，似与历史上的挑战者存在较大差异：新兴大国并不必然反对现存的国际规范，它们的早期发展与单向社会化进程紧密相关，以便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因之面对的仍是西方主导的霸权体系，但新兴大国是否因此成为规范接受者或参与规范制定，可能还须取决于具体的情境；就是否建构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而言，新兴大国群体内部也存在不同意见。[50]可以想见，世界政治中的全球治理需求，尤其具体的叙事情境如气候政治，为新兴大国提供了“新”的“用武之地”；同时，新兴大国之“兴”，则在于其大国身份仍从西方主导之国际体系中生发而来，且这种“兴起”仍在发展中，带有不确定性。[51]

因此，对于全球气候政治中的新兴大国群体化现象进行历史比较和考察，有助于我们认识和廓清新兴大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何以“抱团打拼”的动因所在。另外，通过比较个案，让我们既可以明晰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等新兴大国气候政治变化的动因，又可以为我们分析这些新兴大国的具体的（国内和国际）气候政策提供现实启迪。特别的，对于作为主要新兴大国之一的中国，本书还将其与印度进行了相似性考察，同为亚洲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又作为地区内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其共同的新兴大国身份标识往往还可见于“国际形象/负责任大国”等国际社会的反馈评价中。

具体而言，可能涉及如下六种研究方法或路径。

第一，归纳演绎。显然，新兴大国何以“抱团打拼”参与全球气候政治？此问题属于国际关系中的经验困惑，但在展开论述时有赖于对已有理论认识的归纳，再演绎到具体实例当中，以探讨新兴大国群体化现象，并进行一定的理论抽象与学理思考。

第二，层次分析。层次分析法（level of analysis approach）是国际关系研究中较为经典的重要方法之一，最早可见1959年肯尼思·沃尔兹所著《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他从人性、国家与国际体系这三个“意象”（image）对战争根源进行了综合分析，开创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层次分析法。[52]随后，戴维·辛格（David Singer）、詹姆斯·罗斯诺（James Rosenau）、布鲁斯·拉塞特（Bruce Russett）和哈维·斯塔尔（Harvey Starr）等相继对这些研究层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正或细化，以利于加强相关研究的层次感，使分析论证过程更为简洁清晰。[53]可见，其余不论（比如运筹学上对层次分析法可能存在“定量分析不足”等缺陷的诘难），姑且从层次分析法的优势来看，无疑该方法的创设初衷与改进，本质上都是为了更好地区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各种变量，从而在不同的变量间建立起可供检验的关系假设。即使并不刻意寻求“科学化”证伪/证实，层次分析法因其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亦至少有助于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叙事情境中对系统进程进行较为明晰的诠释。因而，本书部分借鉴了这种层次分析的研究路径，谋篇布局即从宏观（叙事情境）、中观（群体）、微观（个案比较）上渐次展开。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出于选题所重点关注经验事实的特殊性和研究需要，在具体的行文中须对“宏观→中观→微观”的“降序”式惯性稍做调整，即改为“宏观→微观→中观”。笔者以为，对于全球气候政治这一宏观叙事情境而言，要使我们对“群体化”这一系统效应式乱象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和较强的说服力，在完成宏观叙事情境这一话语背景铺陈之后，有必要先进行微观上的个案比较。因为在气候政治这一带有自反性和全球公共问题属性的议题领域，显然很大程度上首先是个体行为体（尤其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参与还是不参与”，这将极大影响问题解决进路本身，况且大国一旦参与该进程还可能产生路径依赖（如此亦为我们进一步分析“群体化”提供了前提），故而新兴大国的气候政治参与，可能成其为“群体化”形成之助然/许可要素。[54]

第三，历史分析。本书从广度上涉及全球气候政治变迁史，以及有关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政治的纵向梳理和横向对比，从深度上又涉及一定的理论分析。运用历史分析法，辩证地、变化地、发展地分析本书中三个维度（宏观、微观、中观）上的动态进程是十分必要的，研究中所体现的历史感、方法中所蕴含的历史观，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在理解和诠释气候政治复杂系统时，动态地、全面地看待和分析问题，并对不同的历史阶段加以联系和比较，探索其实质，讨论其国际政治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历史分析法的运用，尤其对于史实细节的掌握与深究，既可以保证分析的说服力、研究的可信性和论证的合理性，又可实现理论研究上的真正创新，即在历史研究中提炼一定的理论认识，推动与研究相关的理论发展进程。另外，历史分析法的优势还在于，一般从经验困惑出发，而后尽可能地提炼些许理论分析，这在方法和逻辑上可以有效避免“从理论到理论”的循环论证。

第四，定性/定量分析。这里，之所以将定性和定量分析法综合起来加以考虑和说明，是因为，在笔者看来，二者其实相辅相成，或者可以说，这两种方法其实难以割裂开来而只选择其一。就当前国际关系研究的实际而言，大概有两种背道而驰的文风，要么偏向所谓“定性”分析，要么极度强化“定量”分析。其中，后者的上升势头似乎略为强势，且往往将自身标识即“定量”等同于“科学”。[55]诚然，“定量”方法的时髦化，其正能量在于——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低水平重复相“决裂”。不过，定性分析的难度其实丝毫不亚于定量分析，而过于强调定量与“实证主义”，显然也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56]因而，我们对于定性/定量分析法的应用，仍须服务于具体的研究问题。就本书而言主要还是注重定性分析，仅当涉及具体的气候政治议题导向，比如减缓、适应、资金、技术等有关量化数据的处理和统计时，方可能借助定量分析，以从技术上、工具上丰富经验论证过程，提升相关概念和分析框架的可操作性等。

第五，案例分析。案例分析法（case analysis method），又称个案研究法，这主要体现在对新兴大国个案的分析中，即探讨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等新兴大国的气候政治变化，显然有必要进行一定的个案分析，从而保证研究的细化和深度，也有利于检验与研究相关的形式模型，或从中总结规律性认识。

第六，比较分析。比较分析法的应用，包括比较案例和比较政治研究，主要体现在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政治的个案比较上。具体而言包括比较五个新兴大国的气候政治变化进程，尤其通过历史和政治意义上的横向比较，尝试发现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此外，在研究“群体化”的历史纵向演化中，同样运用比较分析，洞悉新兴大国群体自“G77+中国”以来的动态进程及其特征，以及新兴大国自群体与共同他者间的互动对比。简言之，通过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可能最终较为清晰地廓清和认识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这一复杂系统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