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选题依据

知识分子是民族进步的重要推动力，是民族意识觉醒和兴盛的引导者。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宣扬民族意识方面发挥着极其特殊的作用。俄罗斯哲学界、思想界、文学界都有关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传统。在俄罗斯，“文学不但深刻地表达了俄罗斯思想的诉求，同时也向外界展示了俄罗斯精神和俄罗斯民族心智”[20]，俄罗斯作家们善于将自己的哲学观念融入文学作品中，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担负起了哲学家本该解决的问题。或者说，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象演变历史及其命运走势是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显著线索。知识分子形象的演变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映射了现实中以作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承受的伤痛和释然、踟蹰和坚守、疑惑和虔诚等纠结艰难的思想演变路径。俄罗斯知识分子怀有经世济国的理想抱负，不乏静思己过的内省作风，而这些群体特性往往通过文学文本直观地体现在俄罗斯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身上。换句话说，深入研究新俄罗斯文学中“现代知识分子”问题是审视俄罗斯历史进程的重要视阈和必要路径，对理解俄罗斯文学本身同样有着重大意义。

本书准备论述的“现代知识分子”，指苏联解体后当代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群体。鉴于此，我们选择了马卡宁、佩列文、托尔斯泰娅、彼得鲁舍芙斯卡娅、波利亚科夫等当代俄罗斯文学领军人物的代表作品作为研究资源。

上述这些作家都被收入了“俄罗斯大百科出版社”发行的《20世纪俄罗斯作家传记词典》（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20 века：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2000），被视为当代俄罗斯文学的重要代表。苏联解体后出版的关于新时期俄罗斯文学史方面的重要著作《当代俄罗斯文学：1950～1990年》《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风格、流派、方法、创作》也有专门章节对上述作家进行论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作家的创作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意义。或者说，他们是一种现象级的文化标志，且有可能在未来成为文学经典。

这些作家并不直接参与政治，也并不热衷于政治，但他们对社会现状、思想潮流动态往往密切关注。如佩列文声称：“我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他在接受“镜铁在线”（Шпигель онлайн）采访时被问道：“虽然您的书（《‘百事’一代》——引注）中讲述的是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里面的许多话题让人想起西方小说。比如：大众传媒——现实、广告等等。……在您的这部作品中，俄罗斯得以很真实地呈现：城市的描绘、悲观情绪、犯罪团伙。”佩列文表示自己完全不认同这种看法，“但是，严肃地说，我（佩列文——引注）特别满意的是，自己所写的许多东西确实已经发生了。”[21]事实上，佩列文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作家-神秘主义者（писатель-мистик），这种评断主要依据其前期的一系列作品，尤其是代表作品《夏伯阳与虚空》，而《“百事”一代》被视为作家“从神秘主义到社会学”（Пелевин：от мистики к социологии）转折的标志。“1999年前后《‘百事’一代》的出版被视为佩列文创作第二阶段的开端。起初，谁也没有发现任何端倪，然而随着其后每一部作品的出版，神秘主义作家的创作向社会学（社会问题）的转向愈加明显。”[22]而马卡宁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我感受到生活中即将发生某些改变，我开始观察、摸索，创作关于各种各样改变的短篇和中篇。”[23]可以说，社会现实问题依然是作家们关注的焦点，社会文化生态的变革是其创作的动力和激发点。

就创作风格而言，国内外学界一般将佩列文和托尔斯泰娅视为后现代主义的代表；将马卡宁和彼得鲁舍芙斯卡娅看作“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或超现实主义）的典型；而将波利亚科夫列为现实主义作家。后现代主义文学、后现实主义文学和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坛最有影响力的流派。我们选取各个流派的重要作家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尽量增强样本的代表性，提升其普遍性和可靠性，从而保证论题阐释的合理性。

从文本的叙事看，上述作品除了《地下人，或当代英雄》直接以彼得洛维奇作为叙事者，即采取第一人称叙事模式，其他都以第三人称叙述展开。一般认为，文学文本是“一系列属于某人（叙述者、抒情主人公、人物）的话语表述，文学正是借助于这些话语表述，来直接揭示人们的思维过程和人们的情致思绪，来广泛地刻画人们的精神性（包括智性）交流，这种交流可能是‘词语之外的’其他艺术门类所无法表现出来的。文学作品中常会出现主人公对哲学、社会、道德、宗教、历史等问题的思考”[24]。换句话说，叙事文本主要由叙述者话语和人物话语构成，这种话语承载思想之方式是文学有别于其他艺术范式的独特之处。上述文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文本中从不出现真实作家（言语生产者）的形象和话语，叙述者的话语（虽然是戴着面具的作家，但并不等同于作家）和人物的话语拥有无可置疑的自由和独立性，可以认为他们并不为真实作家的意志所左右。因此，《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中彼得洛维奇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整部作品以他的意识流动为文本和情节的推动力，映射的完全是他的思想和情绪。其余作品虽以第三人称叙事，但人物话语的比例占据了绝对优势，是文本的主导叙事形态。换言之，这是一种“假第三人称叙事”。根据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提出的“聚焦”理论，上述文本都是“内聚焦”，且为“固定式内聚焦”[25]。简而言之，文本的整个叙述视角完全立足于主要人物（“现代知识分子”），我们的阅读始终不离开主人公的视点，他们所看到、感受到、听到、想到的一切构成了“世界”。“世界”是他们“有限视野”下的世界。马卡宁曾说，当作家用这种“第三人称写作的时候，就不应该预先定好结局”[26]。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形下，人物本身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有独特的思想意识，有其自为自主的发展路径。一个有趣的事实是，电影版的《“百事”一代》和电视剧版的《无望的逃离》直接摈弃了原文本的叙事者角色，完全采用主人公塔塔尔斯基和巴士马科夫的叙事话语，也即让他们直接成为叙事者。基于上述事实，可以认为，文本中所彰显的世界图景就是知识分子眼中的世界，因而能较为完整地传递知识分子身上所栖居和映射的种种思想和情绪。

《无望的逃离》《野猫精》《“百事”一代》《地下人，或当代英雄》《夏伯阳与虚空》《深夜时分》等著作不仅是上述作家的代表作，也是俄罗斯权威文学奖——布克奖——的入围作品和其他奖项的获奖作品。就各个文本的主题而言，它们都是对苏联时代的批判性反思，对当下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未来的展望。它们都以变革历程中“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思想动态为核心内容，是“现代知识分子”所承载的种种文化思潮的极致文学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文学作品和当代俄罗斯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拥有几乎一致的论题：“俄罗斯将走向何方？”

“‘俄罗斯——飞奔的三套马车’将走向何方？”这个命题不可能不引起作家们的思考。波利亚科夫的《无望的逃离》中，对急剧变革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戈尔巴乔夫全面改革、“八·一九”事件、全面私有化、“十月事件”等都有一定的反映，这是知识分子群体生存状态和思想动态的宏观语境和背景。有评论家认为，这类作品不仅清晰地和不过分夸大地叙述当下的困难时期，且深刻地思考和解释“为何我们和我们的国家（俄罗斯）会发生这种事情？”“出路何在？”“谜底何在？”的问题。[27]托尔斯泰娅在接受采访时被问道：“如果我们现在不回到苏联的老路上（в совок），走向另一边，我们该走什么样的路？”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当苏联崩溃的时候，准确地说，我们感觉到，似乎什么东西已经倒塌，人与人之间开始形成另一种关系，突然出现了各种问题。我们天真地认为，一切获得了自由，变得更好。然而更好并没有到来，很多人已经预料到在改革前的俄罗斯发生的一些事情，并记录在那时的文艺作品中。总体来说是正确的——没有‘黄金时代’……”[28]她认为，改革后期的思想十分活跃，人们开始理解托尔斯泰、果戈理在19世纪写的东西，对契诃夫的平淡日常琐碎更是理解得透彻入理。“总之，有一些暴露出来了，我们由此变得十分忧郁、沮丧，因为这些东西不是那种很多人期待的清透、进步之物。……我们没有挣脱！应该找到另外的方法。至少使人能够在自身周围创造一个洁净的活动范围（чистый круг），存在‘洁净的一斑’（чистое пятно）：不要在自己周围捣乱，不要以人们厌恶的态度来对待之，整顿好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将社会拖向那种阳光灿烂、喜气洋洋的顶峰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应该走另外的道路，一条平静祥和之路，一条开明之路。”[29]这种思考或许融入了作家们的作品，形成了俄罗斯评论界所谓的“佩列文方案”和“托尔斯泰娅模式”，但是，必须客观地认识到，文学中的“现代知识分子”们已经无力承载、践行这种种“宏大的”模式，虽然他们的生活经历事实上反映的是对某方案的一种探索，但这种生活经历本身偏向个性化自由叙事。这显然与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相关，他们不再是也不可能是当下俄罗斯社会的核心力量。对此，马卡宁认为，“现在，我或许可以这样说，知识分子认清了自己的位置（找准了自己的定位）。知识分子仍然存在，他们靠着思想的残渣取暖保温，但到底还是找准了自己的位置。现在，知识分子被中产阶级排挤、践踏，中产阶级形成、成长得极其迅速。知识分子没有被珍惜，确切地说，他们只是被容忍了。他们虽被考虑、顾及到，但是他们身上已经没有了那种热忱、激情（пафос），那种精神、勇气（дух），那种高高在上的气势、姿态（высокий полет）。”[30]换言之，上述文本中“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之间的形象差异是一种必然的存在。

上述作品的主人公巴士马科夫、贝内迪克特、尼基塔、塔塔尔斯基、彼得洛维奇、维涅季克特、彼得·虚空和安娜·安德里昂诺芙娜都有相对较高的文化素养，是各自所处文化语境中当之无愧的知识分子。在恶化的文化生态中，巴士马科夫、彼得洛维奇、安娜·安德里昂诺芙娜等或是失却了抗争的勇气，或虽坚守文人风骨而无力扭转乾坤，却未曾丧失对现实的清醒认识；而塔塔尔斯基、贝内迪克特则发生了异变、沉沦，在受到外界刺激后又开始觉醒、独立思考，走上浪子回头之路。这些人物之间本身组成了一个成长序列，构成新俄罗斯文学中“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图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