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方学界研究概况

一 西方学界对现实中知识分子问题研究概况

知识分子问题一直是西方学界研究的热点，几乎所有著名哲学家、思想家都有关于该论题的阐述。其中，古尔德纳（A.W.Gouldner）的《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1979）、约翰·凯里（John Carey）的《知识分子与大众》（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ss，2010）、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1999）、阿隆（R.Aron）的《知识分子的鸦片》（L’Opium des Intellectuels，2005）、兰德（Ayn Rand）的《致新知识分子》（For the New Intellectual，2005）、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edi）的《知识分子都到哪儿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2005），以及葛兰西（A.Gramsci）的《狱中札记》（The Prison Notebooks，2000）、福柯（Foucault）的《真理与权力》（Truth and Power，1980）等著作都从各个层面对知识分子展开了十分详尽的论述。与此类似的著作我们还可以列举出许许多多，可见，西方学界对知识分子问题是极其关注的。

鉴于本书研究的是新俄罗斯文学中的“现代知识分子”问题，因而我们不准备展开说明西方学界对知识分子的阐释，而是更加关注其对俄罗斯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的论述，尤其是针对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中的知识分子问题的阐释。

二 西方学界对俄罗斯文学中知识分子问题研究概况

（一）西方学界对传统俄罗斯文学中知识分子问题研究概况

奥尔金（Moissaye J.Olgin）博士的《俄罗斯文学导读》［A Guide to Russian Literature（1820-1917），1920］和凯特丽奥娜·凯利（Catriona Kelly）的《俄国文学导论》（Russian Literature-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2001）都对俄国文学做了总体概括，对各个时期的著名作家做了简略分析和概述。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的《在宗教与理性之间——论俄罗斯文学与文化》（Between Religion and Rationality-essays in Russ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2010）分析了《穷人》《死屋手记》《白痴》《群魔》等作品，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置于19世纪俄国文学的视域下进行了较为翔实的分析，并将其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等进行对比分析，着重突出了陀氏创作中的宗教性与俄罗斯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关系，对陀氏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略有涉及。这部作品对于我们理解陀氏经典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著名英国思想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的《俄国思想家》（Russian Thinkers，2001）无疑是一部研究俄国知识分子的重要著作。他将赫尔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大作家视为俄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通过对这些作家创作的剖析来阐释作家的思想，进而综论俄国“知识阶层”的特性。诚然，该书并非专门针对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展开研究，却也不失为从新的视角理解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形象与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之间关系的参考资料。

（二）西方学界对新俄罗斯文学中“现代知识分子”研究概况

西方学界对新俄罗斯文学也比较关注，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后现实主义文学等流派，以及俄罗斯文学的未来走向等问题也予以了高度重视。

萨利·莱尔德（Sally Laird）的《来自俄罗斯文学的声音——十位当代俄罗斯作家访谈》（Voices of Russian Literature：Interviews with Ten Contemporary Writers，1999）将彼得鲁舍芙斯卡娅、马卡宁、佩列文、托尔斯泰娅与波波夫、索罗金一道视为新俄罗斯文学的领军人物，与他们进行了访谈。显然，该书对上述作家的选择证明了这些作家的创作已具有一定的世界声誉，也为我们选择他们的代表作品作为本书的研究材料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利波维茨基（Lipovetsky）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与混乱对话》（Russian Postmodernist Fiction：Dialogue with Chaos，1999）[15]、妮娜·科尔斯尼考芙（Nina Kolesnikoff）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策略》（Narrative Strategies of Russian Postmodern Prose，2003）和《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虚构性格的构建本质》（The Constructed Nature of Fictional Characters in Russian Postmodernist Prose，2010）[16]、戈卢布科夫（Mikhail Goloubkov）的《21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和文化密码》（Literature and Russian Cultural Cod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2013）[17]等研究成果都对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进行了总体概述，并对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中体现的创作风格和写作策略进行了论述。

西方学界不仅关注俄罗斯当代文学发展态势，对一些知名作家的代表作品也进行了分析和阐释。

西方学界对马卡宁创作中的人物研究：马卡宁的《高加索俘虏》（The Prisoner of the Caucasus，1994）、《出入口》（Escape Hatch，1996）、《路漫漫》（The Long Road Ahead，1996）等作品早已被翻译成英语、法语等多国语言版本。因此，西方学界对马卡宁创作的研究已经初具规模。克里斯蒂安娜（Schuchart Christiane）的《弗拉基米尔·马卡宁的〈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中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ät in Vladimir Makanins “Andegraund，ili Geroj našego vremeni”，2004）一文重点分析了《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中的互文现象。比利时根特大学的蒂姆·万德斯汀（Tim Vandersteen）在《弗拉基米尔·马卡宁长篇小说〈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主题研究》（Het them van de nivellering in de roman “Andergraude，ili geroj nasšego vermeni” van Vladimir Makanin，2006-2007）一文中对马卡宁做了介绍，对其创作进行了梳理，对《地下人，或当代英雄》的主题进行了分析。英国埃克赛特大学学者萨利·道尔顿-布朗（Sally Dalton-Brown）在《无效的思想、暴力的后果：弗拉基米尔·马卡宁的知识分子肖像》（Ineffectual Ideas，Violent Consequences：Vladimir Makanin’s Portrait of the Intelligentsia，1994）一文中对马卡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行了分析。颇为遗憾的是，该作品发表时《地下人，或当代英雄》尚未出版，然而我们认为该文章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牛津大学史密斯（G.S.Smith）教授的《在白纸和白雪上：弗拉基米尔·马卡宁的〈地下人，或当代英雄〉》（On the Page and on the Snow：Vladimir Makanin’s Andergraund，ili geroi nashego vremeni，2001）一文对该作品的结构、时空特征进行了分析，对《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中的对话、酗酒、性行为和身体暴力等内容进行了解析，并解析了主人公的性格特征。

西方学界对佩列文创作中的人物研究：佩列文的《夏伯阳与虚空》《“百事”一代》等作品在西方各国也都有了翻译版本。西方学界对佩列文的创作给予了密切关注，其作品一经面世便有相应的评论发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基斯·里弗斯（Keith Livers）的《昆虫的王国：在维克多·佩列文〈昆虫的生活〉中寻找自我》（Bugs the Body Politic：The Search for Self in Viktor Pelevin’s The life of Insects，2002）分析了佩氏早期作品《昆虫的生活》，称其堪比卡夫卡的《变形记》；萨利·道尔顿-布朗的《寻找造物主：佩列文和〈T〉中的无能作家，以及文集〈给美丽女士的菠萝汁〉》［Looking for the creator：Pelevin and the Impotent Writer in T（2009）and Ananasnaia voda dlia prekrasnoi gamy（2011），2014］分析了佩列文2009年和2010年出版的两部新作《T》和文集《美女菠萝汁》（Ананасная вода для прекрасной дамы）。虽然这些文章并未直接涉及我们要研究的作品，但是它们有助于我们厘清佩列文的创作历程，从而能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佩氏的创作。

鲍里斯·诺登博斯（Boris Noordenbos）的《进入新时代？从文化-符号角度对维克多·佩列文的解读》（Breaking Into a New Era？A Cultural-semiotic Reading of Viktor Pelevin，2008）一文选取了佩氏两部重要作品《“百事”一代》（Generation “П”）和《号码》（Чuсла）为研究材料，从文化视角对后苏联时代西方和俄罗斯的思想意识、文化和社会体制之间的冲突进行了解读。妮娜·科尔斯尼考芙娜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梅尼普讽刺风格》（Menippean Satire in Russian Postmodern Prose，2008）一文以《夏伯阳与虚空》等三部当代著名作品为对象，对后现代主义与梅尼普讽刺体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较为翔实的论述。汉斯·巩特尔（Hans Günther）的《后苏联的虚空（弗拉基米尔·马卡宁和维克多·佩列文）》［Post-Soviet Emptiness （Vladimir Makanin and Viktor Pelevin），2013］一文从社会学角度对《地下人，或当代英雄》、《“百事”一代》和《夏伯阳与虚空》三部作品进行分析，认为这些作品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在整体体制转轨、经济一落千丈的情况下，虚无的思想笼罩着整个社会，社会现实与幻想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极其模糊。

西方学界对彼得鲁舍芙斯卡娅创作中的人物研究：彼得鲁舍芙斯卡娅被誉为“域内开花，域外香”的作家，她的作品虽然在国内经历了先抑后扬的命运，在国外却一亮相就被高度评价。欧美文艺评论界对彼得鲁舍芙斯卡娅创作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具备一定的基础。美国学者约瑟芬·沃尔（Josephine Woll）在《迷宫中的弥诺陶洛斯[18]：彼得鲁舍芙斯卡娅创作评论》（The Minotaur in the Maze：Remarks on Lyudmila Petrushevskaya，1993）中阐释了彼氏笔下的人物及其创作基调，论述了读者阅读其作品的感受；著名美国评论家康纳·多克（Connor Doak）的专著《奶奶追忆往昔：彼得鲁舍芙斯卡娅〈深夜时分〉中的外祖母们和外孙们》（Babushka Writes Back：Grandmothers and Grandchildren in Lyudmila Petrushevskaya’s Time：Night，2011）论述了彼氏独具一格的后现代创作手法，解析了《深夜时分》（Время ночь，1992）[19]中以安娜为代表的老年女性在生存空间被挤占殆尽的困境中自怨自艾的讲述，控诉女性-知识分子在新的文化生态中走投无路的惨状。

西方学界对托尔斯泰娅创作中的人物研究：托尔斯泰娅是一位为西方学界所熟知的当代俄罗斯作家。她曾在美国工作过一段时间，精通英语。她的作品大部分都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等。匹兹堡大学的海伦娜·戈西罗（Helena Goscilo）在《表面文本的托尔斯泰娅之爱》（Tolstajan Love As Surface Text，1990）一文中对《索尼娅》《彼得斯》等早期作品中的爱情主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阐释。另外，戈西罗教授在专著《达吉雅娜·托尔斯泰娅的爆炸性世界》（The Explosive World of Tatyana N.Tolstaya’s Fiction，1996）中系统地分析了《在金色的台阶上》（На золотом крыльце сидели，1987）等作品。琳妮·纽鲁斯（Knowles Lynne）在论文《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语言、文化和翻译研究：以托尔斯泰娅的〈野猫精〉为例》（Linguistic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Russian Postmodern Novel and its Translation：Кысь by Tatyana Tolstaya，2007）中对托尔斯泰娅《野猫精》的英语译本与法语译本以及俄语文本进行了对比，并从语言学和文化角度分析了该作品，对其中的主题展开了阐释。

综上所述，西方学界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具有持续且深入的特点，而对俄罗斯文学中的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相对较为薄弱，针对新俄罗斯文学中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的研究也依然处在以个案研究为主的状态。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发现对该问题的系统化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