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小结（1）

鲁西奇指出，“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观察中国历史，以及从中国历史出发去看待世界历史，均建基于中国历史乃是世界历史之一部分的认知之上”。[66]而连接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就是中亚史。历史上的中亚地区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亚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之间的联系是无法完全割裂的。正如王治来指出，中亚史首先是中国北方民族史，兴起于蒙古高原的突厥、回鹘、蒙古等游牧政权都对中亚地区施加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次，中亚史也是中国边疆史的一部分，中亚东部地区是中国的“内边疆”，而中亚西部地区则是中国的“外边疆”，如果我们不能理解中亚，我们就无法理解自己。再次，中亚史也是中外关系史，历史上的西域与中原王朝存在着长期的经济、文化往来，理解中亚史，就是在理解中国内含的世界性。此外，若站在欧亚大陆的时空中来看，中亚地区又是整个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它作为自由通道连接着各轴心文明。王治来从中国与世界两个层面来看，中亚史“一半是中国史，一半是外国史”。[67]中亚“断裂”为两半的过程值得反思，其实一部中亚史与中国史、世界史必有一定的重叠空间，而这种重叠性的历史时空只有在区域研究或整体史研究的框架下才能呈现出来，同时也能发现中亚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游牧、绿洲、农耕、雪域等社会多元互动共生。

在当今学术大环境下，为了更好地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我们需要超越传统中亚史研究范式，发现中亚各个地区的“过渡特征”，从社会科学层面对中亚进行解释，回应西方学界的挑战。这要求我们熟悉、理解西方的知识话语体系，对其进行批判性的吸收并与之对话。中亚是世界的中亚，而不是孤立的中亚，历史上的中亚与中国也有密切的关系。从社会科学意义上研究中亚，就是随着区域研究以及全球史范式的兴起，世界各地区的交流史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各个文明不再是散落在各处的孤舟，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作为欧亚大陆“自由通道”的中亚，其在世界历史上“联通东西、衔接南北”的中枢和文明中心的作用更应受到重视。当然，笔者并不认为传统的少数民族语言文献和域外文献的解读不重要，这些材料的解读恰恰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根本；而笔者更想讨论的是，文献解读与社会发展之间不能脱节，需要有更为明确的社会科学问题意识，也需要田野调查和社会史研究，方能回答目前国际关切的“何为中国”的知识问题。

中亚社会是在游牧社会、绿洲社会、雪域高原社会与农耕社会的碰撞与交流、交往中形成的，随着近代俄国力量的介入，中亚传统社会受到现代化力量的挑战，沙皇俄国和苏联对绿洲与游牧社会的现代化、民族化的塑造成为中亚研究的核心问题。这需要我们还原“中亚”本来的社会面貌。因此，我们要把亚洲、鞑靼利亚、文明等级论这些在东方主义模式下构建起来的概念以及理论体系全部梳理清楚，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超越欧洲中心论、中原中心论、线性社会形态论的壁垒，用区域研究、全球史、整体史范式把中亚地区的绿洲、游牧与农耕社会连接起来，并与中国史之间形成有效衔接，积极寻找其在“廊、道、路、网”中的共性，由此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形成中国与周边中亚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区域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