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山会平原

陆游生活的地方在钱塘江南岸的越州，就是今天浙江的绍兴地区，秦汉以来这里属于会稽郡。秦代会稽郡治所在吴县（今江苏苏州），辖境大致包括今天的苏南、浙江等地区。东汉永建四年（129），会稽郡一分为二，苏南、浙西地区另设吴郡，今钱塘江以南仍为会稽郡，治所在山阴县。后来经过几次曲折的政区变化，到隋朝大业元年（605），在今天绍兴地区设置了越州。南宋建炎四年（1130）四月，宋高宗赵构从海上逃难回来，不敢直接回临安府，驻跸于越州。第二年元旦，下令改年号“绍兴”，寄托“绍（承继）祚（国统）中兴”之意。越州官民上表请求用唐徳宗以兴元元年（784）巡幸梁州、改梁州为兴元府的先例，用新年号为州名，得到赵构的同意。从此越州改称绍兴，并升格为府。

南宋绍兴府共统辖八个县，府城及其周边的农村地区分属山阴、会稽两个附郭县管辖。两县大致以府城中分，东境属会稽，西境属山阴。两县所辖的山会地区，南有会稽山脉，北滨杭州湾，当时称为后海，中间为平原。会稽山脉是一片较广阔的丘陵山地，东西最宽约50公里，东南至西北最长约100公里，其中丘陵的分布和走向较多变和复杂。山地有数十条从南向北排泄山水的溪流，经平原进入后海，俗称三十六源。平原两侧各有一条江，即发源于会稽山东、西主干的曹娥江和浦阳江。沿着这两条江上溯会稽山脉的主干，将山会地区与东侧的诸暨、浦江和西侧的上虞、嵊县分割开来。向东跨过曹娥江，则是由甬江、余姚江与奉化江等河道冲击形成的三江平原，与山会平原合称宁绍平原。

山海之间的山会平原早期是一片河湖交错的沼泽地，郦道元《水经注·沔水》对山会地区的描述是“东南地卑，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枝津交渠，世家分伙”。[1]这里位于温暖湿润的亚热带，经过长期沼泽堆积，土质肥沃，是钱塘江两岸最先开发的核心地区。由于地势从南向北倾斜，山会平原是“山—原—海”台阶式的滨海冲积地带，虽然全年降水量充沛，但山水下泄，三十六源溪涧流程短，坡降大，水无所积潴，所以筑坝储水是本地区农业开发的重要前提。东汉以前，山会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地广人稀，饭稻羹鱼”。[2]山阴一直是会稽郡下的一个普通属县。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会稽郡二十六个县，不过二十二万三千余户，平均每个县还不到四万人。[3]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马臻（88～141）出任会稽郡太守。他到任以后，详考农田水利，发动民众，主持兴筑长堤，积潴山阴、会稽两县三十六源之水，建成古代江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个水利工程，为山会平原农业发展提供了保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鉴湖（镜湖）。当时的鉴湖东起蒿口斗门（今上虞蒿坝镇），西至广陵斗门（今绍兴柯桥区南钱清村），东西范围达一百多华里，湖堤总长号称三百里，溉田九千余顷。由于是坡形地势，从此山会地区从南向北形成了“山—湖—田—海”的地形格局，“湖之势高于民田，田高于江海，故水多则泄民田之水入于江海，水少则泄湖之水以溉民田”，[4]鉴湖成为山会平原农业生产的水利枢纽工程。

鉴湖的取名，本指其水面平静如镜，东晋人王羲之有“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之语。[5]所以早期多称为镜湖，后来因为镜、鉴同义，又称鉴湖。现在通称鉴湖，本书除个别直接引文仍作“镜湖”外，行文中均作鉴湖。

到隋唐之间，由于山会平原北部被迅速开垦，沿海聚落大量形成，推动了海塘的建筑。到公元八世纪前后，海塘建筑已经比较完整，整个山会平原摆脱了咸潮的影响，河湖网迅速得到整理，鉴湖积蓄的淡水开始向北部转移，鉴湖的功能部分为分散于北部平原的广大河湖网所代替，同时在水土流失等自然因素作用之下，鉴湖逐渐淤积。更重要的是，随着区域开发，人口增长，使得“人—地—水”三者关系开始失衡，围垦湖田现象愈演愈烈，导致湖面不断缩小，严重影响了它的灌溉功能。据地方志记载，北宋前期的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山阴、会稽两县主客户合计36247户，到南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增长到了72058户。[6]按户均五口计之，则是嘉泰元年山、会两县合计人口已达36万多。不过地方志所记载的一般是官府据以征收赋役的户数，有不少脱漏。

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朱熹（1130～1200）被任命为主管灾荒赈济等事务的浙东路提举常平官，恰逢当地水灾，他在向朝廷汇报救灾事宜的报告中，说统计到山阴、会稽两县四、五等穷困人户“计三十四万口，四等之稍自给及上三等者不预焉”。[7]为了赈济所统计的人口，可能略失于夸大。宋代农村人户按其财产多寡分为五等，不过如果据朱熹所说，再加上他未统计在内的一至三等户、客户，以及城市人口，按保守估计，山阴、会稽两县总人口也可以在五十万至六十万之间。本地的粮食产出对于人口总数，不免捉襟见肘（详见下文）。有学者强调南宋初年受北方移民的影响，事实上本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才是其中的根本原因。

人地矛盾的压力一方面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丘陵坡地的垦殖开发，另一方面则是触发了屡禁不止的盗湖为田现象。据记载，从北宋大中祥符（1008～1016）年间开始，有豪户盗垦湖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到南宋陆游生活的时期，已经积重难返。据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会稽县县尉徐次铎的说法，“荡地故湖废塞殆尽，而水所流行仅有从横支港，可通舟行而已”，[8]原先波光粼粼、一望无际的湖面只剩下一些或宽或窄的河港支汊了。这样的记载当然有可能失之夸张，我们可以根据今天尚存的鉴湖水面略做参考。现在习惯上所称的鉴湖是古代鉴湖东、西两部分中西湖的残余部分，它的主干道东起绍兴越城区亭山乡，西至柯桥区湖塘乡，东西长22.5公里，最宽处可达300米以上，最窄处仅10余米，平均宽度108.4米，平均水深2.77米，形如一条宽窄相间的河道，此外还有一些小湖泊和港汊河道与之相连。据1989年统计，包括原来鉴湖东湖水面的一些残存，古鉴湖范围内尚存的河湖面积合计为30.44平方公里。正常蓄水量按平均水深2米计，约为6000万立方米。[9]考虑到后代进一步的淤积与围垦，南宋中期的鉴湖范围肯定比今天要大一些。当年山会平原在鉴湖以北至海岸之间的水稻种植面积，“镜湖下至海，凡种稻九千顷”（见图1-1、1-2、1-3、1-4）。[10]

图1-1 北宋鉴湖示意

资料来源：周魁一、蒋超《古鉴湖的兴废及其历史教训》，载盛鸿郎主编《鉴湖与绍兴水利》，中国书店，1991，第36页。

图1-2 南宋以后山会水系示意

资料来源：陈桥驿《古代鉴湖兴废与山会平原农田水利》，《地理学报》1962年第3期，第196页。

图1-3 两宋以后山会水系示意

资料来源：车越乔、陈桥驿《绍兴历史地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第133页。

图1-4 鉴湖

资料来源：吕华龙《康熙会稽县志》卷首。

鉴湖湖面被盗垦以后，占有湖田者虽然得利不少，但是整个山会平原更多的农田却失去了水利工程的支持，受损严重。因此，从北宋中期起就不断有人提议禁止围垦、废田复湖，但成效不大。陆游长期居住在鉴湖之畔，对于废湖为田，他也是坚决反对的。早在淳熙十三年（1186），他就曾有诗句，谴责废湖为田之举：“湖三百里汉讫唐，千载未尝废陂防。屹如长城限胡羌，啬夫有秩走且僵。旱有灌注水何伤，越民岁岁常丰穰。泆湖谁始谋不臧？使我妇子厌糟糠。”[11]多年以后，他在《题道傍壁》一诗中，仍对“湖废财存十二三”一事耿耿于怀。[12]不过以陆游的身份地位，对此也无能为力。

另一方面，山会平原其他的自然条件总体看来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尤其是水稻种植是比较优异的。从新生代时期以来，这里的地层为河湖相及滨海沉积，土质黏重肥沃，地势低平，水网密布，地下水位较高。气候类型属季风亚热带，冬夏季风交替显著，年平均温度适中，四季分明，雨量充沛，空气温润。光照较多，热量资源丰富。除了夏季之外，在春夏季各月的早、晚稻灌浆成熟期间能够得到良好的光照，为主要农作物的丰产提供了有利条件。日平均气温5℃以上的农作物年平均生长期可以长达330天以上，10℃以上的年平均生长活跃期在235～240天，无霜期约为275天。年平均降水量一般在1500～1600毫米以上，有时可达2000毫米。这一地区的水文和气候也有一些不利因素，主要是由于冬夏季风强弱或进退迟早反常，带来了气温反常或雨水失调造成的灾害，例如冬季的寒潮冻害，伏秋的干旱，雨季的洪涝，夏秋的台风以及冰雹大风等，常给生产造成严重影响。不过总体说来，灾害天气现象的出现并不频繁。

尤其是山会地区是钱塘江两岸最早开发的区块，越族部民早先活动于丘陵坡地，随着定居农业的发展，才慢慢从山地向平原扩展，并以平原地区为开发中心。到陆游生活的时代，经过数千年的开发，山海之间已经从一片沼泽变成了沃野平原，这里的土壤通过长期灌排、施肥、耕作、轮种等农业生产措施的综合作用，水耕熟化，绝大部分已经被改造成最适合水稻种植的水稻土。当然，相比较于明清时期，尤其是引入新大陆作物以后促发的新一轮垦殖，南宋时期山区的开发可以说仍留有一定的余地。陆游的诗作中记载了山地猛兽对人们生活的影响。[13]所以总体而言，到南宋时期山会地区的开发是其中的平原比山地更为集萃化。

鉴湖的兴废说明山会地区的开发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曲折与矛盾的。总体看来，人地矛盾的出现也表明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之下，山会地区以农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当时人们的评论认为，今天属于苏南、浙北的吴中之地为天下之最，浙东则有所不及。其实不可一概而论，与丘陵地带不同，山会平原与吴中地区一样，也是整个南宋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里山原相交，水域丰富，聚落繁多，风光秀丽，民生相对宽裕，“村村皆画本，处处有诗材”，通过诗人艺术眼光的观察与提炼，才会有陆放翁笔下无数美丽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