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本书研究目的与核心关切

第一节 摆脱战败：转型中的日本外交

外交，是实现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方式和手段，随着内外战略环境变化，一国外交通常会做出相应调整，推动外交理念、外交机制等走向转型。纵观自明治维新以来的近现代日本外交史，日本外交应对压力展开了变革，其变革速度之快、程度之深、影响之远令世人惊叹。[1]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面对国际格局的转换和日本国内总体保守化加剧，自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以来[2]，日本明显加快了外交转型步伐。日本外交未来向何处去？在日本战败75年这一历史节点，日本国内正在追问外交本质、探寻国家定位，并通过推进外交转型，力图规划新的议程与方向。[3]而这一外交战略整体形态之变，无论对日本的荣辱与兴衰，还是对亚太地区的繁荣与稳定，均有重要战略意涵，值得我们长期关注与研究。

日本外交转型的“辐射效应”超越了狭长的日本列岛的范围，对亚太诸多国家均产生广泛影响，具有更深远的地区效应。尽管日本国力已经呈现衰微之态，但仍是世界经济大国，也是亚洲关键一员。[4]一个不甘衰落又图谋自强的日本，如何应对百年变局中的世界，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命题。日本是中国之强邻，其外交转型的理论与实践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该问题的研究。

日本外交正在经历的这一特殊转型期，笔者一直高度关注其转型进程，并对此进行了一系列学理研究。[5]毋庸置疑，日本自二战后跌宕起伏的外交实践，为外交政策研究提供了无比生动的“样本”。因此，对一名专业研究人员来说，关注日本外交转型，不应只满足于学理分析，鉴于当下日本外交显现出更外向、更具抱负的进取意识，更加深入地探讨日本外交转型亦具有丰富的政策意涵。

概言之，对日本外交转型的研究大抵有两个分析路径：一是体系层面，二是单元层面。而所谓日本“外交转型”，是在国际秩序变革及国内体制转型背景下，日本外交决策者基于新政治理念，对本国外交目标予以重新排列组合，使之更加符合利益诉求，具体来说是指谋求战略、路线、政策、手段、体制等组成的日本外交的总体框架从一种基本类型向另一种基本类型的转变。本书把“摆脱战败”视为日本外交转型的核心动力，把日本外交转型作为因变量，即所要解释的研究对象，把日本国内政治视作自变量，也就是说，本书主要是从单元层面来探讨日本外交转型这一理论与政策问题的。而国际秩序变革对日本外交转型的结构性约束和塑造，则不在本书主要考察范围之内，这一重要研究视角将留待于后续研究中加以展开。

具体而言，本书拟聚焦外交转型新动向，通过集中讨论其中蕴含的“双转型”结构，力求更准确地理解日本外交理念与行为。这里说的“双转型”，主要是指日本正在经历的“战略转型”和“体制转型”。相应的，在涉及对外战略的重大问题上日本外交决策机制突破既有思维、法制及惯例的框架，经历了重大调整。

本书认为，日本外交“战略转型”和“体制转型”的动力源自“摆脱战败”的渴望。这主要指以现任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的高层决策者坚决不让日本沦为“二流国家”，试图通过改革僵化的政治、经济、外交与军事等体制来重构国家大战略，其核心目标是“摆脱战败”，也就是谋求挣脱以“吉田主义”为代表的“战后体制”的束缚，建立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方面的强大的日本。

对日本而言，“摆脱战败”的渴望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环境因素。二战前，“岛国”日本选择了对外扩张道路，由此招致国家濒临覆亡的绝境。战后，以时任首相吉田茂为代表的亲身体验了战争之残酷的日本政治家们，在无奈中选择了“拥抱战败”[6]。被占领期间，在“和平宪法”之下，基于对国家特性的重新认知，以全力发展经济、轻军备以及对美协调为主要原则的“吉田主义”逐步确立，为日本描绘了再度崛起的蓝图。随着冷战终结，日、美、欧一度以“胜利者”的姿态力图在全球塑造新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凭借战后长期积累的经济实力，日本意欲发挥领导能力、扮演全球性大国角色。当时日本政学两界，曾有过打造“日、美、欧三极”的远大抱负与政策蓝图。[7]但是，随着政治“漂流”与经济“退潮”，日本从国家到社会，从精英到大众，充斥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的“丧失感”[8]。这也反向激发了许多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大国雄心。

从“拥抱战败”到“摆脱战败”，从“吉田主义”到“安倍路线”，日本外交正在经历深刻转型。更进一步说，外交理念变革、体制重构、智力助推与精英牵引构成了日本外交转型的国内政治动力。基于上述思考，本书旨在探讨日本外交行为的根源与逻辑，也就是发现牵引日本外交从“战后”走向“新时代”的“看不见的手”，并尝试归纳其作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