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点一代”新命
关于青年的界定，人们始终是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之间寻求平衡：一种是强调青年内在的共同性和同质性；另一种则是关注青年的差异性和异质性。根据第一种观点，青年被界定为由个体构成的社会群体，这些个体属于特定的生命阶段，我们通常把14岁至35岁的社会成员的集合称为青年[1]，这等于说，只要在这一年龄段内，不管性别、文化程度、从业身份、社会地位、兴趣爱好、性格倾向、行为习惯、活动地域方面的差异如何，其社会成员都视为属于同一群体。根据第二种观点，青年则是一个多样化的社会群体，这一群体内的文化差异是以不同的社会阶层、经济状况和兴趣爱好作为划分方式的。在这种情况下，青年的概念更多涉及的是不同的社会属性，这些属性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如果说第一种观点坚持了生物决定论的立场，那么第二种观点则侧重于强调青年的某些社会建构特征，即青年的社会化。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三个重要的拐点，预示其发展阶段的根本性变化。第一个是以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开始消失为标志的刘易斯拐点，第二个是以人口抚养比的止降反升为标志的老龄化拐点，第三个是以中国内地城镇化率突破50%为标志的城镇化拐点。这三个拐点的同时出现，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大指标性信号，使转型的中国面临着更多更大的挑战，对当代青年而言更具有非同寻常的深远意义。
一 刘易斯拐点——由生产型社会化向教育型社会化转变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预示着支撑我国经济30余年高速增长的丰富劳动力开始变得稀缺，要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必须转变产业结构，提高技术水平，实现产业转型与升级。这会对我国大批劳力密集型企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推动我国企业把劳动力人力资本培育视为企业的自觉行为和应尽的社会责任，而这时劳动力的知识技能也必须相应提高，教育结构需要做出重大调整，我国劳动力优势取向发生历史性转变，劳动力资源特色发生重大转型。
对劳动者知识技能要求的提高，导致青年所必需的学习期延长，参加工作的时点推后，青年期有更长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青年期的这种变化，即从主要与工作直接结合或者至少与工作相联系的生活方式转变为以学校为主的生活方式，必然影响青年的人生发展、行为倾向，以及他们的社会态度。
——青年在更长的时间内不参加工作和其他方面的社会生活，而只在学校接受系统化的学习教育，这使得青年接触社会各种政治制度和潜规则较晚，对科层组织旨在实现效率最大化的各种规范了解感知亦较晚。在学校里，青年人的错误与缺陷得到宽容的程度远远高于社会上的科层组织，因为科层组织必须追求效益。科层组织是通过严格的考核选拔并运用强制性规范来管理人、控制人进而影响人。因此，当青年进入社会，由宽松环境瞬间进入严苛环境，往往会出现种种不适应。
——青年需等到接受完整的高等教育后才能开始自己的工作或职业，进入实际社会的时点延后，物质生活上达到自立较晚，父母供给的时间延长。青年对家庭的依赖性在这一过程中也不断增长，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安身立命，他们尚未确立的自我失去了经济独立的依靠。这既导致一部分青年在工作后，仍然依赖父母，形成了所谓的“啃老族”，又使得青年人较晚才能体验到自己参与社会再生产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发挥的作用，社会责任感也难以随之建立，青年期的迷茫、彷徨将成为常态。
——在现代社会中，人的生理与社会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不平衡，生理性成熟的前倾和社会性成熟的后移，使社会成熟的过程开始脱离生理成熟的过程，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及相应的文化系统。而学校本身就具有青年高度集中并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特点，青年较长时间处于受教育这种脱离生产实践的过程之中，学校中理论知识具有更多理想主义色彩，而实践知识趋于现实主义，长期理论知识的训练使青年人具有普遍的乌托邦倾向，逐渐形成独立于社会实践的超前思想，使得青年人对于现实生活的态度也会发生变化。
——由于受教育期延长，青年与同龄人相处的时间更长，而进入主要与成年人交往的阶段更晚。青年人在同一年龄群体中共同性不断增多，父母、单位领导等成年人的影响相对减弱，同辈群体（Peer Group）的影响逐渐增强，青年人有更多的机会去形成他们自己的价值，而取代了自动追随成年一代价值观的传统成长路径，这也使代际差异日益加大，代际观念更迭愈加频繁，很多人如今感觉到“五年”甚至“四年”就是一代，而这个时间间隔刚好与接受高等教育的阶段相吻合。
——青年较长时间处在利于发展个人主义精神而非集体主义精神的状态之中，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青年在家庭生活中没有兄弟姐妹，他们陷入独立成长的个体化进程之中。大学扩招使得青年步入社会的时点进一步延后，因为学习主要是个人行为。青年的社会化所包含的形成个人认同性的因素越来越多，而形成集体认同性的因素越来越少。工作使人们不得不相互建立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异化了的青年得以超越自身，最终面对社会。但是，现在青年期更多的时间是在学校和家庭度过的。因此，如何弥补社会化过程中集体认同的日益缺失，是未来青年工作要面对的挑战。
当代青年的上述变化是一种从生产型社会化向教育型社会化的转变，教育型社会化主要指接受性的和反射性的行为，尤其是在校学习阶段。反之，生产型社会化是指以外向行为为主的经历，它表现为摸得着看得见的结果，其成败不仅与自身，而且与他人有关。生产型社会化是在科层组织实现的，而教育型社会化是在学校或其他培训机构实现的。这两种社会化除了实现地点不同之外，还有实际经历的不同，而且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与未来的关系也不同。就生产型社会化来讲，只要是参加工作，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工作，也是与他人，以及与社会的发展产生具体的关系；而在教育型社会化中，与社会和他人的关系是抽象的，也是想象的，对社会的理解“应然”成分大于“实然”成分，有更多回旋余地和更少限制，但同时个人的社会整合能力遭到削弱。因此，刘易斯拐点导致的教育型社会化不仅使工作经历在青年社会化中所起的作用日益缩小，而且会使社会制度与个人成长之间愈加脱节。可以预见，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面临更为残酷的社会化转型。
二 老龄化拐点——由前喻型文化向后喻型文化转变
当前，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年轻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如果保持现有生育水平，我国老年人口比重将不断上升，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化问题将越来越突出。2013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突破2亿大关，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4.8%。此后，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还将加快，21世纪中叶将达到老龄化的峰值期，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占总人口数的30%以上。
随着科技革新速度的加快和知识经济的兴起，整个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从就业的角度来讲，知识经济的兴起对老年人的就业与再就业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知识经济对劳动者素质提出很高的要求，知识更迭速度的加快，必然要求劳动者也能及时跟上这样的步伐，而大多数老年人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这会使老年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那些技术含量高、收入丰厚、社会地位高的工作主要被年轻人占据了，老年人很少能在知识更新快的领域占一席之地，比如在信息产业和金融产业中，这种趋势就表现得十分明显。
老年人被排除在新兴产业之外会带来一系列后果。首先是老年人的相对收入下降了，从新兴的IT业和资本金融业与传统行业的收入差距来看，如果这种趋势持续更长时间，那么未来这种两极化现象将越来越严重，并且主要表现为老年人与青年人收入之间的差距。老年人收入的相对下降使老年人的自我养老能力也会下降。其次是老年人的社会地位进一步下降，老年人被排除在主流产业之外，也就意味着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在社会上，他们无法对社会事务产生较大的影响。在家庭中，他们对子女的控制力也慢慢减弱了。
老龄化拐点的到来，把青年推向时代舞台的中央，让青年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西方学者曾将社会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三个阶段。在“前喻文化”中，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中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社会由此进入了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的“后喻文化”时期。“如果说过去存在若干长者，凭着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日积月累的经验而比青年们知道得多些，那今天却不再如此”[2]。因此，“后喻文化”时代的来临提醒我们，青年在未来将发出更大的声音，我们必须重视青年的作用，尤其是其价值观念和政治态度。
而互联网的兴起，则赋予了青年挑战旧有社会权力格局的武器。去中心化的互联网，颠覆了现实社会中的阶层和秩序，形成新的扁平互动联结，这使得青年有了通过虚拟互动直达现实社会金字塔尖的可能。尽管互联网已经进入中国大众生活十余年，并在20世纪末便初现其价值塑造能力，但是，其对普罗大众的价值塑造，却是在近年来才出现。在互联网诞生之初，现实场域与虚拟场域相比，是更为强势的一方。虚拟场域是作为现实场域的补充，或是现实场域中小众价值的栖息地而存在。但在今天，社交媒体、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把人们的日常生活全面移植到虚拟场域，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本末正在倒置。十年前，现实世界之于虚拟世界的价值互动体现为顺差，而今天，“出超”逆转为“入超”，现实之于虚拟已经出现价值逆差。这种变化对于青年的改变无疑更大。青年是个人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相比来说，“90后”青年虽然很早就开始接触互联网，但是当时的网络先锋是哺育互联网的一代，而今天的“00后”，则是互联网哺育的一代，已经实现价值“出超”的互联网，其主流价值将由这些青年人统领。
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从来没有哪一代人像当代中国青年一样，成长在如此复杂多样的社会思潮之中。相比人类历史上的历次重大思想革命，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无疑卷入人口最多，影响最为广泛，传播速度最为迅速。而随着人类社会靠代际经验传承汲取智慧、塑造价值的模式发生深刻改变，观念的代际更迭将加速，文化的更新速度将前所未有地提升。同辈的影响将取代前辈，异域的影响将超越同域。在人类历史上，个人的成长期初次由跨时间跨空间跨代际的价值源塑造，这将塑造出全新的文化和全新的青年，他们既非先辈的继承，也非先辈的反叛，而是纯粹的另起炉灶。
三 城镇化拐点——由固态中国向流动中国转变
2011年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3%。这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伴随着世界上最为迅速的人口城镇化进程，我国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而这种流动从空间上看，是人口不断向大城市集聚的过程。通过对世界人口城镇化一般规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城镇化是一个长期、不可逆的发展过程，中国城镇化具有典型性，即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过程。近三十年来，我国出现的流动人口现象，正是这一客观规律的具体体现，并且我国还将进入人口流动快速发展的阶段。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流动人口的分布将逐步形成以东部沿海连绵城市带为重心，以内陆城市群为中轴，以西部中心城市为集聚点的流动人口分布格局。
城镇化拐点的到来对当代青年将产生重大影响。在传统社会，信任总是与亲缘关系或作为地点的地域化社区相联系，但是在现代性条件下，这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在高度社会化的城市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通过分工和市场交换而发生着越来越广阔和丰富的社会关系，亲缘纽带根本不足以成为这种广阔的社会关系的载体；而传统社会中“地缘”的首要意义也被现代社会中的“脱域”机制给消解掉了，地缘性已无可避免地与全球性关联起来。这种从亲缘和地缘向脱域的变迁，深深地影响着青年社会化。在狭小的亲缘和地缘所构成的地域性关系中，人们低头不见抬头见，相互信任，形成了吉登斯所谓的“本体性安全感”，其中发生的简单的社会关系也使得他们以道德的方式调节彼此的关系就足够了。但是，进入城市社会后，青年从这种地域性的社会关系中“脱域”了，卷入了一个复杂的陌生人的社会中，人们彼此之间发生着远比地域性社会复杂得多的社会关系。于是，在城市社会中，前现代情景中地域化的本体性安全实际上已经被消解掉了，取而代之的是由所谓“抽象体系”所构建出来的“信任关系”，这种“抽象体系”包括了“象征政治合法性的符号”，亦即现代法律制度。法律制度成为调节人们行为的主要方式，“法治”也因此成为现代社会的治理理念。在这种日益功利的社会环境中，青年人变得“疏近亲远”——忽略身边的同事、朋友和亲人，倾向于结识让心理产生某种虚幻感的陌生人。
流动是一所“大学”，使人们获得了新的生活理念、法律知识、维权艺术和组织实践，并由此锻造了一代新的青年——城市新移民。他们前赴后继进入城市，带着农业文明与城市文明进行碰撞。他们感受城市的跳跃节奏、学习城市的行为习惯、接受城市的秩序规则，不断调适和改变自己。他们是一个有更强接受和学习能力、有着青年人特有的挑战与冒险特质的年轻群体；他们的思维和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化，对现代文明和城市文化有更多向往和期待；他们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社会转型的新阶段，发展性需求提高，公民意识初步觉醒，更有能力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既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也是社会变革的承担者。他们既有青年的特点，也具移民的特质，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流动应被看作一种新的范式。中国正在由一个固态的社会变成一个流动的社会，由一个静态的空间变成一个流动的空间。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新移民通过各种管道流向城市，他们裹挟着原有乡村和小城镇的信息，就像水流一样，穿透各种“藩篱”进入城市的物理环境，并对其周围产生不可预见的影响。城市新移民的流动在多重的社会关系中被捕获、被移动、被再现、被市场化以及被推广，并常常对非常遥远的地方和人群产生影响。城市新移民在乡—城之间往来穿梭，由此形成各种各样的、不稳定的、不可预见的、非线性的“波”。这些“波”本身并没有清楚地向我们表明怎样才能制止他们的流动、他们以何种速度流动以及在流动过程中变化的状况，因而也没有人能够知道他们最终的状态会是什么样子，也猜不出他们要流去何方。这也就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新移民宁愿为自己创造出他们自身的生存环境，而不愿让自己为环境所左右，城市新移民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自我组织、自我创生并自行维持边界，而这种自为的过程，必将深刻改变中国的城市生态和社会结构。
人们心目中的“一代”，不仅有生理年龄的含义，而且还有着历史世代的含义。一代青年作为一个整体，是和一定历史事件、历史时期相联系的。今天，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赶上了一个拐点的时代，他们称得上绝无仅有的“拐点一代”。他们是幸运的。观念的碰撞、思想的互渗、价值的并行，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多元文化景观，给这代青年创造了无数选择的机会和张扬个性的空间。但，这注定也是艰难的一代。一个人成长的孤独和抑郁，“四二一”家庭[3]生存的重负，竞争的激烈残酷，前途的叵测茫远……他们具有以往任何一代中国青年不曾有过的成长经历；他们也已分化出不同的亚群体：“蚁族”、“白领”、贫二代、新生代农民工、海归、富二代……
青年是创史活动中最重要的一支主体力量，一个时代，其青年的生存现状，是衡量该时代是否具有创史活力的基本尺度之一。转型期的中国，需要一代青年既能仰望星空，又能脚踏大地。而青年之困厄，就是国之困厄；青年之振作，就是国之振作；青年之希望，就是国之希望；青年之未来，就是国之未来。时代的火炬已悄无声息地传递到“拐点一代”手中，这是他们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对未来的他们，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原载于《中国青年发展报告NO.1——城市新移民的崛起》序言，2013年6月出版，此次刊发略作修改）
[1] 有关青年年龄的认定，有很多不同的标准，本文采用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的界定。
[2] 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周晓虹、周怡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3] 四二一家庭，指由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四人，父亲、母亲二人和一个独生子女所构成的金字塔形的家庭。之前中国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根据这一生育政策，从家庭的角度推算出所谓四二一家庭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