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对象及意义

人类学中有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概念。所谓大传统，指的就是主流社会和上层社会圈子。与此相对应，小传统指的就是非主流社会和下层民间社会。参考这两个概念，笔者将文学分为大传统内的文学和小传统内的文学。与此相对应的，是雅文学与俗文学，但二者不是完全的对应关系。

本书要研究的《焦氏易林》，便是一部在小传统圈子里流传的占筮之书。它的作者是西汉时期的焦赣（当然，关于本书的作者还有一定的争议，本书的第一部分将对作者进行详细的考辨），在《汉书》当中有关于他的简单记载。焦赣的弟子京房是当时的一位经学大师，主要以研究《周易》著称。汉代易学当中有一派叫做“京焦之易”，说的就是他们师徒两个在易学方面的创见。按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提要》当中的说法，把《周易》引向占验一派，焦赣和京房是始作俑者。焦赣曾经做过西汉时期的小黄令，他的易学得自隐士的传承。所以，根据我们对他的了解，可以知道他是一个生活在社会下层的读书人，又由于他做过低级官吏，所以他对于当时的民情是非常了解的。而他所生活的时代，西汉王朝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雄风，正在一步步走向衰落。作为一位有广大悲悯胸怀的下层文人和官吏，焦赣以他敏感的触觉和过人的智慧写出了《焦氏易林》一书。这本书本来是用于算卦占卜的，它使用《周易》卦变的原理，把《周易》的六十四卦演变为四千零九十六卦，每一卦都模仿《周易》配有卦辞。这些卦辞大都是四言诗的形式，也有个别是三言的，用意大概不外乎判断吉凶。由于其为占筮书，故其占辞讲究暗示性、多义性，而为了便于记忆，又编为歌谣诗词的形式。在这一点上，它同其他的卦歌签诗并无区别。关键是它的作者将它有意识地当作诗来写，作者在书中说：“作此哀诗，以告孔忧。”说的就是这种创作意识。并且，其中却也不乏优秀之作。故而，明代的钟惺在《古诗归》中收录其一些繇辞并加按语评析，闻一多先生选编《易林琼枝》，并于其后附录中将《易林》与《史记》并驾齐驱。由此可见，其文学成就被前人评价之高。

我们知道，中国的诗歌一开始是《诗经》的四言诗形式。在四言诗的发展过程中，逐步产生了五言诗。现在一般的观点认为，五言诗的起源和民间乐府诗歌有关。但是，由四言诗变为五言诗，这中间有一个过程。而现在的文学史对于汉代诗歌的演变过程却没有详细的说明，尤其是对于汉代的四言诗发展，所谈到的也只是汉初韦孟《讽谏诗》和汉末的文人四言诗如朱穆《与刘伯宗绝交诗》、仲长统《述志》等。这些诗歌并不能说明汉代诗歌由早期民间行为上升到文人创作的清晰过程。笔者认为，《焦氏易林》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就是标志着汉代诗歌从民间向文人的一个过渡状态，典型地体现了民间文学和文人创作的互渗互动。对《焦氏易林》进行研究，可以解决汉代诗歌发展的诸多问题。在汉代的文学活动中，大部分文人在集中精力创作辞赋和实用性很强的散文，而《焦氏易林》的作者却能够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潜心于诗歌的创作，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焦氏易林》以其巨大的内容含量，和同时代的文体都有相涉，因此，研究《焦氏易林》对于更深刻地理解汉代文学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焦氏易林》还是西汉时期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很多情况。作为一部有鲜明创作意识的作品，焦赣用他的智慧为后人留下了一份丰厚的文学遗产，后世的很多诗人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可以找到《焦氏易林》的影子。因此，闻一多先生把《焦氏易林》称作“唐宋诗的滥觞”。通过对《焦氏易林》的研究，可以对中国诗歌发展史中的一些问题有新的理解。而且，对《焦氏易林》这一著作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改变对文学研究范围的看法。文学的研究，绝不是仅仅盯在一些文学经典之上，它应该有一个更为宏阔的视野。葛兆光先生在他的《中国思想史·导论》中提到“思想史的写法”这一问题，该书关注小传统、从小传统来阐释思想史的做法足可为重写文学史所借鉴。比如我们以前不太重视的俗文学便属于小传统之列，文学的发展与流变如果仅从一些知名的文人及其作品上来探讨，无疑是不全面的，虽然文学的创作主体是文人群体。由于这一点不同于思想史，我们不可能完全按葛兆光先生的思路来重写一部文学史，但小传统文学作为有生命力的一种文学形式，是绝对不容忽视的。类似于《焦氏易林》的各种占断卦辞及签诗，其中不乏堪称为诗的佳作，正如钱锺书所说，“《易林》之作，为占卜也。诏告休咎，不必工于语言也。……卜筮之道不行，《易林》失其要用，转藉文词之末节，得以不废，如毛本傅皮而存，然虎豹之鞟，狐貉之裘，皮之得完，反赖于毛。……人事代谢，制作递更，厥初因用而施艺，后虽用失而艺存。文学亦然。”[2]可见这些散佚民间的材料，有些是可以被写进文学史的。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很多类似的东西尚未被文学史家所注意。对《焦氏易林》进行文学研究，其目的也在于提供一种研究此类作品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