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王先谦著作及其研究

一 “著书满家”王先谦

王先谦著述丰富，受到时人称赞。1911年王先谦七十岁生日之时，吴庆坻[2]称“长沙阁学王先生，以光绪戊子致士，齿未五十也。里居逾二十年，著书满家，海内奉为大师”。[3]李宝淦[4]称“移疾归里，一意著书，积今垂二十年，盖自少壮至白首，未尝一日废书不观”。李宝淦将王先谦的撰述分为经、史、子、集四类，提出，王先谦的撰述中未脱稿者尚多。[5]其盛名也远播日本，日本宗方北平于1899年来信说“仄闻有王益吾先生者，学德经济，为一代之泰斗”。[6]

王先谦所撰写、编辑、刊刻的书籍很丰富，集中于1872—1917年共46年中。

另有王先谦汇辑《抄本历代高僧集传》三十八卷，稿本，从未刊印，是一部佛教人物大词典，收录自汉明帝至明代高僧1830人，分为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神异、感通、经师、兴福、杂科、忘身十一大类。[7]

王先谦有四部著作受到皇帝嘉奖。1908年，王先谦进所著《尚书孔传参正》《汉书补注》《荀子集解》《日本源流考》，受到了皇帝嘉奖，同时他被赐予内阁学士衔。[8]

二 成果丰硕的王先谦及其著作研究

从王先谦1918年去世至2014年的97年中，关于王先谦及其著作的研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从研究时段和研究重点看，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王先谦开始引起学界注意，迅速成为晚清改革史研究的重点人物之一。[9]吴忠民最先论及王先谦的思想，认为他是一位洋务思想家。“到20世纪90年代，王先谦在政治上的整体形象基本被改过来，成为一位识时务、讲求变法的开明士绅。”[10]2000年以后对王先谦的研究又呈现出新特色。罗玉明《王先谦与湖南近代工业的兴起》[11]、许顺富《论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王先谦》[12]、孙海林《王先谦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13]，这些文章注意到要用新的眼光来评价王先谦。

按照研究类别分，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术思想

对其学术思想进行的最深入研究是《王先谦学术思想研究》，也是迄今为止对王先谦著作研究最为全面的，专门研究王先谦著作、学术思想的第一部专著。[14]该书从晚清学术背景与王先谦生平谈起，介绍了王先谦的学术交游，主体部分从经学、史学、诸子学三个方面来探讨王先谦的学术成就及学术思想的丰富内涵，最后评价其学术思想。该研究是对王先谦学术成果的整体把握，在研究王先谦著作的领域中占据重要地位。

2007年李和山的博士学位论文《王先谦学术年谱》，在王先谦《自定年谱》的基础上，以王先谦本人所著的《文集》《诗存》和《书札》为主要材料来源，参考《清史稿》《清实录》《光绪朝东华录》等史料，广采与他同时代人物的年谱、日记、书札、诗文集等资料中的相关记载，补充材料数百则，力图全面准确地反映出他的思想渊源、他一生的学术与政治活动等方面的情况。[15]

梅季坤《王先谦的治学成就与学术思想》提出王先谦的学术思想特点包含八个方面：汉宋同途；古今共辙；诸子并蓄；中西兼容；将考据之学与经世致用治学融为一体；将江浙学派与湖湘学派熔为一炉；经史子集，全面贯通；求实精神。[16]

王青芝《王先谦的史学成就及思想与观念》认为：晚清著名学者王先谦在史学上成就显著，撰述丰硕，涉及古籍校勘、笺注和考证；史地学与民族史的研究；史料的汇编和纂辑；外国史地的研究等。这些著述反映出王先谦具有求是、爱国、经世、变易、夷夏之辨的史学思想与观念。[17]

（二）治学风格、教育思想等活动

朱汉民、黄梓根《王先谦汉学研究与书院传播》[18]认为王先谦是晚清一位重要的汉学大师。在湖湘理学传统和晚清经世思潮的影响下，王先谦的汉学又不同于传统的乾嘉汉学，已走出纯粹的考据而呈现出既趋重经史考据，又能调和汉宋、兼采古今、求实致用的多途取向。王先谦一生治学讲学，始终没有离开过书院。正是借由书院，王先谦为传播汉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孙海林《王先谦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注意到王先谦在教育上的先进性[19]，认为王先谦虽为官多年，但教育实践贯通一生；虽政治上保守，但教育思想与时俱进。张庆雄《浅析王先谦教育思想的转变》[20]从教育内容、教育举措、教育目的诸方面对其教育思想及践履一一探讨，目的是对他教育思想的转变及其在中国近代教育演进中的作用有更加完整的认识。

张小兰《论王先谦与湖南维新运动》[21]，谢丰《王先谦的教育近代化实践》[22]《清末新政时期湖南官绅对书院改制政策的不同思考：以俞廉三、王先谦、赵尔巽的教育改革活动为例》[23]都是讨论王先谦在维新、教育上的活动的。

（三）单部著作

学界对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及《释名疏证补》《东华录》的研究较集中。

《汉书补注》，一百二十卷。清末王先谦撰，为王氏的重要著作之一，堪称继颜注后又一部对《汉书》研究的集大成者。王先谦的《汉书补注》是汇集了唐以前六十七家和唐以后四十多家注解的集大成之作。[24]目前学界对王先谦的《汉书补注》研究最多。马固钢《谈〈汉书补注〉的吸收前人成果》[25]和《〈汉书补注〉训诂杂识》[26]、吴荣政《王先谦〈汉书补注〉略论》[27]认为王氏《补注》实为目前《汉书》注解最完备之本。翟迪《王先谦〈汉书补注〉训诂研究》认为《汉书补注》在清代的训诂学、文献学等领域都占有一席之地。以颜师古的《汉书注》为基础，《汉书补注》继承了很多颜注的训诂方法和训诂内容，包括文字训诂、音韵训诂、词义训诂和语法训诂四个方面。《汉书补注》是《汉书》研究领域中最好、最全面的注本，是一本值得学者们重视、深入研究的著作。[28]对王先谦的《汉书补注》的研究最全面的是张海峰的博士学位论文《王先谦〈汉书补注〉研究》，它从以下几个方面评价王先谦对《汉书补注》做出的贡献：从研究方法来说，王先谦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方法，而在综合抉择方面有不少的突破；从注释内容来说，《汉书补注》已将《汉书》研究史上重要的研究成果网罗殆尽，王先谦又进一步完善了《汉书》的注释，使《汉书》几无漏义。因此，王先谦《汉书补注》是对前人《汉书》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集大成之作，它标志着《汉书》注释时代的结束。[29]

朴相泳《从〈诗三家义集疏〉看王先谦的训诂学》[30]通过对《诗三家义集疏》的研究，总结王先谦在训诂学上取得的成绩，对其进行学术史的定位。张华清《〈释名〉研究》[31]分为三个部分：韦昭与《释名》研究、毕沅与《释名》研究、王先谦与《释名》研究。学界对《释名疏证补》[32]《续古文辞类纂》[33]《后汉书集解》[34]《葵园四种》的研究文章[35]，都是从文献学角度对王先谦著作研究的。

吴荣政《王先谦与〈东华录〉：兼论王录与蒋录、潘录和〈清实录〉的异同》[36]认为王先谦自清同治八年（1869）五月始入史馆至光绪十八年（1892）编撰11朝《东华录》的23年间，除在外供职、丁忧归里和辞官居家共约11年外，有12年在史馆供职。他先后任国史馆编修、协修、纂修、总纂，功臣馆纂修，实录馆协修、纂修、总校，还任翰林院侍读、日讲起居注官，得见金匮石室秘籍，具备了撰修《东华录》的客观条件。

《王先谦与〈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37]提出：在清王朝陷入社会、民族危机之时，具有爱国思想的王先谦著书立说，以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

贺知章《王先谦与毕沅〈释名〉研究比较》[38]提出：毕沅《释名疏证》和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先后是清人《释名》研究的代表性著作，王先谦《释名疏证补》虽以毕沅《释名疏证》为基础，二者相比较，王先谦在方法、内容上对毕沅都有所突破。方法上，王氏采用了不同的校勘方法，注疏的重点也不相同。内容方面，王氏既能补充及完善，又能怀疑并刊正《释名疏证》。

《尚书孔传参正》是王先谦最重要的一部经学著作，他对清代汉学有关《尚书》的研究成果做了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整理和总结，是一部集大成之作；同时他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补充和发挥，对前人的误漏有纠驳和疏正，他的经解和考据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和创获。龚抗云的博士学位论文《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研究》着重从两个方面入手研究，一方面对清代汉学有关《尚书》研究的基本情况做整体把握和比较研究，对其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另一方面对《尚书孔传参正》一书做了深入的解读和探讨，揭示其成就和价值，试图客观、公正地评判王先谦的学术成就及其历史地位。[39]

（四）刻书活动、文献整理

较早注意到王先谦著书刻书的是刘志盛，他著有《先贤王先谦著书刻书考略》，收在1985年《长沙市北区文史资料》中。[40]师玉祥《王先谦与刻书》[41]介绍了王先谦的刻书活动。王秀山《王先谦刊刻书籍简论》[42]、黄林《也知经术非时务稍为儒林振古风——王先谦编辑出版活动及思想述论》[43]认为王先谦是近代著名的编辑出版家。由于其编辑思想的保守落后（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振兴儒家学说和个人的名利），最终妨碍了他向现代出版人的转化。李绍平、谢斌《浅谈王先谦的文献学成就》[44]统计，王先谦一生汇刻、钞纂、编撰、注释、校勘的著作共达四千卷以上。胡志泽《王先谦整理古代文献的杰出成就》[45]，刘旭青《略论王先谦文献整理的成就与方法》[46]，对王先谦整理的文献收集后，依其性质划分为集注、钞纂、校刊三大类，着重探讨王氏在文献整理的实践中形成的颇具有特色的文献整理方法概括为四个方面：一、兼采众长，不囿门户；二、注重版本，择善而从；三、纵横比勘，征之于实；四、补缺纠谬，是正文字。

（五）保守主义思想

对王先谦保守主义思想研究，典型的如马秀平《从倭仁到王先谦：清代同光年间保守主义思想的典型探析》[47]，分析和论述了同光年间保守主义思想的总体特征；选取倭仁与王先谦两人作为个案分析研究，着重对其保守主义思想的成因、理论基础与价值取向以及他们在应对社会变局上采取的一系列举措等做了较为系统深入的探讨与研究，揭示出他们的保守主义思想在当时社会中的影响。最后，从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来看，同光年间的保守主义思想不可能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及其相互关系，也不可能对中国的出路做出正确的选择，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保守主义思想又有其合理的、有价值的论点，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同时该文认为保守主义思潮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逐渐嬗变的轨迹，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它与激进主义思潮及其他思潮保持一种张力的平衡关系，从而促进社会的前进。

阳信生《湖南近代绅士阶层研究（1895—1912）》[48]，以湖南绅士阶层在近代（1895—1912）的演变、以湖南绅士与近代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该文第六章、第七章分别对新式绅士和守旧派绅士进行了个案研究。旧派绅士选择王先谦、叶德辉、王闿运、曾廉等人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社会变迁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绅士分化的速度和彻底程度。

戴根平《维新运动时期湖南思想界的动态研究》认为：甲午战争前，湖南是顽固守旧势力比较集中的省份，它对外来的较先进的文化、思想采取排斥的态度，其仇教排外在全国是有名的。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深深地刺激着国人，也深深地刺激着湘人，他们懂得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差距，从此开始幡然悔悟，变法以图自强的思想开始流行。在官方支持下，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皮锡瑞等人大力倡导维新改革，他们创办了传播新思想的《湘学报》《湘报》，成立了带有议院性质的南学会，也举办了培养新型人才的时务学堂，一时之间湖南出现了维新改革的大好形势。王先谦、叶德辉等所谓旧派人物虽与新派有一定分歧，但他们是大部分新政实业的参与者和领导者，总体而言，其思想是趋新的。

（六）研究综述

自2005年以来，有四篇关于王先谦的研究综述文章发表。其中2007年之前有三篇：吴仰湘《中国内地王先谦研究述评》[49]、蒋秋华《台湾学界王先谦研究简述》[50]以及孙玉敏《王先谦研究综述》[51]。《中国内地王先谦研究述评》通过对政治层面的王先谦研究和学术层面的王先谦研究两方面的分析，指出，“通过全面、认真地解读已经刊行的王氏著作和相关文献，仍然可以接近其思想原状，重建王先谦的历史图像”。[52]《台湾学界王先谦研究简述》认为台湾学界对王先谦的研究，“有关生平与学术的研究，约略各半。生平部分的文章仅止于传记、逸闻的简述，缺乏较为深入的学术性专论”。这些就为我们开展王先谦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以上三篇综述性的文章都于2005年发表。2007年王青芝《近百年来王先谦研究述评》[53]将对王先谦的研究分为学行的记述和梳理；政治活动、政治思想的研究；经济思想、经济实践的研究；学术思想、学术成就的研究；教育思想的研究。作者对王先谦研究的总结基本上还在以前那些研究综述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