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精锐之师、特权之师
近卫军属帝国军队中精锐，训练有素，既是精锐之师，也是一支特权部队。关于近卫军的特权及其地位，古今史家多有评述。蒙森指出：“近卫军的特权地位与生俱来”[85]。“近卫军官兵是军队中最有特权的一部分”[86]，并成为国家正规常备军的一种，且绝大多数成员为意大利人[87]。由于驻扎罗马城及其附近，与宫廷关系密切，使近卫军拥有了其他罗马军队望尘莫及的特权[88]。近卫军设置之初，即在多方面凸显与普通军团的差异。比如，普通的罗马军团一般由10个大队构成，近卫军恰恰是9个；普通军团驻扎在行省前线，近卫军却驻扎罗马城；等等，诸如此类的反差成为日后近卫军与军团之间矛盾的焦点。
尽管在近卫军中服役的是志愿者，但除了前面已涉及的各种出身条件限制之外，成为近卫军官兵需要经过严格筛选，入选后，由专人进行考核和严格的训练，淘汰率达20%—30%[89]。凡是通过严格测试、考核的候选人，大多是军事素质非常过硬的官兵，因此，9个大队近卫军又被称为“九大队精锐之师”（9 cohorts of elite troops）[90]，也是“罗马军队的精华”[91]。为了皇帝及皇室的安全，帝国统治者用优秀的官兵组建了近卫军，人称罗马军队的“精英”。此处所谓“精英”指的是，近卫军地位较高，是一支依据表现、能力、勇敢精心选拔的部队[92]。然而，在罗马帝国历史上，并非每一个历史时段的近卫军都是帝国的精锐之师。69年内战中，维特利乌斯战胜奥托后，重新组建了一支近卫军，率先打破了传统的近卫军官兵身份限制，在行省军团中征召，塔西佗称这支近卫军为“乌合之众”[93]，远非精锐之师，根本不能与奥古斯都当政时，经过严格选拔所组建的近卫军相提并论。
身为帝国精锐之师，近卫军首先与紧张的训练联系在一起，而且训练内容与军团官兵没有差别。近卫军士兵的训练远比军团士兵紧张，只要不陪同皇帝外出巡幸或驻防、执勤，都要进行训练[94]。通过系统严格的训练，近卫军被打造成为战斗力非常强的精锐部队。保卫皇室身家性命安全的责任，需要人数不多，但必须由精锐部队担当。
就建制而言，帝国历史上大多数时间，近卫军保持9个大队的编制，只有4个皇帝扩编过近卫军大队的数量。卡利古拉（Gaius Caesar Germanicus）在位4年间，将近卫军扩大到12个大队；维特利乌斯战胜奥托后，解散了原来的近卫军，重新组建了一支由16个大队组成的近卫军，每个大队定员1000人[95]，创下了帝国历史上近卫军大队数量的一个新纪录。韦伯芗践位后，又把近卫军的规模缩减到原有的9个大队。多米提安当政期间，近卫军扩展到10个大队，并一直持续到君士坦丁大帝遣散近卫军[96]。塞维鲁斯治下的近卫军不仅兵源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数也大规模扩充，人数达到了从前的四倍之多[97]，而且兵员全部来自他的北方军团[98]。近卫军结构、兵员的变化取决于军事背景，取决于近卫军在不同朝代的表现，以及皇帝本人对近卫军的态度。
作为帝国的精锐部队，近卫军并非一直在罗马城过着远比军团官兵优越、养尊处优的生活，也有过前线英勇作战的记录。68—69年内战中，奥托手下的近卫军参与了和维特利乌斯的争霸战争，显示出较强的战斗力；2世纪，帝国战事频仍，近卫军几乎变成前线部队，并在作战中表现出了精锐之师应有的战斗力，“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得到了较好的验证。“2世纪许多时候，近卫军一直尽到了精锐部队的职责，在各个方面进入了全盛期。”[99]
近卫军由近卫军长官统领，近卫军长官之下是近卫军大队的大队长。近卫军的大队作为独立的军事单位，由资深骑士出身的保民官任指挥官[100]。这种“任职条件”的限制，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近卫军的特殊和特权之处。因为普通军团同级别指挥官仅仅是百人队长。近卫军作为特权之师、精锐之师，首先是皇帝本人的需要，即皇帝需要一支有特权的精锐之师充当自己的鹰犬爪牙，需要这样一支特殊部队保卫宫闱，维护自己的统治，防患于未然，并对危及皇权者产生震慑，对所有人产生威慑。
据认为，近卫军中至少有400骑兵（Praetorian horsemen），甚至更多。和军团的建制相同，近卫军中的骑兵不属于骑兵而是属于步兵，也没有固定的指挥官。近卫军中的骑兵虽然也像军团的骑兵那样，在战场上拼杀，但却只是勤务兵、通信兵，乃至近卫军军官的卫兵。近卫军中的骑兵在罗马执勤的方式多种多样，在执行紧急任务时，骑兵比步兵优势更加明显，他们骑在马上，穿过人群拥挤的街道，而且便于瞭望，这些都是步兵所不及的。骑兵近卫军加强了近卫军的实力，在多方面提升了战斗力[101]。
一 装备与标识
近卫军的训练活动远比普通军团更密集、更频繁，无论走到哪里都保持相同的队列。除陪伴皇帝出游离开罗马城之外，近卫军并无太多军事勤务。近卫军的军事训练内容与普通军团官兵几无二致。作为重装步兵，“装备和组织与一般军团无异，除了有更华丽的军容和更颓废的军纪。”[102]近卫军士兵的胸甲装饰华丽，主要出于各种名目的典礼、仪式的“礼宾”需要，彰显作为皇帝近卫军的优越之处。
在武器装备方面，近卫军与军团官兵没有太大差别。每一名近卫军士兵装备两支7英尺长的投枪（pila）和一柄短剑。投枪为木柄、金属枪头。每人拥有一个用于防护的金属头盔，早期是青铜的，后来则是铁制的。头盔的顶端系有羽毛饰物，但只是在庆祝仪式上方才使用。每个士兵配有一个盾牌，按身体形状，用木板制成，周边镶有金属。盾牌中央为一个圆形铁块，装有把手。身体各部位的盔甲用金属链条制成，用来保护胸和双肩。躯干其他部位的护甲也由类似链条制成[103]。据阿奎利亚出土的墓碑所记，近卫军在早期使用椭圆形盾牌。卡利古拉时代的钱币则描绘了近卫军装备的是长形盾牌。到了2世纪中期，各种纪念物显示，近卫军和军团官兵又重新装备使用椭圆形盾牌。至少在1世纪末年，近卫军和军团官兵装备相同的盾牌[104]。图拉真纪功柱显示，在战场上，近卫军使用的武器与军团官兵的武器并无差别[105]。
近卫军也有自己的军旗，军旗落到敌人手中被视为莫大耻辱，因为军旗往往是一个近卫军大队的图腾。近卫军军旗的“内容”比普通罗马军团的军旗更复杂，分量也重了许多，行进时甚至要放在骡子背上驮运。通常情况下，近卫军军旗存放在近卫军军营中央的战神玛尔斯神庙内[106]。与军团军旗手不同的是，近卫军军旗手用狮皮或其他野兽皮装饰自己的头盔，且一直垂到后背[107]。此外，近卫军军旗手的盔甲是狮皮的，军团的军旗手的盔甲则为熊皮制作。近卫军的军旗与军团的军旗有巨大不同，近卫军的军旗一般用当朝皇帝的形象、皇冠，以及能够激励近卫军忠诚与勇敢的装饰物装饰。近卫军使用的徽章标志一般是“星月纹”或“蝎纹”，以及罗马军团军旗标志——鹰。“星月纹”是确认近卫军的重要标识。近卫军军旗使用鹰的标志表明，军旗上的鹰状饰物不仅局限于军团使用，作为帝国军队的一部分，近卫军本质上与军团没有差别，都是奴隶制帝国政权的支柱。“蝎纹”是近卫军诞生的标志，寓意的是斯奇皮奥的生日，也是提比略统治时代近卫军诞生的占星术标志。尽管近卫军由奥古斯都正式创建，但他的继任者提比略却将近卫军搬进了罗马城，不仅生活境遇彻底改观，也为日后近卫军创造了更多的政治上的空间。获得“再生”的近卫军，为了感激提比略将斯奇皮奥的生日标志作为自己的象征性标记。“蝎纹”成为近卫军战场上最明显的标志性符号，近卫军用“蝎纹”修饰军旗，甚至用来装饰盔甲和某些私人用品。“蝎纹”标识也曾出现在卡利古拉犒赏近卫军所铸造的硬币上[108]。尽管如此，近卫军和军团共同拥有罗马帝国军队的共同标识——鹰。
与军团士兵不同，每一个近卫军士兵有两套铠甲，即勤务和战场分别穿着不同的铠甲[109]。根据执行军务内容、性质、场合等方面的差异，近卫军身着盔甲也各不相同。
长袍——tunica 是罗马男性最常见的衣着，军人和普通罗马公民并无款式上的差别，只是军人的长袍稍短一些——刚过膝盖，颜色则是未经染色的羊毛的灰白色，百人队长以上的军官所着长袍是红色的（如红色的披风、红色的外套等）。近卫军在衣着等外表上与军团部队并无显著区别，最基本的区别是，近卫军在皇宫执勤时身着罗马古典紫色托袈[110]；即使不着军装也可以携带兵器。但由于共和国武装士兵不得进入罗马城的传统根深蒂固，与近卫军必须携带兵器保卫皇帝的人身安全形成了矛盾，于是，近卫军便把随身携带的佩剑隐藏在宽松、肥大的毛质托袈长袍内[111]，用以掩人耳目，可谓一举两得。正因如此，近卫军被人称之为“不穿军装的侍卫”，即只有在罗马城陪伴皇帝时，近卫军才着戎装[112]。但近卫军日常穿军靴（caligae），以此证明自己是军人[113]。在建立之初的两个世纪里，近卫军身穿普通罗马人穿着的、非常经典的托袈，在宫廷和皇宫所在地的卡皮托林山执勤。近卫军执勤时的穿着并无太多与众不同之处，不执勤时的装束与普通罗马民众几无区别，比较明显的区别是，近卫军士兵束有自己的腰带，穿的是钉有平头钉的鞋子[114]。
近卫军衣着演变的历史上，帝国第四任元首克劳狄在位期间的作为需要说明。克劳狄在位期间，近卫军执勤地点为皇宫所在地帕拉丁山，目的是便于执勤的近卫军大队长陪伴皇帝会见元老，而且这位老皇帝也和他的近卫军一样，身着未经染色的白色托袈，以此显示他本人不是皇帝，而是“第一公民”。皇帝和近卫军身着同样衣服，在近卫军历史上大概绝无仅有。但此后不久，皇帝的衣着发生了巨大变化，放弃了普通近卫军官兵穿着的托袈，穿上了金线修饰的紫色托袈，以显示自己至高无上的身份和地位[115]。
和军团官兵一样，近卫军官兵也有固定的晋升序列。大致如下：
Miles —— 普通士兵；
Immunes——服役五年后的士兵可晋升为Immunes，亦有资格进入骑兵支队（Equites Singulares），或在“侦缉队”（Speculatores）服役；
Principales——军团指挥官，或从普通士兵中提拔，或从骑士阶层提拔；
Evocati ——留用老兵（也有译为志愿兵）。服役期满16年后的近卫军官兵可以退役，但大多数会选择留在自己的部队[116]；
Centuriones ——曾在军团（legion）、消防大队（vigiles）或城市警卫大队（urban cohort）服役过的、转入近卫军的普通士兵[117]；
Tribunes——近卫军大队长，通常来自军团和骑士等级，多数情况下指挥一个大队，有比较丰富的军事经验，在军团或近卫军中担任过百人队长。但普通军团的百人队长很少有机会升迁为近卫军大队长。与其他各种骑士出身的级别较高的军官不同，近卫军大队长通常在近卫军中开始自己的官职生涯，并在这一职位上得到提拔。衣着上近卫军大队长与普通近卫军也有所不同，灰白色的长袍上饰有一条紫色条带。近卫军大队长在战场上有自己的装束：长披风用金质针系在脖子上，白色的外套和托袈带有紫色镶边，皮制的胸甲饰有条纹，骑士出身的大队长还要在左手戴上金戒指，以及佩戴身份象征的短剑等[118]。
Procuratores——骑兵军衔；
Praefectus——近卫军最高长官（praetorian praefectus），被称为近卫军长官[119]，是为近卫军最高军事指挥官。近卫军中，有机会担任近卫军长官者寥寥无几，且担任者绝大多数为骑士出身（后来这种要求逐渐松动），是骑士出身晋升官职最重要的阶梯[120]。
二 特权与优惠
近卫军是帝国军队中“最有特权的一部分”[121]。这些特权体现在诸多方面：意大利公民的入伍资格、服役时间短、军饷多、赏赐多、生活条件优厚，等等。正是这些优厚的待遇，意大利人特别希望能在近卫军中服役[122]。和远离家乡到遥远行省边境地区服役的军团官兵相比，近卫军官兵的服役条件的确舒适许多。塔西佗在其《编年史》中，讨论潘诺尼亚军团叛乱的原因时，援引了反叛士兵一段耐人寻味的议论，说明近卫军与军团官兵的差别，以及军团官兵的不满情绪：“近卫军的士兵比你们需要冒更多的危险吗？警卫着罗马城确实要算一件光荣的任务，可是他们的任务却是在蛮族中间执行的，而且从自己的营帐中就可以望得见敌人啊。”[123]塔西佗的这段议论成为古典作家言说近卫军与军团官兵差别的经典论述。蒙森也指出：“和前线军团经常和敌人作战相比，近卫军几乎和敌人不照面，是和平年代的演兵场的士兵……。”[124]与前线军团、边境行省驻扎的军团官兵相比，近卫军没有战场上的生命危险，亦无艰苦和险恶的生存环境。客观环境、生活和生存条件等方面的巨大差别，是近卫军招致军团官兵嫉妒乃至怨恨的主要原因。
奥古斯都组建近卫军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自己及其皇室的人身安全，因此，不仅对近卫军人员的构成有相应的规定，而且为了确保近卫军的忠诚，也对近卫军给予了其他官兵望尘莫及的各种特殊关照。“近卫军的待遇和服役、退役条件大约在公元6年便固定下来。”[125]军团士兵服役期为20年[126]，骑兵近卫军或皇家骑兵卫队为25年[127]，辅军为25年，近卫军官兵为16年[128]。奥古斯都创建的近卫军不仅服役年限低于军团官兵，而且军饷也高于军团官兵。据狄奥·卡西乌斯记载，近卫军创建之初，军饷就高于其他部队[129]。近卫军士兵年军饷为2万塞斯退斯（sesterces），军团士兵的年军饷只有1.2万塞斯退斯[130]。到奥古斯都统治末年，近卫军年军饷已是军团官兵年军饷的2—3倍[131]。近卫军官兵退役后，可得5000迪纳里（denarii）的“养老金”，而军团官兵只能得到3000迪纳里[132]。不同历史时期，近卫军的军饷数额不尽相同，但总体上呈上升势头。多米提安和塞维鲁斯在位期间，曾大幅度提高近卫军军饷（stipendum）——将近卫军军饷提高到1500迪纳里。在拉丁语中，近卫军军饷一词为“sesquiplex stipendum ”，即“一倍半”的军饷[133]。此处，“一倍半”意为是普通军团士兵军饷的“一倍半”。按照“一倍半”的标准，军团士兵军饷为225迪纳里，近卫军则为375迪纳里。近卫军存在的数百年间，这一收入上的差异贯穿始终。多米提安和塞维鲁斯大幅度提高近卫军军饷后，近卫军军饷更是远远超过了军团士兵的军饷。这些收入使近卫军士兵在经济上比罗马普通公民更富有。近卫军军饷不仅高于驻扎行省的军团官兵，也高于同在罗马城内服役的城市警卫大队的官兵。近卫军的特权与优惠，军饷能够说明诸多问题。
普通近卫军士兵军饷高于军团士兵的军饷，近卫军中各级军官的军饷也为军团各级军官无法企及。作为近卫军创始人，奥古斯都为近卫军做的第一件事即是颁布敕令，给予直接保卫他人身安全的近卫军双倍于普通士兵的军饷[134]。近卫军中各级军官也比照近卫军士兵，军饷亦高于军团服役的各级军官[135]。比如，近卫军中大队长的年军饷在2.5万—5万迪纳里，相同级别的其他军队的军官年军饷仅维持在1万—2.5万迪纳里[136]。近卫军官兵与军团官兵之间军饷差距已成倍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卫军的特权和皇帝的恩惠，也造成军团与近卫军之间的敌意和对立。苏维托尼乌斯也曾记载，提比略登基后不久，伊利里库姆和日耳曼军团发生兵变，要求和近卫军拥有同样的军饷[137]。这件事说明，近卫军军饷高于军团官兵，直接导致了军团官兵对近卫军的嫉妒与敌意。
如果说军饷是近卫军的固定收入，那么皇帝、元首经常性的赏赐即可视为近卫军的“非定期”收入，即元首、皇帝给予的各种名目的“赏金”“赏赐”——Donativum [138]，主要是元首、皇帝出于对军队的感激，发放给军队的酬金。也就是说，近卫军一倍于军团士兵的军饷并不包括各种赏赐。自帝国第二任皇帝提比略首开给予近卫军“赏金”——1000迪纳里[139]——一笔不菲的赏金后，历代元首、皇帝登基时每每慷慨解囊，不仅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而且成为近卫军另一项非常可观的“稳定”收入，是近卫军独有的特殊待遇。军团官兵虽然也能得到皇帝赏赐，但数量和“频率”远不及近卫军官兵。这一点构成了近卫军与军团官兵非常大的区别。许多情况下，皇帝的赏赐仅限于近卫军，军团官兵被排除在外。尤其在帝位传承过程中，近卫军的举动直接关涉皇帝性命安危，乃至帝位的取舍，皇帝只能通过赏金笼络近卫军。特别是在皇帝登基时，总要通过赏金笼络近卫军。除各种名目的赏赐、馈赠外，近卫军还经常“意外”地得到来自皇帝的其他赏赐。例如，尼禄登基后不久，便“给近卫军大队每月发放免费粮食”[140]。“赏金自从克劳狄乌斯一步登天以来，便成为每一个新皇帝继位时不能不支付的合法报酬。”[141]还是这位克劳狄皇帝，除登基时赏赐给每一位近卫军1.5万塞斯退斯（相当于近卫军士兵5年的军饷）之外，每逢登基周年纪念日，都要赏赐近卫军100塞斯退斯[142]——军团官兵根本得不到的额外收入。历代君主对近卫军的赏赐数量差别较大，行赏原因不外乎两个：感谢近卫军登基时的“贡献”；通过金钱收买、笼络军心。历代君王中，唯有图拉真是极少数“例外”，他登基后，不仅没有增加对近卫军的赏赐，反而将赏银减半，其他绝大多数君王则奉行“宁增勿减”原则。对近卫军、军队的赏赐是帝国历史上一个耐人寻味的特殊现象，甚至赏赐数量的多寡，从不同侧面反映出皇帝与近卫军的关系，涉及统治是否稳固，等等。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皇帝经常性地给予近卫军各种多于军团官兵的赏赐，“是近卫军忠诚的代价，对于驻扎在皇帝身边的军队来说至关重要。”[143]
为了免除近卫军的后顾之忧，近卫军退役官兵还会得到一份土地。一些人退役后，也可以选择成为“留用老兵”（evocati），继续在近卫军中服役。不过，“留用老兵”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近卫军士兵，不仅免除了各项杂务、勤务，而且薪水较高，主要承担一些教官、工程技术之类的任务。优厚待遇和舒适的服役条件，以及相应的特权利益，到近卫军服役成为大多数意大利年轻人青睐的选择，即使在意大利人拒绝在军团服役之后也是如此。比较而言，军团官兵却没有如此幸运。
近卫军所享受各种优惠、特殊待遇，不仅表现在经济收入、服役条件等方面，在其他方面体现得更为突出，可谓“全方位”地超过了军团官兵。近卫军中服役的官兵，升迁、提拔的机会比军团士兵多得多。相当数量的近卫军士兵被提拔到军团中担任百人队长，或其他官职。如果退役近卫军士兵有意再到军团服役，则可以直接提拔为百人队长。普通军团士兵全无此类优待。退役的近卫军士兵能够得到一块土地，普通军团官兵则只能依照惯例安置在行省[144]。军团老兵退役后所得份地，名曰“庄园”，“但实际上却是一块积水的沼泽或荒瘠不毛的山边土地”[145]。近卫军退伍老兵的安置也比军团官兵优越。公元前25年，奥古斯都在意大利境内建立了一座小城，命名为Augusta Praetoria Salassorum（今天的奥斯塔——Aosta），这里曾安置了3000名近卫军退伍老兵[146]。
驻扎罗马城，又有诸多军团官兵望尘莫及的优厚待遇，处处体现了创建者的真实用意——确保近卫军的忠诚。然而，事与愿违，近卫军后来的作为让这种用心化为乌有，优越的生活境遇反而使近卫军日渐骄横，成为帝国动乱的祸根之一。塔西佗指出：“（近卫军）军营稍离城市的引诱，纪律也就不会松弛下来。”[147]吉本更为深刻地指出：“（近卫军）长期处在这座富饶城市提供的安逸、奢侈的生活之中，自身具有莫大权力的意识培养了他们的骄横，渐至使他们不可能不感到君王的生死、元老院的权威、公众的财富、帝国的安危实际全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148]同为军队，安营罗马城与驻扎边境行省，生活条件和环境差异巨大，近卫军的特权首先通过驻扎地凸显出来。诚如蒙森所指出的，比较那些驻扎边远边境地区的军团官兵，近卫军的优越地位和待遇必然“招致怨恨”和不满，他们要求与近卫军享有同等待遇也是合理的[149]。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对奥古斯都给予近卫军诸多特权提出异议。史实也一再证明，太多的特权和优惠的待遇助长了近卫军的骄横与傲慢，消解了近卫军的意志，金钱和物质享受对近卫军的腐蚀作用奥古斯都大概始料未及。因此，奥古斯都优惠近卫军的种种举措弊多利少。
缘何驻扎罗马城成为一项特权的标志？除了生活环境的优厚之外，罗马城首都地位也格外特殊。“罗马城作为帝国的首都城市，高居帝国所有自治城市之上，使罗马城管辖了其他一切城市。谁控制了罗马城，谁就控制了帝国。”[150]某种意义上讲，近卫军的特权及其特殊地位既来自皇帝的关照，也来自所驻扎的罗马城。如同罗马城的地位帝国其他城市不能比拟一样，驻扎这里的近卫军也令其他军队无法与之比肩。
理论上讲，近卫军是建立在“三大支柱”——忠诚、荣誉、恪尽职守——基础之上的。此处所云忠诚指的是，“近卫军士兵应忠于自己的帝国，保卫帝国贵族、公民、近卫军伙伴，甚至为皇帝献出生命。违背或背叛自己神圣的誓言和职守的企图，是最大的犯罪。”[151]荣誉则指：“一个近卫军士兵在战场内外都保持最高荣誉。在任何时候他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的一举一动反映着近卫军的整体。近卫军士兵将保持标准的礼节，表现出和善、遵守法律，以及在履行职责时的宽厚。”关于近卫军恪尽职守，主要内容包括：“近卫军只是为他的帝国和皇帝服役，但希望和梦想是为全体人民服役。近卫军对帝国的奉献和爱异常深厚，没有人对此产生怀疑。”[152]近卫军的“三大支柱”主要还是精神支柱，“是每一个近卫军士兵入伍时宣誓的誓言”[153]。然而，在近卫军数百年历史上，当初预设的“三大支柱”并未贯彻到底，许多时候，近卫军完全将其丢弃一边，不仅抛弃了对帝国、皇帝的忠诚，也丝毫不顾及荣誉及其价值，当然也不可能对国家恪尽职守。帝国几百年历史上，近卫军一直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专制帝王的王位来说，这样一支无比强大的奴仆卫队永远是必要的，但常常也是致命的。”[154]纵观帝国历史上近卫军所作所为，只能说是奥古斯都组建近卫军的同时，也为帝国埋下了祸根。
奥古斯都缘何给予近卫军双倍军饷及其他各种优惠？我们以为，狄奥·卡西乌斯的论说一语中的：奥古斯都之所以给予近卫军双倍的军饷，目的是使近卫军确实保障他的人身安全[155]。由此可知，近卫军的各种优惠与特权来自皇帝，为奥古斯都新建立的帝国政治体制使然。
三 侦缉队
近卫军的特权与优惠，不仅体现在服役待遇上，也表现在其他方面。侦缉队（Speculatores）的设置，即可视为近卫军的另一项特权。
罗马帝国皇帝为了维持自己统治的稳定，除了有近卫军这样公开的卫队之外，还建立了一套属于“秘密警察”之类的“特务组织”，可谓皇帝鹰犬部队之外的“鹰犬”。这个特务组织便是近卫军的一个下属部门，由近卫军长官指挥[156]。侦缉队的成员因执行特殊任务，对士兵也有特殊的要求。侦缉队成员严格要求必须是服役5年以上的老兵，且在应征入伍的近卫军士兵中选拔。侦缉队的规模有限，活动范围集中在罗马城，并未发展成为一个涉及整个帝国的“情报机构”。由于经常为皇帝执行派送急件及其他特殊使命，侦缉队对宫廷内部纷争了如指掌，也因此被一些阴谋家所利用。例如，提比略手下声名狼藉的近卫军长官塞亚努斯，第一次利用侦缉队作为自己的耳目，打击对手。侦缉队还是实施酷刑的行家里手。尼禄通过他的近卫军长官提盖里努斯抓捕自己的政敌，尤其是那些卷入皮索阴谋活动的人。据说，提图斯当政后，利用侦缉队诛除了所有的政敌，尽管这些人曾在其父王韦伯芗手下供职。
侦缉队建立之初主要执行一些暗地打探消息、跟踪盯梢等任务。侦缉队的任务多为非军事性的，与近卫军所肩负的各项使命又有所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执行皇帝的暗杀、拷问任务过程中，声名大坏[157]。帝国政治生活中，侦缉队扮演的角色是阴暗的，所执行的各项任务、使命等属于暗中活动，与皇帝的统治有直接关系。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需要这样一支特殊的“秘密警察”部队，需要利用这样一支“秘密警察”部队进行剪除异己、暗杀政敌等活动。这支特殊的“秘密警察”能够成为近卫军的下属部门，更说明了近卫军的特权性和特殊性。近卫军的这些“额外”职能往往比其自身应有职能更具威慑力。
除了侦缉队之外，哈德良时代还组建了一支隶属近卫军的特殊的“特务组织”性质的“暗探”（frumentarius）。“暗探”声名狼藉，最后被戴克里先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