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袁世凯传记研究述评

——兼谈《1912—1915年的袁世凯》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尽管对他的评价从其在世时到百年后的今天，无论是政界还是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有一个一致的说法，但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他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历史人物，是一个在重要历史关头起着重大影响的人物，其所作所为直接影响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

一 国际政治人物袁世凯

袁世凯不仅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同时也是世界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在国际社会颇有影响。他从青年时代驻扎朝鲜，代表中国政府维护中国在朝鲜的传统关系，为此与英、美、俄、日等列强相周旋，到晚年称帝与德、日、英、美各国打交道，其外交、内政与国际社会密切联系，从某种程度上也直接影响着国际政治走向，因此是一个国际性的人物。

正因为袁世凯是这样一个国际性的人物，所以海内外学术界对其抱有极大的兴趣，为其树碑立传，著书立说，有的赞其雄才大略，有的斥其狼子野心。对他的研究热度随着时光的流逝并未被人们逐渐淡忘，而是越来越热，甚至成为媒体的重要选题。2010年2月22日，香港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栏目播出长达10集的访谈纪录片《袁氏当国》，邀请国内著名学者参与评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效应。凤凰卫视纪录片播出的袁世凯效应尚未散去，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与发现》栏目又隆重推出9集访谈纪录片《北洋军覆灭记》，对袁世凯清末创办新军之来龙去脉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给予全景式的记述。袁世凯研究的热度开始向社会大众普及。

袁世凯又是清末民初时期的重要人物，辛亥革命及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政治走向与其有着极大的关系，值此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有必要加强对该人物的研究。有鉴于此，也有必要将百年来对袁世凯传记研究的情况扼要介绍给大家。[1]

袁世凯是一个国际人物，帝国主义列强直接影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袁世凯与列强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话题。长期以来袁世凯被视为出卖民族利益的卖国贼，是很不科学很不公正的。其实，袁世凯的民族主义思想还是很强烈的。近代的沙俄和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敌人，袁世凯继承了李鸿章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亲近英美而抵制俄日，[2]即对英美也不是一味服从，而是有斗争，也有妥协，民国初年的西藏问题是一个很有力的说明。[3]袁世凯对日本侵华的抵制最为直接。袁世凯对日本的侵略虽然也有过妥协，如我们熟知的关于“二十一条”谈判，[4]但更多的是与日本的斗争。从其青年时期驻扎朝鲜，代表中国政府抵制日本向朝鲜的渗透，[5]到20世纪初直隶总督、外务部尚书任内对日本侵略东北的抵制，[6]正因为如此，日本政界、军界视袁世凯如鲠在喉，认为袁世凯是日本侵华的一大障碍，必欲图之而后快。[7]但最早的关于袁世凯的两部传记，却是袁世凯在世时由两个日本人撰写的，而且对袁世凯的评价都比较高。一部是1909年佐藤铁治郎撰写的《袁世凯》，从袁世凯青少年时期写起直至袁被罢官乡居，对袁世凯练新军、兴学校、办警察、行立宪以及大力发展实业的业绩给予了客观评价，认为“使袁所行之政策皆能达其目的，则支那雄长东方为地球强国，袁之功业又非曾（国藩）、李（鸿章）所能望其肩背也”[8]，同时对袁世凯遭贬表示非常惋惜。另一部是1914年内藤顺太郎撰写的《袁世凯正传》，此时的袁世凯正处于一生中政治上的高峰期，战胜了所有的对手，稳定了国内的局势，完成了集权统治，经济有所发展，所以作者对他的评价非常高，称他为“近世支那之建设者。盖袁氏有政治之才识，有知兵之方略，有理财之能力，有外交之专长，一身而兼备之。就此点论之，今支那人物中，恐无出其右者”[9]。

二 对袁世凯的多元认识

中国人撰写的袁世凯的最早传记，是袁世凯的追随者和幕僚沈祖宪、吴闿生1913年出版的《容庵弟子记》，记述袁世凯从青少年时期至辛亥革命前的事迹。这些事迹有些是袁世凯口述，沈祖宪笔录下来；有些是沈祖宪所亲见所述，因为早在袁世凯驻扎朝鲜期间，沈祖宪就入袁幕。袁世凯下野在彰德乡居，沈祖宪一直陪伴，比较了解袁世凯，有关袁世凯的文本材料也多由沈保存，所以该书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10]1916年袁世凯因称帝败亡，当年，黄毅《袁氏盗国记》一书出版，对袁世凯称帝进行了痛快淋漓的鞭挞。[11]1937年，白蕉出版《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侧重点为袁世凯对民国法制的破坏以及袁世凯与孙中山国民党人的斗争。[12]194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前夕，陈伯达出版了名为《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小册子，虽然没有多少学术价值，但对后世的学术影响却是很大的。[13]著名华裔学者陈志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用英文撰写了《袁世凯》一书，在海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198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其中文版，译名为《乱世奸雄袁世凯》。[14]陈氏对袁世凯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在谴责袁世凯的同时，充分肯定了袁世凯的历史地位，他说：“从戊戌变法到1916年逝世，袁世凯在中国的每一个主要政治发展阶段都有影响，甚至经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毫无疑问，他在辛亥革命中起了最关键的作用。”[15]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有几部力作问世。1980年，李宗一著《袁世凯传》出版，[16]虽然在观点上还带有时代的痕迹，称袁世凯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个伪装维新的封建专制主义者。他的名字已经成为近代中国反动统治的同义语，每一部中国近代史书都不能不提到他”。但该书对史料的挖掘与运用非常深广，作者深邃的史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为学人所敬仰，因此该书在海内外有着很大的影响。继李宗一之后，侯宜杰相继出版了《袁世凯一生》和《袁世凯评传》。1994年侯宜杰将两书合在一起，以《袁世凯全传》之名出版，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水平。[17]侯著内容上比李书丰富，观点上对袁世凯的作为给予部分肯定。如：充分肯定袁世凯编练新军的作用：“新建陆军的编练是我国军制改革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开中国陆军近代化的先河”；肯定袁世凯的北洋政绩：提倡实业，使“直隶确也迈入一个有了近代工业的新的发展阶段”；广兴教育，使直隶教育“名列前茅”，“直到民国初年，直隶教育仍保持着优势，这是与袁世凯总督直隶时打下的基础分不开的”。20世纪90年代的另外几部袁世凯著作，对袁世凯给予了更多的肯定。[18]如廖一中，在其《一代枭雄袁世凯》中认为“袁世凯是封建地主阶级中朝向资本主义迈步的人物。他在一些具有关键性的历史事件中，起着支配性的作用或重大影响”。袁世凯以强者的地位纵横捭阖，左右逢源，自立派系，独断专行，权势赫赫，做过不少有利于国家、社会发展的好事，但又做出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坏事，充分显示了他的雄才大略、野心私欲、权谋诈术、乱世之枭雄的面目，也充分显示了时代的矛盾所给予他自身的矛盾性，使他在这矛盾运动中最终落为以悲剧收场的反动人物。[19]张华腾、苏全有著《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则将袁世凯置于中国近代化的大发展趋势之中，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的四个方面进行考察，认为：“袁世凯是清末民初政坛上最主要的人物之一，其所做所为直接影响着近代社会的历史进程，所以，对这样一个人物，我们认为主要应将其放到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全面地进行考察，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历史功过，顺应历史潮流，对中国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就给予肯定，而不管其动机、手段如何。反之，逆历史潮流而动，给中国社会发展造成灾难的，我们就骂，给予严厉地谴责。如上述袁世凯练新军、变军制，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使中国军队从此走向近代化道路；他参加维新运动，大力推行新政，短短几年取得那么多的成就，将直隶治理成为中国的模范省；武昌起义后，他顺应民主共和的潮流，和革命党人联手，共同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延续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得以在中国实现；民国初年，袁世凯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和措施，使民族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这些，都顺应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我们应当给予充分肯定。而在辛亥革命后，他违背国民的心理和意愿，不但拒不与革命党人合作，且残杀功臣，破坏摧残民主制度，确立起军阀专制独裁统治。特别是他利令智昏，更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做洪宪皇帝，与中国社会发展背道而驰，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一场灾难，遭国人痛骂，身败名裂，成为千古罪人。”[20]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进一步得到解放，研究袁世凯的著作日益增多，先后又有几部著作出版。如华裔美国学者唐德刚推出《袁氏当国》一书，[21]对袁世凯的执政提出了不同于一般的看法：“袁世凯是传统中国里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才大心细，做事扎扎实实，有板有眼，是位极有效率的行政专才和标准的中国法家。然而他无理想，对现代政治思想更是一无所知，这是时代关系，先天后天自然发展的结果。”[22]对袁世凯民初的集权专制，唐先生也给予不同的解释。他说：“袁世凯起先做总统做得很起劲，并发誓要帝制永不再现于中国。何以口沫未干，立刻就违誓要做皇帝呢？这虽然是他个人野心的终于现形（所有反袁史家都如是说），其实他也是经过一整年的亲身经验，确实体会到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这虽是借口，也未始不是事实。”[23]刘忆江在其《袁世凯评传》中将袁世凯的一生按年龄分为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分别有不同的评判：“青年，爱国之英雄；中年，治世之能臣；晚年，误国之奸雄。”[24]张研则推出《原来袁世凯》一书，认为“袁世凯不是具有崇高理想的改革家，而是一个追求现实目标的实用主义政治家”。“袁世凯一生向人们展示了他充满矛盾的双重人格：他推崇西方文明，却拥有十房妻妾；他倡导教育改革，却相信儒学在控制民众方面的道德力量；他力行维新立宪，却出卖戊戌维新派；他身居大总统之位，却迷恋皇帝宝座。”[25]骆宝善显然对以往人们对袁世凯的认识不满，认为袁世凯是一个被“鬼话”的人物，“在鬼话其面貌之同时，却又神话了其能量。最终，既遮盖了其本来面貌，也妨碍了人们对其周围人物、所在社会的认识。袁世凯可谓典型一例”。于是他从原始史料的角度，搜集鲜为人知的不同时期的袁世凯书牍100余件进行点评，“不臆断，不编造，不漫画，不美化，不鬼话，不神话，对其是非得失，不作隔阂肤廓之论，向读者历史地展示袁世凯一生各个时期的一些重要的不同侧面”[26]。反映了学术界对袁世凯的认识逐步趋于客观和理性化，从第一手资料解剖、认识袁世凯。

美国学者对袁世凯的研究也有许多许多斩获。据我所知，麦金诺研究清末新政和袁世凯的著作《晚清中华帝国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27]与欧内斯特·P.扬的专著《1912—1915年的袁世凯》最为重要。麦氏提出了其与人相反的观点：认为北洋军阀是比较近代化的职业军队而不是像湘淮军那样的旧式私人军队，认为袁世凯是一个政府官僚，并非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是近代军阀的前身。他在清末军事或政治权力的扩大不存在任何地方分离主义的性质。作为袁世凯政治权力的重要来源和象征的北洋新军并非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他的私人和地方部队，是军阀的前身。[28]

三 欧内斯特·P.扬论大总统时期的袁世凯

欧内斯特·P.扬的专著《1912—1915年的袁世凯》，主要是对袁世凯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期间的主要作为进行评述，而不是袁世凯的一生。袁世凯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主要是清末8年和民初5年。清末8年主要是指任直隶总督6年和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1.5年，这一时期的研究，集中体现为麦金诺《晚清中华帝国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欧内斯特·P.扬则选取了袁世凯一生最辉煌的时期——大总统时期的袁世凯进行研究。就国内学者出版的袁世凯传记来说，对袁世凯任总统时期的作为，贬多褒少，破坏民主法制，镇压民主力量，集权、专制、独裁、复辟帝制是学者笔下的重点，欧内斯特·P.扬关注的视角则是从民初的大局出发，从袁世凯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如何解决问题出发，从政府政策以及民初政治精英的不同政治见解的分析入手，看袁世凯政府的行政绩效，解决了哪些问题，哪些问题还在持续进行。比如集权和分权问题，他认为都是国家主义，都是为了反对外国侵略，这是欧内斯特·P.扬不同于以上传记的创新见解。欧内斯特·P.扬介绍说，“在这本书涉及的时期，即从辛亥革命到军阀混战开始，主要的政治事件由两种趋势间的冲突而显著：社会精英继续要求政治参与和权力（在国家政治建设中有一种分散权力的影响）；而在另一些人，特别是袁世凯的努力下，权力再次集中起来。两派的主要拥护者都可以说是国家主义者，并且都把守护他们的政策作为获得足够的中国势力以反对外国入侵的最好方式”[29]。我认为该书的第二个创新点在于其视野广阔，民初中国政治问题也是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共性问题。诚如欧内斯特·P.扬所说：

这本书的主题是中国在20世纪早期面临的问题如何陷入中国政治上的这种古老的紧张状态。主张郡县制度的人从国家主义者的要求中获得信心和紧迫感。为了避免外国入侵，一些政治权力必须集中，他们认为这是不证自明的。仅仅恢复清朝和以前王朝的集权水平是不够的。外部挑战的新特征要求前所未有的集权程度。另一方面，政府外的精英要求参与政治的强烈愿望——这个愿望部分来源于国家主义，他们受到了国家主义者的改革刺激和鼓励——新兴的制度和各种运动发展起来，这似乎削弱了中央的权力。而国家主义号召参与政府，向往集权专制权力的效率——这些争论点进入了关于集权程度的古老辩论。这些辩论没有在袁世凯时代结束，到现在也还没有结束。

在这个意义上，这一时期是关于中国政治的古老问题的深化阶段。但是这一问题在新形势下重申，能明显地区分当时代的和20世纪的答案。当我们回头看时，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先进发展意味着，袁世凯任总统期间采取的模式，与中国的过去联系不多，更多地涉及了第三世界的未来发展。它的问题和它的政策常常使人想起亚洲其他国家的经历和一些非洲国家在最近几十年里为争取民族自治而作的斗争。我的关于总统任期内的袁世凯的观点是在中国和世界大背景下，通过考察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经历而得来的。[30]

欧内斯特·P.扬这种大手笔和大视野的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本书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写作极其严谨，引证资料非常丰富，除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中文资料充分运用外，还大量利用了欧美国家的档案资料、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论文。其中引证《英国外交部档案》222处，《美国国家档案》75处，《莫理循档案》76处，其他不一而足，这些都是中国学者所不易看到的。所以就史料方面来说，取材是相当广泛的，其论完全建立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之上，论从史出的原则是海内外学者共同遵从的规则。

正因为这部著作有如此鲜明的特点，所以我们将其译为中文，以从更多的更广阔的方面了解和认识袁世凯，认识和了解民国初年那段极不平凡的历史。

欧内斯特·P.扬：《1912—1915年的袁世凯》，张华腾等译，代前言，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

[1] 笔者阅读过的袁世凯传记有50余种，足见学界对该人物的重视。这里所论及的传记，不包括低俗的和一些因经济利益驱使而改头换面的所谓专著。

[2] 这种外交政策为后世外交家所继承，民初北京政府及后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外交家莫不如此。

[3] 民国初年，英国怂恿和支持西藏上层脱离中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西姆拉条约》，袁世凯政府坚持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西藏地方政府无权签订国际条约，拒不承认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条约，使英国分裂西藏的阴谋没有得逞。

[4] 近年来学术界有关袁世凯与“二十一条”问题的研究大有进展，请参阅苏全有《袁世凯的仇日政策及实践》，《历史教学》2004年第5期；马良玉《袁世凯与二十一条》，《历史教学》2005年第2期；宋开友《袁世凯与日本对华二十一条谈判》，《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而实际上，在中国遭受外来侵略的过程中，中国的执政者及其官员，绝大多数是有民族情感的，真正的卖国贼是极少数。在革命史观的影响下，我们往往将我们的对立面指斥为卖国贼，多数处于情感层面，而缺乏理性认知。

[5] 关于这一时期袁世凯的作为，后世学者和史家有客观评价。如蒋廷黻先生认为：“一个袁世凯，二十多岁，随着军队到朝鲜，几年之内就独当一面，而俄国人、日本人、朝鲜人、德国人、美国人，凡在朝鲜密谋侵害中国人的权利者，袁世凯一个一个地把他们打败了。”（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如刘厚生认为：“袁世凯在此环境万分困难之中，卒能不屈不挠。自从甲申年吴长庆离开朝鲜之后，直到甲午中日战争发生之时，整整支持了十年之久。假使这商务委员，不是袁世凯而是任何一人，恐怕不等到甲午那年，早已出了别种意外的乱子了。”（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0页。）

[6] 见张华腾《袁世凯对东北问题的关注与东北改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2期。袁世凯20世纪初对日、俄侵略我国东北的认识，正如他所讲的：“日本为了不致引起其他列强的非难，已公开宣布维护门户开放政策和中国在满洲的领土完整，但要预言日本的真实意图何在乃是不可能的。在我们和他们交涉时，（他们）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是与我们的主权互不相容的，因此谈判时常中断。就与俄国有关之事而言，我们必须严加警惕；但是对于日本，我们也一定要怀有极大的戒心……不管是对日本、俄国或某个其他列强，凡是有关领土完整的事情我们都不应作任何让步……为了在主要问题上达到我们的目的，在次要的方面让步也许会变得必要。这就是我们在外交政策中应执行的方针。”（日本陆海军档案T.505，【R101F06836】，黄广域据1979年澳大利亚国力大学《远东史学集刊》第19辑英文译出，见《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3期，总第46期。）

[7] “清末民初袁世凯之当国，甚为日人所不喜，久思排而去之。故此时之日本对华外交，大体言之，为宰割中国。局部言之，亦为反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69页。1916年3月，日本政府决定打倒袁世凯，“袁氏在中国的权位，是帝国达成上述目的不可回避的障碍。因此为推行帝国上述方针计，莫若使袁氏退出中国政治权力舞台。毋庸置疑，无论何人取代袁氏，对于帝国均比袁氏有利”。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卷2，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1296页。

[8] ［日］佐藤铁治郎：《袁世凯》，天津时闻报馆1909年版，第335页。

[9] ［日］内藤顺太郎：《袁世凯正传》，广益书局1914年版，第2—3页。

[10]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1913年2月校印。

[11] 黄毅：《袁氏盗国记》，上海国民书社1916年版。

[12]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

[13] 陈伯达：《窃国大盗袁世凯》，1949年7月上海版。同时出版的还有《人民公敌蒋介石》。

[14] 1961年初版于伦敦，1972年再版于美国加利福尼亚。中文版据1972年版译出。

[15] 陈志让：《乱世奸雄袁世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2页。

[16] 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

[17] 侯宜杰：《袁世凯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袁世凯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袁世凯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18] 郭剑林：《瑰异总统袁世凯》，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廖一中：《一代枭雄袁世凯》，中国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张华腾、苏全有：《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9] 廖一中：《一代枭雄袁世凯》引言，中国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20] 张华腾、苏全有：《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前言，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1] 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文版。

[22] 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文版。，第59页。

[23] 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文版，第96页。

[24] 刘忆江：《袁世凯评传》，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

[25] 张研：《原来袁世凯》，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218页。

[26] 骆宝善：《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前言》，岳麓书社2005年版。

[27] Stephen R. Mackinnon，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1901-1908，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

[28] 崔志海：《国外清末新政研究专著述评》，《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

[29] ［美］欧内斯特·P.扬：《1912—1915年的袁世凯》，张华腾等译，《前言》，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译本据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译出。

[30] ［美］欧内斯特·P.扬：《1912—1915年的袁世凯》，张华腾等译，《前言》，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