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宏大历史画卷的描摹与悲怆中的回溯传统
一 宏大历史画卷的描摹
《三国演义》真实地描写了上起汉灵帝中平元年（184），下至晋武帝太康元年（280）的三国时代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复杂矛盾和激烈斗争。
纵向看，《三国演义》描写了从汉灵帝中平元年（184）至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共九十七年的历史。全书一百二十回，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回至第三十三回，主要写汉末动乱和群雄并峙，曹操集团的崛起和壮大；第二部分为第三十四回至第八十五回，主要写刘备集团的崛起和壮大，三国鼎立，蜀国南征北战，互相争雄的局面。第三部分为第八十六回至第一百二十回，写三国的衰落，最终为司马氏所统一，建立西晋王朝。
横向看，《三国演义》描写了魏、蜀、吴三国间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展示了三国时期近百年的战争史；描写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外交手段，在政治、军事、外交斗争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经验，堪称一部“谋略百科”，有相当的认识意义和借鉴价值；从形象塑造的角度来看，《三国演义》浓墨重彩地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
二 众说纷纭的三国往事
《三国演义》的主旨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颇受关注而又众说纷纭的话题。作为一部世代累积型的小说，《三国演义》在成书之前经过了漫长的民间流传，下层文人和民间艺人在对三国故事进行整理和再创作时，必然会将自己的价值理念和思想情感倾注其中，在此基础上成书的《三国演义》，其主题思想必然是非常复杂的。而历代读者在接受文本的过程中，必然会因为接受主体的差异而对文本进行多元化的阐释，这就使作品的主旨更加复杂。目前，关于《三国演义》主旨的认识大约有三四十种说法，以下我们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说法对前人的观点进行梳理。
（一）尊刘贬曹说
在《三国演义》之前的史学著作中曾有“尊蜀”和“尊魏”两种倾向，可《三国演义》却表现出浓重的“尊刘贬曹”的倾向，这也是宋元以来民间流传的各种三国故事的基本倾向，因此很多研究者认为《三国演义》的主旨在于“尊刘贬曹”。
（二）描绘三国时代各封建集团之间的斗争说
“它（《三国演义》）集中地描绘了三国时代各封建统治集团之间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种种斗争，斗争的方式有公开的，有隐蔽的。通过这些斗争作者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朽；谴责了统治者的残暴和丑恶；反映了人民在动乱时代的灾难和痛苦……”[1]李景林认为《三国演义》揭示了封建统治集团间的相互矛盾和斗争，并对此进行了谴责和否定[2]；中国古典文学史家冯沅君教授认为《三国演义》的主题，一是揭示封建统治阶级的几个政治集团在斗争中的纵横驰骋及其原因，二是显示人民的政治感情——拥护仁君贤相，反对奸雄。[3]
（三）反分裂求统一说
《三国演义》一开篇，作者便提到“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陕西师范大学王志武教授认为作品表现了天下归一的进步思想[4]；四川大学沈伯俊教授《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一文认为：向往国家统一的政治理想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经线，歌颂“忠义”英雄的道德标准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纬线，二者纵横交错，形成《三国演义》的主题。[5]
（四）人民愿望说
陕西师范大学霍松林教授认为，虽然《三国演义》的作者对农民起义并不赞成，但却描写了封建统治的罪恶和人民的痛苦，从而揭示了人民起义的真正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6]
（五）追慕圣君贤相鱼水相谐说
明清小说研究专家曾学伟先生《试论三国演义的主题》一文[7]提出，在《三国演义》中，刘备是圣君的典型，诸葛亮是贤相的典型，他们鱼水相谐而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因而小说表达了对圣君贤相的风云际会，鱼水相谐的政治理想的思慕和追求。
（六）忠义说
北京大学褚斌杰教授认为《三国演义》中刘、关、张同心协力，救危扶困，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忠义是应该得到肯定的。[8]因此“忠义”应该是《三国演义》的最大主题。
（七）人才说
安徽师大赵庆元教授认为《三国演义》是一部封建贤才的热情颂歌。[9]《三国演义》研究专家于朝贵先生也持相同的看法，他在《一部生动的人才学教科书》一文[10]中认为《三国演义》的主题是重视人才，谁能重视人才、笼络人才，就能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取胜。
（八）悲剧说
黄均《我们民族的雄伟的历史悲剧》一文[11]认为，魏胜蜀败的结局揭示了对封建政治生活起支配作用的力量，不是正义而是邪恶，不是道德而是权诈。因此，《三国演义》所表现的蜀汉集团的悲剧，是悲剧的时代所诞生的我们民族的一部悲剧，既是民族苦难的自白，也是民族勇气和信心的见证。
此外，还有天命说、总结政权经验说、歌颂乱世英雄说、颂扬强者说、反思历史说、市井细民写心说、保国安民说等。
以上诸种观点都有合理性的一面，同时又都有不足之处。单一的某种说法无法全面涵盖《三国演义》的主题，也无助于我们全面把握《三国演义》的主题。《三国演义》的主题是多元而复杂的，这主要是因为《三国演义》是一部世代累积型的小说，历代数不清的作者参与了这部小说的创作，那么作品势必存在着多种主题倾向。
三 在悲怆之中回溯传统
《三国演义》以儒家政治道德观念为核心，同时也糅合着千百年来广大人民的愿望，鲜明地表现出“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其中既有对明君贤相、清平世界的赞美与渴慕，对昏君贼臣、天下大乱的痛恨与厌恶，又有由于最终理想幻灭、道德失落、价值颠倒的惨痛现实所带来的悲怆与迷惘。
（一）“仁政为本”的政治诉求
追求仁政，反对暴政，这是儒家核心的政治观念。《三国演义》在宏大历史画卷的描摹中鲜明地表现出对“仁政为本”的儒家政治观念的诉求。为此，罗贯中塑造了刘备这个“仁君”的典范。在《三国演义》中刘备性格的基调是“宽仁厚道”，即为人忠厚，仁爱诚信，知人善任。刘备从桃园结义起，就抱着“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小说也极力写出了刘备的“仁德及人”。
首先，刘备爱民。他所到之处与民秋毫不犯，致力于百姓的丰衣足食，深得民心；当他被吕布打败逃难时，“但到之处，闻刘豫州，皆跪进粗食”；当曹操大军南下，攻陷新野，逼近樊城时，有数十万百姓随同刘备逃难，两岸哭声不绝。刘备大恸道：“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竟要投江而死，虽然他的做法有些做作，但很得人心，“闻者莫不痛哭”。诸葛亮劝刘备，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却哭着说：“举大事者必以人心为本，今人归吾，奈何弃之？”这是刘备立信立德于天下的一大壮举。刘备是作者着力塑造的理想的仁德明君，他以自己的“大仁大义”感召着天下英雄。
其次，刘备爱才。刘备待士以诚信宽厚，与士肝胆相照。《三国演义》中关于刘备爱才的故事很多，其中“三顾茅庐”是刘备爱才的集中表现。第一请，诸葛亮不在家，在外云游。对此刘、关、张三人的反应不同：张飞“既不见，自归去罢了”；刘备“且待片时”；关羽“不如且去，再使人来探听”。第二请，诸葛亮仍不在家，巧遇诸葛均。此处张飞的急躁与刘备的恭敬沉稳形成了鲜明对比：张飞“问他则甚，风雪甚紧，不如早归”；刘备“岂敢望先生枉驾，数日之后，备当再至”。第三请，诸葛亮在家，久睡不起。此处张飞的急躁与刘备的恭敬沉稳又形成了鲜明对比：张飞“这先生如此傲慢……等我去屋后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刘备“且勿惊动”。作者正是通过多次的对比鲜明地表现出刘备的“求贤若渴”。此外，刘备的爱才还表现在对赵云和黄忠的态度上。刘备初见赵云便“甚爱之”。江陵大战，赵云单骑救主时，张飞和糜方都以为赵云投曹操去了，刘备却说：“子龙于我从于患难，心如铁石，非富贵所能动摇也。”果然，赵云一生追随刘备，忠心不二。黄忠原属长沙太守韩玄，后来魏延杀韩玄，长沙陷落，可黄忠誓死不降。刘备以自己的真诚打动了黄忠，后来黄忠成了蜀汉的“五虎上将”之一。可以说，正是刘备的爱才，才使得一批杰出的人才始终追随刘备，为蜀汉集团立下了赫赫战功。
再次，刘备重义。如果说“仁”更多地表现了刘备为君的风范，那么，“义”则更多地表现他的平民气质。如小说所写“三让徐州”，陶谦因年迈，再三要把徐州让给刘备，可他坚决不受，并说：“天下将以备为无义人矣！”博望坡火烧曹营后，料定曹军必来报复，诸葛亮劝他趁刘表病危，取荆州安身，刘备却说：“吾宁死，不做负义之事。”入西川，庞统劝他杀刘璋取而代之，刘备坚决不从。“刘玄德败走荆州”，为了实现桃园结义的诺言，刘备百折不挠。这一切都是刘备重义的集中表现。
当然，刘备在彰显“仁君”风范的同时，其性格也表现出复杂性的一面。如刘备有时为了表现自己的仁德，其言行极为做作，这也让他在仁德之余表现出伪善的一面。“三让徐州”时，刘备自称会陷己于“不义”，直到陶谦要自刎，他才不得已“权领”了徐州。“权领”这个词蕴含丰富，可视为春秋笔法。在新野诸葛亮劝刘备取荆州，刘备不从；刘表病重，托孤刘备，刘备极力推辞，看起来真是大仁大义。而赤壁之战后，刘备却一门心思地想得到荆州，并说“权且容身”，诸葛亮还嘲笑刘备：“当初亮劝主公取荆州，主公不听，今日却想耶？”刘备说：“事已至此，不可奈何。”庞统劝刘备取益州，刘备不取，张松献图后，刘备却发动了一场政变，自领了益州牧。以上三次政治行动，在小说叙事中叫作“重复叙事”，作者通过重复叙事渲染了刘备的政治野心与伪善的性格。刘备的这些做法和《水浒传》中的宋江极为相似，所以鲁迅认为，《三国演义》是“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12]
与刘备相对立，作者塑造了曹操这一奸雄的典型。奸雄又称奸绝，“奸”是从伦理角度来观照，就其德行而言；“雄”是从政治角度来观照，就其能力而言。“奸”与“雄”在曹操身上是对立统一的，从而构成一个既是治国之能臣，又是乱世之奸贼的复合式形象。《三国演义》的作者让曹操汇集了历代统治者的奸诈、阴险、虚伪和狠毒，对历史上的曹操进行了丑化；但作者也并未做简单化的处理，在表现曹操负面性格的同时，也凸显了他的雄才大略。
曹操的雄才大略主要表现在：其一，曹操具有惊人的政治才干与军事指挥才能。在董卓横行，满朝大臣束手无策的时候，曹操敢于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暗中行刺董卓，失败后仍然百折不回，最后会合诸侯共讨董卓。曹操一出场就表现出惊人的胆识和政治才干。官渡之战，面对实力远在自己之上的袁绍，曹操指挥若定，火烧乌巢，使袁军不攻自破，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宛城之战，曹操能倾听谋士的意见，对杀死曹昂的张绣既往不咎，充分显示了曹操广阔的胸襟和政治家的风范。其二，曹操具有精准的洞察力。作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曹操善于在动荡中觉察形势，如“煮酒论英雄”，在刘备落魄的时候，曹操就已经觉察出刘备的政治才干与政治野心；“挟天子以令天下”，这更是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背景下极为高明的一种政治手段，也彰显出曹操精准的洞察力。其三，曹操爱才、重才、惜才。曹操在兖州时便招贤纳士，文有荀攸、荀彧、郭嘉、刘晔、满宠等，武有于禁、典韦等，这些人一直追随着曹操，成了南征北战的功臣。而曹操礼遇关羽更是其“爱才”的集中表现。
《三国演义》的作者在肯定曹操雄才大略的同时，又着力展现了曹操的奸诈残暴和嗜杀成性，使其与刘备的仁德形成鲜明对照。小说的第四回曹操谋杀董卓失败后，在逃难途中因为本性多疑而杀了吕伯奢一家，真相大白后，他不但无悔愧之心，反将吕伯奢砍于驴下。当同行的陈宫指责他时，曹操干脆道出了深藏于心的人生哲学：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小说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表现了曹操的奸诈与残暴。以下我们通过小说中的几个典型事件来看一看曹操的奸诈与残暴。官渡之战时，曹军军粮奇缺。一天许攸来投奔曹操，并故意询问曹军军粮的情况，曹操却摆出一副奸诈的姿态，始终不肯说出实情。
时操方解衣歇息，闻说许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遥见许攸，抚掌欢笑，携手共入，操先拜于地。……攸曰：“公今军粮尚有几何？”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吾以诚相投，而公见欺如是，岂吾所望哉！”操挽留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13]（《三国演义》第三十回）
两个人对话的过程可谓斗智斗勇，曹操奸诈的性格可见一斑。小说中还写到一件与军粮有关的事情，曹操与袁术作战，同样面临缺粮的窘境，粮官王垕向曹操请示：“兵多粮少，当如之何？”曹操回答：“可以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而后曹军一片哗然，军心涣散。曹操为了稳定军心，居然杀掉了王垕，并给出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故行小斛，盗窃军粮，谨按军法，因此斩之。”这一事件再次将曹操奸诈的本性暴露无遗。曹操生性多疑，常怕别人暗杀他，因此吩咐左右人说：“吾好梦中杀人，睡着时汝等勿近前。”一天曹操在昼寝时故意将被子掉在地上，身边侍卫将被子捡起给他盖上，此时曹操突然坐起，拿起宝剑将侍卫杀死，而后复上床假寐。半晌醒来，惊讶道：“谁人杀我近侍？”其他近侍以实相告，曹操痛哭，命人厚葬。可见，曹操自身的安全是以牺牲无辜者的生命为代价的，作者也借杨修之口尖锐地指出了曹操奸诈的本性：“丞相非在梦中，君乃在梦中也。”曹操爱才、重才、惜才，但也有忌才妒能而乱杀贤者的一面，“杨修之死”便是典型案例。“花园”事件和“一盒酥”事件让曹操对杨修先忌之，继而恶之；“梦中杀人”事件则让曹操愈恶之；而“鸡肋”事件则让曹操最终决定杀了杨修。曹操之所以杀了杨修，表面看是因为杨修的恃才傲物，其深层原因则在于曹操的狡诈用心一次次被杨修戳穿，曹操深感杨修的心机在自己之上，因此才对他痛下杀手。赤壁之战前曹操中周瑜反间计而错杀蔡瑁、张允，则是其“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狡诈性格的又一次体现。
（二）“忠义本位”的人格建构
《三国演义》在人格建构上的价值取向是恪守以“忠义”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无论是写人还是叙事，都鲜明地以此来区分善恶，评定高下。作者对其笔下的人物，不论其身处什么集团，也不论其出身贵贱和性别，只要恪守以“忠义”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都一律加以赞美。蜀汉集团的诸葛亮可谓“忠”的楷模，为报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他出山辅佐刘备兴汉；为光复汉室他竭尽忠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辅佐心中的仁德之君——刘备，他忠心耿耿，恪尽臣守；刘备临死前，于白帝城托孤，诸葛亮更是极尽忠诚，“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也？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刘备死后，他力撑危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直到死而后已！临死前他还深深慨叹：“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我其极！”此外，东吴集团的黄盖为报吴侯三世厚恩，不顾自己年迈，亲自献上苦肉计，以成功地向曹操诈降；汉献帝身边的董承、王子服、吉平等人，为了尽忠汉献帝，诛除国贼曹操，虽灭九族，亦无后悔。事情败露后，全家老小，皆为曹操所杀。这些人也可谓“忠”的典型。
“义”也是《三国演义》极力推崇的一种人格价值观，小说中的关羽可谓“义”的化身，也被称为“义绝”。笔者认为，“义”这种价值观在与关羽这个形象相结合的时候有了多层次的表现。首先是“忠君大义”，即关羽对大汉王朝、对刘备政治集团忠心耿耿的大义。许田围猎时，当曹操纵马直出，先于汉献帝之前迎受万岁呼声的一瞬间，百官皆大惊失色，唯有关羽怒目而视，提刀出马，要斩曹操。当关羽被迫投降曹操时，他却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三事之约”，其中第一条就是“降汉不降曹”。清代的毛宗岗点评道：“云长本来事汉，何云降汉？降汉云者，特为不降曹三字下注脚耳。”其次是“桃园情义”，即为封建时代许多人赞赏不已的江湖义气。最典型的是关羽降曹后对刘备的魂牵梦绕，曹操对关羽可谓义重如山，但关羽却利用一切机会向曹操表达他对刘备的忠诚和思念：曹操赐关羽新袍，关羽以旧袍覆盖之，以示不忘兄长之恩；曹操以赤兔马相送，关羽非常高兴，曹问其原因，关羽答道：“吾知此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长下落，虽有千里，可一日而见面也。”张辽多次劝说，关羽仍不降曹，最后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寻刘备而去。再次是个人恩义，即人与人之间有恩必报的一种道德规范的表现。关羽是一个恩义分明的英雄，在作品中一方面他表示永远不忘刘备的深恩，另一方面，对于曹操所施的恩典，关羽也表示日后必报，故而他用逐文丑、杀颜良的举动即刻报答曹操的知遇之恩。“华容道义释曹操”更是这种个人恩义的集中体现，曹操是以所谓的“信义”最终让关羽折服的，“五关斩将之时还能记否？大丈夫以信义为重”。接着曹操又让手下“皆下马，拜哭于地”，在情感上打动关羽。此时的关羽是在坚守“义”的人格价值观和维护蜀汉集团利益这两者之间权衡，最终前者压倒了后者。而关羽在出师前与诸葛亮立有军令状，这种选择意味着他要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换取对“义”的坚守，“舍生取义”正是关羽人格价值观的真实写照。
（三）“智胜为先”的谋略指向
《三国演义》是一部崇尚智胜与谋略的小说，在各个政治集团的政治、军事斗争中，作者极力凸显了智胜与谋略的重要性。小说一开篇便展现了汉末天下大乱的广阔图景，在十常侍与何进的激烈较量中，何进死于非命；而后董卓独霸朝纲，王允巧用连环计将其铲除，可随后又引来了李傕、郭汜作乱，结果王允被此二人残杀。在何进和王允事件中蕴含着作者对汉亡原因的深刻解析：东汉之亡，亡于何进的无谋和王允的智小，谋略上的失误酿成了千古大错。接着小说又以较长的篇幅叙述了曹操和袁绍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与斗争，最终以袁绍集团的失败而告终。在官渡之战这场决定性的战争中作者深刻地指出：袁绍尚“力”，故“虽强必弱”；曹操尚“智”，故“虽弱必强”。这里仍然在凸显智胜与谋略的重要性。其后，在魏、蜀、吴三大政治集团的斗争中，小说更加凸显了智胜与谋略的重要性。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局面，小说也以赤壁之战证明了鲁肃、诸葛亮结孙刘联盟以抗曹之谋略的正确。而在魏、蜀、吴三大政治集团的外交、军事斗争中，小说又将诸葛亮着力打造成谋略与智慧的化身。人们在分析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多半着眼于“忠贞”和“智慧”，认为诸葛亮是忠贞的代表、智慧的化身。值得注意的是，“忠”和“智”在孔明的身上并不是并列存在的，大致而言，忠贞是其思想内核，而智慧则是其外在表现。关于诸葛亮的“忠”，前文已述，此处不再赘述。在笔者看来，诸葛亮的“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深谋远虑、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诸葛亮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并为刘备定下了联吴抗曹的总方针：
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今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此亮所以为将军谋者也。惟将军图之。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
后来关羽正是因为违背了这一正确的战略方针，才招来了杀身之祸；刘备也正是因为违背了这一方针才导致夷陵之败，蜀国元气大伤。
其二，运筹帷幄、神机妙算的军事指挥才能。诸葛亮初出茅庐就取得了火烧博望、火烧新野的大胜。在赤壁之战中，诸葛亮更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从第四十二回到第五十回，小说用了整整九回的篇幅来写赤壁之战。这既是为了充分凸显这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在“三国鼎立”中的关键作用，也是为了充分展示诸葛亮的智慧与谋略。在赤壁之战中，诸葛亮舌战群儒，智激孙权和周瑜，草船借箭，定计火攻，七星坛祭风，智算华容。表面看，孙刘联军的主帅是周瑜；实质上，周瑜只是诸葛亮的侧面陪衬，“反间计”“苦肉计”这些让周瑜自鸣得意的计策最终都被诸葛亮识破。所以，“赤壁之战”可谓诸葛亮智慧与谋略的绝好演绎。此后诸葛亮又三气周瑜，周瑜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此外，诸葛亮还曾七擒孟获，六出祁山。七擒孟获是蜀汉后期一场极为重要的战役，在这场战役中，诸葛亮针对西南蛮部的特殊性，采取了攻心为上的“心理战”方式，最终让孟获心服口服。在六出祁山的过程中，诸葛亮采用骂死王朗、空城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造木牛流马、上方谷地雷阵、死诸葛吓走生仲达等一系列妙计，以致司马懿屡屡称颂诸葛亮是“天下奇才”。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是忠贞的代表，智慧的化身，但就某种意义而言，诸葛亮也是一个悲剧人物。首先是大业未成身先殒的悲剧。诸葛亮为报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而辅佐刘备兴汉，但终究未能挽救蜀汉走向衰亡的厄运，其临终前慨叹道：“吾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将亡矣。”其次是“忠”与“智”的矛盾。诸葛亮的最大悲剧在于，当忠贞与智慧在他的身上不能统一的时候，他往往弃“智”而取“忠”，六出祁山的悲剧性结局，便是“智慧”向“忠贞”让步的证明。这一过程也是其智性人格被德性人格所掩盖、所摧残、所吞噬的过程。诸葛亮的理想是仁政、明主、贤相、英才相结合的理想社会，但这个理想在强大的“天意”面前被击得粉碎，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者由于理想的幻灭、道德的失落、价值的颠倒所感到的一种困惑和痛苦。诸葛亮最后壮志未酬，饮恨而终，成了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在诸葛亮身上，寄托了作者的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演义》也是一部大悲剧。
（四）“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
无论是在史学著作中，还是在三国故事民间流传的过程中，一向就有“正统与非正统”之争。不同的作家在处理这个题材时，会将自己的好恶与是非倾向赋予作品。一般来说，这种争论主要集中在曹魏与蜀汉之间。
从史学角度看，到底以曹魏为正统，还是以蜀汉为正统，各有侧重。西晋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东晋习凿齿所作《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统；北宋司马光所作《资治通鉴》以曹魏为正统，但宋代民间以尊蜀汉为正统，所以南宋朱熹作《通鉴纲目》时又改尊蜀汉为正统。史学家在“尊曹”与“尊蜀”这两者之间徘徊，其根本原因在于维护自己所处的政治集团的利益。“陈氏生于西晋，司马氏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南渡之人也，唯恐中原之争正统也。诸贤易地而皆然。”（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史家的“尊曹”与“尊蜀”之争由来已久，在由历史走向小说的过程中，作者为什么会卷入这场是非之争，而表现出鲜明的“尊刘贬曹”的倾向？笔者认为，其原因有三个方面。其一，《三国演义》在成书之前曾经过长期的民间流传，说话艺人为了满足底层受众“尊蜀”的价值诉求，必然会对历史故事进行相应的加工和改造，这对《三国演义》“尊刘贬曹”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二，儒家的仁政理想与封建正统论思想的影响。在封建宗法时代，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基本上是儒家的，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儒家的社会理想是君正臣贤的“仁政理想”。罗贯中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与封建正统论思想影响的人，他在刘备身上比在曹操身上发现了更多的符合民众愿望的东西。刘备与曹操相对，曹操凶残暴虐，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刘备是刘皇叔，宽厚仁德，礼贤下士，以匡扶汉室为己任，作者是把刘备作为一个理想的统治者加以塑造的，因此刘备来承袭大统是顺理成章的，人们也希望这样，这充分体现了封建正统论的思想。其三，民族情绪的影响。《三国演义》成书过程的社会背景，与这种民族情绪的产生息息相关。《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宋元以来民族矛盾尖锐，人心思汉，光复汉室成为广大民众的共同愿望。刘备恰恰是汉室宗亲，又是一位仁德的君子，因此，“刘备成为国家的主宰”就成了在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背景下的一种必然选择，“尊刘贬曹”的思想恰恰与这一背景相应。“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究其实质来说是尊崇仁德忠义，贬斥残暴奸诈；揭露暴君，歌颂仁主。这既是封建社会儒家传统的政治理想，又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
《三国演义》通过“仁政为本”的政治诉求塑造了刘备这个仁君的典范；通过“忠义本位”的人格建构让一系列的“忠义之士”跃然纸上；通过“智胜为先”的谋略指向打造出诸葛亮这个贤相的代表；通过“尊刘贬曹”揭露暴君，歌颂仁主。但这一切最终无法改变历史演进的基本走向，作者终究不能改变蜀汉集团在三大政治集团中最先灭亡的惨痛现实，“并借此谱写了一曲暴政战胜仁政、丑恶消灭美好、奸诈打倒善诚的悲歌，让作品成为我们民族深沉的历史悲剧和道德悲剧”[14]。《三国演义》的作者只能在悲怆中回溯传统，而无法改变这一历史悲剧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