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创伤理论的演进

人类社会的历史既是一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历史，也是一部饱经创伤的历史。因为人类虽然有改造社会与征服自然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又是有限的，并且是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在历史的长河里，或者不可抗拒的外力，抑或自身的缘由，各种自然、器物、生理、社会因素不断对人的躯体与精神造成伤害和压力，使人类个体或集体处于痛苦、紧张、恐惧等之中。这些创伤有的轻微，能够忍受和治愈，直至很快健忘；有的巨大，使人绝望和无助。巨大的创伤常常会夺去人的生命，即使部分外在的生理伤害得以弥合，但内在的心理伤害影响深远，造成价值观念和生命轨迹的改变。创伤伴随着每个个体的诞生、成长，伴随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

正是创伤对人类个体和集体的影响甚巨，从人类产生伊始，对创伤的关注和治疗就已开始。只是由于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受各种条件和认识能力的限制，对创伤的关注和克服是生活化进行，并非专业化研究而已。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对创伤的专门化研究开始出现。与创伤含义最初指向肉体的侵害一致，早期对创伤的专门化关注也是身体生理性的康复，即早期的创伤理论是指医学意义上的理论。现代意义上的创伤理论——从医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学科领域对创伤进行深入的专门化研究——则是近一百年来的事情，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然社会与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和国际社会历经磨难的重大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

随着西方启蒙运动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专业人士，愈加认识到创伤不仅会给人们带来躯体上的痛苦，也会带来精神和心理上的痛苦。于是在19世纪后期，一批专门研究精神与心理创伤的学者应运而生，现代性的创伤理论开始出现。法国神经学家马丁·沙可是系统研究创伤的拓荒者。马丁·沙可关注的对象是西方越来越多的歇斯底里症患者，尤其是女性患者。歇斯底里症古已有之，古希腊时期的著作中就有关于歇斯底里症的记载。由于认知能力的限制，长期认为本病与子宫有关，是一种妇女独有的疾病，是由于性的过度刺激或压抑所致。这一西方传统的认知论从歇斯底里的英文是hysteria，起源于女性生殖器官子宫的英文 hystero可以看出。进入黑暗的中世纪时期，欧洲宗教迷信盛行，进而把歇斯底里症患者看作是魔鬼附体或女妖。马丁·沙可通过运用催眠术进行诱发和再现，经过长期的观察和实验，发现感觉丧失、情绪异常、抽搐冲动、失忆健忘等歇斯底里症状不仅与生理创伤有关，更与心理创伤有关，这改变了人们传统的错误认知，使社会转变了对歇斯底里患者嘲笑和漠视的态度。正是马丁·沙可在歇斯底里症研究方面的开拓性贡献，他被后来研究者称为“解放受苦受难者的守护神”。[13]

虽然马丁·沙可在歇斯底里的症候、分类等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丰富了对创伤的研究，但他由于旨趣、视野的原因，并没有深入到被观察者的内心世界。追随和继承马丁·沙可的创伤研究，并取得重大进展的是法国精神病专家皮埃尔·让内和享誉世界的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通过长达数年与诸多歇斯底里症患者的交流和研究，皮埃尔·让内得出歇斯底里症是由心理创伤引起的结论。他认为，灾难性的创伤事件给人们带来不能承受之压力，在带来异常情绪反应的同时，常常造成意识状态的“解离”，出现歇斯底里的症状。即歇斯底里患者是被对创伤事件的记忆控制，表现出的生理症状是代表“已从记忆中被排除的强烈痛苦经历”。皮埃尔·让内把这种创伤记忆称为“潜意识的固着意念”。[14]

与皮埃尔·让内相比，同时期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创伤研究方面更是取得突破性进展。作为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者，弗洛伊德在研究歇斯底里症的过程中，在心理学史和医学史上第一次使用“精神分析学”来探讨创伤起源与治疗。弗洛伊德认为，创伤感的产生是个体遭受的外在刺激超出自己能够抵御的界限；由于童年时期心智功能不强，其创伤经历会对一个人此后的成长和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歇斯底里症的产生与童年时期遭遇的原始性创伤经历有关，特别是与遭受的性创伤经历有关，是患者留存的心底记忆在幻觉中不断浮现的结果。关于创伤的治疗和愈合，弗洛伊德从区分不同的意识入手，用精神分析法给予路径。弗洛伊德认为人心理中既有意识，又有潜意识。面对不堪回首的创伤，人们一般总是试图忘记、抵抗这一记忆，这就是潜意识在起作用。正是这种潜意识使人不能正视现实，表现出非理性的歇斯底里症候。只有在专家指导下，受创者在有利环境中克服抵抗，把潜意识转化为意识，勇敢地找回和倾诉出自己的创伤记忆，歇斯底里症才会逐渐减弱。[15]虽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在创伤起源上陷入泛性论的误区，没有认识到人的本质，混淆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在认识观上具有鲜明的唯心主义特质，有着明显的缺陷，但其与皮埃尔·让内等人把创伤从生理层面拓展到心理层面，进而自己创造性地提出“精神分析法”来治疗创伤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不仅是创伤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推动了心理学的发展和实践，而且其另辟蹊径的诠释受到众多人文社科学者的肯定和推崇，对西方伦理学、哲学、文学、艺术学等学科的发展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进入20世纪上半叶，在短短20多年的间隔时间里，国际社会发生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世界大战不仅造成巨大的物质损失和人员伤亡，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遭受重创，而且给参战者、经历者等各种各样的耳闻目睹者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和震撼。严刑拷打的悲惨尖叫、战友瞬间的阴阳两隔、亲人英年的壮烈牺牲、尸体遍野的血流成河、遭遇围堵的绝望无助、震耳欲聋的硝烟战火等场景使许多人，许多家庭，尤其是参战士兵虽然自身没有遭遇身体截肢断臂等重大生理变化，但在战后普遍陷入精神崩溃状况，表现出悲观绝望、沉默不语、失控狂叫、无名哭泣、失眠头痛、精神痴呆，甚至是抑郁自杀等生理和歇斯底里的创伤症候，即战争创伤神经性官能症。残酷的现实需要理论的发展来解决。由于这些症候很大程度上是创伤事件和创伤记忆引起的，于是在生理层面医治创伤的同时，心理层面的创伤研究也取得新的进展。诸多心理学家和精神病专家提出“麻醉精神疗法”“谈话疗法”“催眠术疗法”等方法对患者进行治疗。

由于“一战”和“二战”美国都是后参与者，参与的时间不长，只是众多的参与方之一，并且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相对来说，战争创伤对美国士兵的伤害并非最严重的。在这种情势下，作为科学研究重镇的美国在创伤研究方面虽然不断取得进展，但并没有带来质的突破。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美国明显重视对创伤的研究，使创伤理论的发展逐渐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在多个方面呈现出突破。国际方面，美国作为唯一的交战国与越南兵戈相见，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直至最终战败撤退，使美国社会和家庭更加直接和广泛地感受和体会到战争创伤神经性官能症的痛苦遭遇。国内方面，由于国内种族、宗教、贫富矛盾的激化和拉大，战后婴儿潮的长大，以及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迁，美国的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的走向高涨，整个社会也开始进入注重享乐、思想多元的后现代社会，使女性这一最初的创伤主体再次引起学者的关注，也使创伤主体趋于多样化。战争创伤和社会创伤的主体虽然不同，一个是参战男性，一个是受虐——特别是受到性虐——的女性和儿童，但其创伤症候是相似的，创伤主体是庞大和现实的，这催生美国相关学界对创伤研究的高潮。

一是在心理创伤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最为著名的研究成果是美国著名精神医学和心理学家朱迪思·赫尔曼在1992年出版的《创伤与复原》一书。朱迪思·赫尔曼结合自己30年的临床观察和教学经验，用大量而具体的实证材料，在分析心理创伤来源与内涵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了受创者无法用言语表达而直接诉诸外在精神症状的创伤症候，认为精神创伤者只能在社会中寻求到安全感，在与外在社会建立正常联系沟通中实现从创伤经历中复原。关注的创伤主体包括强奸乱伦受害者、家庭暴力受害者、参与战争的退伍军人、恐怖行动受害者，覆盖了创伤事件的主要类型。该书最鲜明的特质是从社会背景的视野理解和复原心理创伤，在改变人们对创伤事件与创伤受害者传统认识的同时，显示出“更高的社会意义和更深的专业意义”[16]。基于该书的这种开创性，它不仅成为创伤理论发展史上的经典著作，而且成为心理咨询师和创伤治疗师案头的畅销书和必读书。

二是从医学上强化了对心理创伤与治疗的认识与重视。1980年，美国精神医学会发布新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本版在把创伤性事件定义为“超乎寻常的人类体验”的基础上，既规范了心理创伤的专业化用语，如把个体受到异常强烈的战争、受虐、性侵等刺激和心理创伤后出现的一系列非正常精神障碍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又第一次将属于心理创伤的独特症候群列为独立的诊断项目对待。1994年发布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又对创伤性事件进行了新的注解，对应激障碍进行了分类，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特点及与其他应激障碍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对创伤后应激障碍进行了细化。如把应激障碍分为急性应激障碍、适应性障碍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三类，创伤后应激障碍又分为急性型、慢性型和迟发型三种，指出创伤后应激障碍在“应激后数日至半年内发病，多数患者1年内恢复，少数患者可持续多年甚至终生”。[17]

三是拓展了创伤研究的新领域与新方法。由于20世纪70年代后对创伤源的关注从天灾、性侵犯等自然和个人因素转向战争、种族矛盾等社会和群体因素，创伤成为公共政治与社会话语，对创伤的关注又逾越出心理学的边界，成为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哲学、文学等学科关注的对象，围绕创伤、历史、记忆、再现、见证等关键词，形成跨学科、多维度、众层次、整体性研究的蓬勃发展局面和蔚为壮观景象。如在1981年，耶鲁大学的德瑞·劳伯等人启动“大屠杀幸存者视频档案工程”。在此后10多年的时间里，通过与欧美国家的37所机构的合作，录制和收集了4400份，来自“二战”期间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讲述创伤事件、创伤记忆和创伤症候等的视频，为创伤研究提供了鲜活珍贵的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德瑞·劳伯出版了《见证的危机：文学、历史与心理分析》。从这一著作的名字也可以看出创伤研究的跨学科趋势。

在对创伤的多学科研究中，社会文化学的视角是最为引人注目的，极大地丰富和推动了创伤理论的发展。凯西·卡露丝在1995年和1996年出版的《创伤：记忆的探询》《沉默的经历：创伤、叙事与历史》是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成果，在新时期创伤理论研究方面具有鲜明的开拓性。凯西·卡露丝在这些著述中不仅给创伤、创伤理论、精神（心理）创伤等下了经典的定义，而且对创伤的特点、创伤经验的表现方式、创伤记忆的特点、创伤的类型、文学与创伤的关系等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见地。她指出：延宕性、不可控性、反复出现是创伤的鲜明特点；闪回、梦魇、幻觉是创伤经验的常见表现方式；从受创者来说创伤有个体创伤和集体创伤，从创伤的影响领域看可分为心理创伤与文化创伤，心理创伤的受创者可能是个体也可能是集体，文化创伤的受创者则是集体；受创者对创伤的记忆呈现碎片化和断裂状态；文学作品作为表现创伤的一种形式，在呈现记忆，治疗创伤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18]

与研究视角的变化相一致，在此后的创伤研究中，文化创伤成为关注的主题，涌现出安妮·卡普兰的《创伤文化：媒体和文学中的政治恐惧和丧失》、罗格·卢克斯特的《创伤问题》、杰弗里·C.亚历山大的《文化创伤与集体认同》、罗瑞·维克若的《现代小说中的创伤和生存》、安妮·怀特海德的《创伤小说》等一系列专著或论文集，对文化与创伤、文学与创伤、创伤文化等问题进行了理论与文本分析。其中《文化创伤与集体认同》一书中收录的杰弗里·C.亚历山大的《迈向文化创伤理论》一文运用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别开生面地对文化创伤进行了新的系统性解读，赋予了创伤理论新的内容。杰弗里·C.亚历山大认为，原有的创伤理论都是启蒙或精神分析取向的“常民创伤理论”。其基本逻辑是：创伤是自然发生的事件，创伤来自事件本身，对创伤事件的反应是“立即而不假思索的回应”。这种“来自日常生活的强大常识性认识”使创伤研究“扭曲”。只有认识到创伤是“社会建构的事务”，建立“比较理论的反身性创伤研究取向”，才能准确理解文化创伤的内涵，正确认识各种创伤事件的不同后续影响和现实命运。杰弗里·C.亚历山大运用从“二战”到21世纪的一系列案例来进行论证，提出“创伤过程”“承载主体”“制度性场域”“认同修正”等颇具新意的词汇。

总而言之，一百余年的创伤理论演进史，就是从医学到心理学再到社会文化学转变的历史，就是从关注肉体创伤到关注心理创伤，从关注个体创伤到关注群体创伤的历史。历经百年的斗转星移，创伤已经从专业领域话语演进为公共社会话语。创伤内涵的丰富和主体的迁移，为研究反映和再现历史的文学作品提供了新的视域，打开了新的窗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