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书的研究角度与范围

前面已经提到，现存奈良时代的对策文主要保存在《经国集》残卷卷二十“策下”，平安时代的对策文主要保存在《本朝文粹》《本朝续文粹》《朝野群载》《都氏文集》《菅家文草》《本朝小序集》以及《本朝文集》等总集或者私家集中，计六十四篇，其中策问文、对策文成对出现的共有五十五组。

目前，中日学界尚无一部全面研究日本科举试策与对策文的专著。

本书的研究角度包括：

第一，对日本的试策制度的考释。试策是日本科举的一个重要试项。近来的研究焦点集中在日本科举制本身，对于科举试策的考述不多。其实，试策制度的研究对考察日本的科举制的意义更为重要。随着文章生试的确立，文章得业生方略试成了日本科举发展的主流。前面已经提到，文章生、文章得业生试的主要目的不在寻找官吏而在寻找文人，可以说，这是科举在日本的最大改变。日本科举在实行一段时间后逐渐开始式微，至11世纪后就不再举行，但科举试策的影响还在，对策文成了日本儒家教育的一环，成了训练思维方式的重要手段。我们对日本科举制度的研究一定不能矫枉过正，应该客观看待日本科举制实施年代问题。

第二，完整的试策文学研究当然包括对策文的整理、研究等各个方面。现有日本对策文文献缺乏有效的整理、考辨，有的甚至存在错简、误植等现象。对策文的整理包括以下三个方面：文字的整理，误植、错简的校正，对策文创作年代的考证等。

首先，文字整理。在利用对策文文献进行研究时，文字问题应该特别引起重视。由于现存对策文文献，如《经国集》的几个通行版本中所录对策文，都没有经过详细的校考，文字讹误十分明显。试举一例，《经国集》卷二十“策下”卷首纪真象对策“治御新罗”的策问部分“倾蕞尔新罗，渐阙藩礼”一句中的“蕞”字，《群书类从》本录作“藂”，国民图书株式会社编辑发行《日本文学大系》第二十四卷《经国集》同样录为“藂”。“藂”乃“叢”的俗字，亦可写作“樷”。但“倾藂尔新罗，渐阙藩礼”的说法语义不通，不可取。实际上，此处的“藂”乃“蕞”的错讹，此处“蕞尔”语义为“小”，为轻蔑说法。原句改为“倾蕞尔新罗，渐阙藩礼”，则语义通顺。像这样因写本中“藂”“蕞”字形相近而讹的例子还有很多。再如，同为《经国集》卷二十大神虫麻吕的“礼法两济”对策文起始一句通行诸版本皆作“窃闻孝子不遗，已著六艺之典”，这里的“遗”字，当为“匮”之讹，“孝子不匮”语出《诗·大雅·既醉》：“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朱熹集传：“类善也，……孝子之孝城而不竭，则宜永锡尔以善矣。”类似这样的文字问题在对策文整理中尤其应该特别注意。

其次，误植、错简的校正。误植和错简问题也是日本对策文整理中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在此仅举一例，《经国集》卷二十“策下”船连沙弥麻吕对策二首二十一“赏罚之理”和二十二“郊祀时令”之间混入了白猪广成对策十九“礼乐之用”和二十“李孔精粗”的部分内容，共计二百四十字。无论是《群书类从》还是《日本古典全集》抑或是《日本文学大系》等通行本也都是对误植部分照录不误，不加校改。其他诸如版本间的误植、错简等方面的问题还有很多。显然，像这样的误植、错简等现象会给对策文的理解造成障碍，迫切需要一个权威的版本出现。

最后，对策文创作年代。现存对策文文献中，有的在对策文后注明了试策时间，有的却没有注明试策的时间。对那些没有注明试策时间的对策文，我们根据《类聚符宣抄》《公卿补任》《桂林遗芳抄》《日本三代实录》等的记载对其考证，从而可以得出其大致的创作年代。对于作年不详的对策文，有必要对其进行详细的考证，因为对策文的创作年代对于考察日本的试策制度乃至于分析对策文的文体特征都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对策文的文体研究。文体研究是日本对策文研究中的重要一环。作为一种科举应用文体，无论是在语言表述，还是在文体结构等方面，对策文都有自己的特色。对策文主要考察汉文知识，中国经集中的故事、典故均是出题范围。在行文上对策文采用华丽的四、六骈俪文体，并多用隔句对的修辞方式。结构方面，对策文也有一定的格式并逐步定型化。文体考察是对策文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四，对策文与中日文化的内在关系研究。对策文在形式上模仿唐策，在内容上也多以中国典籍内容为出题依据，因此日本对策文与唐代试策文学关系密切。《魏征时务策》《文选》“天监三年策秀才文”、敦煌知识类蒙书《兔园策府》等都对日本对策文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对策文中的“辨散乐”“详和歌”等“拟作”对策文不同于一般的贡举试策，它们以日本民族文化为论题，成为了解当时日本文化的重要史料。通过对这些对策文文献的研究，可以了解中日试策文化方面的异同。

日本试策制度源自中国，但又不完全等同于中国的科举试策。在日本的试策研究中，如何对待中日试策中的“同”与“异”的问题，是必须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正如王晓平所说：“在我们研究日本古代文学的时候，细部的‘同’比较容易看出来，而发现整体的‘异’则更需要眼力。如果只见其‘同’而忽略其‘异’，那就容易误将‘他者’视为‘自我’，或者以‘自我’ 去测度‘他者’，从而错照了日本文学这面镜子。”[12]日本引进科举制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改进，使之进一步适合日本土壤的过程。当然，相比中国1300年科举史，日本仅仅在8至11世纪短暂实施过科举考试，且规模要远远小于中国。我们应当在2000年中日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探讨日本科举，才能发现其在日本兴盛与式微的内在根源，才能做到在中日科举研究中既肯定其“同”又发现其“异”。从而避免以“自我”去测度“他者”，而错照了日本科举试策这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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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8页。

[2] “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会议成立于科举制在中国被废止100周年的2005年，至今已举办十一届。

[3] 陈飞：《唐代试策考述》，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页。

[4] [日]加藤周一：《日中关系的现状与背景》，王晓平译，《中华读书报》2007年4月18日第18版。

[5] [日]加藤周一：《日中关系的现状与背景》，王晓平译，《中华读书报》2007年4月18日第18版。

[6] [日]后藤昭雄：《本朝文粹·文体解说》，《岩波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岩波书店1987年版，第356页。原文为日文，中文为作者译出。本书所引日文文献的中文译文除特殊注明外，均为本人译出，下同。

[7] [日]小岛宪之：《国风暗黑时代的文学》（补篇），塙书房2002年版，第315页。

[8] 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88页。

[9]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页。

[10]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9页。

[11] 陈飞：《唐代试策考述》，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页。

[12] 王晓平：《镜子里的自我和他者》，《中华读书报》2003年9月24日第1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