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良平安时代对策文与唐代试策文学（代序）

王晓平

历来研究奈良时代文学的学者关注的主要是《怀风藻》《万叶集》《古事记》和各地的《风土记》，而极少对对策文加以探讨。近现代出版的各种文学史著作和比较文学研究著述，也很少涉及对策文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这不仅是因为奈良时代的对策文数量很少，而且更因为通行的文学观念将传统的对策文排斥在文学范畴之外。因而，在探讨中日文学关系的时候，也就忽略了这样一个对当时文学和文化发展很有意义的题目。

一现存的奈良时代的对策文及其研究

日本奈良时代，秀才试方略策，进士试时务策，《令义解》中曾引用唐人魏征《时务策》，都是模仿唐制。《令义解》还引《考课令》说：“凡秀才，试方略（谓方，大也；略，要也，大事之要略也）策二条。”“凡进士，试时务策（谓时务者，治国之要略也。假如既庶又富，其术如何之类也）二条。”对策文就是在式部省举办的选拔秀才、进士的考试中，应试者为回答考官提出的有关政事、经义等问题而撰写的文章。

现存的奈良时代对策文只见于《经国集》中。《经国集》是平安时代初期的天长四年（827）奉淳和天皇之命编纂的所谓敕撰汉诗文集，全二十卷，现存仅六卷。其中第二十卷收录奈良时代的对策文，由于这一卷一开始便有类名“策下”，推测第十九卷可能是“策上”，其收录的或许有更早、更多的对策文，可惜这一卷早已散佚，自古相传的文献也未见有关记载。根据《经国集·序》说，该书收录从庆云四年到天长四年，即从公元707年到827年的汉诗文，其中对策文是三十八首（《经国集》称“首”，为行文方便，下文多称“篇”），而现存《经国集》二十卷仅二十六首，可以推测卷十九原来当有十二首对策文，今已失传。它们很可能都是奈良时代所作。这里只能就第二十卷所收录的对策文加以分析。[1]

《经国集》卷二十记载的奈良时代的对策文，没有按照年代顺序排列，下面按照原来顺序，将基本情况列表如下。我国《文选》和《文苑英华》中所收对策文均无题名，而《经国集》等日本总集中所收对策文有题名者居多。题名为原书所有者，在“题名”一项下列出，原书无题名者，笔者根据内容，拟一题名，列在“拟题名”一项之下。详见下表。

续表

尽管有关考试情况的文献十分有限，但通过上表就可以大体了解当时文章生教育乃至思想文化领域关注的焦点。以儒家教育为中心和主体，同时也关注其与佛教、老庄、五行的关系和异同，是策题内容的基本特点。日本古代文献对对策文的评价标准有明确的记述，那就是“文理兼备”。《考课令》说：“文理俱高者，为上上；文高理平、理高文平，为上中；文理俱平，为上下，文理粗通，为中上；文劣理滞，皆为不第。”《令集解》引《古记》对文理具体解释说：“问文理，答：文（理），文句也。理，谓义理也。”

中国学者高文汉谈到对策文时说：“对于日本人来说，撰写对策文比其他作品的难度更大些。它不仅需要渊博的汉学知识，而且要具备思维敏捷、长于思辨的素质。面对朝廷有关宇宙社稷、时务方略等策问题，奈良时期的文人基本上已经能从容应对了。”[2]可以说，在奈良时代文学中，对策文开日本汉文论述文之先河，是汉文学中与秀才、进士选拔考试相关的文体。

现代日本学者对现存对策文只有零星研究。不仅各种文学史几乎不曾涉及，就算是几种著名的汉文学史也都少有提及。只有小岛宪之在他的《上代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以出典论为中心的比较文学考察》中设专节加以论述，指出这些对策文多引中国经书和类书成篇，并推测其写作受到从中国传入的《籯金》《屑玉》《兔园策府》的影响，而《籯金》和《兔园策府》这两部佚书残卷均见于敦煌佚书。[3]

另外，柿村重松认为，在上述对策文中，只有纪真象的两首（《治御新罗》和《书契疑奥》）属于方略策，其余都是时务策。小岛宪之也认为，其中时务策占了大半，《治平民富》一首就是典型的时务策，文中多引经史佳句。内野熊一郎在《日本古代经书学研究》中认为，这些对策文可以说是把《学令》中所说的学习经书的成果在其中实际展现了出来。

在中国，从事日本文学、中日比较文学的学者对此罕有专论，仅高文汉的《中日古代文学比较研究》略有述评。对策文研究很少，实际上与近代以来完全以西方文学观念看待中日古代文学文体的思维定势有关。随着这种定势逐渐被打破，中国对唐代试策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奈良时代对策文在文学史中重新定位的问题，以及围绕试策和试策文学的比较研究，将会逐渐趋向深化。

二初唐文化策略在奈良对策文中的印记

奈良时代的文学，除去民族诗歌总集《万叶集》之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可以归入汉文学的范畴，就是《万叶集》中也有汉诗文插入其中。说奈良时代是汉文学的时代，也大体可以说通。这不仅是因为除《万叶集》以外的主要文学作品都采用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样式，就连民族诗歌总集——《万叶集》也主要是通过万叶假名，即汉字表音（少数是表义）功能来记录的。那么，当时那些能够用汉字写作的文士是怎样培养出来的？这是文学史上不可回避的问题，这就不能不对其时的教育考试制度，以及这种制度和文学创作的联系作一番考察。

波户冈旭在《上代汉诗文与中国文学》中指出：“当时称为‘唐风化’的实际状态，远远超出了单纯追随与模仿中国文化的范畴，即对于当时知识分子来说，所谓中国文化不是对中国这一异国性的憧憬，而是意识到作为我国应当迅速具体实现的文化本身来接受的，发展与中国等质的文明这样的唐风化政策，用今天的话来说，可以说是以建立文化国家为目标的国际化政策。”[4]意识到自身落后的奈良时代的改革者并不满足于再现秦汉盛世，而是希望与新兴的唐朝同步并进，因而，直接引进唐人制度，看来就是一种超越发展阶段的选择。

这种选择之所以成为可能，也是因为初唐的统治者也正在把统一南北文化、致力思想文化建设摆到了重要位置。这一意图和主导思想，集中表现在唐太宗的《帝范》和武则天的《臣规》两部著述中。这两部著述很快传到日本，并在日本的思想文化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对策文中反映的文韬武略观念，正是这种历史机遇下中日两国文化共同性碰撞出火花的标志。

奈良时代那些“建庠序，定五礼，征茂才，兴百度”（《怀风藻序》）之类史无前例的措施，都是对大唐文化的追随和模仿，而策试和对策文不过是其中的一环。

贞观末年，唐太宗作《帝范》，共十二篇，内容系专门讲做皇帝的规范，以赐太子李治（当时为太子，即位后的唐高宗）。《册府元龟》：“（贞观）二十二年正月，帝撰《帝范》十二篇，赐皇太子。顾谓王公曰：‘饬躬阐政之道，备（备，宽文本作‘皆’）在其中。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可见，《帝范》是唐太宗作为治国纲领提出来的。

《帝范》中的《求贤篇》《审官篇》，实为一组。前者谈求贤与治国的关系，后者谈如何因才授予官职，一是广揽人才的问题，二是使用管理人才的问题。两者都与人才制度有关。唐太宗把这两个问题看得十分重大，认为“斯二者，治乱之源也。立国制人，资股肱以合德；宣风导俗，俟贤明而寄心”[5]。把人才问题提高到有关政局稳定和社会风气高度来认识，同时对选才和用才的关系，也精辟地概括为“必须明职审贤，择材分禄。得其人则风行化洽，失其用则亏教伤人”。

下面一篇奈良时代的对策文作于日本庆云四年九月八日。庆云四年，即公元707年，唐景龙元年。其主导思想和《帝范》中的《求贤篇》极为一致，对策文作者是百济君倭麻吕：

问：数步之内，空流兰蕙之质；十室之中，独伏骐骥之枥。而羽毛难辨，遂昧楚鸡；玉石易迷，浪珍燕砆。况复颛师恺悌，被轻于鲁公；马氏方圆，见重于魏王。帝难之旨，其斯谓欤？鉴识之方，宜陈指要。

对：窃以赤帝文明，知人其病；素王天纵，取士其失。然则珍砆不可辨矣，蓬性不可量矣。凤鸡别也，草情岂堪识也。但无求不得，负鼎朝殷；扣角入齐，择必所汰。四凶剪虞，二叔除周。况今道泰隆，雄德盛导焉。岁星可谈，占风雨而仰款；竖亥雨步，尽入提封之垠。遂使少微一星，应多士之位；大云五彩，覆周行之列。巍巍荡荡，合其时欤；不驱愚去，不召贤来。谨对。[6]

在儒家看来，君臣相得才会建立稳固的统治基础，贤明的君主对臣下也有严厉的要求。百济君倭麻吕另一篇对策文，就是就臣下如何做到精勤清俭提出见解：

问：伏阁之臣，精勤彻夜；还珠之宰，清俭日新。瞻彼二途，兼之非易。如不得已，何者为先？

对：臣闻莅百寮而顺二柄，宰九州而班六条。捐金挍玉，虞舜之清俭矣；栉风沐雨，夏禹之精勤矣。加以杨震作守，陈神知于枉道；冯豹为郎，侍天渔于阁前。飞誉目前，扬美身后。但清者禀根自天，勤者劳株由己。又饮水留犊之辈，经疏史少；驾星去虎之徒，古满今多。臣器非宋室，宇是燕石，岂堪决前后之源，唯窃折梗概之枝。谨对。[7]

贤者入朝，接着就是授官的问题。唐太宗在《审官篇》中说：“夫设官分职，所以阐化宣风，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栱桷。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主张因才授官，各得其所。奈良时代刀利宣令接受的策题中有一首专讲“设官分职”问题，连问文中“设官分职”这一关键词，都出自《审官》：

问：设官分职，须得其人，而行殊轻重，能有长短。任成责，非当覆馈。授受之略，可得闻乎？

对：窃以天垂七政，辨星纪于三百；地陈八座，条议式于三千。所以动异东西，调四时于玉烛；治兼刑德，济万机于金镜者也。

夫百官分职，虞后致肃肃之美；十乱当朝，周王有济济之盛。士会还乡，众盗去于晋郊；大叔为政，群奸聚于郑蒲。轻重短长，略可言焉。

伏惟皇朝，化平日域，德及天涯。执禹麾而招能，坐尧衢而访贤。逃周避汉之臣，雁行于丹樨；游颍隐箕之夫，鳞次于绛阙。无为轶于观象，有道笼于垂衣。是知钓潢同载，木运祚于七百；捐度成佐，金精灭于二世。得其人，兴画一之歌；非其任，有尸素之讥。

案此而论，粗当分别。但东游天纵，犹迷两儿之对；西蜀含章，莫辨一夫之问。至于授洪务，维帝难之。况乎末学浅志，岂能备述。谨对。[8]

在经历战争后，文武关系问题是社会转型时期关系全局的极为迫切的问题。从武力征伐转向治国富民，一方面需要确立和提升“文”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不能削弱“武”的实力。《帝范》中还有《崇文篇》和《阅武篇》，唐太宗谈到文武的关系时明确指出，战争期间贵干戈而贱庠序，和平时期则轻甲胄而重诗书，然而“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臣，焉可废也？”奈良时代的上层统治者出于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建立文化强国的意图，需要通过“文”的力量去改变落后的社会习俗。

“阅文”和“崇文”的思想，也反映在奈良时代策问当中。大日奉首名接受的问题就是：“摸阳而立文道，写阴而树武略，所以揖让之君，干戈之帝，是依世革，实用斯绪。康时庇俗，庶听指要。”要求他回答和平时代和战争时代的君王如何根据“世革”，即社会变化而决定文韬武略，而大日奉首名的回答也正是：贤君“以文为道，以武为功”，“文之与武，理同喉舌，故能括囊文华，包综武干”，两者的关系应该是“武不废文，文不偃武”。这些正是《阅武篇》和《崇文篇》的主要精神。

从上述策题中可以看出，对中国文化的全方位学习堪称奈良时代的时代精神。和铜四年三月五日，一位名叫葛井诸会的考生被要求就“学习”展开论述：“仁智信直，必须学习。以屏其蔽，乃显精晖。学为何物，其理既然。迟尔吐实，以正指南。”

从那些问文中可以看出，文章生即未来的国家官员，学习的内容，除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伦理观念、宽猛刑辟等治国之道之外，还要求他们认清这些儒家思想与同时涌入日本思想界的老庄思想、佛教观念的异同，如《天地始终》要求说明儒家和释家的宇宙起源说的优劣异同，下毛虫麻吕被要求就周孔与释老之精粗做出阐释等，都反映着那个时代学习和接受中国思想文化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除了思想领域的问题之外，对于文字史、文质之辨这样的文化和文学问题，也开始在文章生的学习中占有一席之地。下面是天平宝字元年（757）十一月十日纪真象两篇对策中的一篇，柿村重松认为它属于方略策：

问：上古淳朴，唯有结绳；中叶浇醴，始造书契。是知三五六经，由文垂教，未审七十二君，何字刻石？子贯穿坟典，该博古今。既辨三豕之疑，亦探百氏之奥。懋陈精辨，俟祛兹惑。

对：臣闻珠联璧合，镜圆盖以垂衣；翠岳玄流，洒方舆以错理。黼藻法之而润色，含章因之以成工。文之时，义其大矣哉！上古道存，不宰德光而孚，饮鹑栖，恬然大化；迨于声绩可纪，孝慈著闻，始制书契，遂改绳政。龟浮龙出，伏羲创之于前；类物写迹，仓颉广之于后。指事写形之制，始闢其规；专注假借之流，爰挥其法。皇坟所以大照，帝典由其聿修。若其望绵载以肝衡，傃玄风儿绎恩。万八千岁，盘古之际难详；七十二君，皇极之猷可验。刻石纪号，禅云亭以腾英；展采观风，登嵩岳而传迹。仲父博物，其言匪妄；司迁良史，其书有实。然则施于王猷，用起六羽之后；征于滥觞，理存九翼之前。矧夫威禽呈象，河图负书；文字之兴起，殆均造化。

但经典散亡，群言繁乱。万下（“下”字疑为“古”字之讹）之下，难以意推。臣学非稽古，业谢专门。以闾阎之小才，叨明时之贡荐。高问难报，茫然阙对扬之敏；下舂易斜，逡巡无厝言之地。谨对。[9]

奈良时代以这样的文化问题作问文的还不多，到平安时代，精神文化问题更加得到重视。譬如神仙、魂魄、方伎、感应之类的问题和有关治国修身之类的策题同时出现，这表明在继承奈良时代学术实用倾向的同时，日本社会也对精神文化的深层次问题增强了兴趣。

三奈良时代对策文的体式

关于对策文的体式，陈飞参考白居易《策林》将对策文分为策头、策项、策尾的做法，将问文的结构（环节和要素）也分为问头、问项、问尾。问头发动策问并将话题引向疑问，是策问文的起首（除了策题之外）。问项包括问题的提炼、设计、提出和疑问点的确定等，是策问成其为策问的核心与关键所在。问尾是在收束问题的同时敦促应试者回答问题亦即对策。陈飞根据各部分的组成情况，将问文分为简式、扩展式和繁复式。[10]白居易对对策文的“三分法”是总结了六朝到唐代许多策对写法提出的，陈飞对问文的分类，也有助于说明问文的表述状态。它们都可以借用来分析奈良时代对策文的体式。

和中国的对策文完全相同的是，奈良时代的对策文每篇问文前，均有一“问”字领起，而对策文前则有一“对”字开头，以“谨对”收尾。下面的《天地始终》，问文作者是菅原清公，文前署“大学少允从六位下兼越前大目菅原朝臣清公”，对策文作者是栗原年足，署“文章生正八位上中臣栗原年足上”，可知考生名字之后，要加一“上”字表敬。此文之后的《宗庙褅祫》末注“延历二十年二月二十五日监试”，据此推断，此文当为公元801年监试的考卷。

下面，对《天地始终》问文和对策文各按以上“三分法”分段，以概览全文结构：

问：

问头：混元肇判，方圆自形；或阳或阴，日高日厚。缛七耀而左旋，较万灵而右辟。斯则千品之源，三才之本者也。

问项：然而递成递坏，释氏之教斯存；有始有终，儒家之风不落。今欲法之释教，彼始自空；寻之儒家风，其终焉在？虽默语别道，辞有颇异，而圣哲同致，何可错？

问尾：子才为世出，识作物表；优劣异同，伫闻芳话。

对：

策头：窃以阳清上动，悬二纪五纬而左旋；阴浊下凝，错丘陵江海以右辟。考形测数，可寓游心之端；推变研神，何得施虑之表。自皇雄画卦，取象于天；高密膺图，求步于地。虽陈数度，莫辨区条。故四术纷纶，异端之论蜂起；三家舛杂，臆断之辞抑扬。言多米盐，事为楚越；累代因袭，指掌未详。岂不以古今措刊错之烦，夷夏之传译之谬矣？

策项：夫以周星陨夕，汉梦发霄，象译之编爰传，龙缄之教遂辟。于是辨虚空之不极，说世界之无穷。接比十万，积累三千。（前疑有脱文，或三千当下属而前有脱文）日月，等渤海之轮回；百亿阎浮，同尘沙之数量。是知章玄死骤，岂尽其边；隶首忽微，何知其算？至若天地终始，国界坏成，始以复终，终以复始；乍空乍住，俱坏俱成。灭则极于十年，增则留于八万。何则住劫云谢，灾难已多。烈火炎炎，洪波淼淼。聚为山岳，散为江河。事隐于玄名，理绝于深迹（“迹”，疑为“赜”字之讹）。然则区区庸陋，不能达其渊源；蠢蠢凡愚，不能详其旨趣。但混家之法，略而可言。天圆而宽，地方而小。形如鸟卵，运似车轮。载水而浮，乘气而立。日月之度，星辰之行。回地而晦明，丽天而旋运。考之实状，不失其宜；施之治方，尤得其理。又其上天下地，有始无终；不易之义攸诠，长存之说斯著。

策尾：是则经典所纬，既有前闻；耳目所安，互无后异。管局之见，独滞儒宗。岂曰谈天，还同测海。谨对。

这一篇是奈良末期的作品，不论是问文还是对策文，结构都算比较复杂的了，可以看作简式向扩展式过渡的作品。从整体来看，奈良时代的对策文以简式为多。仅从问文来说，不仅比《文选》中所收的王元长、任子升的策题要简单得多，而且有的比《文苑英华》所收初唐问文还要简单，可以说是“超简式”，有的连问尾部分也省略了。主金兰两篇对策的问文都很短小，分别只有二十四字和二十八字。

问：孝以事亲，忠以奉国。既非贤圣，孰能兼此。必不获已，何后何先？

问：彫华绚藻，便贻批末之愆；破玺焚符，终涉守株之讥。彬彬之义，勿隐指南。

它们的特点就是问头、问项、问尾的区分并不明显，问项极为醒目。这样简短的问文在现存的中国试策文中很难找到。《文苑英华》所载白居易《策林》中多有短篇，但比这些“超简式”的问文还要长些。然而，它们对问题的设计却相当明确，可以看出其对问题难度还是有所追求的。

从提问方式来看，可以分为两难选择式、顺序判断式、优劣比较式、追根溯源式、辨同析异式等。两难选择式，问的是在选择任何一方面都会出现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如何行事。上面两篇，前者定忠孝先后，后者辨文质之义，可谓分别属于顺序判断式和两难选择式。

辨同析异式如：“周孔名教，兴邦化俗之规；释老格言，致福消灾之术，为当内外相乖，为复精细一揆。定其同不，核此真伪。”要求考生下毛虫麻吕回答儒道佛三家是否相同。又如：“李耳嘉道，以示虚玄之理；宣尼危难，而修仁义之教。或以为精，或以为粗。元理云为，仰听所以。”要求考生白猪广成回答对老子思想和孔子思想的看法。这些都是宏观题目，考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深刻的论述实际上是难以做到的。

像这样的题目恰好反映了中国思想文化进入日本学术界初期的整体把握倾向。随后，平安时代就再也看不到这样抽象的题目了。所以，对策文既是衡量那一时代文学水平的标尺，也是当时学术思想的缩影。

四奈良对策文与唐代对策研究

傅璇琮先生曾经谈道：“对于古代文体的研究，过去一般是不大重视与所谓官方文书有关的文体的。譬如策文，包括朝廷颁布的策问与举子应试的对策，可以说是主要用于科举考试的文体，现在的研究者就不大列于文学概念的范围，这与当时的文学情况就不很切合。”[11]

陈飞指出，试策是唐代明经各科考试中应用得最为持久、普遍，地位最为巩固，意义最为关键的重要试项，因而，策也是明经各科考试中至关重要的文体。他认为，策作为一种文体，也是唐代明经各科留给唐代文学的唯一作品。[12]

关于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陈飞指出，唐代科举制度作为主要力量和关键因素，直接参与造就了唐代的“文人型态”和“文学型态”。从科举制度的规模、成熟程度和影响深度来说，奈良时代不可与唐代同日而语，然而，奈良时代的学校制度和考试制度，从一开始便力图对唐代的文德政治加以复制，从而建立起来的考试制度，也必然对儒家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文人人格的培养和完善产生作用。

奈良时代的试策制度是唐代制度的缩小和变身，但它对于“文人型态”和“文学型态”的影响确是不能否认的。经过几十年文章生试策，培养了一批对儒家经典比较熟悉、对汉文写作比较擅长的新型文人，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平安时代初期汉文学的繁荣，甚至也不会有接受过汉文学滋养的假名文学的繁荣。平安时代保留的对策文更多，也更加成熟，其中不少受到白居易所撰策文的影响，平安时代的文章生们在学习期间，将奈良时代的对策文和中国传来的《籯金》《兔园策府》等一并置于座右，完全是可以想象的。

平安时代以后，日本明经、文章诸道趋于衰微，试策制度瓦解，对策文也渐销声匿迹。然而，作为一种思想训练和写作训练的方法，却并没有被抱有“文人志向”的学人遗忘。江户时代幕府同样期望将“文德政治”作为武士政治的补充，在以武力治国的同时，也借“文”以饰世。各藩的儒官和在各地藩校任职的儒士，都需要熟读经书，幸运的儒官还多少有些对政治、社会问题陈述意见的权利。

虽然对策文不再是选拔人才的途径，却有可能成为培养读书、思考、写作能力的方法。几百年后的江户时代，古学派创始人伊藤仁斋《古文先生文集》卷五载《私拟策问》多篇。根据伊藤东涯注：“自宽文辛丑，至元禄丁丑，凡三十余年，设问策诸生，其间学问早晚之异同，亦可概见矣。”

从公元1661年到1697年的三十余年中，伊藤仁斋都对学生进行了对策文的训练。如宽文七稔在丁未孟夏初五，即公元1667年农历四月初五写的一篇《拟策问》中就如何完善佛教政策提出问题，其中说：

盖佛法流传我国，殆千有余岁矣。涂民耳目，移民心志。仰之超神明，敬之过父母。上倚之以为法，下守之以成俗。若遽去之，则如出栏之豚，不可追纵；如解绦之鹰，不可寻求。伦常未修，奸伏先发；教法未立，偷盗并起。如决河之堤，汪汪乎莫之能防；如败军之将，滔滔乎莫之能令。而泛滥崩坏，何所底止。此又所当深虑也。冀诸君第其可去不可去，及既去之后，有害与否，以著之于篇。[13]

这篇《拟策问》正是伊藤仁斋以策问的形式促使学生思考现实，并学会正确表述自己的主张的文化难题。

其实，与唐代试策文学有极深关系的还不只是日本的对策文，在科举制度历史比日本更长的朝鲜和越南，试策文学有更为丰富的内容，如朝鲜《东文选》一百八卷收入李齐贤等人的策题共十八篇 [14]，可见有关试策文学的研究，不仅是唐代文学研究的课题，也是亚洲汉字文化圈文化和文学交流的课题。

五奈良策文与敦煌类书研究

小岛宪之特别注意到在对策文中提到的有关对策的类书：

立身之道，既显之《屑玉》；对策之理，又表之《贏金》。（大日奉首名）

学谢《贏金》，徒迷同不（否）之义；词暝屑玉，宁述真讹之旨。（下毛虫麻吕）

《贏金》，即《籯金》，刘师培认为该书成书于则天武后改国号为周时（公元690年，相当于日本持统朝）。下毛虫麻吕升为从五位是养老四年，即公元720年以前，所以他的这篇对策文当作于养老之年，由此推断，最迟是第八次遣唐使回日本时（养老二年，公元718年）《籯金》传入日本。《籯金》是唐代私撰通俗备考类书。

小岛宪之还特别提到，敦煌本《兔园策府》也有可能和《籯金》《屑玉》一起传到日本，为奈良时代的学人所利用。当时的学人除了学习经书知识以外，敦煌本残卷类书也成为对策文写作的参考。这从对策文中提到《籯金》等可以得到证实。[15]

小岛宪之的看法完全是正确的，但是他就此止步，而没有从奈良对策文的作品中找出具体的例证。根据笔者的研究，在那些奈良对策文中，就可以发现具体模仿敦煌残卷类书的实例，特别是《兔园策府》一书，更可能对奈良学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兔园策府》一书，后世亡佚，赖敦煌石室遗书P.2573第四写本得以保存，敦煌本《杂抄》也提及有“《兔园策府》，杜嗣先撰之”，而此书早已传入日本，《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总集类”著录“《兔园策》九卷”，不著撰人。《兔园策》或即《兔园策府》。由于此书是当时用作教导童蒙以备科考的书，从问到答，均模仿正式考试，对应试者来说，可谓样题和标准答案皆备。奈良时代的考试既然模仿唐代，从出题到答案的要求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么应试的学子对其欢迎的程度就可想而知。如何入题，如何展开，最后策尾如何收结，都有样板可以遵循。其中大量范文，是考生临阵磨枪的有力工具。由于有策头、策项、策尾的固定路数，仿照某些段落，做些变换，然后背熟，考场上插入文中，就可以聊以成篇。特别是策尾那些自谦之词之类的话，用处更多。试看上引刀利宣令关于《设官分职》的对策文中的“策尾”部分：

但东游天纵，犹迷两儿之对；西蜀含章，莫辨一夫之问。至于授洪务，维帝难之。况乎末学浅志，岂能备述。谨对。[16]

这里用了孔子未能圆满回答两小儿关于日远近问话的典故，以及扬雄被问有关天文问题而被难住的典故，表明面对帝王都感到为难的题目，未必能回答周全。据笔者考证，这一段话实际上是《兔园策府》首篇《辨天地》策文“策尾”部分的改头换面：

夫以东游天纵，终迷对日之言；西蜀含章，竞诎盖天之论。前贤往哲，犹且为疑，末学庸能，良难备述。谨对。[17]

可见，虽然刀利宣令把原文中的“对日”改成“两儿”“盖天”改成“一夫”，但仍然用的是孔子和扬雄的典故，词句略有改变，而内容不变，后四句自谦之词亦然。

附记

本文发表于2009年《中西文化研究》第16期。孙士超希望将它作为本书的代序。我愿借此机会，说几句话。

从20世纪80年代走上学术道路以来，在前辈学者和域内外同行的激励之下，我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思路，那就是将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研究的视野从纯本土文学、本土文化扩大至汉文化圈，即所谓“一眼看四方”，这四方主要指中、日、韩朝、越南，包括历史上吸收汉文化而现在属于不同国度的所有地区。对于个体来说，其中自然有很多自身知识所不能及的部分。但可以相信，通过薪火相传的积累，扎实推进，总会有新的收获。因为这种探索对我们来说，不是标语，不是招牌，而是意味着一个字一个字地认、一句话一句话地读、一个疑问一个疑问地破解。播下一粒种子，就只管浇灌照护。从拙著《亚洲汉文学》开始，一步一步朝这个方向走去。关于试策文学的研究，也曾是其中的一个课题。现在，孙士超在广泛研读日本奈良、平安时代文献基础上完成的这部专著，是他在这一方向上跋涉的心血结晶。今后，对于韩朝、越南试策文学的探讨，也将是有趣的话题。

由于前人对此课题的研究大多比较粗浅，基础性的工作要从头来做，孙士超面临的困难是多方面的，但是通过他的努力，已经为今后研究铺开了道路。这一步走得坚定，走得实在。今后的路当然还很长。“一眼看四方”，还意味着要看到汉文化在地球村东西南北各方的命运。这当然是个很难一下子看个明白、说个明白的大题目，然而，“水积涓流，山资累”。这样看多了，或许我们就会形成更为开放而坚实的中国文学观和世界文学观。

[1] [日]良岑安世等撰：《经国集》卷20，《日本文学大系》卷24，国民图书株式会社1928年版，第354—392页。

[2] 高文汉：《中日古代文学比较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页。

[3] [日]小岛宪之：《上代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以出典论为中心的比较文学考察》（下），塙书房1965年版，第1421—1442页。

[4] [日]波户冈旭：《上代汉诗文与中国文学》，笠间书院1989年版，第2页。

[5] 吴云、冀宇校注：《唐太宗全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01—602页。

[6] [日]良岑安世等撰：《经国集》卷20，《日本文学大系》卷24，国民图书株式会社1928年版，第370—371页。

[7] [日]良岑安世等撰：《经国集》卷20，《日本文学大系》卷24，国民图书株式会社1928年版，第371—372页。

[8] [日]良岑安世等撰：《经国集》卷20，《日本文学大系》卷24，国民图书株式会社1928年版，第372—373页。

[9] [日]良岑安世等撰：《经国集》卷20，《日本文学大系》卷24，国民图书株式会社1928年版，第357—358页。

[10] 陈飞：《唐代试策的表达体式——策问部分考察》，《文学遗产》2008年第1期。

[11] 陈飞：《唐代试策考述·序》，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页。

[12] 陈飞：《唐代试策考述》，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16页。

[13] [日]吉川幸次郎、清水茂校注：《伊藤仁斋伊藤东涯》，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281—284页。

[14] [朝]徐居正等编：《东文选》第4，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70年刊行，第135—144页。

[15] [日]小岛宪之：《上代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以出典论为中心的比较文学考察》（下），塙书房1965年版，第1439—1440页。

[16] [日]良岑安世等撰：《经国集》卷20，《日本文学大系》卷24，国民图书株式会社1928年版，第372页。

[17] 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