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众消费文化时代的来临

90年代的中国社会开始发生了深层的演变，进入了“一个致力于最大规模的物质生产和消费的、机器的、由计算机所控制的完全机械化的社会”[2]。在这个以经济、科技、技术和消费为关键词的社会中，人们享受着富足的物质生活和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惊喜和快捷，电视、电脑走进普通大众的生活中，由流行音乐引领的MTV热潮此起彼伏，深入人心，家庭影院、VCD大行其道。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主张，使新的阶层逐渐成长起来。正是由于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经济体制，资本主义才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工业化的急速推进，商品力量的极大增强，这些都成为孕育大众消费文化的土壤和温床。在20 世纪90 年代的中国，大众消费文化这一新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并且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复制化、模式化、批量化、类像化、平面化、普及化的文化形态”[3] 迅速兴起，并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也宣告着大众消费文化时代的来临。

诚然，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带来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的生活空间日益扩大，物质需求得到极大的满足；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使言论比以往更加自由，文化形式更加多样。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商品经济的氛围中，伴随着整个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和物质的高度累积，人们的情感无处搁置，精神操守遭到亵渎。一种商品化逻辑正全面渗透于整个社会生活中，商业消费开始刺激人们的世俗生活欲望。

于是在拜金主义之后，享乐主义盛行，放松、消遣、休闲、刺激，成了90年代世俗生活的时髦和人们津津乐道的字眼，并在实际生活中奉行自如。物质主义潮流、“商品化逻辑”、“商业消费”促成了90年代整个社会生活的世俗化的自发运动，文化在这一场运动中得以迅速转型，其结构形态也发生明显变异。大众文化喧嚣闹腾、耀武扬威地占领文化市场，将精英文化挤向边缘。[4]

所以我们看到，进入90年代之后，在市场、经济、消费、商业等主流话语的压迫下，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一股强大的物质主义潮流，它使整个社会围绕着物质的轴心飞速旋转，精神渐轻，诗意顿消，物质主义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物质财富成了人们不遗余力追逐的目标，“拜金”和“创富”成为新的时代主题，个人行为的驱动带着明确的功利性和目的性，而文化和精神价值关怀则仅为少数文化精英孤独地承担着。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的富足和大众消费文化的盛行，人们不再注重精神层面的追求，而更加迷恋对金钱的膜拜，满足于对物欲的渴望与占有，追求世俗性、功利性、实用性、娱乐性的大众消费文化。大众消费文化对90年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种生长在经济、技术和消费基础之上的大众消费文化固然带给我们很多积极的因素，但也带来了人文情怀在社会精神层面的主导地位急剧下滑以及伦理、道德界限的不断退却，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观念以及大众的审美心理结构。“大众传媒、大批量的大众文化产品充斥市场，强制性地左右着人们的视听，破坏了适合欣赏精英文化的氛围，使人们对文学艺术的认识与反应日益被动、粗陋、迟钝、浅薄。90 年代文化的世俗化转型过程也就是审美文化心理结构的重塑过程。”[5] 可以说，大众消费文化改变了人们的审美心理结构，使集世俗性、功利性、实用性、娱乐性于一体的大众文化风行并占据着文化的中心。反之，审美文化心理又反过来刺激着大众消费文化的盛行。如广告、流行音乐、时装、肥皂剧、家庭影院、卡拉OK、通俗文学等以休闲、娱乐、流行、时髦、刺激等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得到普遍的青睐。正如王岳川所说：“如果说，80年代是中国知识界 ‘现代性’ 精神觉醒和反思历史重写历史的时代，那么，90 年代，在商业消费大潮兴起及其与国际主流文化接轨中，整个文化界出现了全面转型，即从现代性走向了后现代性。”[6] 这标志着那个以整体、神圣、建构为特征的80年代已然成为遥远的过去，宣告着以琐碎、世俗、解构为特征的90年代不可阻挡地到来。

如果说20世纪80 年代是文学的时代，是崇尚精神的时代；相比之下，20世纪90年代则是一个经济的时代、消费的时代。在这个特征渐趋明显的消费社会里，“文学读物面临着空前的边缘化，文学名著不断被拍成电视连续剧，文字在图像面前显得软弱无力”[7]。视觉文化、视觉快感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主流，而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消费社会的一部分，“它从生产到传播到阅读都消费化了……它不得不面对消费社会，事实上，当代文学正在努力成为消费社会的一部分”[8]。文学已经在人们的视野中淡出，沦为整个社会生活的边缘。而在80年代的固有观念中，经商虽然不可耻，可也不是件光荣的事；到了90年代，转瞬间却出现了文人或弃文从商或将文学“商品化”的事件。如1993年深圳的“中国文稿竞拍”，就成为文人适应商品经济走向市场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标志着一个更加商品化的文化时代的到来。文化从未像90年代这样商业化，文化越来越以商品的形式出现，而文化机器本身的运作也越来越受到赞助商和广告的制约，市场的导向和制约使得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感官消费的对象，所以我们看到，各种文学体裁的地位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大众文化的需求而被重新定位。这种各种文学体裁间的重新洗牌，与其说是一个重新排队的问题，不如说是在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价值理念发生全面变更的重要信号。小说虽不及大众文化，但90年代的小说表现得依然不温不火，于坚的一段话表明了小说在90 年代文坛上的地位：“今天在这个国家，小说被置于一切文体之上，受到出版界和期刊乃至官方的普遍青睐，正是它天生媚俗性所致，小说在这个时代得以成为一种向现实投降的最便当途径。”[9] 而始终表现平平淡淡的散文在90年代却变得大红大紫，写散文的越来越多，无论是诗人、小说家、剧作家还是评论家、学者都加入散文创作的行列。90 年代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小女人散文”，并风行一时。而读散文的也为数不少，散文的升温从一方面或许说明这种体裁的长短适中及平易性、宽泛性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被大众读者所接受，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大众消费文化时代读者的阅读取向。而诗歌作为语言艺术的桂冠，这个20世纪80年代一度的贵族，在90年代这个“饿死诗人的时代”已经沦为“贫农”，开始快速地没落。诗歌，成为一种业余的消遣，诗人的地位也随之一落千丈。在90年代，整个社会已经成为一个飞速旋转的物质世界，这就决定了大众需要的只是广告、流行歌曲中碎片式的文学和散落的诗意，而真正的文学和纯粹的诗歌只能是“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的。无论是符合大众审美要求的通俗文学还是点缀零星诗意的碎片式诗歌，充满小资情调的“小女人散文”，抑或只是“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的诗歌，都只是文学在20 世纪大众消费文化中一种命定的存在，是一种真实和自愿的精神状态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