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阳明心学与明代文学的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备受学界关注。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韩经太《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吴建国《雅俗之间的徘徊——16至18世纪文化思潮与通俗文学创作》、宋克夫及韩晓《心学与文学论稿——明代嘉靖万历时期文学概观》等著作都曾对其做出综合论述，并且有大批高质量的论文面世。而明代的越中地区既是阳明心学的发端与成熟之地，也是诗文与戏曲文学的发展重镇，由此涌现众多具有心学背景的文学活动主体，这一现象吸引了众多学者探寻的目光。林丽娟《吾心自有光明月——王阳明诗探究》、华建新《王阳明诗歌研究》、左东岭《良知说与王阳明的诗学观念》、孙良同《王阳明的文学实践及其与心学的关系》、赵山林《王阳明与戏曲》等论著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与其文学理论及创作的关系。谭坤《晚明越中曲家群体研究》第一章第三节、宋克夫《徐渭与阳明心学》、周群《论徐渭的文学思想与王学的关系》、马晓虹及张恩普《心学背景下的徐渭文学情感观研究》等论著不同程度地梳理了心学思潮对徐渭个性特征和文学思想生成的影响。潘运告《冲决名教的羁络——阳明心学与明清文艺思潮》中篇第二章、王美伟《晚明“心式”小品——论心学思想对张岱小品文的影响》等论著则阐述了阳明心学对张岱的文学思想尤其是小品文创作的影响。这些成果都给予后来的研究者以众多的启发，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基本都属于对某一位文学活动主体的个案研究，且主要集中于王阳明、徐渭、张岱等几位大家，对明代越中心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整体观照和系统研究的成果尚付阙如。而阳明心学之于明代越中文学的意义，显然不仅在于培育了几位大家，更由于其地缘、人缘、学缘等因素，越中文士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已成一种广泛的群体现象，且这种影响是深刻而复杂的，既包含了心学所拥有的审美品格对它的正面指引作用，也包含了心学所拥有的非审美性质对它的制约作用。因此，在“明代越中”这样一个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对心学与文学的关系作整体性、全面性的思索，由此把握越文化的精神特质与风格特征，丰富地域文学、区域文化的研究，当是本书努力的方向。
本书所谓“越中”，即指绍兴。绍兴是春秋时期越国的中心，独具特色的越文化正是以这片土地为中心生成，因此史称“越中”,“宋以后以‘越’或‘越中’特指绍兴已成惯例”[1]。明代绍兴府下辖八县：山阴、会稽、上虞、余姚、诸暨、萧山、嵊县、新昌。明代中后期，风行天下的阳明心学正是从这片土地上萌生、发展。
从地理位置看，越中地处东海之滨，自然环境独特，总体特征是负山傍海，山环水绕。境内既有卧龙山、龟山、蕺山、会稽山、秦望山、云门山、宛委山、萧山、苎萝山等大小山峦，又有钱清江、曹娥江、余姚江、鉴湖、若耶溪、剡溪、五泄溪、兰渚等江湖溪流。在历史上的早先时期，越地的生存环境相当艰难，频繁的自然灾害尤其是水灾始终困扰此地。《管子·水地》云：“越之水重浊而洎，故其民愚极而垢。”[2]《越绝书》记载勾践谈到越中一带的地理形势时说：“西则迫江，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下不知所止。”[3]《汉书·地理志》描述古越人“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4]。为求生存，越中先民不避艰难，奋力拼搏，治山治水，终于使穷山恶水转变为佳山胜水。至魏晋南北朝时，越地已形成“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5]的绝美景致。稽山毓秀，鉴水流芳，越中佳山佳水引无数文人骚客尽折腰。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赞叹：“遥闻会稽美，一弄耶溪水。万壑与千岩，峥嵘镜湖里。秀色不可名，青辉满江城。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6]杜甫《壮游》感慨：“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7]陆游《舟中作》抒写了对家乡景致的一往情深：“沙路时晴雨，鱼舟日往来。村村皆画本，处处有诗材。炊黍孤烟晚，呼牛一笛哀。终身看不厌，岸帻兴悠哉。”[8]李孝光《赋得越山越水》则吟咏：“贺家湖上又秋风，放翁宅前东复东。两行云树忽远近，十里荷花能白红。游人耀足银河上，越女梳头青镜中。我欲张帆上南斗，扶桑碧海与天通。”[9]山环水绕的自然环境还形成越人“水行而山处”[10]的生活方式，使越人兼具山之质朴与水之灵动，又以前者为主导。张元忭在万历《绍兴府志》中曾论及越地与越人的关系：“吾越诸山不若嵩、华之高，而类皆奇崛峥嵘，大小昂首各不相下。故其人亦多负气自好，不习为脂韦，往往见憎于世，曰越之人、越之人云。然天下有事，则越人必争先，撄其锋，无论往代。”[11]可知越中自然环境对越人精神的锻铸之功。
越中又有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草莱未辟，已有先民筚路蓝缕，劳动生息。考古发现证明，至迟在近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越地已有先民活动的足迹。在1973年、1978年两次发掘的余姚市罗江乡河姆渡文化遗存，是震动国内外学术界的重大考古发现。遗址先后发掘面积4000平方米，出土文物达4712件。从遗址发现的遗物看，可划分为4个文化层。其中第四文化层距今约7000—6000年，稍早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时期西安半坡遗址；第三文化层距今约6400—5900年；第二文化层距今约5800—5500年；离地面最近的第一文化层亦有5500—5000年的历史。四个文化层层层叠压，文化内涵前后相承，延续时间达2000年[12]。而历史上，“越，舜、禹之邦也。古有三圣人，越兼其二焉”[13]的说法也源远流长。相传帝舜为越人。《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正义”引《括地志》:“越州余姚县有历山舜井”[14]，又云：“《会稽旧记》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周处《风土记》云舜东夷之人，生姚丘。”[15]禹与越地同样关联密切。禹巡狩会稽和死葬会稽的传说，在古代典籍中多有记载，如《墨子·节葬下》:“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16]《吕氏春秋·安死篇》:“禹葬于会稽。”[17]《淮南子·齐俗训》:“禹葬会稽之山。”[18]《史记·夏本纪》:“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19]春秋以来，“越为禹后说”也一直非常流行。《越绝书》记载：“昔者，越之先君无余，乃禹之世，别封于越，以守禹冢。”[20]《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沿袭这一说法，认为：“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21]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指出：“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22]班固《汉书·地理志》也云：“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后二十世，至勾践称王。”[23]相关说法，虽后世不断有学者质疑，却已深入越人之心，且深切影响到这一方土地的民情风俗：“虞俗被舜声，教民习勤俭，安耕织，不乐商贾，以故富籍无千金之产，臧获无百指之家，内外之辨甚严，贵贱之分不躐。士勤诵读，尊师友，以廉耻气节相高。嘉靖间严嵩当国，权倾内外。虞人入仕籍者，辄毅然首斥其奸，弹章踵接。至嵩父子有云：‘天下人容我，独虞人不能容我。’此可以概其俗矣。”[24]“嵊俗舜禹所过化也，本圣贤之教泽，系于水土而成于性。夫虞夏邈矣，而流风余韵，历数千年而犹有存者，岂独以地灵哉。”[25]故越地历来风土醇厚，崇尚气节，“好学笃志，尊师择友，弦诵之声，比屋相闻，不以殖赀货、习奢靡相高”[26]，相沿成风，相染成俗，积淀了极为深厚的文化底蕴。故邹守益在追溯阳明心学的发端时也说：“舜江浚祥，禹穴炳灵；良知一振，群寐咸醒。”[27]
春秋时期，对后世越中影响最大的人物是越王勾践。勾践凭借弱小国力，击败强吴，进而逐鹿中原，成就霸业，功业固然可敬，但最令后人钦佩的还是他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28]，终于兴越灭吴，报仇雪恨的韧劲。鲁迅曾满怀敬意地说：“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绎，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绰然足以自理。”[29]可以说，大禹铸造了越人刚硬的品性，勾践则赋予越人柔韧的性格，两者相辅相成，对完善越人的文化个性都居功至伟。
自秦以降，越中在历史上主要有两次人文发达的契机。契机之一是南北朝之际，北方战乱，晋室南渡，给越地带来中原先进的文化：“晋迁江左，中原衣冠之盛，咸萃于越，为六州文物之薮。高人文士云合景从，声名遂为江左之冠。”[30]越地聚集了大批人才，越人也由尚武转向崇文。东晋至南朝之间，盛行玄学，越中地区充溢着浓郁的哲理思辨氛围，《世说新语》中记载了大量谢安、支道林、许询、孙绰等士人辨名析理，畅谈玄学的活动。浓郁的玄风对文人的思维、心态、审美和生活都产生重要影响，进而使他们的文学观念和创作都深受熏染。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31]，语带贬义，但从文学史的角度看，玄学促使文人“追索个体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追求自然而然的生命状态，催生了文学乃至文化自觉时代的到来”[32]。永和九年（353）的暮春时节，王羲之、谢安、孙绰等人修褉兰亭，曲水流觞，传为千古佳话，王羲之写下的《兰亭集序》正是玄学与文学结合下产生的千古名作。
越中人文发达的契机之二是南宋建炎三至四年（1129—1130），宋高宗赵构避金兵暂驻越州，州治山阴为临时首都，名重一时。建炎五年（1131）正月，高宗改元“绍兴”，取“绍万世之宏休，兴百王之丕绪”[33]之意。十月，应越州官民之请，升越州为绍兴府，绍兴之名由此而始。绍兴地区的政治地位因此大大提高，一跃成为宋廷的陪都和浙东的政治中心，对推动越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以科举为例，《嘉泰会稽志》云：“今天下县亦多有学，而会稽诸邑为盛”,“国朝崇儒右文，眡古为重，而东南儒风，宏楙盛美，会稽为最焉。”[34]到南宋中期，每次朝廷开科，绍兴府举试者常常多达6000余人，登第者之众，为其他州府所少见。
宋室南渡后，理学大盛，名家辈出，流派纷呈。在南宋前期和中期，主要有以朱熹为代表的“朱学”，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吕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陆学”等。全祖望在《同谷三先生书院记》中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35]朱学继承和发展二程之学，又糅合周敦颐和张载“关学”及佛道思想，强调“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36]，由此建构起以“理”为本的庞大哲学体系；陆学倡导“心即理”的观点，认为“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37]，从而形成以“心”为核心的理论体系，故称为“心学”；吕学则折冲其中，兼纳朱、陆两家之学。越中地区的学术思想深受朱、陆两家的影响。宋孝宗淳熙年间，朱熹曾出任浙东提举，驻绍兴数年，学者云从；又应邀赴各县书院讲学，宣扬自己的学说，并与越中学者广泛交游，彼此切磋辩难，朱学由此得以在越地广为传播。与此同时，陆学在浙东各地也颇为活跃。与绍兴府毗邻的明州（庆元府）地区形成以杨简等“甬上四先生”为代表的四明心学，对越中学者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此学术环境下，以石墩、石宗昭、俞浙等为代表的越中学者往往表现出主朱学而兼陆学，或主陆学而兼朱学的倾向。
明朝建立后，元末大规模战乱的局面得以结束。百余年间，江浙一带社会稳定，自然环境良好。明朝政府鼓励垦荒，整治吏治，宽赋省役，百姓安居乐业，越中文化得以进一步发展。在社会习俗方面，尤其与浙西相比较，以绍兴为中心的浙东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保持“尚古淳风”的文化传统。明人王士性《广志绎》曾拿两浙进行比较：“两浙东西以江为界而风俗因之。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鞶帨，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浙东俗敦朴，人性俭啬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概，鲜富豪大贾。”[38]而在文化教育方面，明朝建立之初，为巩固新生政权，朱元璋就非常重视文教事业，施行偃武修文的政策。绍兴官府也采取积极措施，促进文教事业的发展。从洪武三年（1370）至隆庆元年（1567），绍兴府较大规模地修建学校共有十六次。教育的普及为学术的繁荣和文学的兴盛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明代绍兴的科举成绩一直走在浙江省前列。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记载，明代绍兴考中进士的就有824人，出状元7名，科举成绩在全国遥遥领先。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阳明心学应运而生，风行百年，“不仅在哲学上，即在明代文学上，也发生了极大的影响”[39]，一如当年玄学之作用于文学。而越中作为王阳明的故乡，它在明代中后期的文学的发展，因地缘、人缘、学缘关系的紧密，更是与阳明心学息息相关。本书的研究目标，即为历时性地寻绎明代越中心学和文学之间的衔接脉络，探究明代越中心学逐渐向文学渗透的进程，尽可能系统地考察阳明心学在明代越中文学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将其放在历史的背景下作客观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1]钱明：《浙中王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2]姜涛注：《管子新注》，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315页。
[3]张仲清校注：《越绝书校注》卷4，国家图书馆2009年版，第108页。
[4]《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69页。
[5]（南朝宋）刘义庆撰，刘强会评辑校：《世说新语会评》，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84、82页。
[6]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957页。
[7]（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39页。
[8]（宋）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4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577页。
[9]陈增杰校注：《李孝光集校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09—410页。
[10]《越绝书校注》卷8，第200页。
[11]万历《绍兴府志》卷44《人物志十·乡贤之五·忠节》,《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001页。
[12]《绍兴通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4页。
[13]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7761《孙因·越问序》，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7册，第2页。
[14]《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页。
[15]《史记·五帝本纪》，第31页。
[16]辛志凤等译注：《墨子译注·节葬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
[17]张双棣等译注：《吕氏春秋译注·安死篇》，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页。
[18]顾迁译注：《淮南子·齐俗训》，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85页。
[19]《史记·夏本纪》，第83页。
[20]《越绝书校注》卷8，第194页。
[21]（南朝宋）范晔著，张觉译注：《吴越春秋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页。
[22]《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第1739页。
[23]《汉书·地理志》，第1669页。
[24]光绪《上虞县志》卷38《杂志·风俗》,《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783页。
[25]《嵊县志》卷13《风土志》，民国二十三年（1934）排印本，第1页。
[26]《南宋会稽二志点校·嘉泰会稽志》，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27]《王文成公全书·序目》,《万有文库第一集一千种》，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5页。
[28]（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哀公元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708页。
[29]《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越铎〉出世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卷，第39页。
[30]万历《绍兴府志》卷12《风俗志》引司马相《郡志》，第946页。
[31]（南朝梁）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明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页。
[32]孙金荣：《魏晋玄学与魏晋文学》,《文史哲》2012年第4期。
[33]（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4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5页。
[34]《南宋会稽二志点校·嘉泰会稽志》，第17、65页。
[35]《黄宗羲全集》第5册，《宋元学案》卷51《东莱学案》，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36]（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页。
[37]（宋）陆九渊：《陆象山全集》卷11《与李宰二》，中国书店1992年版，第95页。
[38]（明）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7页。
[39]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