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莫言长篇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

第一节 莫言长篇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相同或相似之处

一 莫言长篇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具体的相同或相似之处

莫言长篇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小说在诸多方面具有相同或相似之处——

（一）题材方面的相同或相似之处

从题材方面来说，莫言长篇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小说具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其中，具有可比性的主要有如下两点。

其一，具有现实性。

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小说或者取材于历史上的“现实生活”即非虚构生活，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或者取材于作者所身历的现实生活，如部分明清话本小说，其题材具有现实性；一些非现实主义的小说，也有一些内容是取材于现实生活的，如《西游记》中有关道士作恶、“国王”昏庸等的内容。因此，中国古典小说——至少有一部分中国古典小说的题材显然是具有现实性的。

莫言长篇小说的十一部中只有《檀香刑》是取材于历史的，而且即使是这部小说，其题材的部分成分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如小说所描写的义和团运动在历史上便是一个“现实存在”；其他长篇小说则均取材于现实。因此，莫言长篇小说的题材不仅具有现实性，而且具有“整体性”“集约性”的现实性。

其二，有一些“志怪”的元素。

中国古典小说中的鬼怪、神魔小说，如先秦、两汉、六朝的《穆天子传》《山海经》《列仙传》《搜神记》《搜神后记》等，唐、宋、金的《传奇》（裴铏著）、《古镜记》《河东记》《游仙窟》《稽神录》《夷坚志》《续夷坚志》等，以及明、清的《封神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平妖记》等，无一不“志怪”；《水浒传》之类的“侠义”小说、《三国演义》之类的“讲史”小说等，以及《红楼梦》之类的“人情”小说，无一不含有“志怪”的内容，如《山海经》中的夸父、《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的前身——“魔”、《三国演义》中关羽等的鬼魂、《红楼梦》中的“通灵宝玉”“太虚幻境”等均具“志怪”性。

同时，在民间流传久远的传说、故事，许多都具有“志怪”的内容——莫言在老家时所听到的传说、故事就具有“志怪”的内容，他曾说：“离我的家乡三百里路，就是中国最会写鬼故事的作家蒲松龄的故乡。当我成了作家以后，我开始读他的书，我发现书上的许多故事我小时候都听过。”[1]“我当时在农村作为一个社员在劳动的时候，经常听到村里的人讲述妖、狐、鬼、怪的故事。”[2]“在我祖父母讲述的故事里，狐狸经常变成美女与穷汉结婚，大树可以变成老人在街上漫步，河中的老鳖可以变成壮汉到集市上喝酒吃肉，公鸡可以变成英俊的青年与主人家的女儿恋爱。”[3]

莫言长篇小说几乎每一部都有“志怪”的内容——《红高粱家族》中的“我二奶奶”（恋儿）被黄鼠狼附体、李山人作法、红狐狸救耿十八刀等，《天堂蒜薹之歌》中的方四婶在监狱里梦见已死的方四叔要她给他伸冤报仇、高马从警察手里逃出后躲在槐树林里看见方金菊挺着大肚子过来对他说话等，《十三步》中的麻雀单步走、“女子私通杀夫，内着红裙为丈夫发丧”“丧夫之妇急于改嫁而扇干丈夫坟头”“丧夫女丈夫棺材前与小和尚鱼水之欢”之类的故事以及方富贵死而复生之事等，《酒国》中的食婴、鱼鳞男孩等，《食草家族》中的“人兽变幻”[4]、人兽交配、蝗灾、在洞里生活的生蹼的祖先、人的灵魂、斩灵魂等，《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领弟被鸟附体、方金枝被狐附体、“起尸鬼”死老太太等，《红树林》中的珍珠仙子、“苏东坡迷路南江县”“洪秀全井边遇渔姑”之类的故事等，《檀香刑》中的檀香刑、有神异力量的蛇血、赵甲的“阴森恐怖”、赵小甲的“虎须看本相”等，《四十一炮》中不死的老兰、兰老大以及庙里有灵性的狐狸等，《生死疲劳》中的六道轮回，《蛙》中姑姑遭群蛙索命似地追逐等。

（二）人物方面的相同或相似之处

从人物方面来说，莫言长篇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小说具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其中，具有可比性的主要有如下几点。

其一，具有奇异的本领。

中国古典小说，无论是《穆天子传》《搜神记》《封神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等鬼怪、神魔小说，还是《水浒传》之类的“侠义”小说、《三国演义》之类的“讲史”小说等，以及《红楼梦》之类的“人情”小说，都有一些具有奇异本领的人物，如《穆天子传》中的周穆王、造父、西王母等，《山海经》中的夸父、女娲、精卫、大禹等，《列仙传》中的赤须子、赤将子舆、彭祖、木羽等，《搜神记》中的干将、莫邪、李寄，《搜神后记》中的谢允、杜子恭、佛图澄、胡道人等，《传奇》（裴铏著）中的聂隐娘、昆仑奴等，《封神演义》中的姜子牙、南宫适、杨戬、李靖、哪吒、金吒、木吒、韦护、雷震子、土行孙等，《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等，《聊斋志异》中的燕赤霞、向杲、王鼎等，《水浒传》中的公孙胜、戴宗、吴用、阮氏兄弟等，《三国演义》中的南华老仙、紫虚上人、左慈、管辂、李意、华佗、诸葛亮、庞统、关羽等……

莫言长篇小说也有一些具有奇异本领的人物——《红高粱家族》中的李山人[能作法驱除附体“我二奶奶”（恋儿）的黄鼠狼]、《酒国》中的金刚钻（能连喝三十杯酒而不醉）、鱼鳞男孩（能变化成不同的人）、《食草家族》中的祖奶奶（由马变为人、后来又由人变为马）、大毛、二毛（能斩书记的灵魂）、《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领弟（能预测未来）、《红树林》中的万奶奶（能“长生不老”[5]）、《檀香刑》中的孙丙（能不为克罗德射来的枪弹所伤）、赵小甲（能通过“虎须看本相”）、赵甲（摸摸路边的树便会让树吓得瑟瑟发抖、能让恶狗见了他噤声）、《十三步》中的方富贵、《四十一炮》中的老兰、兰老大（能死而复活）、罗小通兄妹俩（能与肉进行交流）、《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能多次转世）……

其二，具有“扁形”性。

在这里，所谓“扁形”性即具有“扁形人物”的特性。扁形人物就是指叙事性文学作品中具有简单性格的人物，用福斯特的话来说，其本质特征“可以用一个句子表达出来”，也就是具有某一鲜明突出甚至是“单一性”的性格或品性或本领或能力，而且这种性格或品性等不随着情节的变化而变化。

中国古典小说除《红楼梦》等极少数之外，其人物多为“扁形人物”，如《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始终“长厚而似伪”、诸葛亮始终“多智而近妖”[6]、张飞即“莽”、关羽即“义”；《封神演义》《西游记》等中的人物要么是“神”，要么是“妖”，如菩提祖师、太上老君、李靖、杨戬、哪吒、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六耳猴等。

莫言长篇小说多属“扁形人物”，即使是小说中主人公或重要人物也大抵如此——

《红高粱家族》中的余占鳌野气，戴凤莲泼辣；《天堂蒜薹之歌》中的高羊猥琐，高马、方金菊等均“阳光进步”，方四叔、方四婶、方一君、方一相等均愚昧；《十三步》中的人方富贵、张赤球等均窝囊，李玉婵淫邪；《酒国》中的丁钩儿任人摆布，金刚钻、余一尺等均邪恶，女司机放荡，李一斗、莫言等均意志薄弱；《食草家族》中的四老爷、九老爷、大爷爷、阮书记等均邪恶，大毛、二毛等均弱智，二姑、天、地等均凶残；《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恋乳，上官鲁氏坚韧，上官来弟放荡，上官想弟薄情，上官寿喜、上官福禄等均窝囊，司马库有勇有谋，沙月亮匪气十足，鲁立人“愚忠”，孙不言（孙大哑巴）粗野；《红树林》中的林岚美而不可爱，马叔缺少担当，金大川、秦书记等均邪恶，林万森见利忘义，吕大同不争气，陈珍珠、陈小海等均愁苦不堪；《檀香刑》中的孙眉娘放荡，孙丙爱出风头，赵甲阴邪，赵小甲弱智，钱丁敢作敢为；《四十一炮》中的老兰（兰继祖）、兰大和尚等均邪恶，罗通窝囊，杨玉珍能干，罗小通年龄与智力错位；《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蓝脸、洪泰岳等均执拗，黄瞳、西门金龙等均邪恶，庞抗美、庞春苗、庞凤凰等均“女德”匮乏；《蛙》中的姑姑（万心）盲从，“我”（蝌蚪、万小跑、万足）意志薄弱，陈鼻猥琐，陈眉愁苦不堪。这些人物尽管还有其他性格或品性，但总的来说又是从属于各自的“这一”性格或品性的。

其三，具有“草根性”。

文学从根本上来说是起源于民间，小说更是如此——从中国文学的角度来说，小说本是针对诗歌、散文等“正统”文学而言的一种文体，原本是“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而成的“短书”（东汉桓谭的《新论》），属“街谈巷语，道听涂（“涂”通“途”——引者注）说”之类（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因此，天然地具有“草根”性，其人物也自然如此，即往往与底层民众密切相关，或者干脆就是底层民众，尤其是一些取材于下层现实生活的小说，如《水浒传》《聊斋志异》之类的作品，其人物不少即如此——《水浒传》虽然主要叙写108位英雄好汉，但那些英雄好汉不少都出自或生活在下层，如阮氏三兄弟、时迁等，《聊斋志异》中的聂小倩、婴宁、黄英、白秋莲、阿细、黑山老妖、辛十四娘、鸦头、连城、香玉、秋容、小谢等，虽名为妖精，但实为社会底层民众的化身，而且就神魔鬼怪而言，妖精也属其底层；均具有明显的“草根性”。

莫言长篇小说中的人物绝大多数是底层民众——

《红高粱家族》中的余占鳌、戴凤莲、刘罗汉、曹梦九、冷麻子、任副官、江小脚、花脖子、余豆官、单廷秀、单扁郎、成麻子、余大牙、王文义、刘大号、方七、痨痨四、曹二老爷、“我二奶奶”（恋儿）、刘氏、“我母亲”、黑眼、五乱子、耿十八刀等，《天堂蒜薹之歌》中的高羊、高马、方金菊、方四叔、方四婶、方一君、方一相、杨助理员、高金角、仲为民、王安、张扣、马脸青年、青年军官、高直楞、于秋水、杏花、朱老师、宋安妮、王泰、刘胜利、刘家庆、曹金柱等，《十三步》中的方富贵、张赤球、李玉婵、屠小英、王副市长、“蜡美人”“老猴子”、张大球、张小球（二球）、方龙、方虎、王副市长的儿子、马校长、马鸿星等，《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上官鲁氏、上官来弟、上官招弟、上官领弟、上官想弟、上官盼弟、上官念弟、上官求弟、上官玉女、于大巴掌、上官寿喜、上官福禄、上官吕氏、司马亭、司马库、司马粮、沙月亮、沙枣花、鸟儿韩、马洛亚、鹦鹉韩、鲁立人、鲁胜利、孙不言（孙大哑巴）、纪琼枝、龙青萍、独乳老金等，《红树林》中的许燕、吕大同、卢南风、“青面兽”、陈珍珠、陈小海、陈三两、小云、马刚、牛劲、熊仁、苏婵娟、“青面兽”、张校长、瞿老师、体育孙、单立人等，《檀香刑》中的孙眉娘、孙丙、赵小甲、小桃红、钱夫人、春生、刘朴等，《酒国》中的丁钩儿、金刚钻、余一尺、女司机、丘大爷、李一斗、袁双鱼、袁美丽、李一斗的岳母、莫言等，《食草家族》中的女学生、四老爷、四老妈、九老爷、九老妈、五老妈、小媳妇、李大元、摩登女人、老头儿、金豆、支队长、黄胡子、玫瑰、大爷爷、皮团长、梅老师、阮书记、大毛、二毛、老四、沫洛会、王先生、青狗儿、二姑、德高、德重、德建、天、地等，《四十一炮》中的老兰（兰继祖）、兰大和尚、罗通、杨玉珍、罗小通、“野骡子”、娇娇、范朝霞、姚七、黄彪、万小江、刘胜利、冯铁汉、黄豹等，《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白杏儿、迎春、吴秋香、蓝脸、黄瞳、西门金龙、西门宝凤、蓝解放、黄互助、黄合作、庞虎、王乐云、庞抗美、庞春苗、常天红、马良才、蓝开放、庞凤凰、西门欢、马改革、洪泰岳、陈光第、韩石匠、韩花花、沙武净、杨七、胡宾、蓝千岁等，《蛙》中的姑姑（万心）、“我”（蝌蚪、万小跑、万足）、杉谷义人、王金山、吴秀枝、王仁美、小狮子、黄秋雅、李手、袁脸、袁腮、王脚、方莲花、王肝、王胆、肖上唇、肖下唇、陈额、艾莲、陈鼻、陈耳、陈眉、王胆、张拳、耿秀莲、郝大手、秦河、王小倜、吕牙、田桂花、大爷爷、杨林、秦山等；这些人物除曹梦九、冷麻子、王安、王副市长、司马亭、司马库、鲁立人、纪琼枝、林岚、秦书记、钱丁、余姥姥、慈禧太后、袁世凯、克罗德、兰大和尚、蓝解放、庞抗美等外，基本上都是社会平民甚至是社会底层平民，具有明显的“草根性”。

此外，莫言长篇小说与中国古典小说在人物方面还有其他一些具有可比性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如《丰乳肥臀》中变成鸟仙后的上官领弟，生活习性也变得跟鸟一样，这与《聊斋志异·阿纤》中的老鼠精阿纤有现实生活中老鼠囤积粮食的习性相似；“《生死疲劳》与《西游记》一样，将物性和人性相结合以创造拟物形象……地主西门闹在投胎转世成‘西门驴’、‘西门牛’、‘猪十六’、‘狗小四’、‘西门猴’时，不仅完全披着驴、牛、猪、狗、猴这五种动物的外形，而且还保留着这五种动物各自的生活习性和性格特征……‘西门驴’、‘猪十六’、‘狗小四’虽然披着动物的外壳，但它们都具有西门闹的灵魂和思想：‘西门驴’能够用自己的智慧与母驴‘花花’一起智斗恶狼，也能解救陷入困境的西门白氏；‘猪十六’凭借自己的智慧打败沂蒙山猪‘刁小三’，最终又逃离猪场，建立自己的王国，成为猪王；‘狗小四’对黄合作母子二人忠心耿耿，对西门金龙施与的美食诱惑不为所动，保持着自己的尊严。”[7]

（三）情节方面的相同或相似之处

从情节方面来说，莫言长篇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小说具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其中，具有可比性的主要有如下几点。

其一，具有传奇性。

中国古典小说，其情节多具传奇性——

《穆天子传》中的周穆王驾八骏西巡天下，行程三万五千里，会见西王母。

《山海经》中的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

《列仙传》的赤须子、赤将子舆等通过服食一些果实和药物得以成仙；彭祖“常食桂芝，善导引行气”，结果从夏代至商代末年，活了800余岁；木羽母亲常做善事，上天为了报答她的善行，便让木羽十五岁成仙；马师皇因为治好了向其求治的龙，后来被龙驼着升天而去；陵阳子明放了一条钓得的白龙，后龙迎他去成仙……

《搜神记》中的干将莫邪的儿子为干将报仇；李寄斩杀巨蟒；韩凭夫妇生死相爱；紫玉与韩重生死相爱；董永至诚至孝感动上帝，上帝派织女帮助他织绢还债等。

《传奇》（裴铏著）中的聂隐娘的身世经历；裴航费尽周折娶云英；黑人奴仆摩勒行侠仗义玉成崔生、红绡相好之事等。

《西游记》中的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历尽九九八十一难。

《聊斋志异》“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描写委屈，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8]，如《席方平》中的席方平为父亲伸冤，从阴间告到天上；《促织》中的成名奇迹般地得虫、失虫和再得虫；《聂小倩》中的宁采臣与女鬼聂小倩结合，生儿育女；《西湖主》中的陈弼教落水做湖君的乘龙快婿；《梅女》中的封云亭与转世的女鬼梅女结婚等。

莫言长篇小说中的每一部都有一些传奇性的情节——

在《红高粱家族》中，余占鳌、戴凤莲的“机缘巧合”与“生离死别”；余占鳌率部伏击日寇，曹梦九与土匪周旋并几乎将土匪一网打尽；“我二奶奶”（恋儿）被黄鼠狼附体及李山人作法驱黄鼠狼；戴凤莲死时身上流出的鲜血散发出浓郁的高粱酒香；耿十八刀挨十八刀而不死等。

在《天堂蒜薹之歌》中，高、刘、曹换亲，死去的方金菊、曹文结阴亲等。

在《十三步》中，方富贵死而复生，方富贵与张赤球生而不能活，王副市长与“蜡美人”、李玉婵在院子里裸体奔走嬉戏等。

《酒国》“讲述的是一个十分丑恶而又荒诞的城市故事，似乎存在于另一个星球上，又似乎存在于身边。”“小说（尤其是丁钩儿活动）的每一个细节、场景、场面，都极为具体、清楚，甚至异常明晰，但所构成的叙述，其整体效果却朦胧、似真似假、让人摸不着头脑”[9]，仿佛被酒浸泡过似的，呈现出极强的恍惚性和迷醉性；如有人写匿名信揭露酒国有人吃婴孩，丁钩儿奉命调查此事，但酒国究竟是否有人吃婴孩？丁钩儿究竟调查清楚了没有？……都扑朔迷离；酒国既是小说故事发生的场所，又是小说中李一斗所居住并写作的真实城镇；小说虽无一处明写“吃婴儿”在酒国确有其事，但是此事却既存在于丁钩儿未能探明的传闻中，又存在于酒博士李一斗夸张的叙事中；丁钩儿和李一斗相互补充，在表象与深层、物质与精神方面来回转换，让人在真真假假、亦正亦邪间不置可否，产生一种“奇奇怪怪”的感觉。具体到小说某一部分而言，也大抵如此，如第一章，“丁钩儿奉命侦察、去矿山，非常真实，顺畅发展时，出现了看门人被枪击又复活、门房里‘热得发冷’的场面；平头接待丁钩儿、引见领导，也非常真实，顺畅发展时，又穿插了进圆木林、葵花林绕不出来，稀里糊涂走到矿长、党委书记办公室的场面。这就象给江山万里图上不时撒落几团水，使之洇开，现出迷朦。似真似幻，似幻似真，不知何处是幻，何处是真？”[10]具体到小说中的某一人物而言，亦如此，如余一尺，在小说的“现实”中，他是一个侏儒，拥有众多的情妇，在李一斗所写的小说中，他千杯不醉、家学渊博，自主创业致富，并成为一尺酒店的老板；在李一斗所写的纪实文字以及余一尺的自述当中，他则一会儿是疾恶如仇、劫富济贫的鱼鳞小子，一会儿是腹中有“酒娥”的酒店小伙计，一会儿是《酒国奇事录》里迷恋魔术女子的小男孩；在李一斗所写的故事中，鱼鳞小子既可与神童婴儿是同一体又可与之分离，小男孩则既可以是《酒国奇事录》的主人公，又可能是余一尺……

在《食草家族》中，“时空模糊，情节离奇，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神话，人性与动物性之间的界限有时泯然难分，神话世界与现实人生的距离非常紧密，以至于使我们觉得这一世界与我们的距离既迫近又那么遥远”[11]；“腊八老爷”本已死了，可又多次复活，不但起来吃东西，而且还对自己的葬礼指手画脚，最后，在把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才心满意足地死去；死去的皮团长对反叛他的人进行镇压，失踪了三年的考察队员再次出现；“我”的年龄随意变化，“我”在过去与现在之间自由穿梭，并且在死了之后还可以与活人对话，能够看见凡间的事物，见到梅老师就想活过来；小屁孩死了以后还能拥有灵敏的感觉；一头母猪像人一样，能跳舞，能穿鞋；母马变成女人和男孩结婚，人驴交配；人们只要一咀嚼清新的青草就容光焕发、精神饱满……

在《丰乳肥臀》中，司马大牙单枪匹马地去高密东北乡定居，凭着一枪一叉在荒野里生存下来，并繁衍了一个富甲一方的大家族；盲女坐在大瓮里漂流在湍急的洪水中而安然无恙；上官斗和司马大牙用屎尿打击德寇；沙月亮在率领游击队与日寇战斗时，身上的一块皮肉被削了下来，但“那皮肉很快地从伤口上跳下来，往草丛里钻。他逮住它，往地上摔了几下，把它摔死，然后，从身上撕下一块破布，紧紧地裹住了它。”[12]上官领弟被鸟附体变成鸟仙后能纵身一跃，轻捷地跳到梧桐树上，然后从梧桐树又跳到大楸树，从大楸树又降落到草屋的屋脊上；能预知未来的事情，如预测鸟儿韩十八年后回来、设坛的第二天会有供奉的神像；能为远道而来的人指点迷津、诊断病情；能对不敬的人进行惩罚；“完全进入了鸟仙状态的时候，她鼻子弯曲了，她的眼珠变黄了，她的脖子缩进了腔子，她的头发变成了羽毛，她的双臂变成了翅膀。”[13]受伤的马排长眼球被摘下随手一扔后，“那只眼球在泥土上噜噜转动着，最后定住，仇视地盯着我们。”[14]上官金童躺在母亲的坟墓前，回忆往事时，“他的眼前飘来飘去着一个个乳房。他一生中见过的各种类型的乳房，长的，圆的，高耸的，扁平的，黑的，白的，粗糙的，光滑的。这些宝贝，这些精灵在他的面前表演着特技飞行和神奇舞蹈，它们像鸟、像花、像球状闪电。姿态美极了。味道好极了。”[15]……

在《红树林》中，红树林会对闯入者发动攻击；卢家不惜重金制造空前绝后的超级“九重塔”焰火；万奶奶巧遇洪秀全；陈珍珠姐弟俩采到价值连城的黑珍珠。

在《檀香刑》中，赵小甲通过“虎须”能看到人的“本相”——赵甲是一只瘦骨伶仃的黑豹子，孙眉娘是一条水桶般粗细的白蛇，钱丁是一只白虎，衙役是穿衣戴帽的灰狼，轿夫是驴……孙丙的头被砍后竟然能在院子里面转圈，还能有经验地躲避孩子们的追赶和狗的追咬。面对内忧外患，孙丙在一夜之间头发全部脱落，甚至连胡须都纷纷折断脱落。

在《四十一炮》中，企业举办吃肉比赛，政府举办肉食节、建肉神庙。

在《生死疲劳》中，西门闹死不瞑目，反复大闹阎罗殿，六次转世投身以及转世为驴、牛、猪、狗时的经历，尤其是一些特殊表现，如猪十六不仅能直立行走，上树喝酒，还能统领猪群，将猪群训练成富有战斗力的队伍等。

在《蛙》中，姑姑（万心）小时与母亲一起被日寇抓去做人质；姑姑（万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时俱进”，在时代的大潮中浮沉；妇科医生[姑姑（万心）]忙于找超生孕妇引产；孕妇则忙于躲妇科医生，陈眉代孕；千万只青蛙组成的“大军”，不仅能拦住人的去路，还能撕碎人的衣服裙子，对人进行拦截追赶等。

其二，跌宕起伏。

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一些较为成熟的小说，其情节往往颇为跌宕起伏，如李朝威《柳毅传》的情节——唐代仪凤年间，落第书生柳毅，在回乡途中路过泾阳，遇见龙女在荒野牧羊。龙女向他诉说了受丈夫泾川君次子及公婆虐待之事，并托他给她父亲洞庭君捎信。柳毅激于义愤，替她把书送到。洞庭君的弟弟钱塘君闻知此事，大怒，飞向泾阳，把侄婿杀掉并吞进肚子里，救回了龙女。钱塘君深感柳毅的为人高义，便要把龙女嫁给他，但出语傲慢，于是，遭到柳毅的严词拒绝。其后，柳毅续娶范阳卢氏——卢氏实际是龙女化身；两人最终得以幸福地结为夫妇。

又如蒲松龄《促织》的情节——整篇小说包括“征虫、觅虫、求虫、得虫、失虫、化虫、斗虫、献虫、评虫”等部分，各部分前呼后应、紧密相连；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一应俱全——“征虫—觅虫”是故事的开端，“求虫—得虫”是故事的发展，“失虫—化虫—斗虫”是故事的高潮，“献虫”是故事的结局，此外，还有一个故事的“画龙点睛”——“评虫”；总的来看，情节是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到“波平浪静”——成名觅虫不得，穷途末路，便唯思自尽，此为第一波；巫婆适时出现，成名得以按图索骥，觅得一虫，此为第二波；成名得虫之后，举家庆贺，成子好奇，“窃发盆”，虫得而复失，此为第三波；成子因致虫丢失跳井自尽，成名人物两空，此为第四波；成子所化身的虫，不仅出奇制胜，而且能“闻琴瑟之声，则应节而舞”，此为第五波；成名献虫后因得厚赏而巨富，至此“波平浪静”。

如此跌宕起伏的小说还有很多很多，可以说不胜枚举，如张说的《绿衣使者传》、杜光庭的《虬髯客传》、沈既济的《枕中记》《任氏传》、许尧佐的《柳氏传》、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白行简的《李娃传》、乐史的《绿珠传》《杨太真外传》、张实的《流红记》等唐宋传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以及《聊斋志异》中的《莲香》《小谢》《连城》《宦娘》《鸦头》《叶生》《司文郎》《于去恶》《王子安》《席方平》《梦狼》《梅女》……

莫言长篇小说的故事情节颇为跌宕起伏——

1.《红高粱家族》的主要故事情节大致为：

戴凤莲的父亲因贪图钱财而把如花一般美丽的她嫁给麻风病患者单扁郎。余占鳌等轿夫在送戴凤莲去成亲的途中以颠轿、说粗话的方式取乐。土匪拦路抢劫。余占鳌等轿夫打死土匪。余占鳌与戴凤莲在高粱地里野合。余占鳌为了占有戴凤莲而杀死单家父子。余占鳌往酒篓里撒尿。戴凤莲的父亲向她索要一头大黑骡子而未得，便上县衙大堂状告她，诬称她勾结土匪以谋杀公公和亲夫、谋夺夫家财产。土匪头子花脖子绑架戴凤莲。余占鳌杀死花脖子而成为新的土匪头子。余占鳌与丫鬟恋儿偷情。余占鳌与恋儿同居，恋儿成为“我二奶奶”。戴凤莲背叛余占鳌而成为黑帮会铁板会老大黑眼的情人。“我二奶奶”被黄鼠狼附体。成麻子因愚昧无知而无意间做了汉奸。日寇屠村。日寇活剥刘罗汉。余占鳌率部在墨水河大石桥伏击日寇。余占鳌做黑帮会铁板会的老大。黑帮会、国军、共军混战。黑帮会、国军、共军混战时被日寇偷袭，便合力抗日。余占鳌被日寇抓去北海道当劳工……

2.《天堂蒜薹之歌》的主要故事情节大致为：

方四叔（方云秋）家贫，便通过与刘家、曹家以转圈换婚的方式给儿子方一君找老婆——让女儿方金菊嫁给刘家的刘胜利，刘家的女儿刘兰兰嫁给曹家的曹文，曹家的女儿曹文玲嫁给方家的方一君。方金菊爱上了转业军人高马，两人私定终身。方金菊在自己与高马的私定终身之事遭到方四叔的反对后与高马私奔，在被抓回时怀上了高马的孩子。方金菊虽遭方四叔吊打，但仍坚持要嫁给高马；高马被方金菊的哥哥方一君、方一相毒打和搜刮财物之后，接受了方四叔所提出的要他拿出一万元的彩礼才把方金菊嫁给他的条件，并准备通过种蒜薹挣钱的方式筹集一万元的彩礼。政府动员农民种蒜薹并允诺负责收购蒜薹，但在蒜薹丰收时，村、乡政府部门层层盘剥蒜农，致使蒜农不能顺利地出售蒜薹；而供销社则优先收购一些关系户的蒜薹；同时，政府有关部门起初不许外地客商收购蒜薹，可在外地客商被挤走后，本地商业机构却又停止了收购蒜薹。蒜农的蒜薹卖不出去，只得烂掉，蒜农由此血本无归。方四叔卖蒜薹未果，并在归家途中被乡党委书记王安私自用来贩卖蒜薹的公车轧死。方一君、方一相拖着方四叔的尸体到乡政府讨公道，整整一天没人理睬；后来，乡政府民政部门干部杨助理员出面处理时，以欺骗、恐吓的方式打发他们回家。最后，方家只得到了三千元的赔偿。而肇事者虽是醉酒驾车，且轧死了方四叔，但因其雇主是王安，且是王安的亲戚，便逍遥法外。方一君、方一相兄弟俩只顾自己的利益，在方四叔尸骨未寒之时分家，且丧心病狂——在分家时，方一相将方四叔的一件新棉袄用菜刀照准棉袄的中缝，一刀接一刀地剁起来，直至剁成两半，然后，与方一君各分一半；两兄弟将方四叔的一双破鞋各分一只。蒜农们虽遭遇不公，但又无可奈何，便非常愤怒，最后，在高马等人的鼓动下去县政府所在地要求县政府解决蒜薹滞销的问题，县政府不理睬，结果引发骚乱。事后，警察逮捕了高马等人。方金菊在高马被捕后带着即将临盆的孩子在高马家的门框上吊死。方四婶因方四叔的横死未得到公正的处理而随愤怒的蒜农冲击县政府大楼，并放火以泄愤，结果被抓进监牢；在监牢里犯了病而不能得到相应医治，便保外就医。曹文跳机井而死，曹家看中了死去的方金菊，便与方一君、方一相合谋，让方金菊与曹文结阴亲；方四婶得知此事后，悲愤填膺，上吊自杀。高马在得知曹文与方金菊结阴亲之事后，企图越狱为方金菊报仇，结果被警察开枪击毙。其他的蒜农均遭受了法律的“公正判决”，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事件的直接责任者——天堂县县长却只是换了个地方继续当县长。

3.《十三步》的主要故事情节大致为：

中学物理教师方富贵累死在讲台上后，在被运往殡仪馆的途中复活；为了不给校长添麻烦，他便继续“死”——装死。校长以主管教育的王副市长与殡仪馆特级美容师李玉婵偷情之事“讹诈”王副市长——要求王副市长提高教师待遇。方富贵在被送去殡仪馆整容时在殡仪馆门口受阻。王副市长在有关城市建设远景规划的会议上病故。方富贵在被送进殡仪馆后，由于李玉婵需要先给和他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死去的王副市长整容，便被临时性地塞进冰柜。方富贵的同事兼邻居张赤球因薪水微薄遭妻子李玉婵轻慢。李玉婵的母亲“蜡美人”当年风流全城，与包括时为劳动局副局长的王副市长在内的诸多男人有染；“蜡美人”当年经常赤身裸体地在院子里行走，并与年仅十五岁的女儿李玉婵一起脱光衣服在院子里行走；“蜡美人”、李玉蝉、时为劳动局副局长的王副市长三个人光着身子一起欢快地在泥里打滚。李玉婵在给王副市长整容时把他身上的脂肪一条一条撕下来，装在三只塑料袋，拟送给猛兽馆的管理员“老猴子”（“老猴子”用那些脂肪喂老虎），并窃取了王副市长口中的三颗金牙。“老猴子”与李玉婵在人民公园“偷情”。一名纺织女工在火灾中丧身，李玉婵给那名纺织女工整容，那名纺织女工的丈夫——一个解放军中尉——利用她沽名钓誉。李玉婵与中尉谈恋爱，中尉在与李玉婵第一次做爱时，发现她不是处女，便悻悻而去。当年，李玉婵在野外与时为劳动局副局长的王副市长疯狂地做爱，被“老猴子”用照相机偷拍。晚上，趁无人之际，方富贵悄悄地离开殡仪馆回家；妻子屠小英认为他已死，便拒绝让他进家门，于是，他去了邻居兼同事张赤球家——张赤球的妻子即李玉婵。李玉婵出于赚钱的目的而将方富贵整容为张赤球的模样，让他代替张赤球给学生上课，而让张赤球去做生意挣钱。方富贵在以张赤球的身份去学校上课的途中，遭过去与张赤球关系暧昧的小卖部老板娘勾引。方富贵以张赤球的身份见屠小英，遭众人非议。张赤球带着李玉婵交给他的经商赚钱的任务与一百元的本钱出门，在试图“赚钱”的过程中处处碰壁。张赤球回首不堪回首的往事。李玉婵在去银行兑换从王副市长口中窃取的三颗金牙时，被王副市长在银行里当职员的儿子发现了她窃取王副市长的金牙之事；王副市长的儿子去李玉婵家向她索要王副市长的金牙，并以此要挟她、逼她与他上床。在方富贵与李玉婵偷情时，张赤球的儿子张大球打穿了张赤球家和方富贵家之间的墙。方富贵试图钻墙洞时被屠小英打晕。方富贵的女儿方虎被张大球勾引走，两人在雨中跳着裸体舞。方富贵的儿子方龙和一个女孩鬼混，方富贵劝阻，方龙不但不听劝阻，反而给了他一拳。屠小英在车间主任的教导下学了一套拳法，狠狠地教训了一直欺负她的女工刘金花。有关屠小英跟车间主任谈恋爱的传闻不胫而走。方富贵因不能恢复原来的面貌和身份而在教室里悬梁自尽。在方富贵——被整容为张赤球，即伪张赤球——的追悼会举行时，回校要求恢复身份的张赤球被认为是方富贵——伪张赤球——的父亲。

4.《酒国》的主要故事情节大致为：

省人民检察院的特级侦察员丁钩儿搭乘一辆由女司机驾驶的拉煤卡车到市郊的罗山煤矿调查酒国市官员烹食活婴之事。途中，丁钩儿与女司机相互斗嘴、勾引。到煤矿后，丁钩儿遭看门人的仗势欺人。进煤矿党委保卫部后，丁钩儿被迫遵守矿上“敬酒不成三，坐立都不安”[16]的规矩喝酒。见到矿长和党委书记后，丁钩儿被推进众官员为他特设的宴席，被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金刚钻劝酒，并喝得酩酊大醉；同时，与众官员一起吃红烧婴孩（红烧婴儿）。丁钩儿在酒醉醒来后，感到身、心均不舒服，想自杀，并意识到酒国市有一伙吃人的野兽。丁钩儿搭女司机的车离开酒国；途中，卡车水箱出了问题，两人对骂；丁钩儿在亲吻女司机时被她把舌头咬了一个洞。丁钩儿随女司机到她家；随后，两人偷情，被女司机的丈夫——金刚钻——当场捉住。丁钩儿在逃离女司机家时撞倒了一个老女人，并被她缠上。丁钩儿在女司机的带领下前去拜访一尺酒店的老板余一尺，向他打听酒国官员烹食婴儿之事。丁钩儿发现女司机是余一尺的第九号情妇。丁钩儿看到女司机坐在余一尺的膝头与余一尺调情，开枪杀死女司机和余一尺。丁钩儿在逃跑途中看到有人在画舫中的盛宴上吃婴儿，边抗议边向画舫扑去，结果，跌进了一个露天大茅坑，淹死了。酒国市酿造大学（或称酿造学院）勾兑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业余作家李一斗写了九篇短篇小说，并与作家莫言勾勾搭搭，想通过莫言在《国民文学》杂志上发表自己所写的小说。被酒国市酿造大学聘为客座教授的金刚钻在酒国市酿造大学公共课大教室做演讲。金刚钻幼年时身怀异能，能十里闻香，嗅出酒味。村民专门为烹饪学院特别收购处生小孩，并企图将自己的孩子卖一个好价钱。“红衣小妖精”进入烹饪学院特别收购处成为小孩子们的“王”。李一斗带领诸位朋友“走驴街”。在余一尺给李一斗及其朋友开的全驴宴上，上了一道将公驴母驴的生殖器插在一起的大菜“龙凤呈祥”。余一尺拟让莫言为他写自传。李一斗与岳母发生不伦之恋，甚至幻想与岳母做爱。李一斗的妻子为其母与李一斗之间的不伦关系而生气。李一斗的岳父袁双鱼为其妻子研制了一种名为“西门庆”的烈性药酒——喝了这种酒的人会产生种种幻觉，有时甚至会产生比实际的性爱感觉更美妙的幻觉。袁双鱼上山拜群猴为师学做猿酒。

5.《食草家族》的主要故事情节大致为：

在种（家）族大迁徙的时代，一匹红色母马驹变成一个千娇百媚的姑娘——草香——与一个小男孩结合后，生了两对双胞胎儿女；在发现一对儿女乱伦后，长大成人的小男孩用猎枪把他们当场打死，并辱骂另一对儿女是母马养的畜生——这违背了他最初与草香“永远不能提一个马字”的约定，于是，立马一声巨响，地上升起红色的烟雾，一匹火红色的马驹被那烟雾卷跑了；长大成人的小男孩只用了一天工夫就由一个膘肥体壮的大汉变成了一具又黑又瘦的活尸。食草家族即草香与小男孩的后代，最初因同姓通婚，后代便生蹼。为了杜绝后代生蹼，到了四老爷的爷爷那一代，族里严禁同姓通婚。数百年前，一对同姓的男女陷入爱情，且女方怀孕了，但最终还是被活活地烧死；皮团长将生蹼的孩子集中起来阉割；被阉割的孩子们长大后，集合起来造皮团长的反，结果，全部被皮团长俘获；皮团长让他们去对付洋鬼子，结果，他们通通死在旷野上。一个奇丑的男人与一匹母驴交配，被打死。“我”在九岁的时候，弄死了九老妈的一只鸭子，她嚎啕大哭，并掉到沟里，“我”找来喝醉了酒的九老爷把她救了上来。四老爷是一个中医，他在年轻的时候与小媳妇勾搭成奸；为了方便自己与小媳妇通奸，他药杀了其公公。四老妈与流沙口子村的锔锅匠李大元通奸，四老爷发现此事之后，休了四老妈；觊觎四老妈已久的九老爷护送她回娘家，途中，锔锅匠在打算抢走四老妈时遭遇士兵，并被士兵杀死。“我”莫名其妙地被一个摩登女人打了两个耳光，打“我”耳光的那摩登女人在过马路时被汽车撞死了。城市飞速膨胀，蝗虫一样的人和汽车塞满了城市的每个角落。讲授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教授说他挚爱与他患难相共的妻子，而把漂亮的女人看得跟行尸走肉差不多，但又搂着女学生细长的腰在黑森森的冬青树丛中漫步，并消失在树丛中。蝗虫泛滥成灾，四老爷、九老爷率众抗蝗，未成功，后来，农业飞机喷洒毒药，杀死了蝗虫，但也破坏了环境。金豆在小时遭支队长的养马人黄胡子虐待。支队长与高司令以女人玫瑰为赌注赛马，黄胡子因嫉恨支队长而在马身上扎了针，使支队长输了赌注。金豆在送儿子上学校时，遇到长着蹼膜的梅老师；金豆与梅老师关系暧昧，但每次都在和她几乎要成事时被儿子搅黄；儿子带着金豆到红树林里时，遇到了三个女考察队员和三个男考察队员，三位男考察队员从飞行的直升机上掉到湖里死了。双胞胎大毛和二毛的娘在十八年前被阮书记强奸；大毛、二毛的生父可能是阮书记，他们名义上的父亲让他们表演手淫，与驴交配，以此来报复阮书记；并曾让他们给阮书记舔脚后跟来消除其脚的奇痒；后来，他在去杀阮书记时被打得血肉模糊，回家后死了。阮书记与赤脚医生小毕有染。“我”想下毒毒死阮书记及其老婆，被民兵抓到后当成反革命分子带到阮书记那里；阮书记当着大家的面处死了老七，接下来枪毙了“我”。大毛、二毛知道“我”被杀，便跑到阮书记家放火、行刺。新任书记到任，村民们声讨阮书记，阮书记的家被抢劫一空。大毛、二毛在去阮书记家锯他的腿以替他们名义上的父亲报仇时，阮书记自己动手砍去了自己的双腿。二姑生来生蹼，身兼族长与村长的大爷爷与大奶奶一起怂恿二姑的父亲即三爷爷把二姑杀死；一个白发老人阻止三爷爷杀死二姑。二姑长大后带着一群土匪回家报仇，大爷爷、大奶奶虽顽强地抵抗，但抵抗没有成功。二十年后，二姑的儿子天和地回家报仇，迅速杀死大爷爷，折磨死大奶奶，杀死七爷爷和七奶奶（麻奶奶），让48个女人每个人选择一种二姑发明的刑法。

6.《丰乳肥臀》的主要故事情节大致为：

清朝光绪二十六年，德国鬼子包围了高密东北乡的沙窝村，鲁璇儿父母双亡，被其大姑姑夫妇收养。鲁璇儿从五岁时开始裹脚，到民国时小脚裹成，但正好赶上了放足令的颁布，因此，小脚不再吃香，她只好嫁入上官铁匠家，成为上官鲁氏。上官鲁氏的丈夫上官寿喜没有生育能力，其婆婆上官吕氏又希望她能生能养，并给她施压，于是，她便先后或被动或主动地与多个男人发生关系，生了来弟、招弟、领弟、想弟、盼弟、念弟、求弟、玉女等八个女儿和儿子金童，最终，活到九十五岁而逝。上官来弟的生父是上官鲁氏的大姑父于大巴掌；长大后，她与黑驴鸟枪队队长沙月亮相爱，上官鲁氏反对她与沙月亮相爱，同时，因邻居孙大姑对自己有接生之恩，便强行把她许配孙大姑的孙子孙不言；她在与沙月亮私奔后与之生女沙枣花，在沙月亮死后，她先后爱上了美机驾驶员巴比特（巴比特在所驾驶的飞机被日机击中后被司马库任司令的抗日别动大队所收容）及司马库；1949年后，她由政府作主嫁给孙不言，后来，她爱上了从日本归来的懂鸟语、善捕鸟、通武术、善使用弹弓的鸟儿韩；最后，她失手打死孙不言，便在生下与鸟儿韩的儿子鹦鹉韩后被处决。上官招弟的生父也是于大巴掌；她长大后嫁给抗日别动大队司令司马库，生双胞胎女司马凤、司马凰；在与独立纵队十七团的割据战中，她中弹身亡。不久，在一位倡导极“左”“土改”政策的大人物示意下，县长鲁立人下令将司马凤、司马凰处死，但没来得及行刑，司马凤、司马凰就被一个骑着白马的人和一个骑着黑马的人射杀。上官领弟的生父是一个赊小鸭的（实为土匪密探）；她长大后爱上鸟儿韩；在鸟儿韩被日寇掳至日本做劳工后，她精神错乱，设立鸟仙神坛禳解；在被爆炸大队战士孙不言强奸后，她嫁给他，并与他生子大哑、二哑；最后，她因练习飞翔而摔死在悬崖下；她与孙不言所生的大哑、二哑都死于国军飞机所投掷的炸弹。上官想弟的生父为一个走街串巷的江湖郎中；长大后，她在全家生活最困难的时候自卖自身进妓院以救家人，后流落他乡、音信全无；“文革”中，她被遣返还乡，多年积攒的财物被人民公社干部洗劫，并遭受残酷批斗，后因旧病复发而死。上官盼弟的生父为屠狗人高大膘子；长大后，她自愿参加爆炸大队，后嫁给爆炸大队政委鲁立人，生女鲁胜利；1949年后，她先后任卫生队队长、区长、农场畜牧队队长，并改名马瑞莲；在“文革”中自杀身亡。上官念弟的生父为天齐庙智通和尚；长大后，她爱上巴比特并与之结婚，在婚后的第二天，她与巴比特一起成为鲁立人所率领的独立纵队十七团的俘虏；在被押送的途中逃脱后，她被一寡妇诱至山洞，寡妇引爆随身所带的手榴弹与她及巴比特同归于尽。上官求弟的生父为败兵；她在年幼的时候被卖给白俄罗斯托夫伯爵夫人做养女，后改名乔其莎；1949年后，她毕业于省医学院；在被打成右派后，她到农场劳动改造，并在劳改期间因饥饿而暴食生豆饼，结果，被胀死。上官玉女的生父为瑞典籍传教士马洛亚；她生而失明；1949年后，在生活困难时期，她因不忍心拖累母亲，投河自尽。上官金童的生父亦为马洛亚，与上官玉女为双胞胎；他一生嗜乳，以至精神错乱，中学毕业后，去农场劳动，后因犯“奸尸罪”而被判刑15年；改革开放后，他刑满还乡，随后，在鹦鹉韩夫妇开办的“东方鸟类中心”任公关部经理，再后任司马库之子司马粮投资的“独角兽乳罩大世界”董事长，因被炒鱿鱼、被骗而失败，终至穷困潦倒，一事无成。

7.《红树林》的主要故事情节大致为：

林岚的父亲林万森与马叔的父亲马刚是战争年代的生死之交。马叔和林岚小时同在幼儿园小班；那时候，马叔经常被女孩子欺负，但又总能得到林岚卫护。后来，林万森被调到三江工作，其全家随之搬到三江。“文革”开始后，林万森被调回到南江县任县长，林岚随之转学到南江一中；稍后，林万森夫妇被定为“走资派”，林万森像一条狗一样被人牵着游街示众；其妻子则被红卫兵关进医院的太平间，并在那里上吊自杀。林岚那班同学几乎都被赶到红树林珍珠养殖场工作。在红树林珍珠养殖场工作的第三年，林岚因林万森任重新组建的中共南江县县委书记而回到县城。林万森是凭借地委秦书记东山再起的，作为回报，他答应了秦书记要林岚与其傻儿子秦小强结婚的要求。婚后，林岚在秦书记的帮扶下从地区广播局播音员做到地委常委，并与秦书记生下儿子林大虎。在秦书记因放纵地与林岚性交而猝死在浴缸里后，林岚独自养育林大虎。后来，林大虎犯强奸罪、林岚犯受贿罪，并且两人均被绳之以法。

8.《檀香刑》的主要故事情节大致为：

赵甲是京城刑部大堂里的首席刽子手、大清朝的第一快刀和砍人头的高手；在用五百刀的凌迟刑罚处死袁世凯的骑兵卫队队长钱雄飞后，带着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联袂”“颁发”的嘉奖回老家高密县东北乡养老。赵甲的儿子赵小甲是一个傻子，但娶了乡里的美人孙眉娘。孙眉娘从小失去母亲，无拘无束，长大之后风流成性，以贩卖熟狗肉为生。高密知县钱丁与钱雄飞是同胞兄弟。钱丁有一副美须。孙眉娘的父亲孙丙是高密东北乡猫腔戏班班主，也有一副美须，并恃“须”傲“物”，以至于在醉酒时贬损钱丁的美须，结果，被关进监狱；随后，钱丁、孙丙比须，孙眉娘做裁判，并判钱丁获胜；在比须的过程中，钱丁、孙眉娘彼此都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孙眉娘暗恋钱丁，甚至为此而潜入县衙内去“追恋”钱丁；钱夫人识破此事后将她“羞”走，并派人扮作钱丁的模样将孙丙的胡须强行薅掉。孙眉娘拟以送狗肉为名潜入县衙毁掉钱丁的胡须以替父报仇，可在与钱丁相见后，两人彼此都爱上了对方。失去胡须的孙丙无心继续唱戏，便解散戏班，娶戏班里的女旦小桃红，用钱丁资助的银子开茶馆谋生。小桃红生龙凤胎宝儿、云儿。德寇修建胶济铁路，东北乡的许多良田及乡民的祖坟被毁或面临着被毁。小桃红遭两个德国铁路技师侮辱，孙丙持棍击毙其中之一，另一个则受伤惊慌逃遁。德寇凌辱小桃红，并虐杀小桃红及其儿女宝儿、云儿。孙丙远走他乡去参加义和团，不久返乡发展义和团组织以抗击德寇。在一次战斗中，孙丙率部全歼了德寇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小队，并生俘了三名德寇。德寇和清兵包围了孙丙所在的马桑镇。孙丙因顾及众乡亲的利益，便在钱丁的劝导下受俘；马桑镇随即被德寇用火炮炸为平地。袁世凯要赵甲用一种能起威慑作用的酷刑处死孙丙。赵甲提出给孙丙施檀香刑。袁世凯、克罗德都希望孙丙能在檀香刑中活到铁路通车典礼举行之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钱夫人在知悉此事后服毒自尽。钱丁决定杀死孙丙以打破袁世凯和克罗德让孙丙在檀香刑中活到铁路通车典礼举行之日的如意算盘，结果，误杀了赵小甲。赵甲欲掐死钱丁以替赵小甲报仇。孙眉娘出其不意地杀死了赵甲。钱丁将匕首插进了孙丙的胸膛。

9.《四十一炮》的主要故事情节大致为：

罗小通出生在屠宰专业村，对肉有一种特殊的感知能力——他能听见肉的呼唤与叫嚷；他对肉也有一种特殊的欲望——超出一切，甚至谁只要给他肉吃，他就叫谁爹。罗小通在父亲罗通与村里臭名昭著的女人野骡子私奔后与母亲杨玉珍相依为命。杨玉珍与村长老兰成了朋友。杨玉珍以勤俭持家为由，不给罗小通肉吃；为此，罗小通讨厌杨玉珍。杨玉珍以收购废品为业，并得到了罗小通的协助和老兰的帮助。在收废品的过程中，杨玉珍母子俩从一对老夫妇那里收购到一门日本造的迫击炮。罗通在与野骡子私奔五年后独自带着他俩的女儿娇娇回来。屠宰专业村所卖的肉全都被注过水、甚至被用福尔马林液浸泡过，面临着受查处，老兰便建肉联厂以瞒天过海，任命罗通为肉联厂厂长、杨玉珍为肉联厂会计；老兰还张罗塑肉神像、建肉神庙、举办肉食节等事项为发展“肉业”造势。在罗通、杨玉珍与老兰讨论如何在肉里耍手段赚钱时，罗小通提出了“洗肉”——给活猪注水，得到老兰等人的认可。在老兰的老婆上吊自杀后，老兰的妻弟苏州声称是老兰与杨玉珍合伙害死了他姐姐，并羞骂罗通；罗通不堪受辱，用斧头砍死杨玉珍。杨玉珍被杀后，罗通被捕，罗小通和娇娇便成了孤儿。罗通在被捕前叮嘱罗小通和娇娇二人去投靠老兰，但罗小通认定老兰是他家的仇人，便没有投靠老兰，甚至拒绝接受老兰给他们的好处，即使是老兰提供的肉，他们也拒绝接受。之后，罗小通带着娇娇流落他乡。在罗小通兄妹俩返回家乡时，老兰的日子过得更好了；而罗小通兄妹俩家里的东西则被偷光了；他们没有食品，便吃别人施舍的肉；没有饮水，便喝屋檐下水桶里的脏水；娇娇最后因吃肉中毒而死。卖给罗小通家迫击炮的那对老夫妇送给罗家四十一发炮弹。罗小通认为是老兰害得他家破人亡，对老兰恨之入骨，便在想象中把那些炮弹全部射向老兰以为父母报仇，最后一发炮弹把老兰炸成了两截；不过，在现实中，老兰并没有死，后来，生意越做越大，并娶了理发师范朝霞。

10.《生死疲劳》的主要故事情节大致为：

西门闹在土地改革时期被枪毙，但他认为自己虽富有，却并无罪恶，因此，在阴间为自己喊冤叫屈。两年之后，阎王对他法外开恩——让他投胎转世，于是，他先后投胎转世为驴、牛、猪、狗、猴和大头婴儿蓝千岁；但每次转世，他实际上都未离开他前身所在的家族和土地，于是，以不同的身份见闻了自己曾经生活过的那片土地上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如他的二姨太白迎春改嫁给他曾经的长工蓝脸，三姨太吴秋香改嫁给西门屯村民兵队队长、生产大队大队长黄瞳，且蓝脸家和黄瞳家都安在他家大院的东厢房，他的妻子白氏经历了种种磨难；蓝脸搞单干；在村长洪泰岳几次游说蓝脸入社均未成功后，蓝脸先是被一群冲进家里的人带走，后是在大饥荒中被一群饥民闯进家里抢粮食，他家的驴——由西门闹转世而来的西门驴——也被杀。又如，蓝脸执意单干，可其妻白迎春却领着她与西门闹所生的儿子金龙、女儿宝凤加入了人民公社，一个家由此分成了两半；金龙先是恶待由西门闹转世而来的西门牛，后是为入社的问题而常与同母异父的兄弟蓝解放打斗，最后是将西门牛虐待至死。再如，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西门金龙为富不仁，洪泰岳用雷管与他同归于尽……

11.《蛙》的主要故事情节大致为：

姑姑万心是“我”——作家蝌蚪——的大爷爷的女儿，大爷爷曾是八路军胶东军区地下医院的医生，拥有高超的医术。日本侵华时，日军杉谷司令为了招降大爷爷，将姑姑作为人质关进大牢。后来，姑姑承其父业，成为妇产科医生，同旧式接生婆“老娘婆”斗智斗勇，最终使得村里人都对她的新法接生佩服得五体投地。在20世纪50年代初，姑姑接生了1600多个孩子；在20世纪60年代初，她成为高密东北乡远近闻名的妇婴名医，受人尊重与崇敬。从1965年起，身为人民公社卫生院妇产科主任的姑姑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全公社掀起“男扎”“风暴”，但遭到村民的抵制。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姑姑同村民的冲突愈演愈烈，并为执行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而挨打，王胆及“我”的妻子王仁美等怀孕妇女也因她的严格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而丧命……王仁美死后，姑姑做媒，“我”娶了姑姑的助手小狮子——“我”儿时的玩伴王肝多年来单恋的对象。陈鼻和王胆的女儿陈耳和陈眉在一家玩具厂上班时遭遇一场大火，结果，陈耳被烧成焦炭，陈眉被烧毁了面容。小狮子因年龄大而无法生育，便秘密地找了个“代孕女”——“代孕女”即陈眉。姑姑在被宣布退休的那天晚上因喝醉了酒走到一片洼地时，成千上万的蛙如孩啼般地叫着、追逐着她，撕扯她的衣服；她一边嚎叫一边奋力地逃离、奔跑，最后，她在衣不蔽体、非常恐惧、非常难堪之际遇上了泥塑大师郝大手；随后，她嫁给了郝大手。退休之后，姑姑关于胎儿、生命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她通过郝大手所捏的泥塑娃娃将她所引产掉的一个个孩子“还原”出来，并且每日参拜那些泥塑娃娃，仿佛是要用这样一种方式去释放她心中的罪恶感；陈眉在生下孩子后因孩子被人抱走而精神失常……

其三，具体的“细节”性情节具有“对应性”的相似性。

1.《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大闹阎罗殿、转世投胎以及有关阎王鬼卒、牛头马面、炸油锅的描写与《聊斋志异·席方平》中的席方平大闹阎罗殿、《聊斋志异·三生》中刘孝廉转世投胎以及关于地狱阴司的描写十分相似。《生死疲劳》中的红卫兵在批斗走资派时喊口号的声音经过高音喇叭的放大，把一群正在高空中飞翔的大雁吓得像石头一样噼里啪啦地掉下来，人们不顾一切地哄抢从天而降的大雁，混乱演变为混战，最终升级为武斗；《儒林外史》中的五河县盐商方老爷送老太太入节孝祠，锣鼓喧天，仪仗豪华，有众多乡绅和秀才参与其中，但方六老爷却与一个卖花的牙婆伏在阁楼的栏杆上看执事，牙婆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捉着，一个一个往嘴里送；两者都是庄严变成滑稽，颇为神似。《酒国》中余一尺的艳遇故事与《聊斋志异·种桃》《聊斋志异·婴宁》等所叙写的“艳遇”故事，《酒国》中的妖精少年、鱼鳞小子、身怀异能的金刚钻等充满特异色彩的人物与《聊斋志异》中的花妖狐媚，《酒国》中的现实与幻境相互交错、真假相混与《聊斋志异》中的现实与幻境相互交错、真假相混……都具有相似性……

2.《红高粱家族》中的余占鳌等轿夫在送亲的途中疯狂般地颠轿、余占鳌往酒篓中撒尿、“我二奶奶”（恋儿）被黄鼠狼附体、李山人作法、耿十八刀被日本人捅了十八刀后为红狐狸所救、余占鳌在日本山洞里做了十几年的野人，《天堂蒜薹之歌》中曹家为死去的儿子结阴亲，《食草家族》中的“腊八老爷”死而复活、活而复死，《丰乳肥臀》中的盲女坐在大瓮中漂流在湍急的洪水中居然安然无恙、上官斗和司马大牙与德寇进行屎尿大战、上官领弟被鸟附体、方金枝被狐附体、上官金童等人碰到“起尸鬼”死老太太，《酒国》中的“神神鬼鬼”，《红树林》中的洪秀全巧遇万奶奶、珍珠仙子救陈珍珠，《檀香刑》中的孙眉娘用交尾的蛇血获取爱情的力量，《四十一炮》中的吃肉比赛、“肉食节”“肉神庙”，《生死疲劳》中的六道轮回等情节均可在民间文学找到其“原型”或相似的“原型”，而且有些，如“黄鼠狼附体”“山人作法”等，能找到的“原型”还不只一二。

3.莫言长篇小说的故事多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莫言说：“‘高密东北乡’既是一个地方，但同时也是一种象征，其意义是超越地域限制的。”[17]“高密东北乡是在我童年经验的基础上想象出来的一个文学的幻境，我努力地要使它成为中国的缩影，我努力地想使那里的痛苦和欢乐，与全人类的痛苦和欢乐保持一致，我努力地想使我的高密东北乡故事能够打动各个国家的读者。”[18]高密东北乡最早出现在莫言的《秋水》中，之后，在《白狗秋千架》《透明的红萝卜》《老枪》《枯河》等中陆续出现，再后，在莫言长篇小说中多有出现，如《红高粱家族》《食草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的主要故事情节均发生在高密东北乡（《酒国》中的莫言是高密东北乡人），这与《聊斋志异》中许多篇章的故事均发生在阴界或妖界或仙界相似。

（四）主题方面的相同或相似之处

从主题方面来说，莫言长篇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小说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不少，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注重揭露和批判：

中国古典小说，不仅是一些现实主义小说，如《金瓶梅》《红楼梦》、晚清谴责小说等注重揭露和批判，而且一些看起来非现实主义小说，如《聊斋志异》也注重揭露和批判——

1.揭露和批判现实政治的腐败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如《促织》《席方平》《梦狼》等。

2.揭露和批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压迫人民的暴行，如《成仙》《潞令》《梅女》《梦狼》《成仙》《向杲》《石清虚》《红玉》等。

3.揭露和批判统治阶级人物灵魂的丑恶，如《考弊司》《公孙夏》《窦氏》等。

4.揭露和批判封建科举制度的腐败，如《叶生》《素秋》《神女》《阿宝》《司文郎》《于去恶》等。

5.揭露和批判封建文人的丑陋，如《崂山道士》《王子安》《续黄粱》等。

6.揭露和批判封建势力或恶势力对青年男女恋爱的阻挠和破坏，如《鸦头》《细侯》《连城》《宦娘》等。

7.揭露和批判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恋爱的阻挠和破坏，如《婴宁》《莲香》《香玉》等。

8.揭露和批判人性的丑陋，如《种梨》等。

莫言长篇小说也注重揭露和批判——

莫言曾明确地表示：“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恶的成分。”[19]莫言长篇小说“很好”地践行了他的这一“偏见”——它们虽然也有歌颂，如《红高粱家族》歌颂了“原始生命力”[20]，歌颂了坚贞不屈的民族精神……但更为突出的则是“暴露”“揭示”，或者说是“揭露”“批判”——莫言长篇小说中的每一部都注重“揭露和批判”。

1.《红高粱家族》的揭露和批判主要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揭露和批判了封建主义。戴凤莲的父亲把如花似玉的戴凤莲嫁给单家麻风病患者单扁郎，固然是因为贪图单家的一头骡子，但也是因“父为子纲”“在家从父”等传统的封建思想在作祟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传统势力做后盾。莫言曾明言：“小说中奶奶和爷爷的‘野合’在当时是弥天的罪孽，我之所以用不无赞美的笔调渲染了这次‘野合’，并不是我在鼓吹这种方式，而是基于我对封建主义的痛恨，我觉得爷爷和奶奶在高粱地里的‘白昼宣淫’是对封建制度的反抗和报复，极度的禁欲往往导致极度的纵欲，这也是辩证法吧！”[21]

其二，揭露和批判了民众的愚昧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迷信思想。小说中的人物从根本上来说都很愚昧，即使是余占鳌、戴凤莲也如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来说都是浑浑噩噩、被生活“裹挟”着活着的，“余司令的兄弟尸横遍野，使人想起义和团的英勇，也使人想起义和团的英勇中所含的深刻的悲剧意味；余司令不稀罕冷支队配合他作战，除了表现了他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男子汉外，也同样表现了他的封闭与盲目”[22]“我二奶奶”（恋儿）被黄鼠狼“魅”上后余占鳌为之求道驱鬼，最后“奇死”；为了在“押花会”中奖，戴凤莲带着余豆官到死小孩夼以称小孩的方式来决定押哪种花；铁板会在为戴凤莲出大殡遭突袭时祈求所谓的神明。其他人物，如铁板会的成员、成麻子、王文义、刘大号、方七、痨痨四、“我二奶奶”（恋儿）等就也如此——他们都是麻木、被动地活着，像一具具行尸走肉，成麻子甚至做了为虎作伥、引狼入室之类的事而懵然不觉，结果，不仅害死了全村大部分男人，也害死了自己的妻儿；耿十八刀相信红狐狸为自己舔舐伤口……

其三，揭露和批判了人性的恶。余占鳌为了满足占有戴凤莲这一私欲，竟然杀死了单家父子；戴凤莲既希图拥有夫家的财产，又厌恶身患麻风病的丈夫，便不顾伦理道德，默认了余占鳌杀死其丈夫与公公……

其四，揭露和批判了带给民众不幸的时代。小说的故事主要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这段时间，“我”的先辈们从来没有安居乐业过，如“我奶奶”及其父辈们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以至于“我奶奶”的父亲为了一头骡子把如花似玉的“我奶奶”嫁给一个麻风病患者，“我”的爷爷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做土匪，日寇在东北乡烧杀抢掠……

其五，揭露和批判了战争。在小说中，无论土匪之间的混战，还是黑帮会、国军、共军之间的混战以及黑帮会、国军、共军的合力抗日，都是生灵涂炭，即使像生命力极强的戴凤莲也丧生在兵燹之灾中。

其六，揭露和批判了日寇的凶残和暴虐。日寇心狠手辣、丧心病狂，竟活剥刘罗汉，这是一种野兽吃人一样的行为，是一种实质上的吃人。

其七，揭露和批判了看客及看客心理。余占鳌、戴凤莲、成麻子等实际上都是被看者，余占鳌、戴凤莲也是表演者；人们对余占鳌等在戴凤莲出嫁时的“颠轿”、戴凤莲的“被颠轿”、余占鳌杀单氏父子、戴凤莲为表示自己与单氏父子的被杀无关而当着县长的面在大众场合“晕死”过去、余占鳌们伏击日寇、戴凤莲在莲儿死后的“哭丧”、成麻子披着狗皮吊死在树上等都津津乐“看”。

2.《天堂蒜薹之歌》的揭露和批判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揭露和批判了社会的黑暗。

（1）农民走投无路，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农民响应政府的号召种蒜薹，但在蒜薹丰收了之后，本应该统一收购蒜薹的供销社却拒绝收购，政府本应该出面干预，给农民提供应有的帮助，但实际上却是视而不见、不理不睬；农民在无法可想、无路可走时愤怒地冲击政府，但最终不但一无所获，反而因触犯法律而被抓进监狱。高马与方金菊自由恋爱，合情合理合法，却不仅自己先后遭到了方家兄弟的毒打，而且连累方金菊——使其也遭到了其父方四叔的毒打；事后，高马告到乡政府，乡政府的干部不但不管，反而将他打跑；高马和方金菊被迫私奔，却遭到了官方和民间合力的围追堵截；高马愤慨于死后的爱人“被”与他人结阴亲，试图越狱去过问，结果，被击毙。方四叔连人带牛被乡党委书记王安所挪用的公家汽车轧死，村主任高金角害怕乡党委书记，便不许知情的高羊实话实说，最后，他不但不愿意为方四叔说句公道话，反而威胁方四叔的家人道：“这事情不简单，我一个村主任，管不了这样的事情，你们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只有两条要求：一、死尸要火葬，这是县里的规定；二、卖了牛肉要向村委会交十块钱管理费，这是乡里的规定。”[23]方金菊因家遭横祸，对生活绝望，最后怀着即将出生的孩子吊死在自己所爱之人的家里。方四婶在被抓进监牢后悲哀绝望，以至于对狱友说：“人活着是不容易。俺有时候就想，人哪里比得上条狗呢？狗有人给它拌糠吃，没有糠吃泡屎也就饱了。狗身上有毛，不用发愁没衣裳穿。人呢，既要操持着吃，又要操持着穿，忙忙碌碌一辈子，到老来，养着好儿女还好，养不着好儿女还得挨打受骂……”[24]最后，因女儿“被”与他人结阴亲而上吊自杀。马脸青年被警察抓捕后，先是被铐在马路边的树上，后是被过路的车撞死。看守所里的所谓的死囚不过是因遭不公待遇而打了别人一棍，结果被判死刑，上诉未果后被执行枪毙。只有高羊因为胆小怯懦、逆来顺受而得以在劳改中苟且偷生。“蒜薹事件”之后，蒜农受到了法律的“公正判决”。

（2）干部鱼肉百姓、逍遥法外

县长、书记等渎职后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处罚——被撤职的县长仲为民不久就在别处官复原职，县委书记纪南城停职检查，视检查情况另行处理。

党委书记王安不仅私自挪用公车贩卖蒜薹，而且在其所挪用的公车将方四叔连人带车撞死后，居然若无其事——他对司机说：“小张，你别怕，是咱乡里的农民，事情好办极了，给他们家点钱就是啦！”[25]

乡政府民政部门干部杨助理员身为国家干部，不但不伸张正义，反而执法犯法，助纣为虐，不择手段地促成方、刘、曹三家换亲；方金菊与高马私奔，杨助理员亲自开车带着方家兄弟把他们抓了回来，把高马打得半死，并把高马身上卖掉家产所得的钱全部抢走；方一君、方一相拖着父亲方四叔的尸身到乡政府讨公道时，杨助理员不仅不秉公处理，反而恫吓、欺骗方一君、方一相。

村主任高金角对方四叔惨遭横死不仅不说一句公道话，而且不准知道方四叔惨遭横死实情的高羊实话实说，并恫吓、敲诈方四叔的家人道：“这事情不简单，我一个村主任，管不了这样的事情，你们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只有两条要求：一、死尸要火葬，这是县里的规定；二、卖了牛肉要向村委会交十块钱管理费，这是乡里的规定。”[26]

高羊土葬其母，生产大队的黄书记便派治保主任等将高羊抓起来；治保主任让民兵用枪托子打高羊的后脑，并将其打昏在地，随后又让民兵揪住高羊的头发，他用木板左右开弓地抽打高羊的腮帮子。“治保主任用钢丝拧住他的两个大拇指，把他吊在钢铁的房梁上”[27]，后来，“治保主任把一根生满硬刺的树棍子戳进他的肛门里约有两拃深”[28]。

（3）法制极不健全

警察把高羊与树捆绑在一块，槐针扎进高羊的肚皮，当黑红色的槐针从肚皮上拔出来时，肚皮上的孔里慢慢地渗出了黑红色的血；警察让被抓的人背靠杨树，双臂拉到树后，再用手铐锁住其双手；法院不是一个公正、公平的场所，而是强势和权势的庇护所；张扣因用歌谣表达了自己及民众对政府部门的讽刺与不满，揭露和抨击了官方的恶政与恶行，结果，“一个戴眼镜的警察蹲在张扣身边，用透明的胶纸牢牢地封住了他的嘴巴……”[29]，最后竟然被“杀人灭口”；在监狱中，老、中、青三代犯人同居一室，中年犯人霸道，老年犯人猥琐，青年犯人狠毒……铁窗内的生活简直让人不寒而栗；农民被迫“冲击县政府”却被判徒刑。

其二，揭露和批判了农民的愚昧、丑陋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迷信思想。

在小说中，除退伍复员军人高马称得上有觉悟外，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有愚昧、丑陋不堪的一面——方四叔和方四婶作为方家家长，不仅包办儿女的婚姻，而且还用女儿为儿子换亲；女儿不从，方四叔居然骂女儿是“杂种”，还说要打死她，甚至伙同妻子、儿子对女儿采取暴力、监视等野蛮而又非法的手段；在得知女儿怀孕后，方四叔冲她说：“我成全你们！告诉高马，让他拿一万块钱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30]把女儿当作可供交易的商品，毫无父女亲情可言。在蒜薹遭拒收时，方四叔不是据理力争，坚决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是胆小怕事、明哲保身、退让躲避。方四婶随同愤怒的群众冲击县政府时，砸打公物，做了违法乱纪之事，居然浑然不知，被抓进监牢后只是认命般地自怨自艾。方一君、方一相虽是有别于其父母的新一代农民，但也像其父母一样愚昧，居然认可换亲这种婚姻方式，方一君更是为了自己娶老婆，丝毫不顾及妹妹的幸福，伙同父母把妹妹推向火坑，并且做出像监视妹妹这样触犯法律之事；同时，方一君、方一相兄弟俩肆意干涉妹妹与高马的自由恋爱，在找到与其妹妹出走的高马时，几乎将高马打死，并洗劫了其家；对父亲的横死，方一君、方一相均极度地冷漠、麻木，在分家时，两人又均极度地贪婪、愚昧、自私，如连其父亲所遗留的一件棉袄也要用菜刀剁成两半后各分一半；最后，为了牟利，两人竟然将妹妹的尸骸卖给曹家，与曹家因跳井而死的曹文结阴亲；方一君为了讨好干部杨助理员、岳父曹金柱等人，把毒药“敌敌畏”加入用水稀释了的酒，冒充茅台酒……人性的善良、美好，传统的伦理道德，在他们的身上荡然无存。方金菊虽然追求幸福，勇敢地与高马恋爱，并与高马私奔，但最后却带着腹中的孩子自杀了——殊不知，自杀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对家人、爱人也是一种伤害，对胎儿而言，更是一种犯罪。高羊自小就胆小怕事、怯懦窝囊，对权势和强力总是盲信、盲从。张扣虽然看起来有觉悟，具有反抗性，但实际上是因为自己是盲人，便“死猪不怕开水烫”，口无遮拦。高直楞虽然敢于忤逆村主任，看起来好像有觉悟，具有反抗性，但实际上是仗着自己有一个做组织部副部长的舅舅。此外，农民的迷信思想根深蒂固，如高马从警察手里逃出来后躲在槐树林里，到后半夜时，他恍惚看到方金菊挺着大肚子过来，说：“高马哥，俺要走了，跟你来告个别……”[31]便以为这是“不祥之兆”[32]，于是，决定无论如何，夜里也要回家看看。方四婶在监狱里梦见方四叔浑身是血，站在她床前，要她给他伸冤报仇，还告诉她窗台下有二百元钱，方四婶在惊醒后，决定回家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窗台下抠钱。民众认可“换亲”“冥婚”的陋习，并堂而皇之地参与其中。

其三，揭露和批判了封建主义思想对妇女的戕害。

方金菊被父母强行许配给人以替自己的哥哥换亲，不从，便遭父亲毒打，被其父母、哥哥等限制人身自由。

其四，揭露和批判了看客及看客心理。

高羊、方金菊、方四婶、高马等实际上都是被看者；高羊遭警察、牢霸、保主任等折磨，方金菊上吊自杀及在死后被其哥哥们卖给曹家以与曹文结阴亲，方四婶被抓后在监狱里的言行举止，高马被杨助理员、方一君、方一相等抓住及毒打、被警察抓住等都是看客们上好的“看料”。

3.《十三步》的揭露和批判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揭露和批判了社会的丑恶。

（1）拜金主义和肉欲主义盛行，世风日下、道德日趋败坏——李玉婵为了物质和精神的满足，不守道德底线，先与自己母亲的情人偷情，后与自己的领导偷情，再后与自己的邻居偷情，用死人的肉同猛兽馆的管理员交换自己用作食用的肉；猛兽管理员用死人的肉喂养动物；方富贵为了自己及同事们的利益“借尸还魂”般地假冒张赤球给学生上课；张赤球为了改善生活竟然放弃身份、擅离职守；方富贵和张赤球身为人民教师，而且可以说都是很优秀的人民教师，可是都有“婚外恋”，连基本的“师德”也没有；身为教师的小郭在办公室高声大嗓地吼叫着：“道德家们何须大惊小怪！道德这玩意儿从本质上讲是虚伪的。许多了不起的大人物一旦倒了霉，就会有人揭露他们的风流韵事。”[33]“蜡美人”与女儿李玉婵共享一个情人；河边的绿草地和排椅上“孕育了无数婴儿”，清洁工每天打扫避孕套，然后像铁饼运动员扔铁饼一样把那些避孕套扔进河里……方龙和年轻女子在小树林里鬼混，李玉婵才十五岁就和王副局长胡搞，方虎才十五岁就和邻居张大球在雨中跳裸体舞……

（2）领导干部腐化堕落——王副市长与“蜡美人”母女一起在院子里裸体嬉戏淫乐，并将她们俩一起据为己有；利用职务之便给自己的情妇安排工作；连牙齿都是用金子做的；大吃大喝，结果脑满肠肥、大腹便便，以至于死后，领导不得不指示整容师把他弄瘦一点以减少群众的反感，避免不必要的误会；而整容师仅从他身上撕下来的脂肪，就多达四十五斤（如此“人民公仆”“革命干部”，不仅暴死，未得善终，而且死了之后也被开肠破肚抽脂肪，不得全尸；整容师再拔其三颗金牙，“他痛得吱吱叫，你恣得格格笑”[34]——小说对他的批判溢于言表）。

（3）社会等级森严——连死人进殡仪馆去整容也有等级区别，方富贵在去“美丽世界”殡仪馆“享受”特级整容师的整容时，女门卫因为校长等人不能出示能证明死者是处级以上干部的证明或领导的批条而死守着大门不让其进入。

其二，揭露和批判了世界的荒诞。

在小说中，方富贵累得直至死在讲台上都“无人问津”，累死之后却成了抢手货——领导视之为牟取功绩的机会，群众视之为牟取福利的机会，邻居视之为创收的机会；方富贵复活后既不被家人接受，又不被同事认可，而且学校领导为了学校的荣誉和教师的福利而不允许他活过来；方富贵改换容貌之后虽然还是方富贵，但丧失了与妻儿相见的权利。方富贵因为“死”了，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张赤球活着也如此。李玉婵不爱自己的丈夫，便和丈夫以外的人瞎搞；屠小英爱自己的丈夫，甚至可以说非常爱自己的丈夫，但也和伪张赤球瞎搞（以报复李玉婵）。“蜡美人”和李玉婵母女俩共享一个情人。殡仪馆整容师本应该只为死人整容，却也为活人整了容，并且将别人整容成自己丈夫的模样。李玉婵让方富贵变身为张赤球，原本是想使两家的生活变得更好，可结果却恰恰相反——不仅两家人实际上都妻离子散，而且两个当事人都失去了自我，失去了自己在生活中原有的位置，都回不去了！不仅活人使人受苦，而且死人也使人受苦。死人捉住活人！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呼吁学生往死里学，以报答张老师……

其三，揭露和批判了看客及看客心理。

方富贵、张赤球等实际上都是被看者——方富贵、张赤球的同事们实际上是乐意看到方富贵之“死”及张赤球之死的。

4.《酒国》的揭露和批判主要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揭露和批判了社会上的吃人现象。

在中外历史上都曾存在过吃人现象。从中国历史来看，吃人的出现大致有四种原因：（1）饥馑荒年。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所描写的吃人——被吃者被称为“菜人”；吃人者尚存有一丝不忍之仁，往往“易子而食”。（2）仇恨。吃人者吃人纯粹是为了发泄对被吃者的仇恨，如《资治通鉴》所记载的王莽被悬首示众后，百姓“切食其舌”等，清朝安徽巡抚恩铭的卫队之吃徐锡麟，《水浒传》中的李逵之吃黄文炳。（3）为了治病。如鲁迅的《药》中所描写的华小栓吃“人血馒头”。（4）为了满足穷奢极欲。吃人者纯粹是为了追求一种世俗享受，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如齐桓公之吃婴儿。

《酒国》中的吃人者吃人即源于第四种原因——“仅仅为了美食的享受或刺激”[35]，他们不仅自己如此，而且也希望凡是到酒国的人都如此——小说借叙事人之口写道：“人为什么要长着一张嘴？就是为着吃喝！要让来到咱酒国的人吃好喝好。让他们吃出名堂吃出乐趣吃出瘾。让他们喝出名堂喝出乐趣喝上瘾。让他们明白吃喝并不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命，而是要通过吃喝体验人生真味，感悟生命哲学。让他们知道吃和喝不仅是生理活动过程还是精神陶冶过程、美的欣赏过程”。[36]官员们“吃腻了牛、羊、猪、狗、骡子、兔子、鸡、鸭、鸽子、驴、骆驼、马驹、刺猬、麻雀、燕子、雁、鹅、猫、老鼠、黄鼬、猞猁，所以他们要吃小孩”[37]，因为婴孩的肉“比牛肉嫩，比羊肉鲜，比猪肉香，比狗肉肥，比骡子肉软，比兔子肉硬，比鸡肉滑，比鸭肉滋，比鸽子肉正派，比驴肉生动，比骆驼肉娇贵，比马驹肉有弹性，比刺猬肉善良，比麻雀肉端庄，比燕子肉白净，比雁肉少青苗气，比鹅肉少糟糠味，比猫肉严肃，比老鼠肉有营养，比黄鼬肉少鬼气，比猞猁肉通俗”，是“人间第一美味”[38]。不仅官员们吃人，而且实质上全体酒国市民参与了吃人——普通人生产、出售婴孩，甚至有大量的妇女想方设法地生餐桌上的“那道菜”，还生怕自己提供的“菜料”过不了质量关，如果她们不提供“菜料”，那么，酒国市的高级官员便无从吃婴，“与婴孩的食用者（以金刚钻为代表）相比，婴孩的提供者、制作者的帮凶身份更值得深思。”[39]她们不仅是“麻木不仁的看客”，而且也是丧心病狂的帮凶，同时，对官员大肆地吃婴儿，酒国市的全体市民竟无人质疑与反抗；酿造大学堂而皇之地设立特食研究中心，由“专家”向学生教授做红烧婴儿那道名菜的具体方法，包括如何杀婴、放血等，“少有的清醒者与对既存‘吃人’体制的批判者最后也都被不可抗拒的同化，从而成为自觉的‘吃人’队伍的一员”[40]，也就是说，小说实际上提醒了人们一个残酷的事实，在酒国，“吃人的文化并不能简单归咎于吃人者，每个文化基质都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受害者有时甚至也很可能是帮凶。”[41]“吃人”实际上被“制度化”或“体制化”了，成为一种“程式化”的规模化运作，即“公民按照‘红烧婴儿’的制作流程各有分工。其一是提供原材料者，如郊区农民金元宝；其二是制作生产者，如酒国酿造大学的袁双鱼夫妇；其三是消费者，包括金刚钻、余一尺及酒国中其他无数食婴者。”[42]因此，小说实际上正如其人物李一斗在谈及自己的小说《肉孩》时所说的——“是一篇新时期的《狂人日记》。”[43]或者说“是《狂人日记》的另一种书写”[44]，是“一名持‘作为老百姓而写作’立场的平民所产生的心灵震荡，是这个经历了食物匮乏年代的‘乡下人’在目睹酒池肉林里的物欲狂欢时‘匮乏记忆’发出的愤怒呐喊和控诉”[45]。

其二，揭露和批判了社会上的人欲横流。

莫言在新浪网访谈时说：“我认为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直到目前，不论在我们农村也好，还是在我们城市也好，人的欲望横流，这是大家看到的社会现象。”[46]

《酒国》相当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了社会上的人欲横流。“酒国，以酒名市，故所有生活都与酒有关。酒国市拳头产品是酒，为研究名酒设置大学、研究所，招收博士研究生，为佐酒开发新食品，创全驴宴，饲养并烹制肉孩。喝名酒、吃驴肉，是酒国市民的日常生活；而品佳肴、食肉孩，则是市领导送往迎来的正常工作。”[47]全体市民，简直都是饕餮之徒——“酒国人有着强烈的末日心态，只要有可能，人们就发疯般地追求生理的享受，不加节制，吃喝玩乐无不走到极致，不仅有连喝三十杯的无人能敌的豪饮，有用驴肉做成二十几道菜的全驴宴和用公驴母驴的生殖器加工成的‘龙凤呈祥’名菜”[48]；刚才还“一身正气”“怒火满腔”地为吃人之事鸣枪的丁钩儿，在看到菜盘上貌似婴儿的美味后便“跃跃欲试”——“丁钩儿仔细审查着这条胳膊，心里七上八下。它的确有点像肥藕但更像一条胳膊。它的味道诱人，的确有点类似藕的甜味，但更多的是从没闻过的香味。他把手枪放进公事包里，感到有些内疚。尽管你负有特殊使命，但也不能随便开枪。我应该慎重。金刚钻用一把锋利的小刀，啪啪啪把另一条胳膊切成几十片。他挑起其中一片……他低下头看摆在自己面前的胳膊，不知该不该动手。党委书记和矿长正在咬着男孩的腿。金刚钻递过刀来，用微笑鼓励着他。他接过刀，试试探探把刀刃按到男孩胳膊上。刀子像被磁力吸引一般，嗞一声，把胳膊一样的藕切成两段。他扎起一片胳膊，闭闭眼，塞到嘴里。哇，我的天。舌头上的味蕾齐声欢呼，腮上的咬肌抽搐不止，喉咙里伸出一只小手，把那片东西抢走了。”[49]

除无节制地追求吃喝之外，酒国人还肆无忌惮地追求钱与色。

不仅官员们想通过非正常的手段占有金钱，而且普通的社会民众也如此。人和人之间已经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交易；父母为了满足赚钱的欲望，竟然把生儿育女仅仅当成挣钱的一个途径，母亲们还想方设法地生餐桌上的“那道菜”，还生怕自己提供的“菜料”过不了质量关，当小宝（被出售的孩子）因被打和被水烫而大哭起来的时候，其母亲所关心的只是皮肤被打坏或被烫坏会影响其出售的价格——母爱荡然无存；金元宝在去出售儿子小宝时，“如踏入神仙洞府，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幸福中颤抖”[50]，当小宝被以特等价格售出时，“元宝激动万分，眼泪差点流出眶外”[51]——父爱也荡然无存。“官员食婴，看似耸人听闻，但在权力失控，人的贪欲发展到几近邪恶且无以复加的社会里，无论什么样的不人道的行为都可能产生，况且，即使不曾真的烹食婴儿，但类似的毁掉未来的反人类做法何止是存在，只怕是多到罄竹难书。”[52]美女们为了余一尺——一尺酒店的侏儒经理——手中的金钱，自愿和余一尺交媾，而这个一尺侏儒则恬不知耻地宣称：“别虚伪，有钱能使鬼推磨。世上也许有不爱钱的人，但我至今未碰上一个。”[53]余一尺仗着权力与金钱发誓要“肏遍酒国美女”[54]，而他也确实做到“与酒国八十九名美女发生性关系”[55]，并在与他发生关系的美女的照片反面写上其姓名、工作单位、年龄、与他发生性关系的时间等。金刚钻的妻子女司机一方面为了满足性欲而勾引丁钩儿；另一方面又为了金钱而甘愿做根本不能满足其性欲的余一尺的第九号情妇。男女之间，只有欲而没有情——丁钩儿与女司机萍水相逢，初在路上见面便打情骂俏：女司机自称“盐碱地”，丁钩儿自称“肥田粉”；第二次见面，女司机便带丁钩儿回家并与之交媾。在与丁钩儿做爱时，女司机极其放荡——女司机“纵身骑在了他的肚子上。她双手拽着他两只耳朵，屁股上蹿下跳，蹾出一片脆响。丁钩儿感到五脏六腑都被震荡了。他忍不住地嚎叫起来。女司机伸手摸过一只臭袜子，塞到他的嘴里。她的动作凶狠野蛮，没有半点儿女性温柔。丁钩儿嘴里奇臭难消，心里暗暗叫苦。这哪里是做爱？分明是杀猪。”[56]……

总之，在酒国市，无论是高级官员，还是平民百姓，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欲”壑难填。

其三，揭露和批判了社会上的腐败。

“作家在《酒》中进行的社会批判不是以精神批判的面目出现，而是依然遵循着当下文坛‘社会—政治’的批判模式行进。也就是说，莫言更关心的是社会政治现状，而不是诸如‘国民性’等形而上的问题。”[57]

（1）揭露和批判了官僚体制的腐败

小说中的人物李一斗在谈及自己创作的小说《肉孩》时说：“我写这篇小说，是对当前流行于文坛的‘玩文学’的‘痞子运动’的一种挑战，是用文学唤起民众的一次实践。我的意在猛烈抨击我们酒国那些满腹板油的贪官污吏”[58]。在这里，小说实际上是在借人物之口表明主题——揭露和批判贪官污吏；从小说的内容来看，小说也的确“猛烈抨击……那些满腹板油的贪官污吏”及官僚体制——在小说中，官员均腐败，如矿山党委书记和矿长、老官僚、酒国市宣传部副部长金刚钻等都是既贪又黑；不仅贪财好色，而且还吃婴孩；老官僚为了以形补形，专门找胎盘吃，女司机堕胎五次都是为了给腐败官僚提供胎盘。官员缺乏监管——丁钩儿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到酒国去调查食婴案件，可是，在他调查的过程中，根本没有任何监督管理机制制约他，仿佛整个检察院只有他一个官员，他在酒国的行为从不向他的上司报告，他也好像没有上司似的……通过这些叙写，“尖锐地批判了僵化落后腐烂透顶的当代官僚体制”[59]，并“尖锐地触及了当下底层民间被残忍、虚伪、贪婪、冷酷的官僚贪腐阶层无情掠夺、敲骨吸髓的事实”[60]，而“丁钩儿的形象，直接暴露了作为体制化的腐败‘酒国’巨大的腐蚀力与同化性”[61]——“他先是被金刚钻的热情蒙蔽，在酒香美食中失去警惕；继而受女司机的姿色诱惑，陷入荒唐恋情不可自拔：等到清醒过来，却发现自己反倒成了应该被抓捕的罪犯。这一情节深深地印证出‘食婴’主题的深刻寓意：一方面，‘食婴’已经成为‘酒国’制度化的生活现象，成为一种被人守护的信仰和理想，对于它的任何触动或冒犯，必将遭到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腐蚀；另一方面，即使像丁钩儿这样来自‘省城’的高级侦察员，也早已对‘食婴’的诱惑和腐蚀失去抵抗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食婴’主题传达了作家对于体制化生存的深切忧患。”同时，“丁钩儿的形象，蕴含了双重的‘反讽’；从表层看，通过‘高级侦察员’的失败直接暴露了‘酒国’官员的腐败；从深层看，通过‘高级侦察员’的堕落寄托了对于所谓体制化生存的某些忧虑。”[62]“莫言批判的锋芒不是像鲁迅那样指向几千年的封建文化，而是指向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沉渣泛起的现实，这种现实批判的锋芒首先指向了能够支配一切而又腐败变质的权力。”[63]也许正因为如此，莫言才说：“这部小说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对官场腐败现象批判的力度最大的一篇小说……这部小说的锋芒太尖锐”[64]。

（2）揭露和批判了社会整体性的腐败

在酒国市，腐败是整体性的——从官员到普通民众，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均腐败：大吃大喝、穷奢极欲之风盛行；“‘食婴’……作为一种罪恶，它不但被‘制度化’，而且已经被‘程式化’和‘规模化’……‘酒国’的所有人们按照‘红烧婴儿’的制作过程划分成了三个阶层：这里有提供者，如郊区农民金元宝；有制作者，如酒国酿造大学的袁双鱼夫妇；有食婴者，即宣传部副部长金刚钻、暴发户余一尺以及在他们身后大大小小的食婴者们。这三个阶层互相勾结、互为依存，将酒国的‘食婴’事业推向兴旺。”[65]“食婴”是违法的，应受到法律追究，可特级侦查员丁钩儿在去酒国市调查烹食婴儿的案件时，此事却始终扑朔迷离、真假莫辨，不给法律留下施加惩处的任何证据，最后，连作为法律化身的特级侦查员丁钩儿也在酒气冲天、肉欲横流的酒国中被同化，并因对罪恶的一点残存的警觉而被酒国的污秽所吞噬。各行各业应有的职业道德也沦丧得相当严重，而这种心灵的腐败，比物质的腐败还要可怕[66]。正因为如此腐败，曾在“省城”有过赫赫功绩的“王牌侦察员”丁钩儿也未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丁钩儿的堕落历程暗示了依靠人类力量进行赎救的不可能性，那只会导致更加严重荒诞的灾难。”[67]酒国之外的省检察院也很腐败，如丁钩儿在去酒国之前，检察长扔给他一支好烟，自己也抽一支；他在观察检察长吸烟的过程知道了检察长其实并不会抽烟，可检察长的抽屉里却有好烟。检察长的那些好烟是哪里来的呢？显然是别人送给他的……“《酒国》对腐败政治的批评，不仅仅是对腐败官员的批评，而是对弥漫在我们社会当中极其腐败的东西的批评，譬如大吃大喝，穷奢极欲，道德沦丧”“这种腐败波及每个层次，不仅仅是官员的腐败，当权者的腐败，包括下面的每个小人物，他也在用他的方式来进行他力所能及的腐败。”[68]

其四，揭露和批判了世界的荒诞。

（1）酒国是一个荒诞的存在——在酒国，几乎所有人都与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几乎都与酒有所关联。无论是工作还是娱乐，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都离不开酒。无论高档酒店，还是破旧的小屋、小摊，都有酒。无论是地位低下的煤矿工人，还是地位相对较高的党委书记和矿长；无论是平庸的看门人，还是秀丽的少妇；无论是具有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博士研究生李一斗及其导师兼岳父袁双鱼，还是集诸多权、利于一身的酒国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金刚钻，都喝酒，且都是喝酒的健将、都将酒视为最高的追求。一个人不需要多么能干、多么有本领、多么有背景，只要能喝酒、酒量大，就能够获得人们的尊重与喝彩。

（2）人物具有荒诞性——无论是丁钩儿，还是金刚钻、女司机、余一尺、李一斗及其岳父，均具荒诞性；有些人物简直荒诞得离奇，如鱼鳞男孩——在小说中的小说《神童》中，他说：“我那时生着一种古怪的皮肤病，遍体鱼鳞，一动流黄水，谁见了谁恶心，没人敢吃我，我无法深入虎穴。后来，我专事偷窃，在一位官员家里偷喝了一瓶画有猿猴图像的酒，身上的鱼鳞一层层剥落，身体也越剥落越小，成了今天这副模样。”[69]他虽已经十四岁了，但因喝了一种酒而变得“状如婴孩”，能够“从假山上一跃而下”。在小说中的小说《驴街》中，他变成了一尺酒店里一位深藏不露的服务员，在一个月明之夜，余一尺在无意中看见了他和他的小黑驴的诡异行为时大吃一惊：“余一尺精神一振，就听得一阵瓦响由远而近，随即看到一个黑色的影子从房顶上斜着飘下来，不偏不倚，正落在黑驴背上。小毛驴立即奋蹄，驮着那从空而降的人，一溜烟去了……适才亲眼目睹的这一幕，不由使他联想起唐人传奇故事中那位神出鬼没的侠客来，于是又想，尽管科学发展如光如电，无法解释但确实存在的事情还有若干。他试试身体，虽然有些发僵但能活动。摸摸肚皮，湿漉漉的，竟唬出了一层冷汗。在那黑影下落过程中，借着明亮月光，余一尺发现那似乎是个身体矮小的少年，他身上有一层鱼鳞般的东西反射月光，嘴里叼着一柄柳叶状的小刀，背上驮着一个大包袱……”[70]在小说中的小说《一尺英豪》中，他又变成了一尺酒店的掌柜——侏儒余一尺：“你们知道每当月明之夜，在这驴街上纵驴驰骋的鱼鳞小子是谁吗？那就是我、那就是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家乡在那阳光灿烂的地方。怎么，你看着我不像？你怀疑我有飞檐走壁的绝妙身手？好，老子露一手，让你小子开开眼。”[71]接着，李一斗看到：“这个貌很惊人的小侏儒的眼睛里突然精光四射，犹如两道剑芒。我眼睁睁地看到他在那皮转椅上把身体一缩，一道飘忽的黑影，轻盈盈地飞了起来。皮转椅团团旋转着，啪，到了螺丝杠的尽头。我们的朋友，本文的主人公，已经贴在天花板上了。他的四肢乃至他的全身，仿佛都生着吸盘。他像一只庞大的、令人恶心的壁虎，在天花板上轻松愉快地爬行着。”[72]

（3）社会氛围具有荒诞性——“在酒国大学、在市委宴会上，教授、官员们不厌其烦地教导人们说，肉孩拥有人的一切特点，活泼、可爱、天真，知痛知痒，包括语言、思维能力，却不是人，而是高蛋白、高营养价值的食物。然后举杯举箸，共尝美食。这一活动的荒谬性在于，人人都知道被吃的是小孩，但人人又都以各种理由拒绝承认，解脱自己。”[73]“人们都知道吃婴儿一事，但又不敢多说，在谈话中，人们总会有意无意的谈起，旋及又迅速打住，看到小孩便会多看几眼”[74]。

其五，揭露和批判了民众的愚昧、麻木、冷酷、残忍。

在酒国市，父母把孩子作为商品出售；在出售孩子之前，为了能把孩子卖个好价钱，父母把孩子洗了个透（洗得越干净，等级就越高，价钱就越好），即使把孩子洗伤了也毫不在意；在将儿子卖了个好价钱之后，父亲激动万分，眼泪差点流出眶外；烹饪学院学生在听烹饪学院副教授（李一斗的岳母）所讲的烹制“麒麟送子”（红烧婴孩）那道名菜的课时对“杀人”之事及杀人的具体方法无动于衷……

其六，揭露和批判了看客及看客心理。

丁钩儿、女司机、余一尺、袁美丽、李一斗的岳母、金元宝、小宝等都是被看者；丁钩儿、女司机、余一尺、李一斗的岳母既是表演者，又是看客——丁钩儿深入酒国调查食婴案实际上是去“看”金刚钻等食婴者，同时也被金刚钻等食人者“看”，彼此都有浓厚的“窥隐”心理；李一斗的岳母讲授“麒麟送子”（红烧婴孩）那道名菜的做法实际上是一次表演，其听众或观众实际上是通过观看其表演体验一次杀人，满足其潜在的杀人心理……

5.《食草家族》揭露和批判了人性的丑恶。

其一，虚伪。

小说以人物的口吻写道：

人，不要妄自尊大，以万物的灵长自居，人跟狗跟猫跟粪缸里的蛆虫跟墙缝里的臭虫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人类区别于动物界的最根本的标志就是：人类虚伪！人类的语言往往与内心尖锐冲突，他明明想像玩妓女一样玩你，可他偏偏跪在你的膝盖前，眼里含着晶莹的泪花，嘴里高诵着专为你写的（其实是从书上抄的）、献给你的爱情诗：我爱你呀我爱你，我的相思围抱住了你，绕着你开花，绕着你发芽，我多么想拥抱你……他今天晚上把这首诗对着你念，明天晚上，他把同一首诗对着另一个女人念：我爱你呀我爱你……

……

女人就不虚伪了吗？她同样虚伪，她嘴里说着：我爱你，我是你的，心里想着明天上午八点与另一个男人相会。人类是丑恶无比的东西，人们涮着羊羔肉，穿着羊羔皮，编造着‘狼与小羊’的寓言，人是些什么东西？狼吃了羊羔被人说成凶残、恶毒，人吃了羊羔肉却打着喷香的嗝给不懂事的孩童讲述美丽温柔的小羊羔的故事，人是些什么东西？人的同情心是极端虚假的，人同情小羊羔羔，还不是为了让小羊羔羔快快长大，快快繁殖，为他提供更多更美的食品和衣料，结果是，被同情者变成了同情者的大便！你说人是什么东西？[75]

小说中的不少人物都很虚伪——教授一面在教室里讲授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大谈特谈自己的爱情观是忠诚，宣称他挚爱与他患难相共的妻子，把漂亮的女人看得跟行尸走肉差不多，一面在树丛里的椅子上把女学生弄得“发出绝望的哭叫声”[76]；真可谓一面是衣冠楚楚、斯斯文文，一面是男盗女娼、龌龊卑鄙，虚伪至极。四老爷与小媳妇通奸，却不能容忍四老妈红杏出墙，并借四老妈红杏出墙之事将四老妈休掉；被汽车撞死的摩登女人，和有妇之夫发生关系，但事发之后，她的相好却不承认……

不过，小说“揭示掌握话语权的阶层道德虚伪的同时，也自我定位在文明礼法之外，这意味着拒绝接受成人礼的各种相关仪式，并且固守着儿童的率真，像安徒生童话中那个惟一说真话的赤裸儿童。这样的视角使他无论面对历史还是现实，都有着一份赤诚。这是一个反文化的角度，充满了恶作剧一样的顽童智慧，嘲弄质疑着文明礼法，才能犀利地解构各种意识形态的神话。这和他的初衷相去很远，他在成人的世界中神出鬼没地逡巡，却无法摆脱童年的基本视角，反而越走越远，越来越自觉。”[77]

其二，贪婪。

（1）贪财。如四老爷在集资修筑蜡神庙的过程中，贪污了一笔银钱；虽然熟知《本草纲目》，深晓药理，但还是“用铁药碾子轧碎蝗虫团成梧桐子大的‘百灵丸’出售，骗了成千上万的金钱”[78]……

（2）好色。尽管人们都知道近亲结婚会导致后代生蹼，但还是有人不能克制住原欲，觊觎近亲或近亲相好，如“我”在面对生蹼的梅老师的诱惑时，不能把持住自己；玫瑰虽然生了蹼，但男人还是愿意与她结合；整个食草家族其实一直存在着近亲结婚。阮书记强奸大毛、二毛的母亲。四老爷为了得到小媳妇，违背了医生的职业道德，下药毒死了小媳妇的公公；同时，设计抓住通奸的四老妈和锔锅匠，并借此休掉四老妈。九老爷不顾叔嫂关系，见四老妈漂亮便想占便宜。四老爷与九老爷为亲兄弟，但为了争夺小媳妇，反目成仇，甚至“四老爷兄弟们之间吃饭时都用一只手拿筷子，一只手紧紧攥着上着顶门火的手枪”[79]。教授在教室里大谈特谈自己的爱情观是忠诚，宣称对漂亮的女人不会动心，可在实际上又被女学生年轻丰满的肉体所吸引……小说甚至明确地这样写道：“男人的可恶的性欲，是导致女人堕落的根本原因。男人使女人堕落，堕落女人又使男人堕落。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80]

其三，邪恶。小说借人物之口说道：“人，其实都跟畜生差不多，最坏的畜生也坏不过人”[81]；四老爷虽熟知《本草纲目》，深晓药理，但还是用铁药碾子轧碎蝗虫团成梧桐子大的“百灵丸”出售，以骗取金钱。

其四，看客心理。四老爷、四老妈等实际上都是表演者——四老爷的坑蒙拐骗、四老爷与九老爷的争斗、四老爷的捉奸、四老妈被休后骑在驴背上的兴奋等都是看客们上好的“看料”。

6.《丰乳肥臀》的揭露和批判主要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揭露和批判了20世纪的“罪恶”。

小说从上官鲁氏出生的1900年写起，一直写到上官鲁氏去世的1995年——几乎涵盖了整个20世纪；同时，差不多描写了中国在20世纪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但是，所有的人、事所体现的都是“恶”。

德寇、日寇都是像小孩子玩游戏一样烧杀抢掠、屠村。无论是蒋立人所率领的铁路爆炸大队，还是司马库所率领的家丁或抗日别动大队以及沙月亮所率领的土匪，都带有明显的匪气；面对强敌日寇，各路人马都是各自为政、自以为是，都没有想到要从民族大义的角度共同对敌，更没有实质性的共同对敌行为。国共内战带给人民的只是苦难——民众流离失所、朝不保夕，像大哑和二哑那样的孩童更是被炸得血肉横飞。“土改”、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等无一给民众带来过真正的幸福，如司马库的一双女儿死于“土改”；孙不言残废于抗美援朝；司马库、门圣武老道士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被镇压；鲁立人在“土改”、镇压反革命、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一系列政治事件中人性异化，最后，因心力交瘁而死；乔其莎等一批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身心受到摧残；上官玉女在生活困难时期不忍因饥饿拖累母亲而投河自尽；上官盼弟在“文革”中自杀；司马亭在“文革”中被批斗而死；上官金童在“文革”中无辜地被判罪；鲁胜利、耿莲莲与鹦鹉韩在改革时代因经不起诱惑而犯罪……总之，从小说的描写来看，20世纪实际上是一部“恶”的连续剧；对于中国人而言，整个20世纪简直就是一个噩梦。

其二，揭露和批判了封建主义对女性的戕害及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

作者曾在谈及《丰乳肥臀》时明言：“我想通过这个母亲为了生儿育女和男人进行的性关系来揭示中国封建制度对女性的残酷迫害。”[82]小说基本上实现了作者的这一目标——揭露和批判了封建主义对女性的戕害，如封建观念戕害了上官鲁氏的灵魂：“在家从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封建观念迫使上官鲁氏嫁给自己毫无了解、其貌不扬、性情乖僻、窝囊的“小男人”上官寿喜。“出嫁从夫”“夫为妻纲”等封建观念迫使上官鲁氏俯首帖耳地接受丈夫的暴虐。“母凭子贵”“父父子子”等封建观念迫使上官鲁氏任凭婆婆折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重男轻女”等封建观念迫使上官鲁氏屈从于婆婆和丈夫的压力，被动或主动地且多次地“和自己毫不相识、更不爱的男人去睡觉”[83]，直至生下儿子为止，从而，成为地地道道的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工具，“这是对封建主义最沉痛的控诉”[84]；同时，又迫使上官鲁氏不得不忍受伦理道德的折磨：她四处借种，这显然违背了封建伦理道德，她不能不感到身心备受折磨，但又不得不忍受；她在遭四个败兵轮奸后，“面对着清凉的河水，她心里闪过了投水自尽的念头”[85]。封建观念也戕害了上官吕氏的灵魂：她虽然颇为泼辣，甚至打丈夫、打儿子、打儿媳，简直称得上是一个泼妇或悍妇、恶妇，但也是封建观念的受害者——她非常重男轻女，甚至把无男孩子等同于无后；因上官鲁氏没生男孩子而丧心病狂——上官鲁氏刚刚生下上官想弟，“双腿间还淋漓着鲜血，就听到婆婆用火钳敲响了窗户”[86]，不仅如此，上官吕氏还赤裸裸地对上官鲁氏说：“你要能生出个带把儿的，我双手捧着金盆为你洗脚”[87]；在“多年媳妇熬成婆”的观念的影响下，她异化了，丧失了人性，对儿媳妇上官鲁氏为所欲为，从而，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恶妇”。在封建制度下，女人的生命比一头驴的生命还贱——上官家的驴生产，一家人忙得团团转，并请兽医接生；上官鲁氏生产，上官家先是不请接生婆或医生给她接生，让她“轻车熟路，自己慢慢生”[88]，然后是在上官鲁氏难产迟迟生不下孩子时让刚刚给难产的驴接生过的兽医顺便给她接生，直到上官鲁氏奄奄一息之时才请接生婆给她接生……

同时，小说也揭露和批判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在小说中，总的来说是男人主宰着女人的命运，女人总是“被动挨打”：上官鲁氏两次被轮奸，上官来弟遭孙不言虐待，上官领弟遭孙不言强奸，乔其莎、霍丽娜实质上地被张麻子强奸，上官想弟先是被迫做妓女并染上脏病，后是不仅所有的积蓄被公社干部没收后摆在展览馆的一个玻璃柜里供人参观——公社干部以此来羞辱她，而且自己也被弄到展览馆里去现身说法，最后是被胡书记打成了可怕的脑震荡，并始终没有康复，沙月亮、司马库、鲁立人、孙不言等人一样地对上官家的女儿“感兴趣”，一样地“不放过”……这些都揭露了男人对女人的欺压——男人只是把女人当作泄欲的对象，而没有把女人当作真正的人。女人只不过是男权制度得以维系的一种工具而已：从表面上来看，上官鲁氏很无私地奉献，也很了不起，但实际上，她只是在用她的无私奉献来帮助男权制度的延续，她自己也成为男权体制下“为母之道”的牺牲品。女人的命运总是随着男人命运的改变而改变：上官家的大女儿、二女儿、五女儿，当丈夫得势时，她们扬眉吐气，当丈夫失势时，她们则垂头丧气，有的甚至还丢掉性命；三女儿有男人便有魂，没男人便没有魂；七女儿为了免受饥饿之苦而甘愿受男人的蹂躏……上官金童拒绝断奶，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对中国传统男权文化思想的解构”[89]、揭露和批判。

其三，揭露和批判了战争。

在小说中，无论是抗德战争，还是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抗美援朝，带给民众的都是灾难——德寇入侵、日寇入侵、国共内战，都一样地让高密东北乡的民众陷于水火，让民众命如韭菜，被随意地“割”；抗美援朝既使孙不言身残，又借因身残而变态的孙不言之手伤害上官来弟。战争中任何一方都是非正义的——无论是德寇、日寇等外来侵略者，还是沙月亮等土匪、司马库所率领的地方武装或政府武装、鲁立人等人所率领的共产党武装，带给民众的都是灾难……

其四，揭露和批判了现实的丑恶。

小说“借心理变态者的嬉笑自虐疯言颠语把社会尘埃洒布到读者面前去品味人生。凭借艳丽轻佻的色彩诅咒社会的腐败，它与《废都》有着曲异（“曲异”是引文原文——引者注）同工之处。真情地鞭笞了人生的不平社会的弊端”[90]——小说注重对现实生活中的丑恶进行批判：所叙写的婆媳之争、夫妇之争、邻里之争、战争、政权及党派之争、世风日下等，都属丑陋之事。所叙写的人多为丑陋的人：女性多放荡，男性多乖僻；上官吕氏粗俗、刁钻、凶暴；上官家的女儿们“个个春情烈火，野性娇艳，在情欲上过分张扬，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激情勃起便直奔性的主体，性格上的共同特征是炽烈、轻浮、放纵、早熟、坦率，你很难分清来弟与领弟、招弟与念弟谁是谁”[91]，上官金童是一个精神侏儒、患恋乳厌食症者；沙月亮在本质上是一个地痞流氓；司马库放荡；“大人物”、鲁立人、孙不言等人均为残忍、滥杀无辜之徒；司马亭及其随从均为“偷鸡摸狗，打架斗殴，撬寡妇门，掘绝户坟”、干“伤天害理之事”之徒；独乳老金“独乳”、变态、淫荡，虽只有一个乳房，但也以乳房来诱惑视乳如命的金童……“红卫兵”小头目郭平恩为残暴之徒——他踢坏老师的肾脏，把上官鲁氏踢倒在地后又揪着她的耳朵命令她站起来，可当她刚刚站起来，他又把她一脚踢倒；鸡场场长龙青萍虽是一个革命英雄，却逼迫金童满足其变态欲望；鹦鹉韩夫妇是骗取银行巨款、挥霍浪费、穷奢极欲之徒；成为南韩巨商的司马粮是恃财而为所欲为之徒——他不仅自己荒淫，而且为了让上官金童过足“奶头瘾”，用美元剥掉七个美貌女郎的衣服，让上官金童像职业妇产科专家给病患做检查一样抚摸、撩拨她们；鲁胜利是一个贪污腐化分子——她所贪之物仅放在抽屉里的就有“金项链一百八十五条。金手链九十八条。金耳环八十七对。金戒指镶钻的、嵌宝石的、啥也不镶不嵌的共有一百二十七个。铂金戒指十九个。金胸花十七个。纯金纪念币二十四枚。劳力士金表七只。其他各式女表一堆”[92]，连她自己都自叹：“腐败，太腐败了。”[93]汽车站的服务员、“卫生监督员”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等人均为粗俗、粗暴之徒——前者对旅客、后者对因被迫而没在厕所里小便的人都是一副凶神恶煞的神情……即使是小说试图歌赞的上官鲁氏和纪琼枝也不乏丑陋之处，如上官鲁氏甚至为偷情的女儿上官来弟放哨、为儿子上官金童拉皮条。纪琼枝在“土改”时强迫寡妇改嫁，在做教师时拳打脚踢学生以至于把学生打趴在地上；其形容也丑陋，如做市长后，她“穿着一件男式旧军装，连风纪扣的领子也扣得紧紧的……她叼着一个斯大林式的大烟斗，抽着臭烘烘的莫合烟，用一个像小桶那么大的、搪瓷脱落的、上面残留着蛟龙河农场字样的大缸子咕咕咚咚地灌着茶水，她坐在一张破藤椅上，穿着尼龙袜子的臭脚高高地搁在办公桌上”[94]；雪集和风味小吃夜市街都禁止人说话，都活动着一些丑陋的人、发生着一些丑陋的事，都给人十分压抑、恐怖的感觉。对于这些丑陋的事或人，小说都是以一种嘲讽、批判的笔调叙写的，而且，给丑陋之人所安排的结局多数不妙，如上官吕氏、司马亭、孙不言等人都是遭暴打而死，沙月亮兵败自杀，鲁立人因心肌梗塞而暴死，鹦鹉韩被判刑，鲁胜利因贪污受贿而被判死刑。

其五，揭露和批判了民族或国民劣根性、封建主义及传统文化。

“国民内在的灵魂、特别是男人内在的灵魂里，往往都有一个上官金童，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婴儿，在渴望着母亲的拥抱和安抚，在向往着不负责任的‘自由’和解脱”[95]，上官金童的恋乳成癖，“恰恰反映着深藏在其内心深处的，具有普遍代表性的中国男性的理想与梦想：他们不仅仅渴望母亲的爱，而且希望被包括母亲在内的所有女人溺爱，希望获得最多数的女人最真诚的奉献之心，他们甘愿、渴望成为上官金童这样永远停留在孩童心理的窝囊废。如果能够达成这样的理想，他们就会感到无比幸福，比仅仅拥有母亲的爱，比仅仅占有女人的性更幸福。”[96]“上官金童的恋乳症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污点，每个人都有一些终生难以释怀的东西……总有一些东西的价值被你放大了……放大了某事物的价值，然后产生一种病态的冲动去疯狂地追求，其实完全不需要这样。”[97]而小说将上官金童描写成“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儿子”[98]、写“上官吕氏经常叹息：种子不好，地再肥也没用”[99]，上官鲁氏只有向马洛亚牧师借种才能生男孩子，也隐喻着对迷恋封建文化及封建主义的批判，“封建主义那套东西，在今日的中国社会中，其实还在发挥重大的影响。许多人对封建主义的迷恋，不亚于上官金童对母乳的迷恋”[100]；中国不能迷恋传统文化，或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应该全面、彻底地搞“拿来主义”，否则，不可能真正地实现现代化。

其六，揭露和批判了看客及看客心理。

上官金童、上官来弟、上官想弟、司马库等实际上都是被看的对象——上官金童是一个“老儿童”，始终都处在被看的状态之中；上官来弟、上官想弟在疯之前举止的出格，在疯之后举止的怪异，都是看客们上好的“看料”；司马库更是一个表演者……看客们通过观看上官金童、上官来弟、上官想弟可以获得某种变态心理的满足，通过观看司马库可以获得“成功欲”或“英雄欲”的满足。

其七，批判了“文明”。

小说没有简单地将“文明”处理为“进步/保守”的单一模式，而是把“文明”放到“生命力”的对立面，并通过对文明的批判，实现对原始生命力的张扬——在小说中，作为“子辈”出现的被“阉割”人物的心灵充满了对将被“阉割”的命运的恐惧感和在被“阉割”后的焦虑感。面对这种情况，有的生命力发生削减，退化到“婴儿”状态；有的生命发生畸变，人变成了非人。

“‘私生’女儿的天生残疾和儿子上官金童的‘恋乳癖’与‘性无能’都说明了‘杂交’这一模式存在极大的缺陷，从而让人深思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应如何对待‘西化’的问题。”[101]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共同阉割了上官金童，从而，使他的生命力衰退到婴儿状态；而小说对上官金童进行的无情鞭笞，更显示了作者对文明的批判和对原始生命强力的张扬，对被压抑的自由生命的张扬。上官领弟及小说中其他一些女子则在面对“文明”秩序和规范的压抑时生命发生了畸变，人变成了非人；她们在受到外界的压抑和迫害时无力反抗，只好把痛苦深埋在心底，并在幻想中向内心深处去寻求解脱，她们拒绝文明的世界而沉溺于动物的状态，因为只有在这种状态中，她们才能得到解脱、受到敬畏，才能寻到在“文明世界”中所没有的自由、尊严和位置。“文明”社会给她们痛苦和压抑，动物状态却使她们得到了安慰和尊敬，她们也是绝好地进行文明批判的形象系列。[102]

7.《红树林》的揭露和批判主要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揭露和批判了极“左”路线及一些反文化的野蛮事情。

“地委书记逼着县里搞浮夸，说一亩水稻能生产八千斤稻谷”[103]，马刚对地委书记非常气愤，“在县委常委会上一拳打掉了地委书记两颗门牙”[104]，之后，“连降三级，接着遭遇了离婚，接着又犯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最终落在了红树林旁边的烈士陵园，当了一名管理员”[105]；“市政府那位造了反的司机为了打掉马刚的嚣张气焰，将一颗爆竹插在了他的耳朵里点燃”[106]；在“文革”期间，红卫兵“破四旧”堪称是丧心病狂——“砸掉了所有房屋上的瓦当，烧毁了市剧团的服装，剪掉了女人的脑后的发鬌，有一些思想保守的不愿剪，不愿剪就追着剪，就按到地上剪，满大街的女人鼠奔狼窜，被按倒在地的女人发出怪叫，好像正被流氓强奸着一样”[107]，之后便“扫荡了所有的庙宇，从关帝庙到城隍庙到文庙……文庙……里有一尊用紫檀木雕成的孔夫子像……要是放到现在，肯定可以算成重点文物，但却被……点上火烧了”[108]“烧完了孔夫子，大家都闲得手痒，脸上挂着无聊至极的表情”[109]，便兴致勃勃地去红树林边上的珍珠娘娘庙，打算把庙里的珍珠娘娘塑像掀下海……

其二，揭露和批判了官场的险恶和无耻。

在小说中，“官场上没有亲情，只有赤裸裸的交易”[110]，官场无好人。

县委书记林万森在被打倒后借地委秦书记之力复出；之后，出于投桃报李之心，同时，也实际上是出于保住自己官位的考虑，他竟然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给秦书记的傻儿子。省委领导郑玉兰与秦书记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逼林岚屈从于秦书记的淫威。地委秦书记以权谋私、穷奢极欲、寡廉鲜耻、丧尽人性——他为了讨林岚的欢心，给广播局全体成员提高待遇；不仅餐餐饕餮山珍海味、强暴自己的亲儿媳，而且为了满足自己的兽欲，竟然弄死自己的亲生儿子，最后，因纵欲过度，死在浴缸里。常务副市长林岚先是自甘沦为秦书记的性奴，后是与昔日的同学、当下的部下金大川纵欲，再后是找鸭子满足情欲；她嗜珠成癖，为了得到自己喜欢的珍珠而接受别人的贿赂，甚至强取豪夺；她纵容包庇儿子，甚至为了给儿子开脱罪责而与自己一向鄙视的金大川苟合，并与他人勾结，联合起来以犯罪的手段来掩盖事实真相；她泯灭是非观、丧失良心，如明知周围的人对自己说的话都是阿谀奉承之言，但仍然听之任之；她“在主席台上居高临下地看着台下那些县级干部时，心里竟然羞羞答答地产生了对父亲的感谢之情……”[111]。市财政局局长钱良驹、市建筑公司经理李高潮均是官蠹，均纵容儿子与林岚的儿子一起胡作非为、祸害百姓，成为“害群之‘虎’”。马叔虽然品行端正，但不能敢爱敢恨，而且看着自己所爱的人——林岚——“堕落”，也不施以援手，只求“洁身自好”，实际上是“见死不救”，相当残忍。因此，从根本上来说，马叔说不上是一个好人。

整个官场真正的好人实际上只有马刚，可马刚不仅被从官场彻底清除了，而且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终身残废——不能算得上一个真正的人。

其三，揭露和批判了社会和人性的丑恶。

莫言曾明确地表示：“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恶的成分。所以我的小说发表以后，有的读者不高兴，因为我把人性丑的部分暴露得太过厉害，把社会上一些地方暴露得太真实了。对于这些触及人类灵魂、暴露人类灵魂丑恶的作品，他们觉得很受刺激”[112]。《红树林》践行了他的这种文学理念——揭露和批判了社会和人性的丑恶。

在小说中，风流饭店虽然从外表来看富丽堂皇、正儿八经，但实际上却不时发生着一些见不得人的肮脏事情，养着一群像寄生虫一样、靠出卖身体来讨好别人以赚钱的人。

红荔大酒店藏垢纳污——妓女、鸭子“泛滥”，不仅纵容“卖淫嫖娼”，而且监视“卖淫嫖娼”，并以此要挟“顾客”以牟利。

男女都贪财好色、贪得无厌、欲壑难填、寡廉鲜耻——

林岚非常喜爱珍珠，最后，竟“爱珠成癖”“成了珍珠专家”[113]，甚至会为了一颗自己所喜爱的珍珠而不择手段，从而，巧取豪夺了为数众多且种类繁多的珍珠及珍珠类物品；纵欲荒淫，如与公公秦书记肆无忌惮地做爱，客厅的地板上、卫生间的马桶上、澡盆里……什么地方方便就在什么地方做爱，总是“干得筋疲力尽时结束”[114]；在孩子满月后，她的“性欲也变得格外旺盛起来”，她“把纵欲当做了解脱恶梦的一种方式”[115]，她的“疯狂的叫床声，穿透门窗和墙壁，在城市的夜空中飘荡。”[116]她与老同学、部下金大川做爱，“在金大川的蹂躏下发出了阵阵声嘶力竭的喊叫，喊叫时她翻着白眼，咧着嘴，龇着牙，丑态毕露，全然没有了堂堂副市长的风采。最后，她和他的身体几乎拧成了一条麻绳，汗水湿透了床单，房间里洋溢着那种凶猛动物交配之后的辛辣腥冷的气息”[117]“平日里严肃认真的副市长干起性事来活像一头母豹子”[118]。与野鸭子做爱，她“像一个发情的母兽，发出难听的嚎叫，嘴巴里流着黏稠的涎线”[119]，他们俩“简直就是两个光屁股的妖精在打架”[120]“墙上的大镜子里晃动着”他俩“翻来覆去的身影”[121]“房间里回荡着”他们“肉体相撞的声响”[122]，她的“眼睛里放射出一波波的绿光，像猫、像虎、像狼”，她“翻身骑到了黑皮的肚子上，头往后仰着，双手抱着脖子，身体像打夯一样上下耸动着”[123]，她“眯着眼睛，咧着嘴，露出满口的牙床，嘴巴里发出呱呱的叫声”[124]，她“那样子根本不像做爱，倒像对着阶级敌人发泄着阶级仇恨。”[125]平常，她还不时用硅胶鸟自慰。

秦书记为了满足肉欲，不顾伦理，强奸儿媳妇；为了强占儿媳妇，竟然违背人性地弄死儿子小强，并在“小强的身体被拉走火化的当天晚上”“强行干了”儿媳妇，“像一个等待妻子出月子等得心如火烧的丈夫一样”“一夜之中”在儿媳妇“身上射了三次”[126]，最后，死在纵欲的澡盆里；且父子均为饕餮之徒——全国普遍困难，但是，在秦书记家里却“看不出肉类短缺的迹象，也看不出鸡蛋需要凭票供应，更看不出粮食紧张，这里不缺乏维生素，更不缺乏蛋白质，这里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127]“老山龟”“鳘鱼”“加吉鱼”[128]“砂锅红烧肉”“黄焖鸡”“油焖虾”“樟茶鸭”[129]等应有尽有，吃得“有条有理”“津津有味”——他在餐桌上这样教林岚剥大对虾：“这样剥，虾头要嘬一嘬，白的是虾脑子，红的是虾油”[130]，并给林岚示范，“他的小胖手灵巧地活动着，虾肉从皮里脱出来，虾皮还是完整无缺。他不但剥得好，而且剥得快，没了内容的虾皮整齐地排在一起，一只两只三只四只，很快就排成了一个班”[131]；他的儿子“小强一声不吭，埋头苦干，捞光了红烧肉后，他把肉汤全部倒进了米饭盆里，然后头也不抬地猛吃，一边吃还一边发出吭吭的声音。”[132]

林万森为了保住官位，竟然不惜牺牲女儿的终身幸福，利用职权独占有关卢家“七十二只金牛”的信息，企图将那些金牛据为己有，并且在临死前将金牛的下落告诉给自己的亲生女儿。

于秋香虽身居组织部副部长之位，但对此官位不满足，于是，嫁给县委书记林万森以图牟取更高的官位，并最终当上组织部部长；在林万森死后，她为了得到“七十二只金牛”而辞职到金牛的所在地做乡村小学的校长；最后，她在偷偷地“猎取”“七十二只金牛”时溺死在水井里。

金大川对林岚如饥似渴、穷追不舍；为了得到林岚，他无所不用其极；在得到林岚时，他在她的身上“耀武扬威”——“毫不客气地咬着她的乳头，拧着她的大腿”[133]，坐在她的肚皮上，双手轮番拍打着她的乳房……

马叔看起来是一个正人君子，且颇有男子汉气，但实际上很虚伪、怯懦、没担当——林岚爱他，且主动地对他投怀送抱，他也爱林岚；可他却忧谗畏讥、缩手缩脚，既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又从根本上“推动”了林岚一生的毁灭。

吕大同虽然表面上本性善良、纯正，但实际上贪财好色——他对陈珍珠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贪其美色；在面对巨款时丑态百出，甚至为了钱而不惜让自己的未婚妻去冒被玷污的危险，最后，竟不惜放弃本应属于自己的女人。

干部子弟，如林大虎等三个“虎”违法乱纪、胡作非为、无恶不作，甚至几次轮奸少女。

文化人堕落——省社会科学院的女学者吕超男利用林岚敛财……

莫言这种对社会和人性丑恶的揭露和批判实际上是“一种长期在苦难和屈辱的环境下心灵压抑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作家的生存智慧和岗位意识所决定的。作为写作者，他把一切内心的痛苦、抗议和挣扎统统融入虚构的文学世界，极其丰富地创造了中国现实的真实场景和人性力量的复杂内涵”[134]。

其四，揭露和批判了国民的不觉悟。

在小说中，国民基本上都是没有“主体性”、不觉悟的——极“左”路线大行其道，整个官场只有一个马刚抵制；省委委员郑玉兰打着江青的旗号送给林岚等下级“布拉吉”，包括林岚及其父亲林万森等在内的人均信以为真，林岚等人还引以为荣；老百姓对国家大事、国家关系等一无所知，却时而喜爱苏联，喜爱看苏联的文学作品，如喜爱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而高呼“打倒苏修，打倒苏修”[135]……

其五，揭露和批判了看客及看客心理。

林岚、马叔、金大川、钱良驹、秦小强、林万森、秦书记、林大虎、卢面团、许燕、吕大同、陈珍珠、陈小海、小云、马刚等都是被看者，林岚、马叔、金大川、钱良驹、林万森、秦书记等还既是表演者，又是看客；不同的看客通过看他们可以获得不同的收获，如林岚通过看秦书记、秦小强的饕餮可以看到上层的腐化生活，通过看秦书记卑污的言行可以看清其心灵和人品的龌龊……

8.《檀香刑》的揭露和批判主要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揭露和批判了作为“中国政治的精髓的”“刑罚”。

在小说中，德寇克罗德说：“中国什么都落后，但是刑罚是最先进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特别的天才。让人忍受了最大的痛苦才死去，这是中国的艺术，是中国政治的精髓……”[136]而在赵甲看来，给孙丙施檀香刑是袁世凯想用孙丙这条命，“演一场好戏，既给德国人看，也给高密县和山东省的百姓们看。让他们老老实实当顺民，不要杀人放火当强盗”[137]，也就是说，袁世凯是想通过“檀香刑”来展示一种权力，告示世人：谁违反了我，忤逆了我就是如此下场，而不是想实现社会的正义。而作为刽子手的赵甲则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正如刘光第所言“国家纵有千条律法，最终还是要落实在你那一刀上”[138]，因而赵甲在执刑时便有一种职业的崇高感，认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我不是我，我是皇上皇太后的代表，我是大清朝的法律之手！”[139]统治者掌握了刑罚的话语霸权，对于他们而言，一切酷刑都无异于一次展示自己威严的机会，一场没有敌手的权力较量。在酷刑这场大戏的表演中，统治者无疑充当了编导，刽子手、死囚则是演员，而观众就是那些看客了。在这个意义上，刑罚已不是单纯的惩罚、威慑了，而是政治权威的展现。

其二，揭露和批判了人性丑恶的一面。

小说把从普通市民到上层统治者、从看客到行刑者的内心龌龊的东西按照社会地位等级从低到高一股脑儿地揭示了出来，让人性丑恶的一面暴露无遗。

一方面，刽子手在其人性深处无疑是有极其丑恶甚至是邪恶的一面的——在小说中，赵甲把杀人当职业，而且兢兢业业于此职业；同时，也把杀人当作创作艺术品似的，每一道“工序”都一丝不苟；他在杀人时，实际上借杀人之事发泄了自己的暴虐心理和恶念。

另一方面，非刽子手在其人性深处也无疑是有极其丑恶甚至是邪恶的一面的——莫言说：“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或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做刽子手，也都会成为麻木的看客。几乎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藏着一个刽子手赵甲。”[140]也就是说，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人都有丑恶的一面。在小说中，刽子手余姥姥说：“面对着被刀脔割着的美人身体，前来观刑的无论是正人君子还是节妇淑女，都被邪恶的趣味激动着。凌迟美女，是人间最惨烈凄美的表演。师傅说，观赏这表演的，其实比我们执刀的还要凶狠。”[141]在这里，余姥姥直接地揭露了人性丑恶的一面——观刑者，不论是正人君子还是节妇淑女，在观刑时，都毫无怜悯之心，都是把行刑当作一种艺术来欣赏的，善和恶的界限在他们那里变得模糊了，甚至被他们所忽视、混淆了；不仅如此，他们“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藏着一个刽子手赵甲”，在观刑时，他们比执刀的刽子手还要凶狠。也就是说，观刑者通过观看刽子手“精彩的绝活”来欣赏暴力的表演、发泄日常生活中无处发泄的暴虐心理；刽子手越凶狠、残忍，他们越感到满足；同时，无论刽子手多么凶狠、残忍，他们也不会感到满足，也会希望刽子手再凶狠、残忍一点的。总的来说，看客、刽子手和死刑犯三种人组成在一起，共同完成了一次“人性之恶”的展示。莫言在谈及该小说时曾说：“我一直悄悄地认为，这其实是一部现代小说，看上去写的是长袍马褂、辫子小脚，实际上写的是现代心态。”[142]也就是说，小说所写的“陈年往事”实际上也具有当下性；虽然写的是“个案”，但也具有普遍性。

其三，揭露和批判了封建专制。

在小说中，油坊里的小奎因为向赵小甲公开孙眉娘与钱丁的奸情，并对着钱丁的轿子吐了一口唾沫，便被衙役锁走并关押了半个月、打残一条腿，最后，家人卖掉二亩地才把他赎出来，“从那之后谁要是当着小奎一提钱大老爷，小奎就会口吐白沫昏倒”[143]，并且“一见到了轿子他就捂着脑袋逃跑”[144]。孙丙因为一句气话，冒犯了钱丁的胡须，便被钱丁令人强行带走，三天里遭到六次毒打，最后，又被钱夫人“借刀杀人”式地派人拔光了胡须……国家简直是一个张牙舞爪的怪物，这个怪物即使快要死了，也依然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控制着人民——顺从的，如钱丁、钱夫人等人，就为之殉葬；不顺从的，如孙丙、刘光第、钱雄飞等人，就被刑杀。不过，不论是何种人都是尽自己的能力，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为国家献身，甚至像刘光第这样的志士仁人也曾这样对赵甲坦言道：“其实，你干的活儿，跟我干的活儿，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为国家办事，替皇上效力。但你比我更重要”“刑部少几个主事，刑部还是刑部；可少了你赵姥姥，刑部就不叫刑部了。因为国家纵有千条律法，最终还是要落实在你那一刀上。”[145]赵甲在一次次行刑中逐渐丧失了人的本质属性——人的情感、欲望和热情……他没有了人的温度和活气，他身上阴森森的寒气，让其屋子变成了阴冷的地窖，让恶狗吓得缩在墙角怪叫，就连树也被吓得瑟瑟发抖。一方面，他的人性的丧失以及寒气逼人的涂满鸡血的脸为小说在批判酷虐之刑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另一方面，那些对酷刑场景的描述从反面揭露了带有原始社会食人复仇时期血族斗争的遗风，也体现了封建君主、帝王专制的野蛮。

其四，揭露和批判了底层民众的愚昧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迷信思想。

在小说中，底层民众都很愚昧或具有愚昧性——底层民众都很崇拜权贵，如整天病恹恹的咸丰皇帝却被认为是真龙天子，一双龙睛“白天看起来跟常人差不多，但到了夜里嗖嗖地放光，看书写字，根本无须掌灯”[146]；曾国藩被传为巨蟒转世，身上的癣疾都被看成是龙蛇的蜕皮；甚至连郁郁不得志的高密知县钱丁，也能凭借仪表堂堂的好相貌、飘飘欲仙的好胡须、铿锵有力的好言语，得到高密县百姓的拥戴，并且很快就将这种拥戴转化为对他的信仰、崇拜。刽子手因为执行的是君王的意旨，摇身成为国家大法、权威的象征。底层民众甚至都很崇拜权贵的器物，如一杆七星鸟枪在咸丰皇帝手里成了神枪，可以“上打天上的凤凰，下打地上的麒麟”[147]。慈禧太后的檀香佛珠、光绪皇帝的檀香木椅，即使流落民间也要享受臣子的三叩九拜。钱丁宴席上的一道菜——一棵翠绿的大白菜，因它是用曾文正公发明的烹饪方法做成的，于是，被传得神乎其神，“说是那棵大白菜上修着一个暗道机关，别人怎么着都分不开，钱大老爷用筷子一敲白菜根，立刻就如白莲花盛开，变成了数十个花瓣，每一瓣的尖上，都挑着一颗闪闪发光的珍珠。”[148]他们相信赵甲居住的房间可以当冰箱用，他摸摸路边的树，树会被吓得瑟瑟发抖，恶狗见到他也会噤声。赵小甲浑浑噩噩，“机械”地协助自己的父亲虐杀自己的岳父；在小虫子、库丁、妓女、钱雄飞、孙丙等受刑时，民众感兴趣的不是他们受刑时的痛苦，而是他们的受刑本身；在他们受刑之后，人们不是哀悼、纪念、怀念他们，而是把他们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孙丙身上除了高密东北乡人共有的不畏强暴、敢爱敢恨甚至敢于以弱对强的特征外，也透露出许多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如做人如做戏、做事如做戏，重名轻实，盲目自大，自我欺骗等等”[149]……

其五，揭露和批判了社会上的吃人现象。

“小虫子”、戊戌六君子、钱雄飞、孙丙等社会成员被统治者冠以“罪犯”的名义杀掉了，实际上是被社会吃掉了。

其六，揭露和批判了看客及看客心理。

赵甲、赵小甲、孙丙、孙眉娘、小虫子、库丁、妓女、钱雄飞等都是被看的对象，赵甲、孙丙、钱雄飞等更是表演者；民众都是看客，都有看热闹的心理，如对赵甲凌迟反清义士钱壮飞、用檀香刑折磨抗德英雄孙丙、妓女被凌迟处死、戊戌六君子被处死等，民众都热衷看，甚至在妓女被凌迟处死时万人空巷，观众人山人海；在戊戌六君子被处死时，看客在刑场百米开外，伸长脖子，期待着那刽子手展现高超的杀人技艺……“刽子手和罪犯是合演的关系，他们俩是在表演，而观众是看客”[150]“刽子手、死刑犯和看客，是三位一体的关系”[151]“所有的人，都是两面兽，一面是仁义道德、三纲五常；一面是男盗女娼、嗜血纵欲。面对被刀脔割着的美人肉体，前来观刑的无论是正人君子还是节妇淑女，都被邪恶的趣味激动着。凌迟美女，是人间最惨烈、凄美的表演。观赏这表演的，其实比我们执刀的还要凶狠。”[152]正因为如此，刽子手余姥姥在腰斩犯人失手时，看客喝倒彩、起哄，以致余姥姥在凌迟美人（妓女）时战战兢兢，生怕失手。因为如果他的活儿干得不好，愤怒的看客就会把他活活咬死[153]。

9.《四十一炮》的揭露和批判主要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揭露和批判了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农村向城镇化转型过程中“原始积累”的残酷性及金钱对人性的异化。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向城镇化转型过程中，“金钱成为新的‘拜物教’，市场经济成为新的权力话语，消解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阶级论’。解放前的大地主的后代兰继祖，在市场化过程中带领村民干屠宰致富而成为村长，也因为能‘看清大局’——及时将不法个体屠宰小作坊变成工业化的肉联厂而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像一个‘土匪’，但是在村人们看来却是‘大手笔’的人物：‘要干就干大的，抢劫皇家库房，调戏正宫娘娘。’……他的‘金钱万能’思想代表着人们转型期的人生哲学，而这种思想是从他自身经验中得来的：他曾经到城里吃饭，叫了一个‘青龙卧雪’的菜，端上来才知道是黄瓜蘸白糖，他受骗上当还被服务员骂作‘土鳖’。这让他明白：‘现在这个时代，有钱就是爷，没钱就是孙子。有了钱腰杆子就硬，没钱腰杆子就软。’这见解消解了‘越穷越有理’、‘好就好在一穷二白’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他对‘大局’的认识是：‘原始积累就是大家都不择手段地赚钱，每个人的钱上都沾着别人的血。等这个阶段过去，大家都规矩了，我们自然也就规矩了。但如果在大家都不规矩的时候，我们自己规矩，那我们只好饿死。’他带领大家致富，他也利用手中的权力与金钱占有他人妻女，以金钱与搞‘权力寻租’的政客友好相处，不仅与市长成了‘拜靶子的兄弟’，还摇身一变当上了市政协的常委……”[154]罗小通则具有像老兰一样的强取豪夺性或强取豪夺的倾向——他在回答老师“分梨”的问题时说：“抢呗，现在可是‘原始积累’时期，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拳头大的是爷爷！”[155]……不只是卖肉的为了金钱而泯灭了良知，卖酒的也是如此：“甲醇，甲醛，全中国人民都是化学家，甲醛和甲醇就是金钱。”[156]

其二，揭露和批判了“人的欲望横流”。

《四十一炮》充分地展示了“人的欲望横流”——屠宰专业村的人“既是忍辱负重、辛勤劳作的朴素农民，也是难逃见利就好的平庸之辈”[157]；他们为了欲望的满足，全然不顾传统道德。

为了食欲的满足，罗小通只要谁给他肉吃，他就叫谁爹。娇娇和罗小通一样嗜肉如命，并最终因食肉而死。兰老大与沈瑶瑶的五岁儿子吃肉“根本不用刀叉，用手，抓起那些肉，一把一把地往嘴巴里塞着。他的两个腮帮子高高地鼓起来，看不到嘴巴咀嚼，只看到那些肉，像一个个的耗子，从伸直的脖子里，一根根地钻下去。”[158]“那只金黄色的肥鹅，眼见着就成了一堆骨头。”[159]罗通“吃了今日就不去管明日，得过且过，及时行乐”[160]，信奉“只要肚子里有肉，猪圈也是天堂”[161]……为了性欲的满足，老兰不顾廉耻地与范朝霞在理发椅上交媾，对村子里稍有姿色的女子一个都不放过；兰大官像畜生一样不避众人地在戏台上与四十一个金发美女交媾，在儿子、老婆刚死之时就找女人，做了和尚之后不遵守色戒……为了财欲的满足，“谁都知道，病死的猪肉是不能出售的；谁都知道往肉里注水不道德、不合法；但人人又为了自身利益和适应社会的大环境而做着既不合法又不合理之事”[162]，不仅如此，而且正如老兰所说，“不光是我们村往肉里注水，全县、全省甚至全国，哪里去找不注水的肉？……现在就是这么个时代，用他们有学问的人的话说就是‘原始积累’，什么叫‘原始积累’？‘原始积累’就是大家都不择手段地赚钱，每个人的钱上都沾着别人的血……”[163]也如罗小通所说：“放眼天下，纯洁的肉已经不多了，那些垃圾猪、激素牛、化学羊、配方狗，充斥着牛棚羊舍猪圈狗窝，要找一匹纯洁的、未被毒害过的畜生太困难了。”[164]整个屠宰专业村则变成了一个“肉的市场”“触目皆是活着行走的肉和躺着不会行走的肉，鲜血淋漓的肉和冲洗得干干净净的肉，用硫磺熏过的肉和没用硫磺熏过的肉，掺了水的肉和没有掺水的肉，用福尔马林液浸泡过的肉和没用福尔马林液浸泡过的肉，猪肉牛肉羊肉狗肉还有驴肉马肉骆驼肉……”[165]；肉类检疫站站长老韩对注水肉半睁半闭着眼；村里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向能够给自己带来物质利益的老兰靠拢；杨玉珍往废纸盒子里泼水以增加其重量；人们把柴油机上的飞轮、建筑脚手架上的接头、城市下水道的井盖子等公共财物偷去当废品卖；偷来的耕牛、网捕的猫儿、灌酒的狗子、猎枪打下的獾子等各种牲畜堂而皇之地进入交易场……为了权欲的满足，老兰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黄彪可以听任妻子被老兰霸占……传统道德荡然无存，灾祸也随之接踵而至：老兰开枪打鸵鸟却伤了自己，遭罗小通炮轰；肉食节上几百人中毒；娇娇和兰老大的儿子都死于暴食；个体屠宰户、肉联厂的非法肉制品坑害了无数无辜的人……不管是罗小通的食欲、老兰对钱财和权力的欲望，还是兰老大的情欲，都是在求而不得时对之如饥似渴，一旦得到充分的满足又会觉得其无比恶心……

此外，“双城市”的“两个城区无疑暗示、隐喻两个睾丸，而神庙的位置正是欲望宣泄的中心渠道所在，因此，这个城市布局，就将‘双城市’隐喻为了一个‘欲望器官’，人们就是围绕着它在谋财、弄权、纵欲而无所顾忌。”[166]

其三，揭露和批判了社会的阴暗面。

（1）社会贫富悬殊

在屠宰专业村，不仅村长老兰家与一般村民家贫富悬殊，而且老兰家与因受惠于老兰而富起来的罗小通家也贫富悬殊。

老兰家住翰林大道上，“东厢房里开着两台电暖气，粗大的钨丝在透明的罩子里红光闪闪。”[167]罗小通家虽然在老兰的帮助之下，并通过罗小通母子俩的努力奋斗，最终建造了大门比老兰家房子的大门更气派的房子，但其实是金玉其表、败絮其中，仅从暖气方面来看，罗小通家大大地落后于老兰家——罗小通这样描述自己在冬天的情状：“我牙齿打着战，继续说。好冷啊，我蒙头盖腚地紧缩在被窝里，火炕上的热气早已散尽，薄薄的褥子根本就挡不住水泥炕面返上来的凉气，我一动都不敢动，恨不得变成一只裹在茧里的蛹……”[168]而从吃的方面来看，罗小通家也大大地落后于老兰家——罗小通家在罗通离开家后从未食过肉，给老兰家送的礼还不如老兰家返回来的礼品。伴随着物质上的悬殊而来的是精神和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如老兰凭着自己是村长，不仅强取豪夺，而且随意渔猎女色、作践村民；而罗小通家则得委曲求全，罗通甚至还得从地上捡被老兰撒过尿的钱。

（2）社会风气恶化

坑蒙拐骗、尔虞我诈、为富不仁、穷奢极欲之风盛行：小说故事所发生的时间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商品经济的大潮汹涌而起、席卷全国，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农村的生产生活状况亦如此——用小说中人物的话来说已经是：“现在的庄户人不是从前了。从前的庄户人从土里刨食吃，要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锅里有馍，碗里有肉；风不调雨不顺，庄稼歉收，锅里汤，碗里糠。现在，但凡不呆不傻的，没人再去地里受罪。汗珠子浇透十亩地，赶不上贩卖一小拖猪皮……”[169]为了脱贫致富，人们不择手段，如老兰卖掺水肉，“当上村长后，毫无保留地将高压注水法传授给众乡亲，成了黑心致富的带头人”[170]“在屠宰专业村，触目皆是活着行走的肉和躺着不会行走的肉，鲜血淋漓的肉和冲洗得干干净净的肉，用硫磺熏过的肉和没用硫磺熏过的肉，掺了水的肉和没有掺水的肉，用福尔马林液浸泡过的肉和没用福尔马林液浸泡过的肉，猪肉牛肉羊肉狗肉还有驴肉马肉骆驼肉……”[171]华昌肉类联合加工厂成立后，又发明了新的注水方法——“洗肉”，即将原来给屠宰后的牲畜的肉注水改为给活着的牲畜注水，以总经理老兰为首的领导层不仅贿赂了肉类卫生检疫所所长和工作人员，而且通过巧妙手段将前来摸底、暗访的记者变成与肉联厂利益共享的得力宣传员。屠宰专业村举办肉食节、吃肉大赛、烧烤节，搞谢肉大游行、肉类加工机械设备展示交流会、与肉类生产有关的各方面的学术研讨会，建肉神庙；隆重上演《肉孩成仙记》。官商勾结。下级官员为了满足上级官员的利益不惜牺牲平民的利益甚至是生命……社会的政治清明、政府廉洁、官员有德这样古往今来被普遍信仰和向往的人类理想遭到践踏、辱没。人们为了暴利互相利用，在利益面前，人们抛弃了人的道德与尊严，无视法律，泯灭了良知。

（3）社会不公

小说中的罗小通这样对兰大和尚直言道：“这个社会，勤劳的人，只能发点小财，有的连小财也发不了，只能勉强解决温饱，只有那些胆大心黑的无耻之徒才能发大财成大款。像老兰这种坏蛋，要钱有钱，要名誉有名誉，要地位有地位，你说还有公道在人间吗？”[172]

（4）官员为虎作伥

“肉神像及肉神庙的建立得到了省市领导的首肯；肉食节受到官员的捧场。”[173]

（5）体制不合理、职能部门腐败

作为食品安全重要保障的基层监督组织的检疫站不作为：“检疫站的工作人员不来上班，公章和印泥盒子竟然扔在屠宰车间由屠宰人员自己加盖，于是注水的猪肉堂而皇之地成为了放心肉。”[174]屠宰专业村生产黑心肉，有关部门却抓不住把柄，主要原因竟是黄彪培养出来的杂种狗一方面给屠户通风报信；另一方面追赶前去调查的记者。由此可见，相关职能部门是非常腐败的。

其四，揭露和批判了世界的荒诞。

屠宰专业村是一个荒诞的世界，生活着一群荒诞的人，发生着一些荒诞的事——

罗小通嗜肉成癖，早熟而又永远长不大——无论是在面对“肉”还是面对“色”都有着与他生理年龄不相符的成熟或不成熟……兰大官即后来的兰大和尚，极其富有却对物质生活不感兴趣——宁要一碗阳春面而不要山珍海味；嗜性成癖、荒淫无度——能像一匹野马般地一口气对付四十一个金发美女，出家做和尚后，薄薄的袈裟下掩盖的是一个壮年男子的情欲；他会“练功”，全身缩成一个团……肉联厂为了扩大影响，在省市支持下，举办规模宏大的“肉食节”，将肉食节办成了各种肉类产品的订货会、交易会，并使之成为人们大尝各种肉类美食的狂欢节；与此同时，也举办各种以肉食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为了鼓励吃肉、大力倡导肉文化而举办吃肉比赛，以此吸引全省乃至全国、全球的食肉能手进行面对面的较量，从而，为肉食节营造更热烈的氛围、制造新的高潮，食肉能手罗小通也“脱颖而出”；随后，罗小通的“食肉”传闻越来越大、越来越神奇，人们将他视为“肉神”，于是，在省市文化主管部门的支持下，市里决定将在修缮供奉生育之神、性爱之神的五通庙的同时，也新建一座供奉肉神的“肉神庙”……

其五，揭露和批判了看客及看客心理。

老兰（兰继祖）、兰大和尚、罗通、杨玉珍、罗小通、娇娇、范朝霞、黄彪、黄豹等都是被看者，老兰（兰继祖）、兰大和尚、罗小通等也是表演者——老兰（兰继祖）把整个屠宰村当舞台，全体屠宰村村民、全体屠宰村的客户都是他的看客，都实际上抱着“窥隐”心理看他表演；兰大和尚在舞台上和洋人搞性交比赛，这是看客津津乐“看”的，他一下子与四十一个女人交媾显然隐含着看客们“看”的刺激；罗小通与人搞吃肉比赛显然是在表演，看客们通过看既能获得自己特有的心理满足，又能刺激罗小通等吃肉……

10.《生死疲劳》的揭露和批判主要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揭露和批判了世界和历史的荒诞。

中国在20世纪从“50年代到70年代二十几年的历史进程中，发生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四清、肃反、文革等等，这些以伟大的历史名义开展的各种政治运动没有实现社会进步的目的，反而都成了一出出的闹剧和一次次无意义的狂欢，所以在群众眼里‘运动就是演戏，运动就有热闹看，运动就锣鼓喧天，彩旗飞舞，标语上墙。’……‘说到底人们是来看热闹的，谁管你革命还是反革命。’……几乎所有的全民性运动都以闹剧的形式登场而以失败的结局收场，在这些闹剧与悲剧的变换中，历史的浮夸与荒诞浮现了出来”[175]；西门闹“靠着聪明靠着勤奋也靠着运气积攒了万贯家财”[176]“在人世间三十年，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177]高密东北乡的每座庙里，都有他捐钱重塑的神像；高密东北乡的每个穷人，都吃过他施舍的善粮。他家粮囤里的每粒粮食上，都沾着他的汗水；他家钱柜里的每个铜板上，都浸透了他的心血。他是靠劳动致富，用智慧发家。他自信平生没有干过亏心事，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大好人，可在“土改”运动中却不是因为“犯了哪条律令”而是因为“政策”而被五花大绑着，推到桥头上，枪毙了；他的田产、房屋和积蓄，连他的女人，统统被分配给了穷人。而那些剥夺他的生命、占有他的财产和女人的人，如黄瞳、蓝脸、洪泰岳，则要么是其本人受过他的恩惠，要么是其家人受过他的恩惠，而就智商、人品、人性等来看均逊于他，像洪泰岳，简直是一个“下三滥”[178]。对西门闹操有生杀予夺大权的一个是人间的黄瞳，一个是阎罗殿的阎王。阎王尽管很烦西门闹喊冤，并对之施以酷刑，但又允许他申辩，还对他法外开恩，让他转世；而黄瞳却不由西门闹分说，仅以一句“你到阎王爷那里去问个明白吧”[179]打发他，随即便开枪打死了他。“这令人惊愕的残暴剥夺，在‘土改’运动的名义下，竟显得那样合理”[180]，这实在太荒诞了——“西门闹对好人遭恶报且不容申辩至死不解，只能在阎罗殿里悲壮凄切地喊冤叫屈，身受酷刑而绝不改悔，难道不是对以‘土改’为开端的历史实践提出的严正的质问！”[181]对这种荒诞之事，阎王也感到无可奈何——“世界上许多人该死，但却不死；许多人不该死，偏偏死了。这是本殿也无法改变的现实。”[182]而更为荒诞的则是“西门闹生前多善行，收养几乎冻死于关帝庙的小孩蓝脸，长大雇为长工，但其在死后连番转世，倒反过来成了蓝脸（或蓝家）的‘家奴’（此说较‘家畜’贴切），既供驱遣为之卖力，更赔上性命”[183]；在合作社、人民公社时代，“明明是历史的绊脚石，明明是被抛在最后头的”蓝脸，在改革开放时代却“反倒成了先锋……先知先觉”[184]；西门闹在经历了六道轮回之后已经满足了阎王的要求——泯灭了仇恨，但仍然没有获得一个正常做人的机会——他所转世的蓝千岁是一个先天患有血友病的大头儿，所要经历的一生一定会比此前为不同的畜生的一生更痛苦。由此可见，天理不公是宿命，善恶有报是虚妄，人的努力是白费！

其二，揭露和批判了看客及看客心理。

西门闹及其死后投胎转世的驴、牛、猪、狗、猴以及白杏儿、蓝脸、黄瞳、西门金龙、蓝解放、庞抗美、庞春苗、常天红、蓝开放、庞凤凰、西门欢、洪泰岳等都是被看者，西门金龙、蓝脸、洪泰岳等也是表演者；西门屯村的村民等都是看客，他们的观看一方面满足了自己的某种心理；另一方面刺激了表演者的表演。同时，在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的历史变迁中，一些重大事件，如“土改”“文革”等，在老百姓眼中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荒唐闹剧而已——锣鼓喧天、彩旗飞扬，即如戏剧中的表演；“文革”批斗中尖锐刺耳的高音大喇叭吓得孕妇倒地出事、吓得一头肥硕的猪撞墙晕厥，可谓是真正的闹剧；老百姓并不真正关心“革命”或“反革命”与否，而只是关心热闹与否。

其三，揭露和批判了人的虚伪。

洪泰岳是自视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坚决走“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道路，是西门屯村民心中又敬又怕的村党委书记；但他又利用非法手段逼迫西门闹交出隐匿的财产，运用各种手段试图逼迫蓝脸加入人民公社，他心里十分看不起地主身份的西门白氏，却又对其进行奸污。西门金龙自始至终虚伪。

11.《蛙》的揭露和批判主要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揭露和批判了现实的阴暗面。

在小说中，现实丑陋不堪、暗无天日——没钱的偷着生，当官的让二奶生，越富越抠，既想有儿子继承万贯家产，又怕被罚款。法治精神严重缺失——在对待超生者的时候，计划生育部门采取了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措施，比如，挪用超生者存款发放给村民，砍伐村口的大树，以此造成超生者在村民中的孤立。某种政策成了某些别有用心者的发财工具，成了某些走投无路的穷人的谋生之道，成了某些有权有势人物的“特权”。有钱的破烂王可以凭着钱公然漠视计划生育政策，而当代商品经济对人性的控制也到了骇人的地步。袁腮利用代孕牟利甚至带有半黑社会性质，孩子成了出卖的商品，而像陈眉那样的女孩却因家庭贫困而被迫沦为“孕奴”，以至于自己辛苦孕育并生下的孩子被人用一万块钱买走，自己则连孩子都没见到一面，从而，忍受着母子分离的巨大痛苦。代孕公司——牛蛙公司——里的人可以说都是“吃小孩子的牛蛙”[185]……

小说结尾的九幕剧不但再现了小说中陈眉和陈鼻的悲惨遭遇，而且让陈眉打破时空限制，打破舞台的限制，以古代人的口吻出现在现代的公安派出所里言说，以现代人的身份出现在电视剧中的民国公堂，在历史痕迹的缠绕互文中，以一种朴素的民间道德姿态，既控诉了袁腮之流不择手段的当代物质崇拜，又反思了中华民族为繁荣和富强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批判了在中国充满悖论的现代化进程中顽固的国民性痼疾及其对人性的负面影响。

其二，揭露和批判了看客及看客心理。

姑姑（万心）、“我”（蝌蚪、万小跑、万足）、王仁美、耿秀莲、小狮子、黄秋雅、王胆、陈鼻、陈眉等都是被看者，姑姑（万心）也是表演者，王仁美、耿秀莲、王胆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被看死的。

除在揭露和批判这一主题上具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外，莫言长篇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小说在其他一些主题上也具有相同或相似之处。

1.歌颂坚贞不屈的民族精神、歌颂反抗精神

在《红高粱家族》中，日寇穷凶极恶、丧心病狂、野蛮无比，甚至屠村，给高密东北乡带来了灭顶之灾，但余占鳌们不仅没有屈服，而且唱着“国破了，家亡了，同胞们快起来，拿起刀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186]奋起抗击日寇。

在《天堂蒜墓之歌》中，天堂县的农民虽然本性善良，能忍辱负重，但也不只是一味地忍辱负重——他们之中不仅有像张扣、高直楞那样的反抗者，而且也有原本懦弱，但最终一改平时的懦弱、变得暴怒起来、随大流冲击县政府的高羊……

在《食草家族》中，皮团长阉割生蹼的孩子，那些孩子们长大后群起反抗。二姑因为生来生蹼而被父母遗弃于野外，差点夭折，但她没有屈从于命运，而是顽强地活了下来；长大之后，她回家报仇，杀死了遗弃自己的父亲；二十年之后，又派她的两个儿子杀死了曾鼓动她父亲遗弃她的大爷爷、大奶奶和七爷爷、七奶奶等，还让他们残害大爷爷那辈所生的48个女儿；她的两个儿子奉其命回家报仇时，她的侄子也参加了他们的行列，反叛自己的父辈，跟着他们一起干坏事。四老爷与小媳妇勾搭成奸，四老妈便与锔锅匠勾搭成奸以报复四老爷。四老妈因与锔锅匠勾搭成奸被四老爷休掉，四老妈痛斥四老爷“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187]；被休回娘家时，“四老妈端坐驴背犹如菩萨端坐莲花宝座那般的雍容大度端庄富丽馨香扑鼻”[188]。阮书记强奸了老四的老婆，老四便处心积虑地报仇，临死时仍念念不忘报仇，叮嘱他名义上的双胞胎儿子（实际上是阮书记的儿子）杀死仇人阮书记。青狗儿撞见父亲和女考察队员赤裸相对，便挥鞭抽打她们，为母亲报仇——“他抡起毒蛇般的鞭子，疯狂地抽打着女考察队员们。一鞭一道血痕，一鞭一声巨响。女考察队员们被抽得遍地翻滚，鬼哭狼嚎。”[189]

在《丰乳肥臀》中，面对外敌的入侵，高密东北乡民众同仇敌忾——“德国人修建胶济铁路，破坏了高密东北乡的风水。为此，上官斗和司马大牙与他们进行过屎尿战”[190]，虽然以惨败告终，上官斗赤脚走烧红的铁鏊，皮肉被烧焦，但高密东北乡民众并没有被吓倒：当一个筑路工程师在沙窝集上调戏妇女时，民众奋起将其打死；当德寇血洗村庄时，杜解元来不及召集所部的红枪队成员，就把十几个家丁和长工集合起来和德寇浴血奋战；鲁五乱单枪匹马与敌人作战；不仅杜解元、鲁五乱战死了，杜解元的妻子也战死了，鲁五乱的妻子为避免落入德寇之手上吊自杀……面对侵略者，不管是土匪如沙月亮所率的土匪、地方武装及政府武装如司马库所率的武装力量，还是共产党如鲁立人等人所率的爆炸大队等均奋起抗击，沙月亮后来投日，也不是真心实意想做汉奸，而是在走投无路之际，抱着“妈的，有奶便是娘，先投日本吧，好就好，不好再拉出来”[191]的心态投日的……

在《檀香刑》中，孙丙面对德寇及清政府统治集团无所畏惧、奋起反抗……

莫言长篇小说的这种歌颂坚贞不屈的民族精神、歌颂反抗精神与有关“杨家将”“岳家军”的古典小说歌颂坚贞不屈的民族精神以及《水浒传》之类小说歌颂反抗的主题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2.表达了宿命论的观点

如《食草家族》《十三步》《生死疲劳》等均表达了宿命论的观点——

在《食草家族》中，蝗灾每隔五十年来一次、食草家族的人生蹼。

在《十三步》中：

（1）人不能做自己的主。方富贵本来已经“死”了，但又活了过来，而活过来之后，又不能以自己的身份活，而只得以别人的身份活；在很想以自己的身份活时还是不能成，最后，不得不再次死去。张赤球别出心裁地想过上好一点儿的日子，但事与愿违，每况愈下，最后，连身份都失去了……纺纱厂女工不能安安逸逸地活——不得不以身殉职，也不能安安逸逸地死——死后被其丈夫用作沽名钓誉的工具（其身为中尉的丈夫在去各单位所做的报告中，话语表达越来越流畅，越来越神圣，甚至声称在“新婚之夜，她与我一起在灯下并肩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为人民服务》，一直学到天亮，她让我背诵《纪念白求恩》，背错一个字也不允许我上床……”[192]）。人不得不过一种精神分裂的生活——方富贵和屠小英夫妇彼此相爱，可方富贵却又和别的女人做爱，而且一边和别的女人做爱一边想着自己的妻子；而屠小英虽然很贞洁、很想为丈夫守节，却也和伪张赤球瞎搞……

（2）人生无常。“生活中的计划常常被突发的事件彻底打乱，这种被突发事件彻底粉碎计划从而导致命运变化、导致历史变化的情况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每个人身上、每个家庭里、每个国家里发生着”[193]——方富贵的“死”而复生纯属一件偶然性事情，但对方富贵的妻儿、邻居兼同事张赤球一家、市第八中学的全体物理教师及全校教师、市第八中学、市第八中学所在的市的现状均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3）“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作为一个校办兔肉罐头厂剥兔皮的临时工，屠小英从职业的角度所体悟到的是：“无论什么颜色的兔子，剥了皮后都一样；无论什么颜色的兔子，最终的结局都一样”[194]；作为一个殡仪馆的整容师，李玉婵从职业的角度所体悟到的是：“人无论生前处于什么位置上，死后发出的气味是一样的”[195]……

在《生死疲劳》中，西门闹经历了六道轮回——西门闹在被枪毙之后，先后转世为驴、牛、猪、狗、猴，最后转世为人；西门家族的人——重生为驴、牛、猪、狗、猴的西门闹、白氏、西门金龙、庞凤凰、蓝脸最终都一样地被埋在了蓝脸坚守了五十年的一亩六分地里；西门屯的土地由新中国成立之初归农民所有到人民公社时归集体所有再到改革开放时归农民所有（大包干责任制）；蓝脸总是农民中的另类——解放前是雇农、解放后是单干户、改革开放时是“先锋”“先知先觉”；蓝脸的“胎记”在后辈身上再现……

……

《十三步》《生死疲劳》所表达的这些观点或思想与中国古典文学，如民间故事、佛经故事、故事、唐宋传奇、明清小说尤其是话本小说常常表现“宿命”的主题相似。

3.讴歌母亲、母爱

如《丰乳肥臀》卷首和封底分别赫然写道：“献给母亲在天之灵”“谨将此书献给母亲与大地”[196]，作者曾坦承其母亲与上官鲁氏有“类似的经历”[197]——此即表明作者创作该小说的主观动机是要讴歌母亲。从显在的层面来看，小说确确实实可以说是“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献给母亲与大地”的，也确确实实地达到了这一目的——讴歌了母亲、母爱：

上官鲁氏在95年的生命历程中，独自一人抚养了9个子女、7个外孙、1个养外孙。在抚养这为数众多的孩子的过程中，上官鲁氏屡遭婆婆、丈夫的责骂和毒打，多次被兵、匪、痞凌辱，饱受了战乱、饥荒之苦。但是，无论在何时、在何种情况下，无论多么受苦受难，上官鲁氏都是倾全力呵护、抚养着孩子。大女儿、二女儿、五女儿等违背上官鲁氏的意愿，与人私奔，上官鲁氏伤透了心，可是，当她们把生下的孩子交给上官鲁氏抚养时，上官鲁氏虽曾口出怨言，但最终还是接受了下来；不仅如此，还抚养了二儿女所强行托付的与上官家没有血缘关系的司马粮。为了抚养孩子，上官鲁氏可谓“不择手段”：或者发动能干活的孩子下河捉鱼虾、到野地找野菜，或者违背心愿地接受沙月亮提供的野兔子、动物毛皮大衣和鸟儿韩提供的鸟，或者带着孩子们上街找吃的，或者带孩子们长途奔波到县城喝教堂施舍的腊八粥，或者用胃作口袋偷集体的粮食……

讴歌母亲、母爱是一个绵亘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主题——中国古典诗歌、散文、小说中均有讴歌母亲、母爱的篇章或内容，显然，莫言长篇小说中的讴歌母亲、母爱与此相同或相通。

4.歌赞了下层民众的优良品性

如在《红树林》中，吕大同家无私地帮助陈珍珠家，陈珍珠的母亲知恩图报，并在临终之际将爱女陈珍珠许配给恩家的儿子吕大同。陈珍珠不仅外表美丽，而且内心也美丽——照料年幼且失语的弟弟、年老且残疾的父亲，对恩家真心相待，同情并照顾小云；吕大同虽然在人性的深处有“恶”的因子，但他对陈珍珠最初还是一片真情的，对陈家也是很真诚、友好的……

《红树林》这些对下层民众的优良品性的歌赞与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三言”“二拍”等话本小说中的一些作品，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乐小舍拚生觅偶》《玉堂春落难逢夫》《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卖油郎独占花魁》等歌赞下层民众的优良品性相似。

5.表达了一种宽容的思想

如在《生死疲劳》中，在西门闹轮回为驴、牛、猪、狗之后，阎王觉得在他的眼睛里还有一些仇恨的残渣在闪烁，而阎王又“不愿意让怀有仇恨的灵魂，再转生为人”[198]，于是，决定让他转世为一只猴子，并对他明言道：“时间很短，只有两年。希望你在这两年里，把所有的仇恨发泄干净，然后，便是你重新做人的时辰。”[199]也就是在他彻底看淡了人世的纷争，洗尽了戾气，遗忘了仇恨，放下了过去之后，阎王才让他转世为人。由此，小说告诉世人：要放下内心的不满，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忍耐，对过去如果只是一味地抱怨和仇视，那么受伤的就不会仅仅是你所抱怨和仇视的人或事，而且也会包括自己；如果你的心充满了怒火和怨恨，那么，你的善良、真诚都会被仇恨这个东西所埋没，内心会深受伤害，这种伤害实际上远远超过了你所抱怨和仇视的人或事——“在这部小说里，西门闹的痛苦情状在生命的转换过程中得到化解……在轮回过程中，西门闹的仇恨情绪大大缓解，最终平息。这固然是时间和遗忘在起作用，但也是注定要承受人间苦的人应对‘生死疲劳’最好的态度和方法。在轮回的生命途径中，生与死是同一的，荣辱贵贱也互相转换，那么，现实世界里为了利害得失而进行的殊死斗争，其意义又何在呢？”[200]

小说所表达的宽容思想与中国古典文学，如佛经故事宣扬“宽恕”相似。

6.宣扬侠义精神

如在《红高粱家族》中，刘罗汉对日寇疾恶如仇、对主人忠心耿耿，甚至为了主人家的一头骡子而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戴凤莲对余占鳌感恩戴德、以身相报……

小说所宣扬侠义精神与中国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所宣扬侠义精神相似。

（五）艺术表现方面的相同或相似之处

从艺术表现方面来说，莫言长篇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小说具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其中，具有可比性的主要有如下几点。

其一，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

所谓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即“变现实为幻想而不失其真实”或“变幻想为现实而不失其真实”的手法。

就单部而言，莫言长篇小说几乎全都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

《红高粱家族》对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一是总体的，如小说故意打乱时间顺序，使情节颠倒、跳跃——小说的中心事件是打日本鬼子，但这一事件却被不同时间发生的事情切割成若干碎片，整个故事的叙述时间颠来倒去，现在、过去、过去的过去、过去的将来交织以及叙述中的闪回、闪前、交错、闪回中的闪回、闪回中的闪前、闪前中的闪回等交织，从而，将“高密东北乡悠久的历史、肥沃的土地、先人的传说糅合而成了一个‘神话的世界’，‘让人的生活、人的命运在神话的氛围中展开’”[201]。二是局部的，如有关刘罗汉被杀情景的描写——“罗汉大叔的双耳被割，落在盘子上仍活蹦乱跳，啪啪作响……”；有关我家三条狗的描写——“我”家的红狗、黑狗、绿狗展开了一场类似于人类的血腥斗争：负者黑狗眼睛里流露出祈求的光芒，一头扎进河里自杀了，赢者红狗发出庆典般的嗥叫；有关“我二奶奶”之死的描写——“我二奶奶”死了之后还能大叫大骂，发出像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的声音，直到李山人使用法术驱邪才让二奶奶咽了最后一口气；有关“我父亲”豆官在“我爷爷”不顾日本士兵掏出自己妻子与儿子的照片向他求饶而将他杀死后的心理活动、在“我奶奶”牺牲后的心理活动等的描写……；“在叙述方法上，作者……无处不在，但又不是全知视角，而是在故事中穿来穿去，有时先将人物未来的事写出”[202]……这些都是对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天堂蒜薹之歌》中有关方金菊临死前的心理活动，高马在回家发现方金菊自杀后的心理活动，高马在得知方金菊在死后被方一君、方一相兄弟俩卖给曹家与曹文结阴亲后为了替方金菊报仇试图越狱时的心理活动，高羊在生病时对小女孩、老太太、娘的幻觉等的描写都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十三步》《酒国》对整个故事情节的营构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十三步》中有关方富贵死而复生后的心理活动、张赤球在做买卖途中几次遭遇困厄的心理活动、李玉禅敲掉死去的王副市长嘴里的金牙后的情景、蝴蝶意象、关在笼子里的人喜食粉笔，如果有人给他喂食粉笔，他就讲故事等具体情节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酒国》中有关丁钩儿在临死前的心理活动、余一尺的“怪异”等具体情节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食草家族》从局部到整体都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小说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以梦为依托，以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及其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为描写对象，叙事视角多变、情节错杂跳跃荒诞离奇、人物形象朦胧飘忽、故事背景虚幻模糊，如《生蹼的祖先们》中的“我”在进入红树林时所见到的革命、复仇、被枪决、与死亡的人战斗、同失踪的人裸体谈话、与精灵游戏……《复仇记》中红树林中的和尚鸟、防毒蛇的芦苇笛声、丑陋的阮书记和老四（大毛、二毛的爹）、被引诱手淫的大毛和二毛及他们母亲的幽灵……不同的“我”在特定场合的心理活动的描写，如“我”在莫名其妙地被一个散发性感气息的摩登女人打了两个耳光后心理活动的描写、有关大便的心理活动的描写等都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丰乳肥臀》有关屎尿之战、鸟仙、上官金童在“雪集”上心理活动、在被老婆赶出家门后的心理活动等的描写，把上官鲁氏生最后一胎放在小说首卷写，把上官鲁氏的凄苦出身及遭遇、上官家几个孩子的由来等放在小说行将结束时写这种颠倒时空的叙事等都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红树林》有关林岚苦闷的心理活动、陈珍珠在被轮奸后的心理活动等的描写、万奶奶的传说的叙写等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檀香刑》整个故事情节的营构；有关檀香刑、孙眉娘、赵小甲、孙丙等的一些描写，如孙眉娘在梦中看到父亲被砍头后，其父亲的头竟然能在院子里面转圈，还能躲避孩子们的追赶和狗的追咬；赵小甲在获得通灵虎须后看见人的本相，发现自己的本相是山羊，而其父亲、妻子、袁世凯、克罗德等人本相尽皆是动物；站岗的士兵人头狼身或狗身，抬轿的人牛头人身或狼头人身……这些都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同时，一方面写赵甲、赵小甲、钱丁这些虚构人物，另一方面又写袁世凯、刘光第、慈禧太后等真实的历史人物，从而，使人物“亦真亦幻”；“猪肚部”以第三人称叙事，“凤头部”和“豹尾部”均以第一人称叙事，从而，使小说的内容“错综复杂”呈现出很强的魔幻色彩——这些也是对魔幻现实主义的运用。《四十一炮》有关罗小通在想象中向老兰发射四十一炮的心理活动的描写，有关雨夜“五通神庙”及庙里庙外故事、景象的描写，有关大和尚的身份（大和尚与兰老大实为一人而又“若即若离”）、人生经历的描写等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生死疲劳》有关西门闹的转世投胎、黄互助神奇的头发、“文革”政治生活的狂欢与荒诞、西门金龙一些超乎常理的言行举止的描写、“狗小四”在当上了高密县城狗王之后的言行举止，如安排自己的亲信当副会长，并定期举行狗聚会等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蛙》有关姑姑在退休的那个晚上在洼地遭遇青蛙的描写，话剧《蛙》的情节，如姑姑吃了“青蛙肉剁成的丸子”，呕出“那些东西一落到水里就变成了青蛙”[203]等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

就总体而言，莫言长篇小说也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莫言把高密东北乡变成了一个人间万象无不可以纳于其中的超级王国。这里昨天是一片荒野，今天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城市。真实的高密东北乡没有山，莫言河给它挪来了一座山；那里也没有沙漠，莫言给它造了一片沙漠；那里也没有沼泽，莫言给它弄来了一片沼泽，还有森林、滑坡、狮子、老虎。在这个艺术世界里，莫言放进了许许多多子虚乌有、神秘难测的事件和事物。在这里，有神秘的被雷劈开的万人坑，有跟人一样聪明的，运用人类的战争策略跟人一争高低的狗，有一望无际的其中活跃着死人精灵的红树林，有血海一样红的高粱。在这里，余占鳌与江小脚们你抢我夺、尔虞我诈，演绎着血与火的故事高羊、高马们在压迫与苦难中挣扎上官家族的人们在这里男欢女爱，上演着起落沉浮的人间悲喜剧：孙丙在这里抗德，赵甲在这里施刑，猫腔戏的悲凉之声萦绕，檀香刑的血腥场面惊心。现实在这里彰显，历史在这里复活。”[204]

总的来看，莫言长篇小说所运用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手法“其实与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技法非常相似，如中国传统小说尤其是神魔小说、英雄演义小说，其在塑造人物、推动情节的发展之时往往也会使用夸张、变形、象征、隐喻等手法”[205]，即与中国传统小说使用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手法相似。

其二，结构形式或方法。

《檀香刑》的“凤头、猪肚、豹尾”这种结构形式与中国古典文学有明显的相似性——“所谓‘凤头、猪肚、豹尾’是元代文人乔梦符在谈到‘乐府’的章法问题时，关于开头、展开与结尾方式的一种比喻性说法。”[206]《生死疲劳》“有点像《水浒》的叙事结构，叙述对象一会儿是林冲，一会儿是武松，一会儿又是宋江，他们的故事连串起来，朝着同一个方向推动了整个叙述的进展。”[207]同时，也“表现了神魔小说的深刻影响，小说中‘驴折腾’、‘牛犟劲’、‘猪撒欢’与‘狗精神’等情节无不具有传奇性特征，其中叙事情节的构织与文学形象的塑造无不体现了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208]“六道轮回”的民间信仰构成了其内在的结构形式，《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中的“循环”历史观念在其中得到了发扬和继承；同时，“对照《三国演义》结尾处的‘分久必合’，《水浒传》终结处的‘魂聚蓼儿洼’，尤其是《红楼梦》借用‘空空道人’将‘石头记’的故事予以‘暴露虚构’、使之首尾相接的手法，更看出《生死疲劳》在结构上自觉靠近中国经典传统叙事的努力——它正是借用了《红楼梦》的‘轮回’式叙事理念：小说开篇是用了西门闹的口吻‘我的故事，从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讲起’，结尾时又用了其转世托生的‘大头儿’、五岁的蓝千岁的口吻，也是‘我的故事，从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那天讲起……’”“用出世的眼光来看尘世的欢乐与苦难，用‘完整长度’——轮回的眼光来看局部历史中的人生磨难……完全符合《三国演义》《金瓶梅》和《红楼梦》一类经典性叙事的哲学理念与美学方法。”[209]

其三，文体形式。

从《红高粱家族》到《生死疲劳》，莫言长篇小说的文体形式走过了“从民间演述到章回体的回归”[210]——《天堂蒜薹之歌》以民间艺人张瞎子的民间歌谣贯穿小说的主体情节，提示天堂蒜薹案件的发生及发展进程。“整部《酒国》简直就是各种神话的自由重叠”“《檀香刑》以传统的刑罚为枢纽，以民间戏剧猫腔为主要的表现形式”[211]，猫腔的声音贯彻小说的首尾；人物的设置带有鲜明的“戏曲”特点——“如果简单地套用一下中国戏曲中的所谓‘生旦净末丑’，那么，袭用地方戏猫腔形式的《檀香刑》中的几位主要人物，孙丙是武生，钱丁是小生，赵甲是二花脸，小甲是小丑，孙眉娘是花旦。”[212]或者如莫言所说：“被杀的孙丙，如果在舞台上应该是一个黑头……钱丁肯定是个老生了。女主角眉娘是个花旦……刽子手赵甲应该是鲁迅讲过的二花脸……他的儿子赵小甲肯定是个小丑”[213]；莫言也曾明言：“为了适合广场化的、用耳朵的阅读，我有意地大量使用了韵文，有意地使用了戏剧化的叙事手段，制造出了流畅、浅显、夸张、华丽的叙事效果。”[214]《四十一炮》中的罗小通以古代话本小说中说书人的身份讲述吃肉的故事，并以“我继续诉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等提示语强化其讲述的叙事方式。《生死疲劳》回归了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的体式，以对仗的回目来提示小说的情节、以传统说书艺人的方式展开故事，一方面继承了历史演义章回小说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相吻合的特点——“小说紧紧围绕着‘解放前—解放初期—人民公社时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时期’这一时间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另一方面“继承了神魔章回小说时间二元化与空间多维化的特点……主体部分按照人间历史发展的历程展开情节，但在主人公西门闹每次投胎转世时，插入了他在阴间的遭遇，建构了与人间不同的另一个时空，从而使小说具有魔幻色彩。”[215]

其四，语言向民间、传统回归。

《生死疲劳》中西门闹独白中的“三月扶犁，四月播种，五月割麦，六月栽瓜”明显是“诗经体”。“《红高粱》、《狗道》、《球状闪电》、《爆炸》，完全是乡民自己的声音，他们眼里的色彩和旋律，连通着无数灵魂的悸动，闪耀着贫瘠群落的生命的光。山野里的百姓不再是沉默的被描写者。他们自身成为了主体，描述着身外的世界，看着五颜六色的天地。于是，拉伯雷式的狂欢出现了。辽阔的秋夜，无边的高粱地，漫天的酒气和血腥，还有无数冤魂恨鬼，就那么纠缠着世界。一切典雅之美和静穆之美都消失了。人世充塞着不和谐的躁动、仇恨、反抗、流血、死亡，以及血色的爱欲、混沌的诗情、无所不在的悲悯。”[216]

（六）具体篇目内容的“神采”

莫言长篇小说具体篇目与某些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中国古典小说在内容的神采方面具有相同或相似性，如《生死疲劳》与《聊斋志异》中的《席方平》《三生》《汪可受》等，《檀香刑》与《聊斋志异》中的《梦狼》，《丰乳肥臀》与《聊斋志异》中的《阿宝》，《十三步》与《聊斋志异》中的《陆判》《成仙》等，《酒国》与《聊斋志异》中的《晚霞》《种桃》《婴宁》等在内容的神采方面具有相似性。

此外，莫言长篇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相同或相似或相关之处，如《丰乳肥臀》中有关白衣盲女在河流上因坐在瓮中漂流得以幸存与远古传说中伏羲女娲在洪水来临之际因身藏于葫芦等类似的容器之中而得以幸存，《蛙》中的“蛙”与远古故事中的“女娲”，《食草家族》中兄妹结合繁衍后代与远古传说中伏羲女娲兄妹俩结合繁衍后代，《食草家族》中红色马驹化作草香姑娘成为高密东北乡的女始祖与《山海经·海内经》中“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217]、《大唐西域记》中的“龙马”与人交合而诞下“龙种马人”，莫言长篇小说中诸多的双生子，如《食草家族》中的天与地、大毛与小毛，《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与上官玉女、司马凤与司马凰等，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双生子，如伏羲、女娲的双生子龙与凤，《搜神记》中男女同体的“蒙双氏”，上官玉女与龙王爷的闺女（上官鲁氏认为：玉女是龙王爷的闺女投胎转世）。《酒国》中有关全驴宴的描写与《金瓶梅》《红楼梦》中有关宴会的描写，《酒国》与《西游记》“都可以被看作一部反抗吃人的奋斗史。只不过，在《西游记》中，孙悟空成功地保护了师父免于被各路妖魔吃掉；可是，在《酒国》中，侦查员丁钩儿不仅未能阻止‘吃人’，自己也落得个‘吃人’的嫌疑和身败名裂的下场”[218]……

二 莫言长篇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相同或相似的原因

莫言长篇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小说相同或相似之处在很大程度上是后者的影响所致——

王德威认为：“从早期《透明的红萝卜》中的少年叙述，到晚近《丰乳肥臀》中的恋乳狂患者告白，莫言的人物已一再显示世人面目千变万化，既不‘红、光、亮’，也不‘高、大、全’。他（她）们不只饱含七情六欲，而且嬉笑怒骂，无所不为。究其极，他（她）们相互碰撞，变形，遁世投胎，借尸还魂，这些人物的行径当然体现魔幻写实（magic realism）的特征，而古中国传奇志怪的影响，又何尝须臾稍离？”[219]莫言曾多次讲述年少时借看《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等中国传统小说以及其他书的经历；《封神演义》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印象，“那骑在老虎背上的申公豹、鼻孔里能射出白光的郑伦、能在地下行走的土行孙、眼里长手手里又长眼的杨任，等等等等，一辈子也忘不掉啊”[220]；“拉美有拉美的魔幻资源，我们东方有东方的魔幻资源。我使用的是东方自己的魔幻资源。”[221]……并曾反复明言自己受到《聊斋志异》的影响：

“从我的故乡西行数百里，便是《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先生的故乡淄川，都是山东人，出省之后便算同乡。有这样一个怀才不遇的天才同乡真令我感到自豪。在漫长的科举取士的社会中山东考中的进士车载斗量，被钦点了状元的也有十数之多，他们当年的荣耀连蒲松龄也眼热过。时过境迁，人们早已忘了他们，但在当时穷困潦倒、靠编织鬼魅狐妖故事以寄托心中情感的蒲松龄却流芳至今并且肯定还将流传下去。近年来，有一些评论家在评论我的小说时，总是忘不了提起我这位光荣的乡亲，并从他那里找到了我的小说的源头。这令我不胜荣幸至极”“我们无法去步马尔克斯的后尘，但向老祖父蒲松龄学点什么却是可以的也是可能的”“因为都市生活中的喧嚣、肤浅、虚伪、肉麻令我厌烦，便躲进想象中的纯净世界去遨游。这种创作的心理动机与蒲氏当年的心态也许有共通之处”[222]。“我的文学经验，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也很简单。刚开始是不自觉地走了一条跟蒲松龄先生同样的道路，后来自觉地以蒲松龄先生作为自己的榜样来进行创作。”[223]“实际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蒲松龄。我的老师是谁？是祖师爷爷蒲松龄。”[224]“《聊斋志异》是我的经典。我有一部家传的《聊斋志异》，光绪年间的版本，上边我题了许多歪诗，什么‘经天纬地大贤才，无奈名落孙山外。满腹牢骚何处泄，独坐南窗著聊斋’，‘幸亏名落孙山外，龌龊官场少一人。一部奇书传千古，万千进士化尘埃’。还有什么‘一灯如豆读聊斋，暗夜鬼哭动地哀。风吹门响惊抬头，疑是狐女入室来。’非常肤浅，有污书卷，但也表达了我对蒲老祖师的无限敬仰之情。魏晋传奇也非常喜欢，也是我重要的艺术源头。”[225]“装神胜过装洋葱，弄鬼胜似玩深沉。问我师从哪一个？淄川爷爷蒲松龄。”[226]

从小说文本来看，莫言长篇小说中的“传奇性”明显地来自于唐传奇、《聊斋志异》的影响，“民间性”（世俗性、粗鄙性）则明显地来自于话本小说的影响。

同时，莫言曾受到民间传说、故事的濡染及影响——

“童年时代，爷爷奶奶讲的鬼怪妖精故事，父亲讲的传奇历史故事，村里人在工间休息时讲的故事，都令幼年的莫言心驰神往”[227]；莫言也曾明言自己受到民间传说、故事的濡染及影响——“就像诸多作家都有一个会讲故事的老祖母一样，就像诸多作家都从老祖母讲述的故事里汲取了最初的文学灵感一样，我也有一个会讲故事的祖母，我也从我的祖母的故事里汲取了文学的营养。但我更可以骄傲的是，我除了有一个会讲故事的老祖母之外，还有一个讲故事的爷爷，还有一个比爷爷更会讲故事的大爷爷——我爷爷的哥哥，除了我的爷爷奶奶大爷爷之外，村里凡是上了点岁数的人，都是满肚子的故事，我在与他们相处的几十年里，从他们的嘴里听说过的故事实在是难以计数”[228]；“在我祖父母讲述的故事里，狐狸经常变成美女与穷汉结婚，大树可以变成老人在街上漫步，河中的老鳖可以变成壮汉到集市上喝酒吃肉，公鸡可以变成英俊的青年与主人家的女儿恋爱”[229]；“离我的家乡三百里路，就是中国最会写鬼故事的作家蒲松龄的故乡。当我成了作家以后，我开始读他的书，我发现书上的许多故事我小时候都听过”[230]；“我当时在农村作为一个社员在劳动的时候，经常听到村里的人讲述妖、狐、鬼、怪的故事。”[231]

莫言在创作时更是自觉地接受民间文学的影响。

莫言认同汪曾祺有关民间文学的观点——“汪曾祺老先生在一篇谈京剧改革的文章里曾经写到：‘文学史上有一条规律，凡是一种文学形式衰退了的时候，挽救它的只有两种东西：一是民间的东西，二是外来的东西。’”[232]坦言自己创作《檀香刑》“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对那种洋溢着翻译腔调的时髦文体的反感。”[233]主张回到民间，作为一个老百姓写作——莫言曾说：“我对自己配不配‘作家’这个称号经常信心不足。我对这个被某些先生恨不得写在额头上招摇过市的称号经常地感到恶心。我对这个暗含了贵族气味的称号经常地感到反感”[234]，声称自己的创作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认为“真正的民间写作就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235]“‘民间’实际上和当下的所谓‘关注底层’、‘描写底层’的口号是相互联系的”[236]；他的创作也的确践行他的这一主张，实实在在地学习、借鉴、利用民间文学，如其作品“对民间多是歌颂，以平民的立场去体验民间”[237]。其长篇小说多是由一个个的“故事”组成的——《红高粱家族》便是一个个关于祖、父辈人物的传奇故事，是“对战争历史的民间审视”，小说中的抗日战争是由土匪和村民发动的“民间战争”，人物形象也带有“一种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的民间色彩”[238]；《天堂蒜薹之歌》直接运用了民歌；《檀香刑》直接借用猫腔这种民间文学形式；《四十一炮》里有“原始的乡风民俗、人情世故”“传奇性的人物、传奇性的故事”[239]；《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等中的“传奇”或“怪异”实际上直接继承了齐地民间文学的怪异成分；《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四十一炮》《檀香刑》等使用了民间文学常用的狂欢叙事；《蛙》中的泥塑娃娃实际上是对高密三大民间艺术“剪纸、泥塑和扑灰年画”的运用……

由此可见，莫言长篇小说之所以与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小说具有诸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显然与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有关——即使不全然如此，也部分如此；莫言也坦承自己的长篇小说受到了古典小说的影响——

莫言明言：“像《生死疲劳》这样的小说，写一个人死后，一会儿变成猪，一会儿变成狗，一会儿变成牛，一会儿变成驴，其实大家一想都知道，这就是蒲松龄的故事。”[240]“《酒国》这部小说是一部超现实主义的小说，里面有很多的妖魔鬼怪的描写……是他（蒲松龄——引者注）教我这样写的。”[241]“我的创作一直强调原始生命力的浑然冲动和来自民间大地的自然主义美学。从不自觉到自觉，的确需要一个过程。”[242]《丰乳肥臀》《红高粱家族》都是“用民间的视角、民间的观点，来写民间的历史”[243]……

当然，莫言长篇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某些相同或相似之处也不一定全是后者的影响所致——

其一，莫言不仅是一个有主体性的人，更是一个具有天才性的作家，其长篇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也是其创造性活动的“产物”。

其二，人类的心性、心理活动、现实处境具有相同性或相通性，莫言长篇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具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实际上是人类的心性或心理活动或现实处境具有相同或相通性所致，如莫言长篇小说与中国古典小说题材之所以都具有“现实性”实际上也是莫言与古代作家都生活在现实生活中，都受到现实的影响；又如，莫言长篇小说之所以与中国古典小说都有一些“志怪”的元素，实际上是莫言与古代作家一样的“胡思幻想”的天性所致……

三 莫言长篇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相同或相似的意义和价值

莫言长篇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相同或相似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就莫言长篇小说而言，其要者大致有如下几点。

（一）展现了莫言长篇小说的民族性

一般来说，在世人的心目中，莫言是一个“西化”甚至“全盘西化”的作家——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在很多国人的心目中，莫言有“中国的‘马尔克斯’”之称，其小说——当然包括其长篇小说——也是深受外来小说，尤其是马尔克斯小说的影响的，被看作是马尔克斯小说在中国的翻版，或者是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

但是，如前所述，莫言长篇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小说具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而且这些相同或相似之处涵盖了题材、人物、情节、主题、艺术表现等诸多方面，具有全方位性。由此可见，不仅莫言不是“中国的‘马尔克斯’”，而是“中国的‘莫言’”，而且莫言长篇小说也不是马尔克斯小说在中国的翻版，或者是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而是中国小说——一种“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244]的中国小说，具有本真的民族性。

（二）展现了莫言长篇小说深厚博大的文化底蕴

一般来说，在世人的心目中，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化修养，尤其是中华传统文化修养不足或不够深厚，其作品没有多少文化底蕴或文化底蕴不足或不够深厚。作为一个小学没毕业，且最初又是因作品的“先锋性”或“西化色彩”而暴得大名的作家，在很多国人的心目中，莫言的文化修养，尤其是中华传统文化修养更是不足或不够深厚，其作品则更是没有多少文化底蕴或文化底蕴不足或不够深厚。

但是，如前所述，莫言长篇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小说具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而且这些相同或相似之处涵盖了题材、人物、情节、主题、艺术表现等诸多方面，具有全方位性，并且不少是因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所致。由此可见，不仅莫言长篇小说不是没有多少文化底蕴或文化底蕴不足或不够深厚，而是文化底蕴深厚博大——

从题材的角度来看，莫言长篇小说既具有中国古典小说的“现实性”，又具有中国古典小说的“志怪性”，即与中国古典小说具有相同的总体文化特征；同时，不少题材本身，如黄鼠狼（鸟）附体、山人作法、“起尸鬼”、有神异力量的蛇血、人兽互变、六道轮回等，本身就是文化传统——属民俗文化，在民间和文化典籍中辗转流传，可谓是“源远流长”。

从人物的角度来看，莫言长篇小说中那些有怪异性的人物，如《食草家族》中能变化的余一尺、人马互变的草香姑娘等这实际上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孙悟空、杨戬之类人物“传人”……那些“扁形人物”、具有“草根性”的人物实际上也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扁形人物”、具有“草根性”人物的“传人”。

从主题的角度来看，莫言长篇小说注重揭露与批判实际上是对中国古典小说注重揭露和批判这一传统的继承，而其所歌颂的一些传统美德，如侠义精神、爱国精神、母爱等实际上就是传统文化。

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莫言长篇小说中所使用的大量的方言、俚语、俗语、成语及章回体的形式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由此可见，莫言长篇小说内蕴着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博大的文化底蕴。

（三）展现了莫言长篇小说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继承

如前所述，莫言长篇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小说相同或相似之处不少实际上是后者的影响所致，也就是说，莫言长篇小说实际上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至少在某些方面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