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康瑞林君所著《1350年至1700年英国港口贸易的崛起》，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他邀我为书写序。作为曾与他有六年学术交集、切磋较多的指导老师，自然不便推辞。一方面出于师生情谊，我始终关注着新一代学人的不断成长，理应为他们的每一步前进摇旗助威；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学术本身考虑，感觉该书的出版有着较强的学术意义，甚至还能用之于现实关照，从而产生说几句话的冲动。

该书研究的是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的英国。我们都知道，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和第一个现代化国家，英国的经济“起飞”是从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的。然而，“起飞”之前必有一个在跑道上滑动、积蓄能量的时段。换句话说，英国的崛起绝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是前此若干个世纪社会经济政治变革发展的结果。英国作为欧陆之外的一个边缘国家，其中世纪初中期的经济发展水平比一些大陆欧洲国家要低很多，有人认为它在经济上甚至是中世纪欧洲的三流国家。然而英国却最先成为现代工业国家，这一反差说明它在“起飞”跑道上滑动的速度要快得多，滑动的时间要短得多。因此，学术界的目光一般都关注从中世纪晚期到18世纪工业革命前夕的这几百年时间，这是英国经济社会变革的时代，也是其加速发展的时代。圈地运动的发生，乡绅阶层的崛起，约曼农阶层的形成，乡村工业的兴旺，农业革命的进行，城市职能的转变，国内市场体系的构架，海外贸易的扩张，重商主义政策的施行，等等，成了这一时期英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亮点，引起了许多研究者关注，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然而，英国社会内部如何产生促使这些变革的机制，则需要更深入的探讨。这部论述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英国港口贸易崛起的著作，正是这方面一个很好的尝试。

这部著作论述的是港口贸易，实际上勾勒了从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英国对外贸易和国际贸易发展变化的轨迹。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时段英国对外贸易重心呈现着从东部海岸港口（14、15世纪）→伦敦（16、17世纪）→西部和西南海岸港口（17世纪）的基本趋势。这一趋势既与英国经济发展的总趋势相吻合，又与英国与国际贸易的关联度相一致。在中世纪晚期，英国对外贸易规模较小，羊毛出口要占总出口的绝大部分，而英国优质羊毛生产的主要基地是东部自东密德兰到东盎格利亚一带，以此为腹地的东部港口城市也就自然成了羊毛的主要出口港，当然也成了主要的外贸港口。由于毛纺业发展，15世纪，中期英国的呢绒制成品出口总值超过了原料羊毛出口总值，羊毛输出逐渐被禁止，东部港口的重要性丧失。16世纪，由于伦敦从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国王手中获得特权，规定毛纺织品必须经过伦敦检验出口，结果全国出口呢绒的80%以上都从伦敦输出，不少年份还超过了90%。各地所产出口呢绒须先运到伦敦，再从伦敦运往国外，这样一来，不但地方港口不具呢绒出口功能，而且还只是作为地方呢绒运往伦敦的装运点而已，从属于伦敦，为伦敦服务。伦敦几乎成了英国唯一的对外出口港。它也是英国主要的进口港，英国进出口贸易总量和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都归了伦敦。不但如此，伦敦还是国际贸易线上的重要转运站，又是国际贸易商品加工再出口的基地。伦敦这种一家独大的局面，直到17世纪大西洋贸易兴起，才被利物浦、布里斯托尔等西部海岸港口的兴起而有所打破。

可以说，梳理英国港口贸易的兴起和变迁，是从一个新的学术维度来认识转型时期英国发生的巨变，无疑具有学术意义。在目前国际贸易摩擦加剧的这样一个当口，这部著作的出版还体现了一种现实关怀。18世纪后期，主张自由贸易的亚当·斯密经济学兴起，英国由此而成为自由主义老家，对保护关税政策早就嗤之以鼻了。

因此，无论是学术上的探讨，还是面向现实寻找历史借鉴，康瑞林君对国际贸易史的研究确为重要，希望他能够继续进行下去。

是为序。

刘景华

2019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