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张西平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开始关注海外汉学（中国学）。海外汉学（中国学）的存在标志着中国文化和学术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学术事业，对海外汉学的持续研究使我们看到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但西方的东方学在西方的学术体系中是一个边缘性的学科，汉学（中国学）更是一个很少有人问津的学术领域。西方的汉学家（中国学家）塑造了一个学术的中国，而这样一个有着高度文明的中国文化走向大众、走向民间不仅仅是由汉学家来完成的。因此，汉学在专业研究的层面上，以及传播层面上的意义都不可忽视。

本书所研究的《教务杂志》（1867—1941）是近代一份颇具影响的刊物，其办刊时间长、传播地域广、参与学者多、影响范围大，积累了关于中国历史文化、语言文学、社会民俗等诸多方面丰富的研究素材，具有很高的汉学研究价值。但因为是近代来华传教士所创办，长期以来杂志作为19—20世纪特定历史和用途的研究资源，其汉学贡献反而湮没无闻，缺乏很好的开掘，总体上尚未在汉学研究层面深入展开，现有的一些论述，尚缺乏整体概括。对于《教务杂志》的汉学贡献，也并没有一个全面的评价。另外，近代汉学研究也尚未完全从期刊研究的层面上展开，亦乏于传播研究的视角。汉学研究者通常更为关注单个汉学家以及单行本著述的研究，而易忽略对于那些在中国口岸城市出版的具有开拓性的英文期刊的研究。

我本人从21世纪初开始提出以三分段理解汉学史，即“游记汉学时期”“传教士汉学时期”“专业汉学时期”。“游记汉学时期”是西方汉学的萌芽期，可以追溯到元代的马可波罗，甚至可以上推到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此时期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仅停留在通过旅游和在中国的短暂经历所获得的表面认识上。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创立，其基本条件应是西方各国有一些掌握汉语、熟悉中国文献、了解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对于特定历史时期而言，他们就是明清及近代的来华传教士。所以汉学作为一门学科真正的创立，应该是在“传教士汉学时期”。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以上的分期方法并不是绝对的，实际上它们也不是决然分开的。以法兰西学院设立汉学教授席位为代表，专业汉学在1814年诞生以后，传教士汉学依然很发达。“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与“专业汉学”相交织，在《教务杂志》这份刊物中得以充分显现，更显现出本书所立意的价值。

当然，《教务杂志》毕竟不是一份专门的汉学刊物。汉学研究是在其刊物宗旨本务的“边缘”发生和成长的，但因为其特有的生命力和价值，显现出别样魅力的“风景”。因此，脱去其宗教的外衣，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辩证地认识，“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历史地审视《教务杂志》中对中国文化研究和传播的丰富内容，其意义空间是十分广大的。

作者指出，19世纪到20世纪初，在东方知识传播的区位与历史走向上，西方世界逐步从地中海走向“亚洲地中海”，通过在东南亚地区的缓冲过渡，直到最终向中国大陆腹地挺进。西方在各个文化区间内诠释中国，如同沃勒斯坦所勾画描摹的世界体系所展示，在知识传播的全球场域也相应具备同一形构，其中由中心向次级网络的播撒趋势渐趋显著。发自西方中心的辐射线，以大众的、专业的乃至兼而有之的传播形式，向着东方（亚洲）、向着中国蔓延开去。这条通道从大航海开始建立，几百年的经营疏通，起到了知识采集与播撒的双重作用。由此思及我们对于汉学、对于中国文化传播的研究，我想依然回到学术研究的本位上，重申几个固有的观点：

一是做好基础研究。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如果从传播到日本算起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如果从传播到欧洲算起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而中国学术界对其研究不到百年，真正学术性的展开不过三十余年。至今，我们仍不能完整拿出中国文化在任何一个国家传播的基本书目，仅此就可以说明一切才刚刚开始。沉下心来，克服中国迅速崛起给我们带来的那种由使命感引发的学术冲动，集中精力做好基础文献的翻译和整理，精心做好国别汉学史的研究，做好专书、专人、专刊的研究依然是汉学研究领域一个长期的任务。

二是做好跨文化传播理论建设。域外汉学在学术形态上几乎涵盖了中国学术和文化的所有方面，对固有的理论提出了多重挑战。如何解释作为知识系统的汉学成就？仅仅在现有的框架下还无法说清。这是一种全球化后知识和思想的交融与会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里既有思想的误读，也有知识的传播。域外汉学在不同的地域和国家又有不同的形态，在一个国家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特点。如何综合考察汉学的文化形态与特点，其形成的规律与本质仍是一个未定论的问题，似乎到目前为止尚无一套较为全面的跨文化理论对其做总体的说明，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尝试。

三是做好世界格局中的中国文化研究。要充分认识汉学研究的复杂性，在世界文化范围内审视中国文化的价值。中国文化和历史作为“他者”传入了不同的国家，被不同文化背景的汉学家解读、说明、研究，成为“异邦”知识和文化的一部分。但同时，这个在“异邦”所形成的汉学，又返归中国，参与到了中国文化和学术的建构之中。“东西流水终相逢”，此时的域外汉学又作为一种异邦的“他者”，呈现在中国文化和学术面前。我们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理解现代文化的构建都与其传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在这样的考察中，我们会有一种新的历史感，重新树立起文化的自信，才能得到鲜活的学问，可以精研，也可以用世。

作者在我门下多年，读此书也是平素观点的再确认与印证。其关注汉学知识传播网络、进程及特点，用一种新视角查探近代汉学的实况与一种传统，重建了《教务杂志》的总体办刊历史；同时以期刊为主线，阐释《教务杂志》的汉学知识传播网络，力求在基础研究、理论探索和世界格局中均有所扩大。本书通过对杂志的社会风俗、历史、地理、语言、文学、宗教哲学等分类汉学主题的建立与数据分析，与典型汉学期刊、目录进行比照和文本研究，在研究视域、内容和方法上有所突破：通过传播学、历史学方法，将传教士汉学作为全球知识传播文化网络的一部分，关注其与西方汉学研究的交互影响；通过期刊、文献（目录）学方法，对传教士汉学研究的主题内容和观念进行综合思辨，总结反思；借助文化研究与话语分析的方法和理念，结合东方学向汉学研究、传统汉学向中国学研究的过渡，中西学术互动中的学科生成与知识转换，探究汉学传统的嬗变。这样以知识传播的视角，考察媒介认知（而不仅仅限于文本认知）中的汉学期刊，作为一次探索和尝试，未见得精准和深入，但从形式、方法和内容上，为汉学研究带来一些新气象、新理解，对于以《教务杂志》为代表的期刊进行历史、系统的开掘，尚可以发现更为广阔的新领域、寻得新价值。

最后，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想用与作者初见相谈时，引用的钱锺书先生的话，继续与之共勉：“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望他保持初心，在学问的道路上继续深入下去。

2020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