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小城作家的书写立场及小城小说的观照对象

一 小城作家的书写立场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创作中，政治始终是一个推不开、绕不过的存在，借文学的形式传某种“思想”成为很大一部分作家创作的动机。或许是家国现实的深重灾难让文学创作者入世情怀太深，直面现实、直抒胸臆的强烈冲动让他们难以顾及文学温柔敦厚、含蓄内敛、迂回曲折、托譬寄寓等艺术宗旨，启蒙、革命、救亡等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学最主要的表现主题。考察一下现代小城小说创作的时间，大部分是在20 世纪30年代前后，正是民族危亡、家国动荡时期。面对现实，反思自我，反省传统，思索“从来如此”这一社会命题的对与错、是与否，是每一个小城作家所无法回避、必须直面的，因此，启蒙、革命、救亡等主题也就不可能不在他们的文学文本中留下痕迹。

从“五四”开始的思想启蒙文学，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启蒙文化观，启蒙主义者运用建立在传统与现代、落后与进步的二元对立线性发展基础上的理论话语来观照民族文化。相比于启蒙文学，以小城镇为表现对象的风俗文化型现实主义文学是从更宽泛的意义上审视人类文化的，这可以弥补仅从思想上审视社会文化的某些不足，有其独特价值。“从考古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的角度看，人们就有可能把自己的社会看作仅是数百万年人类历史中的一段插曲，仅是现在或过去曾存在过的许多不同社会中既不好也不坏的一个。”[21] 利用启蒙文化观来观照小城生活，和利用文化人类学的面型思维在一个原始与现代共时的历史平面上观照小城的民俗生活，将人类学意识和民间意识交融而形成的文化观，是两种不同的话语选择，一个是启蒙、批判的，一个是理解、鉴赏的，前者指向现代文明生活的塑造，后者指向对一种更接近生命原态的艺术生活方式的构建。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创作中，基本秉承“文以载道”的创作主旨。虽然所载之“道”有多种阐释，但无论哪种阐释都是外在于己的各种伦理道德要求。《毛诗序》云：“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样的外在“诗教”思想，即使表达自我的诗言志，所言之志也是修齐治平外在标准的内化，基本是从社会人、文化人的角度对人的行为思想的类型化表现。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反对“文以载道”的原则。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这篇文学革命的“宣言”中要求文学须言之有物，但他特别指出：“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也强调“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也声明，古人以为文当载道，其实“不知道是道，文是文，二者万难并作一谈”。1918年，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一文，明确而又系统地阐释了文学与“人”的关系。 “五四”开启的新文学由对“道”的传播，转向对“人”的关注，以人为中心展开新文学的追求，颠覆了传统文学的载道观。对“人的发现”，关注“人的意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传统文学区分的鲜明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人”的关注，成了现代中国各种纷纭复杂文学思潮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则构成了现代文学各种思潮社会价值与文学价值最内在的尺度。“怎样看人、写人、为人”和“是否注意人”，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思潮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五四”时期是“个人”，20世纪30年代是“阶级”，20世纪40年代是“民族”），它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和思潮的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新文学所关注的“人”，是指从社会等级伦理坐标中解放出来，除去外在于己的各种社会文化约束，回归自由，解放个性的个体人。但随着外在环境的改变，这个被解放的“个体人”的个性特征很快便被纳入群体的类型化思想和行为之中。20 世纪30年代的“阶级”文学，40年代的“民族”文学，创作者秉承知识分子精英使命传统，以笔为工具致力于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解放了的个体自由人的思想意识又被各种时代需要格式化了，站在被压迫的阶级、被侵略的民族立场上，曾被启蒙的个体很快又被纳入各种群体，其思想和行为也逐渐表现出各种类型化的特征。就文学创作而言，在这样的背景下还能保持自我独立思考、自由写作的只能是少数人。但也不可否认，即便在追逐社会大潮的某些作家的少数作品中，或者在作品中的某些部分还存留着逸出时代主流思想的人性纯真的一面，比如沈从文的“湘西系列”作品中就描写了淳朴的人性和厚道的灵魂。

启蒙，首先是启蒙者对民众精神愚昧的一种预设——广大民众处于需要被启蒙、被开化的精神和生活状态中。文学创作者假如能抛开这种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作为民众一员走进他们的生活，会发现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努力和无奈，任何非正常现象背后都有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导致其目前生存状况的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普通民众的“愚昧”表现，可能就是对自我、对社会真的认识不清，但要摆脱愚昧、认清自我和社会，则绝非一个长期靠种地做工为生、不看书报、不与外界交流的农民或工人所能达到的。阿Q虽然没有固定职业，只能给人家做短工，但那也是“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鲁迅《阿Q正传》），他也在可能的情况下做着自己的生存努力，以自己的方式寻找快乐，维持自尊。但他没有毅力坚持做事养活自己，急了就去偷；没有能力维持自尊，只能靠精神胜利维持所谓的“面子”；也没有理性控制自己的感情和欲望，因对吴妈的不当追求而导致被打，被赶出门，无事可做，从而被周围人厌恶。阿Q身上的问题的确很多来自传统文化的戕害，比如等级观念、男尊女卑等，但更多的问题还在于他自身的条件和处境。他不是不明白（若说不明白那也是他没有能力明白），是他不够聪明，没有能力，又缺少意志力，导致得过且过地生存着，一再被打击、被嘲弄，无法维护自己的尊严，成为在无聊中追求一点精神胜利的可怜之人。这些天然的弱点和人性的缺点不是仅仅依靠启蒙就能解决的。阿Q看似只是个例，实际上有类似境况的人是非常普遍的，小城之中活跃着的人物很大一部分就是阿Q的近亲。他们即使清楚自我处境，若想改变现状、摆脱困境，也要看自己是否有能力跳出泥潭，是否有毅力拒绝诱惑、顶住压力，还要看在无人支持的情况下是否能够坚持，这就使得他们想要靠自身改变处境变得非常困难。即使是那些有见识、有激情，也有能力改变自我，并试图影响周围环境的人，如魏连殳（《酒楼上》）、葛天民（《果园城记》）、“傲骨”（《果园城记》）等，又能怎样呢？最后也只能向世俗投降，做个俗人。启蒙当然没错，但正如鲁迅所言，这是需要几代人努力也不一定会有成效的工程。普通人的生存或许极易受到因袭观念的影响，比如各种迷信思想、对传统伦理不明就里地循规蹈矩等，这些确实需要现代理性精神的烛照、开启，但就生存的智慧而言，则不能不承认其实际、合理之处，其中甚至不乏人性的光彩。当作家站在他们的角度，“作为老百姓写作”（莫言语），就会发现他们的生存智慧和生命韧性，他们有值得尊敬的爱心，也不乏纯洁高尚的灵魂。他们虽然没有多少能力，意志力也不够坚强，但他们在遇到困难时，能刻苦自己，想方设法，甚至以自我牺牲的方式去承受苦难、完成自己力所能及甚至力不能及的责任。茅盾在为萧红的《呼兰河传》所作的序中这样评价小说中的人物：

也许你要说《呼兰河传》没有一个人物是积极性的。都是些甘愿做传统思想的奴隶而又自怨自艾的可怜虫，而作者对于他们的态度也不是单纯的。她不留情地鞭笞他们，可是她又同情他们：她给我们看，这些屈服于传统的人多么愚蠢而顽固——有时甚至于残忍，然而他们的本质是良善的，他们不欺诈，不虚伪，他们也不好吃懒做，他们极容易满足。有二伯，老厨子，老胡家的一家子，漏粉的那一群，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都像最低级的植物似的，只要极少的水分，土壤，阳光——甚至没有阳光，就能够生存了，磨官冯歪嘴子是他们中间生命力最强的一个——强得使人不禁想赞美他。然而在冯歪嘴子身上也找不出什么特别的东西，除了生命力特别顽强，而这是原始性的顽强。[22]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尽着自己的责任，即使这个责任只是简单地活下去，或者仅仅是养活大自己的孩子，也值得我们尊敬。一个泥土里求生存的农民，期望他们有明晰的思想、理智的情感、坚强的意志是不现实的。

考察中国现代作家及其创作，会发现大多数作家思想和艺术前后表现的不同。比如巴金青年时期创作的《家》《春》《秋》热情激进，而到中年以后创作的《寒夜》《憩园》则内敛沉稳。也有的作家一开始就走向思想、艺术的制高点，后期虽有思想观念和艺术观念上的某些改变，但总的来说变化不大，比如鲁迅、张爱玲。还有一部分作家在成长过程中思想观念和艺术观念会有这样那样的不断修正，但其基本的思想内核始终不变，比如萧红对爱与自由的追求，沈从文对生命和人性的执着表现，等等。这种基本思想内核的始终如一，不仅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还会存在于其生命形态中，成为其人其作品的特色。在萧红的成长过程中，虽然她的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23]；“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24]。她对这“温暖”和“爱”怀着永远的憧憬和追求，并因此成就了其一生为人为文的单纯与深刻。沈从文在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的不同领域，皆致力于对生命与美的追求和发掘，这让他成为一个执着追求真善美之人生和人性的理想主义者。这种内在的执着让他能在云谲波诡的时代风云变幻中不改初心，始终敬畏生命，反思时代，寻找、探索一种不违背人性的生存形式。当新文化运动的众多先驱从理性的生命思考中关注人、关注人性时，也有许多作家以多元的文学表达方式突出着个体的生命意义。沈从文以其基于成长经历、地域文化、生存境遇等多种因素对生命形态的独特理解，选择了“乡下人”的视角，以湘西为主要表现对象，以生命探寻为切入点，以“力”与“美”的挖掘为落脚点，对个体的生命价值和意义予以了独具特色的文学呈现。在他的文学“小庙”里，以其对生命的敬畏供奉着他所理解的人性，既为现实人性的扭曲忧虑，也为人类的远景凝眸，成为五四以来“人的文学”最为虔诚的信奉者、实践者。其他如萧红、师陀、李劼人、沙汀等也以各自不同境遇下的人生体味，在其小城小说中阐释着自己对生命的多元思考。

二 小城小说观照对象的三种形态

“文化的本质在于适应，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不断适应，积累起来则形成民族的传统文化体系，新的适应又进一步带来文化的变迁。”[25] 小城镇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与各地的自然环境和传统习俗有着重要关系。在现代作家笔下，小城镇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一是封闭、保守、落后的内陆小城镇；二是相对开放的江南小城镇；三是关外边陲与化外之地的小城镇。这几类小城小说所呈现出来的各地生存景观有同有异，当然这里所说的“同”和“异”都是相对而言的。

（一）形态之一：封闭、保守的内陆小城镇

中国传统建筑讲究藏与守，典型的民居是四合院，大家院落讲究几进几重的层次结构。这样的房居结构密闭、严实，给居住者设置一个安全、放松、自由、安逸的空间，不管外面的红尘滚滚、喧嚣嘈杂，关起门来就可以做自家的皇帝，自得其乐。这种藏与守的思维也具体表现在小城人的生活细节和日常习俗中。师陀笔下的果园城，位处中原大地，人们的生存观念和生命方式基本受传统主流文化——儒家思想观念的影响和支配，长幼有序，男女有别，伦常纲纪，等级森严，每个人都在社会制度和礼教文化的影响下压抑地生存。小城人虽然痛苦于这种压抑的生活，但似乎还可以接受，不仅接受，还内化为精神的自我要求，甚至很严格地以此要求下一代，要求周围的人，倘若谁有悖于这些伦理规范，周围人马上就会指指点点、冷嘲热讽。更为悖谬的是，被讽刺对象的想法和行为往往也是讽刺者自己心向往之的。中国，似乎是越落后、越偏僻、越封闭的小城镇越在乎面子，而这种面子某种意义上就是尊严。对面子的追求，往往并不在乎自身的感觉如何，只在乎别人的评价，而这种评价的标准就是传统的伦常礼教加上当地的习常评判。

这种传统而正统的力量是强大的，也是可怕的，个体的力量根本无法与之对抗。所以鲁迅感慨道：“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26]传统思想文化是如此稳固而强大，任何一点不符合常规常态的思想和行为都会受到指责和迫害，或被无声无形又时时存在的习俗扼杀于无声无形之中。葛天民（《果园城记·葛天民》）从省农业学校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回到果园城，创建了一个农林试验场，想干一些事，为改造小城出点力。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葛天民的雄心壮志慢慢消失殆尽，其心态也宛如一个地道的小城人，“人是生活在小城里，一种自然而然的规则，一种散漫的单调生活使人们慢慢的变成懒散，人们也渐渐习惯于不用思索”[27]。在这样的环境中，葛天民终于变成了一个对什么都满意、都不用心思的人。贺文龙（《果园城记·贺文龙》）有志成为一个作家，但为了生活他只能把自己安放在果园城一个小学教师的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他尽心竭力，日夜操劳，为了家，为了他的学生，他只能把理想推迟、搁置。他为自己的无奈望空叹息：“纵然真的有一个上天，上天看着他也只有皱眉。并不是他不挣扎；他的挣扎无用，恶运像石头一般不断向他投下来，它注定他要从希望中一步一步落下去了。”[28] 看着被儿子涂抹的文稿，想着数年前写文稿时的情景，“希望、聪明、忍耐、意志，一切人类的美德无疑的全比罪恶更难成长，它们却比罪恶容易销蚀，容易腐烂，容易埋没。……一阵惆怅于是忽然占领了他，他感到人生草草，岁月匆忙，一转眼便都成过去。将来有一天他也许会跟许多悔恨他们少年行径的老年人一样，他会从新想起他的文稿，很可能以为只是当初一种妄想，一时的血气冲动。不过还有一个更大的可能，他也许——自今而后也许永不会想到它了。”[29]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理想，或大或小或高或低，但每个人都要生存，为自己，为家人，为工作，最后所有的个人理想都败给了令人无可奈何的现实社会。或许这已不仅仅是对小城固有传统和习俗的审视和批判，更多的是对生存环境和生命状态的反思。对照每一个人的生命之路，又有几人能逃得出这个怪圈。师陀直面现实、抒发内心感触之作，充满人生况味。

在果园城这样一个安静、沉闷的内陆小城，传统礼教的力量是强大的，它不仅规范、限制人的行为，更为严重的是它扼杀、戕害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活力。素姑（《果园城记·桃红》）自从十二岁学会了女红，用了一年、两年、五年、十年……的时间为自己绣满两大口箱子的嫁妆，那两只大箱没能打扮出一个如花新娘，却锁住了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的青春，这个空茫的等待让一个如花少女在空闺里憔悴下去，或许一辈子只是一个等待，或者嫁入新门，侍奉公婆，传宗接代。对她来说，爱情只是一个传说，与现实生活无关。男人一生下来就接受修齐治平、光宗耀祖、出人头地的教育，这样的人生是父辈家族强加给自己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与自己的理想可能没有多大的关系，大多数人肩负着这样的使命像走程序一样碌碌无为地过完一生。所以，这里的生活多年来一仍其旧，毫无起色。如此景况，让故地重游者兼叙述者马叔敖感慨不已：

在墙外面，当我们讲着话的时候有一个小贩吆喝。还有什么是比这种喊声更亲切更值得回忆的呢，当我们长久的离开某处地方，我们忽然听见仍旧没有改变，以前我们就在这样静寂的小巷里听惯了的声调。我们从此感到要改变一个小城市有多么困难，假使我们看见的不仅仅是表面，我们若不看见出生和死亡，我们会相信，十年，二十年，以至五十年，它似乎永远停留在一点上没有变动。[30]

我们继读[续]坐在葡萄棚下面。四围是静寂的，空中保持着一种和谐，一种乡村所有的平静气息。这城里的生活是仍旧按着它的古老规律，从容的一天一天进行着，人们还一点都不感到紧张。太阳已经转到西面去了，我们可以想象到太阳每天在这时候都这样的转到西面去了。[31]

在马叔敖眼中，果园城多年后和多年前一样，物是人也是，“这城里的生活是仍旧按着它的古老规律，从容的一天一天进行着”，就像日出日落一样。

但也有充满野心、兴兴头头的生存者，这就是果园城的幕后真正主人、“一个在暗中统治果园城的巨绅”朱魁爷（《果园城记·城主》），这个看起来达观悠闲的乡绅用各种手段实际操控着果园城，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寝食不安地费神尽力，目的还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权利欲、占有欲让这个小城主人一手遮天。“他和‘有司’勾搭”，“官吏们从他手里得到了好处，他也从果园城的居民身上得到了好处”。他为人处世非常狡猾、小心，在官府中“始终不担任任何职务”，但他“在果园城全境布置了势力，布置下帮助庄稼人到他这里寻觅‘法理’的使者，就像他下了一面神秘的网”。同时，他又把自己“最得力的走狗”（各种各样的无赖、痞棍、地主）安插进各种机关，“因此他也就不受任何政治变动的影响，始终维持着超然地位：一个无形的果园城主人”。[32] 这样一个朱魁爷，也有他的软肋，四姨太太的背叛夺去了他最在乎的尊严，人一下子就委顿下去了。在处理完“变节”的四姨太太后（逼其上吊自尽），朱魁爷“这个暗中将果园城支配十五年的大人物永远成为闷哑的了”。果园城恢复了它的平静，“恢复不了的只有魁爷的尊荣。并不是他没有出山的机会，而是一种受了伤的自尊心，他永远把自己深藏起来了。他把家产的一部分分给他的两个儿子，然后他卖掉他的骡子，最后他遣散他的仆人”。[33] 从此以后，“没有人知道魁爷在他的大而空寂的老宅里作什么事，只有间或难得看见他的人出来说，他不见客人，并且不大讲话；又过一年，又有人说他瘦得跟干姜一样；再过一年，另外的人说看起来他老多了，头发和胡子都斑白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果园城主魁爷现在也被人们称作了“鬼爷”或“龟爷”[34]。那么精明强悍的魁爷，原来和普通人一样容易受伤，而且一蹶不振。生命是个过程，也是个循环，无论强弱，“好的时候总归要过去的，有那一天也就有这一天”[35]。能干的魁爷也一样逃不出果园城的命运循环。

（二）形态之二：外来工业文明熏染下的江南小城镇

师陀笔下的中原小城的生活是压抑、沉闷的，没有生命自由生长的空间，只有规范和约束的坐标体系，人只能在此坐标中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孤独郁闷地终老是乡。但像“果园城”这样的中原小城的居民还有着传统的朴实和厚道，而柔石、王鲁彦、许钦文等笔下的浙东小城镇则是另一种生存形态。随着20世纪的西风东渐，浙东小城镇的生活渐渐吹入了商业气息，传统的生产和生存方式被点点侵蚀，靠手工、信用维持的家庭作坊逐渐被现代机器所排挤，人们的生存观念和生存方式渐次发生了转变，人与人之间原本浇薄的人情变得更为炎凉，金钱逐渐成为衡量人际关系的主要标准。在王鲁彦笔下，无论是土财主、小老板，还是一般民众，也无论是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都对金钱怀有特殊的感情。当阿卓拥有12万的遗产的时候，“镇上的人见了他都行弯腰式点头礼，‘叔’‘哥’‘先生’的称呼不绝”。但当阿卓的遗产败光后，他又成了任人打骂、欺骗、侮辱、捉弄的对象（《阿卓呆子》）。没钱可以使一个本来聪明能干的“阿长”变成“小偷”（《阿长贼骨头》），金钱也可以改变“李妈”善良、勤劳、诚实的品性，变得脾气暴躁，会撒泼耍赖，刁钻揩油，从一个诚实的“乡下人”变成一个油滑的“老上海”（《李妈》）。工业文明对沿海乡村从外到内进行了影响、渗透，也破坏了昔日他们宁静的生活。为守住财富，土财主王阿虞整日提心吊胆，焦虑忧心（《许是不至于罢》）；因为有钱，钱庄老板赵道生被屡次敲诈（《银变》）；由于没钱，如史伯伯屡遭冷落诽谤，挤兑勒索（《黄金》）；为了攒钱，本德婆婆甚至逼跑了媳妇（《屋顶下》）……一个“钱”字，操纵着大大小小的人物的命运，上演着一幕幕悲喜剧。在这些丰富、复杂的人物形象中，王鲁彦对“乡村小资产阶级”的苦乐忧惧、言行处世表现得尤为真切细腻，以此写出了工业文明冲击下乡民思想的变化。正如茅盾所言：“王鲁彦小说里最可爱的人物，在我看来，是一些乡村的小资产阶级，例如《黄金》里的主人公，和《许是不至于罢》里的王阿虞财主。我总觉得他们和鲁迅作品里的人物有些差别：后者是本色的老中国的儿女，而前者却是多少已经感受着外来工业文明的波动。或者这正是我的偏见，但是我总觉得两者的色味有点不同；有一些本色中国人的天经地义的人生观念，曾是强烈的表现在鲁迅的乡村生活描写里的，我们在王鲁彦的作品里就看见已经褪落了。原始的悲哀，和Humble生活着而仍又是极泰然自得的鲁迅的人物，为我们所热忱地同情而又忍痛地憎恨着的，在王鲁彦的作品里是没有的；他的是成了危疑扰乱的被物质欲支配着的人物，（虽然也只是浅淡的痕迹，）似乎正是工业文明打碎了乡村经济时应有的人们的心理状况。”[36] 王鲁彦《黄金》的发生地陈四桥，虽然“偏僻冷静”，交通不便，但消息却异常灵通，“每一家人家却是设着无线电话的，关于村中和附近地方的消息，无论大小，他们立刻就会知道，而且，这样的详细，这样的清楚，仿佛是他们自己做的一般”。谁说老中国的民众是隔膜的？陈四桥的人对别人家的事情就充满着无限的兴趣，只是兴趣不在同情，更不在帮衬。陈四桥人是精明的，通过一个信封、一种表情，他们就能猜出主人的境况、心情，再试着套问一下，加上自己丰富、合理的联想、推测，对其情况就估计个八九不离十，然后再予以传播，继而决定自己的态度，嫌贫爱富，趋利避害，落井下石，也或者是妒富欺贫，幸灾乐祸，寻找着心理的平衡，感受着自己的优越。在这样的人际环境中，人一旦陷于困境会出现怎样的状况呢？主人公如史伯伯有一个“十几亩田”“几间新屋”“一切应用的东西都有”的小康之家，只因年老辞去职务，靠儿子养家，儿子没有按时寄钱回家，家庭生活暂时处于困境，这就引来乡邻的冷落、嘲讽、挤兑、敲诈等一系列的欺侮：如史伯母去阿彩婶家串门，平日对她最热情也“最谈得来”的阿彩婶远远看见就躲开，不得已时才“很慢很慢的转过头来，说：‘啊，原来是如史伯母，你坐一坐，我到里间去去就来。’说着就进去了”，她是怕如史伯母借钱；裕生木行办喜事，一向德高望重的如史伯伯不仅因着衣服的由头受到嘲弄，还被迫坐在酒席的下位，这在好体面、重面子的陈四桥人眼中是极大的不敬，甚至是侮辱；十五岁的小女儿也因为家里没钱，受到老师同学的轻视，自己写的文章也被认为是抄的，还挨了打；如史伯伯家“比人还可爱”、还懂事、还通人情的爱犬也因着主人没钱被屠夫阿灰砍了一刀死去；做羹饭明明多花了钱还受到本家阿黑的讥讽；讨饭的阿水也敢来敲诈式地要钱；遭遇了小偷也不敢声张……陈四桥人的势利嘴脸于此过程中刻画得淋漓尽致。拥有小康之家的如史伯伯，只因暂时的经济拮据，别人的态度就由尊敬变为轻蔑，由阿谀变为诽谤，有人捧场，无人救急，从男到女，从大人到孩子，从有钱的到没钱的都是一样的势利，其态度完全取决于你的贫富，即使这种贫富并不影响到他人。“在这样的世界上，最好是不要活着”，诚如如史伯伯的女儿所言，“你有钱了，他们都来了，对神似的恭敬你；你穷了，他们转过背去，冷笑你，诽谤你，尽力的欺侮你，没有一点人心”。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金钱物质所控制，农业文明下人的淳朴、善良逐渐瓦解，而人性中固有的自私、圆滑却在金钱的冲击下日益凸显。《黄金》不仅真实、细致地刻画了小城镇小有产者趋向破产和没落的心理状态，更难得的是它入木三分地写出了小资产阶级的产业观念以及周围人对别人贫穷的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

为了让别人看得起，无论男人女人都挖空心思赚钱，精打细算过日子，尤其是江南小城镇的女性，精明能干，勤劳而有韧劲。六十多岁的“李老奶”（王鲁彦《李老奶》）失去了丈夫和两个儿子，将一切痛苦埋在心里，镇定地对待一切生活冲击。“以前，她原是极善于感动，神经易受刺激的，现在竟变成了一副铁石心肠了。”她劝儿媳妇：“别怕，我还年轻呢，再帮你十年二十年……啊，你老是伤心，伤心有什么用！倒不如爱惜身体，好好把孩子养大，怎见得不是先苦后甜呵……”面对各种生活的艰难，李老奶“好像愈加年轻了，她依然紧握着船舵，在暴风雨中行驶。她一天到晚忙碌着，仿佛她的精力怎样也消耗不完似的，虽然她一天比一天老了瘦了”。这个老人“为了后代！她要以耗尽最后的精力为代价，用自己的手从密云中为子孙们拨出一个青天来”。[37] 乡邻这样评价她：“看看榜样吧，年轻人！个个都像她，就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担当得起了！”

江南小镇，开放的商业经济，也冲击着传统的思想习俗。但如中原小城镇一样，在新旧两种思想的交锋中，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王鲁彦《一个危险的人物》就描写了这样一个悲剧，大学生林子平外出读书八年后归来，其思想、行为等都与乡村古老的规矩不合，一张同学合影被作为他有“十几个老婆”的见证，一件衣服的穿着也被认为“越轨”败俗，最后被叔父告发为“共产党”，在全村人通力合作下被抓获拷打致死。惨剧就发生在这些普通乡民的手上，他们并非都是心狠手辣之人，可做出的事情却令人毛骨悚然。本来，小城镇所起的风波都是茶杯里的风波，可就在这样的茶杯风波中也会衍生出扼杀生命的悲剧。平静的小城里，生活并不如表面看到的那么祥和安宁。

（三）形态之三：闭塞、自足、落后的边远之地的小城镇

萧红《呼兰河传》第五章这样写道：

呼兰河这地方，到底是太闭塞，文化是不大有的。虽然当地的官、绅，认为已经满意了，而且请了一位满清的翰林，作了一首歌，歌曰：

溯呼兰天然森林，自古多奇材。

……

这首歌还配上了从东洋流来的乐谱，使当地的小学都唱着。这歌不止这两句这么短，不过只唱这两句就已经够好的了。所好的是使人能够引起一种自负的感情来，尤其当清明植树节的时候，几个小学堂的学生都排起队来在大街上游行，并唱着这首歌，使老百姓听了，也觉得呼兰河是个了不起的地方，一开口说话就“我们呼兰河”；那在街道上捡粪蛋的孩子，手里提着粪耙子，他还说“我们呼兰河！”可不知道呼兰河给了他什么好处，也许那粪耙子就是呼兰河给了他的。

呼兰河这地方，尽管奇才很多，但到底太闭塞，竟不会办一张报纸，以至于把当地的奇闻妙事都没有记载，任其风散了。[38]

这段噙着悲凉泪水的揶揄，表现了萧红对故乡的复杂情绪，也显示了一个受过现代文明洗礼的作家以文化批判的眼光远距离观照故乡的闭塞、落后与愚昧时的理性思考。故乡不仅有给她带来童年乐趣的后花园及花园里的蜂子、蝴蝶、蜻蜓、蚂蚱、小黄瓜、大倭瓜、樱桃树、李子树……也不仅有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等精神上的“盛举”，还有令她反复思考、痛心疾首的从“泥坑福利”、团圆媳妇之死、冯歪嘴得而复失的男女情事等故事中所反映出来的呼兰河人愚昧、病态的心理，以及他们习焉不察的封闭、落后的文化困境。

小说第一章便描述了呼兰河这个边远小城东二道街上的一个深达五六尺的大泥坑。这里经常淹死马，陷住马车，闷死狗、猫、鸡、鸭、猪，夺去不幸的小孩的生命，甚至连想用翅膀点水的小燕子也有被粘住的危险。但对这个给当地人带来极大不便和危险的烂泥坑，却从来没有人想着去整治它，“一年之中抬车抬马，在这泥坑子上不知抬了多少次，可没有一个人说把泥坑子用土填起来不就好了吗？没有一个”，大家反而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泥坑带来的“福利”：“第一条：常常抬车抬马，淹鸡淹鸭，闹得非常热闹，可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第二条就是这猪肉问题了，若没有这泥坑子，可怎么吃瘟猪肉呢？吃是可以吃的，但是可怎么说法呢？真正说是吃的瘟猪肉，岂不太不讲卫生了吗？有这泥坑子可就好办，可以使瘟猪变成淹猪，居民们买起肉来，第一经济，第二也不算什么不卫生。”萧红这让人忍俊不禁的揶揄背后的隐喻是非常明显的，它告诉人们，呼兰河就是一个烂泥坑，传统的习俗、落后的观念与历史文化的惰性桎梏着人们的精神与思想，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就像陷在“大泥坑”中的动物一样，“它们自己挣扎，挣扎到没有力量的时候，就很自然的沉下去了，其实也或者越挣扎越沉下去的快”。在呼兰河，“除了大泥坑子这番盛举之外，再就没有什么了。……一年四季，春暖花开、秋雨、冬雪，也不过是随着季节穿起棉衣来，脱下单衣去地过着。生老病死也都是一声不响地默默地办理”。生与死是萧红一向关注的问题，也是其小说一个经常性的主题。与《生死场》中“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的热闹与悲凉相比，《呼兰河传》中生与死则是在平静中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且发生了就好像没发生一样：

他们这种生活，似乎也很苦的。但是一天一天的，也就糊里糊涂地过去了，也就过着春夏秋冬，脱下单衣去，穿起棉衣来地过去了。

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

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瘫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

病，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呢？

死，这回可是悲哀的事情了，父亲死了儿子哭；儿子死了母亲哭；哥哥死了一家哭；嫂子死了，她的娘家人来哭。

哭了一朝或是三日，就总得到城外去，挖一个坑把这人埋起来。

埋了之后，那活着的仍旧得回家照旧地过着日子。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他们心中的悲哀，也不过是随着当地的风俗的大流逢年过节的到坟上去观望一回。……

回到城中的家里，又得照旧的过着日子，一年柴米油盐，浆洗缝补。从早晨到晚上忙了个不休。夜里疲乏之极，躺在炕上就睡了。在夜梦中并梦不到什么悲哀的或是欣喜的景况，只不过咬着牙、打着哼，一夜一夜地就都这样地过去了。

假若有人问他们，人生是为了什么？他们并不会茫然无所对答的，他们会直截了当地不假思索地说了出来：“人活着是为了吃饭穿衣。”

再问他，人死了呢？他们会说：“人死了就完了。”[39]

在这些灵魂枯死、精神麻木的人群中，生与死已经没有了界限，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现在的苟活也只是生命的机械循环。这是比“生死场”更可怕的死寂、孤独，生死的社会意义已经不复存在了。萧红就是通过呼兰河人对生死的漠然写出了“几乎无事的悲剧”[40]。

由于中国的社会现实，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侧重于描写农民阶级意识的觉醒，“五四”时期由鲁迅开创的“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主题在这一时期有所减弱，“救亡”几乎成了压倒一切的历史文化主题。虽然有些作品涉及民族文化心理，但更多的是从阶级启蒙角度描写人物的思想性格。萧红曾说：“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41] 从这一点来说，她继承并坚持了鲁迅的思想文化方向，对从农人身上体现出的对生命价值的漠视及苟活的生活态度采取了“揭出病苦”的创作态度，从而体现出对人类、民族生存状态的忧患意识。但她与鲁迅又有所不同，“萧红也写人们的精神麻木，但是她没有重复鲁迅的发现，也没有重复鲁迅的手法和角度。鲁迅所写的精神麻木是结合特定时代的要求和时代使命来说话，比如他写阿Q的精神麻木是从遭遇革命、糟蹋革命最后被革命所糟蹋的革命角度来表现”的。但萧红写精神麻木的角度更加根本，她“是从一般的日常生活或者说是从生存本身的意义上来写人的精神麻木、灵魂麻木的。鲁迅作品处理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阶级、国家、政府）的关系，萧红作品处理的则是人与存在的关系甚至包括人之外的其他生命与存在的关系”[42]。这是鲁迅小说所没有自觉涉及的，是萧红在鲁迅影响下对人之精神麻木的进一步揭示和批判，她所表现的是人的更本原、更永恒的生命苦难。

在东北、四川等边远地区的小城小说中，《呼兰河传》具有典型性，颇能代表这类小说所表达的基本的主题和内容。这些小城镇小说所描写或表达的重点往往不是人物、故事，而是小城的文化氛围和精神状貌，人物是类型化的，故事也不具备复杂、曲折的情节。在不同地域的小城小说中，这些小城人物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但他们身上体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缺乏自主的个性和独立的思想。中原小城受传统文化影响，人物身上的劣根性根深蒂固自不待言，而沿海小城的商业意识带来的是对物质金钱的一致性追逐，人物也不具备独立的个性和思想。四川作家李劼人笔下天回镇的女性看起来是泼辣自主的，但她们在乎的是个体的自足、自由、享乐，而且这种享乐依靠的是男人的供奉，她们也没有任何独立的思想和行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小城，强调一种生命力的泼野张扬，但那只是生命力强旺的表现，与独立的思想无关，萧萧、三三等都只是跳跃于山间林中的美丽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