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二階段（1981—2000年）

這一時期敦煌非經文獻字詞研究的重點仍然在敦煌俗文學作品方面，另外，敦煌社會經濟文獻及敦煌願文字詞研究也有不同程度的進展。

（一）主要成績

1.敦煌俗文學作品字詞研究情況

這一時期敦煌俗文學作品字詞訓釋研究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産生了一大批質量較高的專著和單篇論文。

（1）變文方面

項楚在《敦煌變文選注》[6]中共選取變文中的精華27篇詳加校釋，該書是繼《敦煌變文字義通釋》之後又一部敦煌變文字詞研究的優秀成果，任仲贊其爲“敦煌學中的柱石之作”[7]。

這一時期郭在貽、黄征、張涌泉對敦煌變文字詞研究貢獻也較大。三人的著作《敦煌變文集校議》[8]通過核對原卷，對王重民《敦煌變文集》進行了系統、全面、嚴實的校訂考釋，蔣冀騁認爲其是“老老實實的笨學問”[9]。黄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10]是目前收録敦煌變文最多的校釋本，其校釋廣納各家説法，又融入自己的觀點，可以説是變文字詞研究的集大成者。三人在敦煌變文字詞研究上的成功之處在於重視敦煌原卷。在他們之前研究敦煌變文的學者多是依靠王重民的《敦煌變文集》進行研究，對敦煌原卷重視不够。而他們三人能够廣泛地閲讀敦煌卷子，熟悉敦煌俗字書寫特點和書寫規律，解決了許多之前人不能解決的疑難問題。另外，他們引證資料更爲廣泛，不僅包括傳世典籍和敦煌漢文文獻，敦煌畫卷也成爲他們佐證論點的依據。如他們以 P.2807《十王經》圖畫卷子爲佐證，對“服子”這一疑難詞語做出了新的解釋，論點較爲可信。

除專著外，這一時期敦煌變文語詞考釋的單篇論文主要還有江藍生《敦煌變文詞語瑣記》[11]、袁賓《變文詞語考釋録》[12]、蔣冀騁《敦煌釋詞》[13]、張生漢《敦煌變文語詞雜釋》[14]、施謝捷《敦煌文獻語詞校釋叢劄》[15]等。

（2）王梵志詩和敦煌歌詞方面

項楚在《王梵志詩校注》[16]中搜集王梵志詩敦煌殘卷30 件，加上從傳世文獻中勾稽的若干首王梵志詩，共得390 首，分爲7 卷，加以校注，是輯録王梵志詩最多的一種，其校注詳審，可以説是王梵志詩字詞研究方面最優秀的成果。他在《敦煌歌詞總編匡補》[17]中糾正了前人在敦煌歌詞字詞訓釋上的一些失誤之處。

2.敦煌社會經濟文獻字詞研究情況

在蔣禮鴻《〈敦煌資料〉（第一輯）詞釋》[18]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語言文字學者對敦煌社會經濟文獻字詞的研究仍然很少。蔣禮鴻《敦煌文獻語言詞典》[19]中所收詞語雖以敦煌俗文學作品中的爲主，但也收了一些社會經濟文獻中的語詞。季羨林《敦煌學大詞典》[20]中涉及一些敦煌社會經濟文獻詞語的解釋，但主要是專業術語，普通語詞較少。單篇論文方面，董志翘《敦煌文書詞語考釋》《敦煌文書詞語瑣記》[21]兩文均涉及敦煌社會經濟文獻常見俗語詞的考索，曾良《敦煌文獻字義雜考》[22]考釋了一些敦煌文獻里的疑難語詞，其中也涉及敦煌社會經濟文獻中的俗語詞。

3.敦煌願文字詞研究情況

在這一時期敦煌願文字詞研究取得了長足進步。其中貢獻最大者當屬黄征。他與吴偉合著的《敦煌願文集》[23]首次對敦煌願文進行了全面整理、輯録，被柴劍虹譽爲是“一部填補空白的開拓性著作”[24]，這部著作雖以校勘爲主，但也包含着許多字詞訓釋的内容。除黄征外，曾良在《敦煌願文在漢語詞彙史上的研究價值》[25]一文中專門討論了敦煌願文的語言研究價值。

（二）不足之處

1.這一時期，許多學者在引例時仍依據他人的校録本而不注意核對原卷。

2.釋義錯誤仍不少。如龔澤軍《〈敦煌變文校注〉 讀劄》[26]、周掌勝《〈敦煌變文校注〉 獻疑》[27]、李倩《〈敦煌變文校注〉 注誤兩則》[28]等都曾對黄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中存在的問題進行过補正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