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师道：读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王佐才

辑校按语

《论师道：读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署名“王佐才”,1916年11月29日作于东吴大学校外宿舍，原刊《水荇》1928年第1卷第1期第1—3页。除此文外，署名“王佐才”的另有《随军日记》《陶谢诗之比较》，发表在《水荇》。有散文诗发表在《文学周报》《现代评论》《真善美》等刊物。有诗集《蝉之曲》《东方》等。

王佐才，江苏无锡人。1930年就读于上海东吴大学，经郁达夫介绍曾先后三次拜访鲁迅。据其《日记》记载，他于民国十六年（1927）五月二十六日，弃笔从戎，随军北伐。

《水荇》，半年刊，由朱啸谷《期刊弁言》可知其1927年创刊于苏州，1928年正式发刊，由东吴大学第一中学学生会出版，该校学生费孝通、孙宝刚曾先后担任主编一职。《水荇》刊名取杜工部《曲江值雨》（亦作《曲江对雨》）“水荇牵风翠带长”之意。刊头为民国著名学者胡适所题，该刊物多收录诗、词、杂文、随笔、日记等。

师道乌乎起？起于疑难也。疑难乌乎起？起于好奇也。夫人莫不有向上之欲望，苟因好奇而生疑难，必赴汤火，蹈荆棘，求有以解析之，于是师道尚矣。盖师之为师，必也学富而识运，人从之，既能解析疑难，且能闻圣贤之道也。人之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苟无良师为之循诱奖掖，纳诸正规，其能不徘徊咨嗟，逡巡而不振者几希！读《论语》，德行若颜回，言语若子贡，政事若子路，文学若子游，犹且从师；非独如是，虽孔子亦有师，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苌弘是也。则师道之不可不讲也灼灼明矣。

呜呼！汉代以下，师道日微，学者蔽于见闻习染，皆徇名逐利，以私智相高，日陷于狂而不知。于是邪说纷纭，天下搔然，古之师也以道，今之师也以艺；师道沦没，盖几几乎不复闻矣！唐之世，士大夫之族又耻相师，而不闻有师，有则竞相嗤讪之。独退之奋不顾流俗，抗颜以师道自居，盖有鉴夫师道之衰微，思有以补救之也。世人不察，因而聚骂之，毁谤之，不亦惑乎！或诘余曰：“退之之说固足为砭世金针，退之之所为固能恢宏师道；然子厚与退之同时，有志圣人之道，而不欲为人师，是又何故？”余始闻其言，惑无以自解，及读其《答韦中立书》，反复审虑，豁然如拨云雾而见天日焉。盖二公之说各有阐发，初非冰炭不相容也。退之以从师为其立论点，所论为人有从师之必要；而子厚则以作师为其立论点，所论为为人师取其实可矣，不必有其名而招越蜀吠怪也。夫立论点既不同，欲其所论者相同得乎？然子厚不欲以师自任，亦有二故：一曰循例；一曰避嫌。何谓循例？非例不为也。时至唐代，士大夫皆能耻相师，波颓风靡，为日已久。子厚苟以师道自居，其能不如退之之遭人齿舌乎？何谓避嫌？天下明毅之人少，而庸懦之人多；虽有真知灼见者，起而光宏师道。恐端倪未见，已物议鼎沸矣。子厚之言曰：“取其实而去其名。”又曰：“仆之所拒，拒为师弟子名而不敢当其礼也。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瞑目闭口耶！”（《答严厚舆书》）由是见子厚之苦心，非不欲为人师也，乃不欲当师之名而招物议耳。盖天下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必赖师友之钻研探讨，释疑解难，庶乎其可也。明达如子厚，岂有此犹蒙蔽而不察乎？

虽然，为师非无术焉。《荀子·致仕篇》曰：“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学记》曰：“能博喻然后能为师。”又曰：“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由是以言，为人师岂易事哉！子厚之不敢当师名，于此亦可以原其苦衷矣。然退之何独犯笑侮而为人师乎，是亦所处之地位，与所持之情志之不同使然也。

夫文为表现智情之具，所以广道而规诫后进者也。如是为文不可无德。临文宜主敬恕，主敬则心平气和，而无所偏；主恕则为他人设身处地，而不武断。孔子尝言有德必有言，孟子尝言养气本于集义。退之尝言仁义之途，诗书之流，是皆言文德也。子厚浸滛于古今之学，旁推曲通，造诣已深，故其论文德曰：“不敢轻心掉之，怠心易之，昏气出之，矜气作之。”不轻，不怠，不昏，不矜，故心正而不放，气摄而纵。仁义之人其言霭如，信然。子厚更进而就积极方而论文曰：“抑之扬之，疏之廉之，激而发之，固而存之。”将行文之道说得淋漓尽致，其于文也三折肱矣。岂蚩蚩焉争于文字工拙之间者所敢与京也哉！子厚更述其取材之原曰：“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于此见子厚之学，实非浮泛无据者仅知阉然媚世也。慨然言之，其嘉惠后学之远非可以道里计也。子厚又述其为文之旁推交通曰：“参之《榖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更可见其非徇名忘实之学者也。其议论据古今，踔厉风发，亦有所自矣。

韩柳以前，文尚绮丽，体率缉冶，流风所至，无不披靡。王杨骆卢出，始以精切豪厉相尚；子昂燕许出，文乃一变而之雅驯，渐入于精絮宏茂之一途，燕许之后，又有元结独孤及，大变排偶浓艳之习；韩柳出，乃倡为古文辞，开悟后进，不遗余力。而文学之师法，退之如《答李翊书》，子厚如此书，亦于以确立，是又《文心雕龙》后之一进步也。子厚之学术文章，在历史上占何等位置，余心必言；要之此书已有功世教不浅矣。而遭遇不幸；罹窜斥，履蛮瘴，天不假年，竟感郁以卒，惜哉！

民国十四年春，余读其书，感慨横生，情不自禁，因书所云云。

此余二年前国文残卷也。母校同学孙宝刚、费孝通二君为学期刊索稿于余，余实笔钝；无已，迺以最近所作《陶谢诗之比较》及此文二篇塞责。兹文所论，虽今已未尽当意，读者或能见余昔日思意之一斑欤？

一六，一一，二九，识于东吴大学校外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