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也包括柳宗元）与王韦集团及王韦“新政”的关系

王韦尤其是王叔文，对刘柳特别赏识，刘柳对王叔文的才能也有很高评价。这是双方关系的第一层。《旧唐书·刘禹锡传》云：“王叔文于东宫用事，后辈务进，多附丽之。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顺宗即位……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43]《柳宗元传》云：“顺宗即位，韦执谊用事，尤奇待宗元。与监察御史吕温密引禁中，与之图事……叔文欲大用之。”[44]刘禹锡的《子刘子自传》中对叔文有赞誉之词，前已引过[45]；柳宗元《河间刘氏志文》云：“叔文坚明直谅，有文武之用……嗣皇承大位，公居禁中，吁谟定命，有扶翼经纬之绩。”[46]

王叔文对刘柳的才干极表欣赏，执政之初，即“超拔”刘柳，引入枢密重用，刘柳因对王叔文的“超拔”心存感激而奋力前行，竭其所能协助王韦执政，并表现得相当强势，这是双方关系的第二层。《旧唐书·刘禹锡传》云：“（禹锡）颇怙威权，中伤端士。宗元素不悦武元衡，时武元衡为御史中丞，乃左授右庶子。侍御史窦群奏参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群即日罢官……既任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47]当王韦执政之初，刘柳的奋力而行，原因在于自信是忠君为国的正义事业，个人事功寄托于此，自然也兼有报答王韦“知遇”之恩的意思。刘禹锡《上杜司徒书》云：“小人受性颛蒙，涉道未至，末学见浅，少年气粗，常谓尽诚可以绝嫌猜，徇公可以弭谗愬，谓慎独防微为近隘，谓艰贞用晦为废忠。”[48]与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中所说的“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49]同义。但当是时，刘柳难免有少年得志、浮躁轻狂之处，得罪同僚甚至引起他人嫉恨亦在所难免。柳宗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说自己“素贫贱，暴起领事”，在《与萧翰林俛书》（《柳河东集》同卷）中说“仆当时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超取显美”[50]，即是此意，都可以见出柳（也包括刘）在王韦执政之初年少气盛、踔厉风发之情状。禹锡贬后有致昔日上司杜佑书，倾诉委曲，求杜佑施援，然禹锡似乎一直未得到杜佑谅解。

对待与王韦的关系，刘柳在贬远州司马之后，有所不同：柳宗元对自己贞元末的政治作为有较为深刻的反省，而刘禹锡则坚持立场到底。这是刘柳与王韦双方关系的第三层。柳宗元初抵贬地永州，有《寄许京兆》《与萧翰林俛书》二书，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书中承认自己“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51]。“不识几微，不知当否”，其意就是未能及时判断出顺、宪二帝朝代换易之际政治暗流的方向，也未能就朝廷官员的舆论倒向大势作出判断，从而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作出正确抉择，只是一味地跟随王韦一路走下去。宗元同时还有《答问》一篇，借答客人问对自己贞元末的作为有类似表白：“仆少尝学问，不根师说，心信古书，以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当世急务，徒知开口而言，闭目而息，挺而行，踬而伏……冲罗陷阱，不知颠踣，愚蠢狂悖。”[52]宗元又有《惩咎赋》，云：“惩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53]《新唐书》本传录此赋，评云：“宗元不得召，内悯悼，悔念往昔，作赋自儆。”[54]大凡人对自己昔日的立场、行为总有一个最合适的理由。被贬永州后，于冷静中乃有深刻反省，从早年的立场退后一步，负疚、自责，每以“负罪人”自居，这对宗元来说极不容易。禹锡则与宗元不同。《子刘子自传》作于会昌二年（842年）刘禹锡七十一岁时，几乎是绝笔，仍旧固守早年的立场，毫不退让，这符合刘禹锡的性格。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他元和、大和间两为《玄都观看花诗》讥刺朝廷权贵。元和十年（815年）刘禹锡初返长安，是裴度等为其“争取”来的一个机会，当时朝廷重要大臣如韦贯之、裴度、李绛、权德舆、崔群等皆为杰出人才，且都与刘禹锡保持良好关系。刘禹锡写《玄都观看花诗》，不过在情绪上完成了泄愤的需要而已，书生气太重且政治涵养不足，结果不但丧失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从政机会，还连累了柳宗元、韩晔、韩泰等挚友。十三年之后，即大和二年（829年），刘禹锡入长安为主客郎中，再赋《玄都观看花诗》。今之人对刘禹锡两赋《看花诗》，如桴鼓之相应，甚为津津乐道，其实就刘禹锡政治前途讲，实无此必要。《旧唐书·刘禹锡传》云：“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宰相复欲置之郎署。时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大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征还，拜主客郎中。禹锡衔前事未已，复作《游玄都观诗》，序曰……其前篇有‘玄都观里桃千树，总是刘郎去后栽’之句，后篇有‘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到来’之句，人嘉其才而薄其行。禹锡甚怒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稍知之。大和中，度在中书，欲令知制诰，执政又闻诗序，滋不悦……终以恃才褊心，不得久处朝列。”[55]裴度为刘禹锡安排的知制诰距中书舍人一步之遥，是天下文士最向往的职位；至中书舍人，再进一步至侍郎、尚书甚至更高，也就不远了。故再赋《看花诗》，又断送了刘禹锡难得的仕进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