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方冲击与中国反应：现代化理论的批判

我研究江南市镇其实有点“无心插柳”，虽早植根苗，但迄未成荫。想研究社会经济史倒是很早就决定的。1970年我从台湾大学本科毕业继续读研究生，那时历史学界普遍以革命史、政治史的研究为主干，海峡两岸历史学研究的主流可说异曲而同工，而国外正流行哈佛学派的理论“西方冲击—中国反应”（Western Impact vs.China's Response）模式，也就是现代化史观。两边注重的都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清朝），中国怎么做反应；一方面是内忧外患，另一方面救亡图存的过程。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国民革命的奋斗历史，（大陆）这边就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

回忆1970年在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选修郝延平先生的“近代化与中国近代史专题”。当时“现代化”或“近代化”（Modernization）理论，在70年代的美国算是比较末流了，可是在台湾却方兴未艾。社会学家金耀基写过《从传统到现代》《现代人的梦魇》这一类书，当年台湾的大学生几乎人手一册，在那个时代非常时髦。大陆学术界这些年一直介绍西方现代化理论，事实上西方社会科学领域中已经不讲这一套了。当年我在郝先生的课上看了很多现代化理论的书，如：C.E.Black，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现代化的动力》）、Maron Levy，Moderniz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eties（《现代化与社会结构》）、S.N.Eisenstadt，Modernization：Protest and Change（《现代化：对抗与变革》），而以A History of Modern World（《近代世界历史》）之类的巨著，作为近代史实的比较参照读本。

现代化理论的背景缘起，简单说这个理论其实是为帝国主义做辩护的。因为16世纪以来西方文明超越了亚非国家。欧洲对外扩张，他们自认为打开中国门户，是为了使东亚地区变成“现代化国家”，西方人自以为怀抱着“文明使命”和“白种人的负担”。后来柯文（Paul Cohen）写了《在中国发现历史》，检讨了以哈佛学派为中心的这种理论。当时哈佛的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与赖世和（Edwin O.Reischauer）写的《东亚：传统与变革》是美国各大学中国近代史的主要教材，套用汤恩比（Arnold J.Toynbee）的模式就是“挑战—反应”的过程。也就是说西方挟着优势的现代化文明到东方来，是为了要使东亚、南亚这些“异教徒”地区变成“现代化国家”。这样一套理论持续了很久，所以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早期研究几乎都集中在中外关系史。

与现代化理论密切相关的是经济发展的“阶段论”，阶段论也就是如何从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农业社会到工商社会的转变过程。经济学家罗斯托（W.W.Rostow）1960年出版《经济成长的阶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一书，认为经济发展是有阶段性的，每一个国家要具备某些“先决条件”（preconditions）才可能像飞机一样“起飞”（take-off）。最早“起飞”的是英国，后来是西欧国家、美国、日本，很多国家到了20世纪初才“起飞”，这就是阶段论。哈佛著名的经济史家乔欣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在1962年也出版了《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这本书前几年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他批判这种阶段论，以为后进国家经济发展不一定需要具备各个阶段条件才能起飞，才能在结构上起变化；个别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引导部门（leading sector）是不一样的：英国可能是私人资本家；在德国就是中央银行扮演重要的角色；日本以及清时代的中国，政府的角色非常重要。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政府角色是较为成功的，可是清朝就比较失败和迟缓，所以发展中国家自有其“落后的优势”，其经济发展不见得要完全具备先进国家经历的那几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