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生态观

本书旨在研究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生态意识，以及美国浪漫主义传统中，自然作家对这种意识的继承和发展。具体而言，我将着重研究英国诗人柯勒律治、华兹华斯、克莱尔、布莱克和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因为他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提出了非常新颖而激进的观点。我将分析他们对美国后继环境作家的巨大影响和意义。美国的环境作家发展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生态观。他们不仅逐步形成了对生态过程更为精细的理解，还在此基础上，呼吁保护荒野地区。他们生态思想的核心观点包括物种与栖息地存在适应过程、物种之间具有相互依存关系，以及人类干预活动会造成自然体系难以承受的灾难性后果。这些观点正是由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最先表露，并被19世纪后期的美国自然作家们不断发展深化而来的。可见，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基本生态观，与美国超验主义作家激进的生态观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关系。

在英美浪漫主义诗人和作家中，柯勒律治在强化人们完整的生态意识方面厥功至伟。他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中第一位以优美诗歌表达整体生态观的诗人。他还在后来的散文写作中，尤其是他1825年的《沉思之助》（Aids to Reflection）中，认为自然界存在一个整体的循环过程。该观点有力推动了美国超验主义的发展。在《沉思之助》中，作者还表达了一种层次分明的生态哲学观念。不可否认，柯勒律治的超验主义自然观，无疑会受到倡导科学生态观学者的严厉批判，因为这些学者都是唯物主义和新马尔萨斯主义观的拥护者。比如，卡尔·克鲁伯在其开创性的《生态文学批评：浪漫想象与思维生态学》中，反驳了柯勒律治和雪莱自然观中的理想主义成分。他谴责柯勒律治有自恋般的超验思想，并认为雪莱“陷入了柏拉图式的理想主义”泥潭不能自拔。[39]然而，恰恰是这两位诗人的超验主义观点吸引了爱默生、梭罗和缪尔（John Muir）等后起的美国自然作家，还对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和巴里·洛佩斯（Barry Lopez）等具有远大理想的当代生态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因如此，本书的第一章就从分析柯勒律治开始，研究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生态意识的萌芽过程。

虽然许多学者不愿意将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归到“自然诗人”之列，但浪漫主义诗人却普遍认为，大自然不仅是两位诗人想象力的源泉，而且是其思想观点的源泉，对二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并非到处寻找繁华盛景的旅行诗人，而是长期居住大湖区的居民。于是，在他们的诗中，人物采用大湖区民众的口吻，讲述的是普通人居住在当地的个人历史。毋庸置疑，这种视角反映了二人所持的生态观。在他们的诗中，“地球”（Earth）就是万物的栖息地。他们的这一思想一以贯之。在英语中，“生态”一词最早出现于1873年，来源于希腊语单词ο'ι´κο（oikos）。希腊语单词ο'ι´κο本义是房屋或栖息地。现代生态科学认为，从整体上看，地球就是一所房子，就是相互依存的生态社区栖息地。[40]他们的诗歌，表达的正是这样的现代生态观。

约翰·克莱尔表达的生态观更加动人心魄。他是一个穷困的农民，住在离伦敦80英里外的一个叫赫尔普斯顿（Helpston）的村子，没有上过几年学，却从小痴迷当地动植物，善于观察它们的生存状况。由于经济“发展”对他的村子造成极大的破坏：森林被毁，湿地消失，河流干涸，大片农田被圈，克莱尔对此深恶痛绝。在他眼里，自然界就是一个有着自己内在价值的王国，有着与人类迥然不同的目的，因此，他不遗余力地呼吁保护荒野和荒地。克莱尔用一种全新的文学语言，准确细致地描述了当地的动植物，以及它们的生存环境。他将其称之为“绿色”语言。克莱尔的“绿色”语言根植于他所在地区的方言，其特点是词义鲜活，词汇、语法和拼写迥异于标准英语。我将在第三章详细分析克莱尔的生态观，并着重分析他的“绿色”语言观。

一方面，浪漫主义生态观认为：自然世界作为充满活力的栖息地，不仅可持续发展，而且是各种有机物可以和谐共处的地方。另一方面，浪漫主义诗人也发现：由于环境破坏日益严重，可能会对人类生存构成灾难性威胁，因此自然界同时也是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尽管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启示录主题是浪漫主义自然观的有机构成部分，但好几代文学批评家都忽视了其中深刻的环境含义。我将在本书重新审视主要浪漫主义作家的启示录叙事诗，比如布莱克的《经验之歌》（Songs of Experience）和《耶路撒冷》（Jerusalem），分析他何以持续不断地严厉批判构成经济生产物质条件的原因，即，那些构成英国商业帝国以煤炭作为燃料的工业基础。布莱克斥之为“黑暗的撒旦式工厂”。当然，布莱克一方面在寻求一种乌托邦的方式来替代毁灭性技术，另一方面也预言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形式，包括地球本身，都将毁灭于启示录式的大火之中。这种全球毁灭的观点常常被视作仅仅是诗人奇异的虚构而已，但在全球变暖和环境灾难日益严重的今天，他的预言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布莱克抗议工业革命与我们抗议生态危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玛丽·雪莱的小说，尤其她的《最后的一个人》（The Last Man），是浪漫主义作家十分关切毁灭地球承载力将会带来何种后果的有力证明。在《最后的一个人》中，她勾勒了一幅启示录式的未来世界景象：在男性征服世界的傲慢和欲望之下，战争连绵不断，神秘瘟疫爆发，人类最终被毁灭。小说的叙事者莱昂内尔·弗尼（Lionel Verney），于2100年成为人类唯一的幸存者，出现在已是废墟的罗马。由于小说表达的是对原初和终极的思考，因而属于启示录主题。玛丽·雪莱在小说中还表达了强烈的性别意识。她在书写地球毁灭的同时，还不忘批判父权制在其中起到的负面作用。用她的话来说，父权制孕育并滋养了潜在的破坏力，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玛丽具有女性主义意识。这种意识还在《弗兰肯斯坦：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 （Frankenstein;or, The Modern Prometheus）一书中有所凸显。小说中的科学家弗兰肯斯坦，不经意制造的“新物种”，实际是个嗜血成性、不受人控制的怪物。这不正预示着我们，今天的基因工程可能会导致的噩梦吗？

英国浪漫主义作家在感知和情感方面，都十分关注当地以及全球的生态问题。这也带来了他们在文学语言方面的重要变化，因此，以生态视角研究这些作家，主要目的就是希望阐释他们在语言方面的革新。也许，这还能丰富现有研究，或者起点儿陌生化的作用。从生态视角解读这些作家，有助于我们充分理解他们关于诗歌形式的概念及其具体创作，而换作其他批评视角，则无法实现这些目的。比如，18世纪后期，科学界充分了解了个体有机物及其栖息地间的相互增效作用，这就为我提供了一个研究浪漫主义诗歌及其美学观念的新视角。我将在第一章《柯勒律治与自然的经济体系》中分析《老水手之歌》（“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并认为该诗就是一个关于生态退化的寓言。在此后的几章，我都将从环境视角讨论亘古的文学问题。

超验主义运动时期的美国作家深受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影响。柯勒律治的许多美国崇拜者，对他的有机形式哲学耳熟能详，并十分推崇他通过感知寻常食物获得知识的至理名言。爱默生对柯勒律治顶礼膜拜，并于1832年专程去其名为“高门”（Highgate）的自建屋舍登门拜访。他在《论自然》（Nature）的第四章中丰富了柯勒律治的感知理论。例如，爱默生坚信词语与自然物体之间存在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关系。尽管梭罗并未承认柯勒律治对自己的影响——他甚至在1854年版的《瓦尔登湖》扉页上，还嘲讽写下《忧郁颂》（“Ode to Dejection”）的柯勒律治是一个堕落作家，但他将瓦尔登湖呈现为一个有机体的做法，却恰恰反映的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自然观。其次，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多次使用“伊奥利亚风弦琴”（Aeolian harp）这一英国浪漫主义意象，以此表达参与自然界有机体变化过程的意愿。

乔治·马什（George Marsh）是首位具有科学生态观的美国作家。他在专著《人与自然》（Man and Nature）中，揭示现代科技对美国大陆造成的灾难，并建议采用切实可行的措施，来恢复地球的有机过程。他的侄儿詹姆斯·马什是柯勒律治《沉思之助》和《朋友》（The Friend）的编辑。他为两本书所写的前言文采飞扬，对超验主义作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当然，影响可能来自他对柯勒律治宏观生态哲学的充分肯定。仔细阅读这两篇前言，我相信詹姆斯·马什可能意识到了柯勒律治有机形式论中生态观的价值，因为这与他认为自然界就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生物社区的观点一拍即合。

在美国环境作家的“万神殿”中，没有哪位作家能比约翰·缪尔更为醒目。缪尔是最早在加利福尼亚内华达塞拉山脉（Sierra Nevada）探险的作家之一。他饱蘸笔墨，极力讴歌那些山脉的壮美，为我们留下来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他身体力行，是为子孙万代倡导保护荒野运动的创始人。人们有时认为缪尔是一个后期超验主义者，学界对他与爱默生以及梭罗的交往也做过充分研究，但是，他终生阅读英国浪漫主义作品这一事实，却未能引起环保运动者的足够重视。缪尔并不仅仅是一个传播浪漫主义观点的作家，他还是一位成年后精研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家。在缪尔的书房仔细翻阅他读过的作品，我发现他对柯勒律治和雪莱的诗作，还做过认真的注释。

本书的最后一章分析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的作品。奥斯汀是一位环境作家。她1903年出版的《少雨之地》 （The Land of Little Rain），是部反映加利福尼亚沙漠地区生活的作品。对于沙漠地区生活的艰难之美，她予以无可匹敌的倾情书写。缪尔讴歌荒野时感情饱满，奥斯汀却以一种平缓的语调，描述沙漠生灵在食物匮乏条件下的艰辛生活。她笔下的派尤特族（Paiute）和肖松尼族（Shoshone）印第安人十分敏感，性格鲜明。透过这些人物，她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大自然不再具有传统田园作品中那种温良的庇护属性。和缪尔一样，她也批判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坚持生态平衡观点的奥斯汀，对早期的土地开发严重破坏加州环境的做法持批判态度。作为一名身处20世纪却仍然坚持超验主义自然观的作家，奥斯汀完全接受浪漫主义的自然写作传统。她在沙漠地区的生活原本就十分艰苦，雪上加霜的是她与盛气凌人的丈夫始终关系不和，这些又反过来使其在浪漫主义美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生态女性主义自然观。她也因此成为当代环境作家的典范。

环境文学领域发展迅速，学者辈出。我对上述绿色作家的分析，深受他们的影响。在此后的各章节中，我仔细标注所有引用文献，以示对学者们的尊重。正是在他们观点的基础上，我才形成了自己的观点。本书与本领域的其他著作相比，存在两方面的明显差异：（1）对英国浪漫主义作品的分析更注重其历史语境；（2）分析了跨大西洋英美思想传统的关联性。沃斯特的《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罗伯特·麦金托什的《生态学背景：观念与理论》，以及彼得·鲍勒（Peter Bowler）的《诺顿环境科学史》（The Norton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虽被视为本领域标准的生态史著作，但它们不仅大有忽视或轻视浪漫主义诗人的贡献之嫌，而且过分强调林奈、吉尔伯特·怀特、查理·达尔文（Charles Darwin），及其信徒的散文体自然史写作成就。许多思想史学者常常忽视浪漫主义诗人坚持自然界是一个相互依共存系统的思想，以及他们为保护野生动物和自然景观的艰辛努力等等。奥尔施莱格的《荒野的概念：从史前到生态学时代》和劳伦斯·布尔的《环境主义想象》，是两本从文学视角研究环境思想发展的专著。虽然布尔的专著主要在于分析梭罗的作品，但他的写作纵横捭阖，贯通了整个美国环境思想史。在我看来，这本专著体现了生态文学批评学科迄今为止的最高成就。就历史跨度和厚度而言，奥尔施莱格和布尔的著作是难得的精品。但很遗憾，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在其中却显得无足轻重。近几年还有两本著作关注浪漫主义作家在环境思想史中的贡献：乔纳森·贝特的《浪漫主义生态观：华兹华斯与环境传统》 （Romantic Ecology: Wordsworth and the Environmental Tradition）和卡尔·克鲁伯的《生态文学批评：浪漫想象与思维生态学》。但这两部著作仅仅是做了本领域基础性的宏观研究，还缺乏完整的分析。再者，它们完全没有涉及英美浪漫主义作家之间的关系。

英美浪漫主义时期的思想发展是这一阶段生态思想萌发的基础。本书旨在更加全面地阐释这一关系，并通过着眼数位美国自然作家对浪漫主义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分析生态思想的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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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亨利·S.坎比（Henry S.Canby）主编《梭罗全集》 （The Works of Thoreau），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37年版。

[2]梭罗十分熟悉《西行》并在他的《日记》中引用。詹姆斯·麦金托什（James McIntosh）曾记录说：“梭罗十分欣赏华兹华斯几首包含启示录意味的诗作，如《不朽颂》 （‘Ode on 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 《西行》和《彼得·贝尔》（‘Peter Bell'）。”见《作为浪漫的自然学家的梭罗：他变化的自然观》（Thoreau as a Romantic Naturalist: His Shifting Stance toward Nature），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66页。

[3]《西行》第1—8行。见厄内斯特·德·塞林科特（Ernest De Selincourt）和海伦·达比希尔（Helen Dabishire）主编《华兹华斯诗全集》（The Poetical Works of William Wordsworth）1至5卷，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40—1949年版。此后引用华兹华斯诗作均出自本全集，且只标注诗行。

[4] 见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牛津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

[5]见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的论文《“荒野”难题：要么就回到迷失的自然》（“The Trouble with Wilderness;or, Getting Back to the Wrong Nature”）。收录于克罗农编《非同寻常的阵地：创造自然》（Uncommon Ground: Toward Reinventing Nature），纽约：诺顿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69—90页。

[6] 见《柯勒律治诗全集》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厄内斯特·柯勒律治（Ernest Coleridge）编，牛津：克拉伦登（Clarendon）出版社1912年版，第1卷，第178—181页。此后引用柯勒律治之诗均引用自本集，且只标注诗行。

[7]见华兹华斯《不朽颂》（“Ode: 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第58行。

[8]威廉·鲁克特（William Rueckert）的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尝试》（“Literature and Ecology: 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收录于1978年《爱荷华评论》（Iowa Review）9月刊，第71—86页，重印于《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中的地标》（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Literary Ecology）一书，谢丽尔·格罗特菲尔蒂（Cheryll Glotflety）与哈罗德·费洛姆（Harlod Fromm）主编，佐治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123页。 《生态批评读者》第xvii—xx页详细叙述了术语“生态批评”（“Ecocriticism”）的相关历史。

[9]罗兰·巴特：《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见斯蒂芬·希斯（Stephen Heath）选编并翻译的《意象、音乐和文本》（Image, Music, Text），伦敦：丰塔纳（Fontana）出版社1977年版。

[10]见艾伦·刘（Alan Liu）《华兹华斯：历史意识》（Wordsworth: The Sense of History），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页。

[11]见卡尔·克鲁伯（Karl Kroeber）《生态文学批评：浪漫想象与思维生态学》（Ecological Literary Criticism: Romantic Imagining and the Biology of Mind），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12]大卫·亚伯拉罕（David Abram）:《感官的魅力：超越人类世界的感知和语言》（The Spell of the Sensuous: Perception and Language in a More-Than Human World），纽约：凡他奇书局（Vantage Books）1996年版。

[13]见亚伯拉罕的《泛灵论与字母表》（“Animism and the Alphebet”）,《感官的魅力：超越人类世界的感知和语言》，第93—135页。

[14] 艾布拉姆斯（M.H.Abrams）:《微风习习：英国浪漫主义论文集》（The Correspondent Breeze: Essays on British Romanticism），纽约：诺顿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16—222页。

[15] 更多关于捕食/被捕食关系符号交流的讨论，请见约翰·柯莱特（John Coletta）的《书写云雀：约翰·克莱尔的自然符号性》（“Writing Larks: John Clare's Semiosis of Nature”），载于《华兹华斯学术界》（Wordsworth Circle）1997年夏季刊，第192—200页。

[16]整个19世纪，英美两国的著作版权互认互通政策切实促进了思想的自由交流，大西洋这边一有书籍出版，基本都能免版税地在对岸发行。因此，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购买英国著作众多的美国平价版本。这也使得诸如华盛顿·欧文、拉尔夫·爱默生等美国作家能够阅读到大量的英国著作。

[17]关于这一话题，请见洛尔·梅次杰（Lore Metzger）的《一脚迈进伊甸园：浪漫主义诗歌中的田园诗模式》（One Foot in the Eden: Modes of Pastoral in Romantic Poetry），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18]见克鲁伯《生态文学批评》第5、156页，以及注释第9条。

[19] 克拉伦斯·格拉肯（Clarence J.Glacken）在《罗德岛海岸的踪迹：从古代到18世纪末西方思想史中的自然和文化》（Traces on Rhodian Shore: Nature and Culture in Western Though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中，十分详尽地梳理了西方环境思想的历史。加州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还可参见皮特·马歇尔（Peter Marshall）的《自然之网：生态思想史》（Nature's Web: An Exploration of Ecological Thinking）。该书由英国的西蒙和舒斯特（Simon and Schuster）出版社1992年出版。

[20] 关于地中海地区毁坏森立的毁灭性后果，参见克莱夫·庞廷（Clive Pointing）所著的《世界绿色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The Environment and Collapse of the Great Civilizations），纽约：圣马丁（St.Martin）出版社1991年版，第68—78页。约翰·罗伯特·麦克尼尔（John Robert McNeill）在《地中海世界的山脉：一部环境史》（The Mountains of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中详细考查了该地区的环境变迁。该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

[21]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在《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揭去了田园理想神秘的面纱。该书由英国Chatto&Windus出版社1973年出版。关于意识形态决定田园体裁的观点，参见安娜贝尔·帕特森（Annabel Patterson）的《田园理想与意识形态：从维吉尔到瓦莱里》 （Pastoral and Ideology: Virgil to Valéry），加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2]研究文艺复兴和后工业化时代将自然比作女性的著作有卡洛琳·墨钦特（Carolyn Merchant）的《自然之死：女性、生态与科学革命：科学革命的女性主义评估》（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A Feminist Reappraisal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旧金山：哈珀 -罗（Harper & Row）出版社1980年版。

[23]《颂太阳兄弟》（“Canticles to Brother Sun”）由劳伦斯·卡宁汉（Lawrence S.Cunningham）翻译成英文，由美国特韦恩（Twayne）出版社1976年出版。

[24]撒拉逊人（Saracens），在中世纪指穆斯林。——译者注

[25] 罗马教皇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1979年认定圣方济各为生态保护神，参见《宗教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Religion）。尼克斯·卡赞扎基斯（Nikos Kazantzakis）在他的小说《圣方济各》（St.Francis）中，以热情活泼的语调，再现了圣方济各一生中的主要事件，发人深省。林恩·怀特（Lynn White）1967年在《科学》（Science）杂志第155期上发表《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一文，论证了圣方济各是现代环保思想的鼻祖。第1203—1207页。

[26]参见理查德·梅贝（Richard Mabey）的《吉尔伯特·怀特：赛尔彭自然史作者传》（Gilbert White: A Biography of the Author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伦敦：世纪哈钦森（Century Hutchinson）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2页。

[27]托马斯·里昂（Thomas Lyon）1989年出版《无与伦比的土地：美国的自然写作》（This Incomperable Lande: A Book of American Nature Writing），认为以较为科学的方法研究自然现象渐渐被人们接受，最终孕育了早期的自然写作。他认为浪漫主义时期的超验主义与分类学、进化论以及共生等科学概念，最终都统一在了生态思想上。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0页。

[28]关于“库克船长”的航海经历以及18世纪自然考察职业化的研究，请参考理查德·格罗夫（Richard Grove）的《绿色帝国主义：1600—1860年殖民扩张、热带伊甸园海岛以及环保主义的源头》（Green Imperialism: Colonial Expansion, Tropical Island Edens, and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ism, 1600-1860），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1—325页。

[29] 参见布莱恩·斯皮勒（Brian Spiller）编《柯柏：诗与散文》（Cowper: Poetry and Prose）第6卷，第530页，伦敦：鲁伯特·哈特-戴维斯（Rupert Hart-Davis）出版社1968年版。关于动物权益历史方面，参见罗德里克·那什（Roderick Frazier Nash）的《自然的权益：环境伦理史》（The Rights of Nature: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0]参见柯柏《任务》,《柯柏：诗与散文》第6卷，第530页。“自然的经济体系”这一术语在18世纪十分流行，主要是指所有生物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关于这一概念的早期发展，参见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的《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学溯源》（Nature's Economy: The Roots of Ecology），旧金山：由西艾拉书社（Sierra Club Books）1977年版。还可参见罗伯特·麦金托什（Robert McIntosh）的《生态学背景：观念与理论》（The Background of Ecology: Concept and Theory），剑桥大学1985年版。

[31]见马克·斯托里（Mark Storey）编《约翰·克莱尔书信集》（The Letters of John Clare），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85年版，第137—138页。此后的引文注释为《书信集》。

[32]尽管华兹华斯极力抵制现代工业社会对大湖区的渗透，他却可能由于出版自己的诗作以及《英格兰北部湖景》（A Description of the Scenery of the Lakes in the North of England）一书，反而将大湖区变成了热门旅游景点，这实在有违他的初衷。该书自1810年出版后一直重印。

[33]济慈在1818年10月27日写给理查德·沃德豪斯（Richard Woodhouse）的信中使用了这个说法。乔纳森·贝特在《浪漫主义生态观：华兹华斯与环境传统》（Romantic Ecology: Wordsworth and the Environmental Tradition）中，以同情的语气分析了华兹华斯的生态意识。该书由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1991年出版。

[34]多萝西·华兹华斯在她1802年4月15日的日记中提到此事。华兹华斯1804年写的《独自漫游如流云》（“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一诗，素材正是取自妹妹日记中的记载。

[35]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赛尔彭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保罗·福斯特（Paul Forster）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

[36] 威廉·J.基思（William J.Keith）在《乡村传统：英国乡村非虚构散文作家研究》（The Rural Tradition: A Study of the Non-fiction Prose Writers of the English Countryside）第39—59页，研究过吉尔伯特·怀特为自然史写作发展所做的贡献。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

[37]见理查德·梅贝《吉尔伯特·怀特：赛尔彭自然史作者传》，第213—214页。

[38]克莱尔拥有怀特两种版本的《赛尔彭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见玛格丽特·格兰奇（Margaret Grainger）主编《约翰·克莱尔的自然史散文写作》（The Natural History Prose Writing of John Clare），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60、362、363页。

[39]见卡尔·克鲁伯《生态文学批评：浪漫想象与思维生态学》，第75、8页。

[40] 牛津英语词典（1989）认为生态学一词最早出现于1873年。Ökologie（生态学）一词最早出现于德语，大概是在1866年。在里德尔（Lidell）和司各特（Scott）编撰的《希腊-英语词典》（Greek-English Lexicon）中，“ο'´ικο”的释义是“房屋……或者栖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