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一

17世纪对于法国文化来说至关重要。一方面是法语确立、法国封建王权加强带来的民族—国家—语言—文化的统一，于是迎来了古典主义的辉煌时代；另一方面是法国迫不及待地加入发现新世界的队伍中，虽然向外输出的海上之路牢牢控制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手里，但是经过长期准备，顶着“国王数学家”头衔的耶稣会士还是来到了中国。于是，法国对中国的直接翻译开启了。

通常法语翻译史是从15世纪开篇的。这当然和漫长的汉语翻译史不可同日而语。原因却也很简单：因为法语是在15世纪方才得到确立。所以，法语翻译史在很长的时间里主要停留在对希腊、罗马或者圣经的翻译上。而文艺复兴对于法国来说，既是一次翻译的高潮，也是在模仿希腊、罗马之中建立属于自己的，同时也属于法语的文化。这样看来，17世纪才开始对中国的翻译也并不算晚。正是对欧洲以外的发现，成就了法国文化和文学“向外”的能力，也慢慢在世界文学体系渐至形成的基础上，牢牢地占据了比较中心的位置，稳定地将这幅带有层级的“世界文学共和国”地图维持到20世纪的初期。虽然中国在法国对欧洲之外的发现中，因为地处“远东”，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只是我们会发现，法国对中国的翻译，开始时虽然不免借助文学的形式，焦点却不在文学。因而，中国在19世纪末文学翻译甫一揭开序幕，便迅速进入高潮的局面在法国并没有发生，尤其是就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而言。从17世纪到19世纪，倘若说“汉学”确实慢慢地在法国的学术体制里确立了自己的席位，“汉学”更是思想或者历史范畴的，以儒道为翻译的首要对象，兼或掺杂少量的唐宋诗词和元杂剧的翻译。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唐铎在她的博士论文里着重研究的中国古代散文一直到20世纪才进入“法语翻译史”。

诚然，对于“古代散文”，乃至“散文”的定义有可能会引起歧义，中国和法国的界定也完全不同。或者说，尽管在不同的语境中，汉语中的“散文”可以被用来翻译法语中的“prose”或者“essai”等，反之亦然，但是，语义对等的状况并不存在。关于这一点，作者在第一部分第一章里有非常详尽的阐述。作者并没有给出自己的定义，只说明了自己分析和研究的“中国古代散文”的本子有哪些。明眼人应该都看得明白，不定义，并非出于疏忽，而是没有必要。因为往大了说，翻译的价值就在于这里：翻译并不仅仅是在目的语中引入了多少外来词，而是将指意的方式，甚至指意方式背后的逻辑也都通过目的语呈现在目的语读者的面前。这种逻辑未必会影响到目的语语言的逻辑，却拓展了目的语语言使用者的视野。我们每每理解到在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中并不存在的“差异”，事实上就获得了相应的比较。往小了说，在这部博士论文里，需要定义的并非“中国古代散文”究竟是什么，而是法国对中国的翻译，除了可以勉强被归入哲学、历史和“宗教”的作品之外，还有哪些中国传统文学得到了翻译，如何被翻译，而译者是谁，读者又是谁，在他们的理解中，中国古代散文又可以得到怎么样的理解。

二

自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翻译研究，尤其是翻译史研究的热点从外译中渐渐转向了中译外。这是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因为翻译研究通常把重心放在外语译成母语的作品上，尤其是文学翻译。这种转变当然和时代已经从比较的时代转向传播的时代相关。

因此，唐铎博士的论文选题也是有这样的背景，作者试图勾勒的是“就数量而言，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为最大宗”的散文在法国的翻译和接受。作者非常明确地写道：“中国古代散文在20世纪作为文学类别进入法国读者的视野，实现了中国古代散文在法国译介的零的突破，然而百年间出版19部译本在数量上实属不多，显现出中国古代散文在法国依旧处在小众与边缘的事实与现状。”——这是作者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之一，不过也未尝不是作者选择做此项研究的动机。

我们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中西文学和文化交流并不对等。数量上的不对等，接受上的不对等，当然也包括文化市场上的不对等。但是这种不对等是如何形成的呢？如果我们采信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对于“文学资本”的定义，我们为什么没有把拥有“古老性”这一重要资本的中国古代散文推向世界文学的市场？作者也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她考察了中法文学交流语境下中国古代散文的翻译历史，也考察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译作命运的译者，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还考察了翻译市场的决定性因素——出版社，考察了译作的接受渠道。作者的研究决不仅限于给出一张张的清单。例如对于中国古代散文在法国得到翻译的百年历史的勾勒，作者着重探讨的不是翻译出版的年份，而是“中国古代散文”的概念在法国的流变。事实上，作者的研究道出了翻译研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我们把翻译置于文化交流的宏阔背景中，我们就会知道，“接受”本身就意味着历史。2019年的《法语翻译史》第四卷（20世纪）是将中国古代散文放在“纯文学”的类别里的，包括“传”“记”（游记、轶事、随笔等）以及文论。这一分类的方法正是发展了一个世纪的结果。

译者同样是作者研究的重心。翻译环境对于翻译策略和译作结果的影响必须通过翻译主体方才得以实现。而我们所说的翻译环境，包括出发语语言、文学、文化和目的语语言、文学、文化的关系，也包括目的语文学对出发语文本的接受准备，包括目的语的文化市场所处的发展阶段等。译者主体以及相应的翻译策略，甚至在对原本的选择阶段就有所体现。随着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散文中，选择什么样的作品和作者，其中固然有作者的个人趣味，但也与不同时代的不同翻译目的相关。由此才有马古烈的整体翻译，赫美丽的文类翻译和费杨的学术翻译。并且，三者之间形成的也是由译介到深入和专门的翻译历史，在时间上是不能颠倒的。

三

我们当然不能天真地认为，有了唐铎博士这样的研究，中西互译以及中西文化交流上的不对等就能够寻到相应的对策。尽管，在结论里，作者也给出了一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建议”，包括充分考虑大众（读者）期待视野，通过学术交流稳固专业读者群以及以各种形式“介入”出版和传播市场，等等。这些“建议”中规中矩，却不足以撼动当下世界文学体系的层级关系，因而也不是作者研究的最终目的。事实上，通过唐铎博士的研究，我倒是觉得，我们或许可以从另一面来看待中西互译的不对等问题。

我们或许应该意识到，相较于目的语自身的文学，一种出发语、一种性质的文本的翻译必然只是沧海一粟。尤其在两个同样拥有“古老性”这种文学资本的语言和文化之间，闯入对方的语言和文化的“森林”（本雅明语）都是极为困难的事情。然而文学/文化根植于传统和向外拥抱异质的本质又使得“闯入”是必然的，哪怕来得很晚。我们更应该意识到的是，“闯入”的必然性不仅来自目的语的接受环境——是不是准备好了拥抱这一“异质”？——同样也取决于出发语的所谓“向外”的环境。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选择1919年作为中国古代散文法国之旅的开端。这个选择令大家心存疑问：难道马古烈的《中国古文选》不是出版于1926年吗？1919年只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在今天看来带有断裂性质的年份：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是现代汉语和用现代汉语写成的中国新文学，和法国有关吗？我们当然知道，现代汉语和中国的新文学绝不是在1919年的某一天突然来到的，它既与中华文明的现代化需求直接相关，也与始于19世纪末的文学翻译直接相关。但也正是在“翻译世界”的高潮中，长时期处在“内循环”状态的中国文化才有了“向外”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把1926年和1919年这两个年份看作一种象征和标记，我们就不会怀疑，1926年只有基于1919年的发生才能成为一段翻译史的开端。

我想，这才是唐铎博士的研究给我们带来的最重要的启示：固然只是针对法国，固然只是针对中国古代散文。当中国古代散文在1919年画上句号，它却开启了在另一种语言里的另一段旅程。而且我们相信，这段旅程还在继续。

袁筱一

2022年8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