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综述

从世界范围来看，本书所研究的新北京第三代作家属于“战后婴儿潮”一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世界迎来“战后婴儿潮”；稍晚四年，新中国成立后，海峡两岸都迎来婴儿潮。所谓“战后婴儿潮”一代，国家和地区不同，称呼也有所区别，中国称“新中国第三代”或“共和国第三代”，日本称“团块世代”，欧美称“六八一代”（因其崛起于1968年革命）。他们这一代人大约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最后成长为世界各国的中坚力量。

“战后婴儿潮”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代际群体之一，几乎是所在国家和社会的中坚。以欧美社会为例，这一代人最早登上历史舞台，显示其力量是在1968年左右的所谓68年革命，当时风靡欧美的嬉皮士以及其后的雅皮士，都属于这代人。他们与较早时期形成的“垮掉的一代”融合，汇成一股巨大潮流，波及从文学到电影再到摇滚等诸多文艺领域，像文学的《嚎叫》《在路上》等，电影的《毕业生》《飞越疯人院》等，以及以披头士、迪伦等为代表的摇滚，对欧美主流文艺产生了巨大冲击，甚至是颠覆性的挑战。如果说，1992年克林顿的上台，标志着这一代人在欧美政界最终崛起；那么，迪伦在201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标志着这代人在文艺上的成就，最终获得了欧美主流社会充分认可。再以近邻日本为例，密集出生于1947—1949年的狭义的“团块世代”不但人口众多，占了人口的1/10，并且在诸多领域都拥有强大发言权，乃是“具有强大社会影响力的世代”。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在《团块世代の战后史》中指出，团块世代在日本战后社会中具有极大话语权，影响力为后来世代望尘莫及。[1]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954—2022）及风靡世界的小说家村上春树（1949—）、村上龙（1952—）和导演北野武（1947—）都属于广义的“团块世代”。

中国的情况也如此，各领域的中坚很大部分也由这代人组成。那么，在中国语境中的“第三代”的概念主要涵括什么呢？当代学人米鹤都在《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里辨析：“作为‘代’划分的特征和符号，‘第三代’没有什么政治色彩，比较中性，同代人比较易于接受；而且其范围比较宽泛，不完全依据某一经历。使用这个符号的另一个依据是，我们的下一代人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已经自称为‘第四代人’了。……这一代人是以‘老三届’为主体的，上面包括“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大学生，下面包括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还在上山下乡的各届中学生。宽泛地说，这代人涵盖了整个六十年代正在读书年龄的所有人。”[2]法国汉学家潘鸣啸则认为：一代人的树立有赖于青年培养期间所感受的共同历史经验，而这种经验会衍生出某些特殊的思想方法和为人处事作风，以及一种群体意识。历史经历越特殊，甚至是越令人精神受重创的，这种意识就越强烈。‘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的一代包括老红卫兵，在毛泽东式教育路线占上风的时期（直至1977年）中学毕业后被送往农村或者工厂、矿山、军队的城镇青年也都包括在内。[3]两者划分基本符合中国大陆“战后婴儿潮”的实际情况，故被本书基本采纳。

不过，本书也根据实际情况，把研究对象定得稍微宽泛些，比如，潘鸣啸认为“这一代人大致上是1947—1960年间出生的城镇人”，并且坚持“不可以将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初期培养的作家，如张洁、刘心武，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及之后涌现的作家，放在同一个类别里”[4]。但刘心武虽然生于1942年，还是王朔的老师，却也是“文化大革命”后涌现的作家之一，本书也将他归入共和国第三代和新北京第三代作家的序列。

新中国第三代人是现阶段我国各领域的中坚，文艺界也不例外。其中，只论北京的文艺群体，他们大多数在改革开放后跻身文艺界，迅速占据半壁江山，重要代表有：作家如刘心武（1942年生）、王学泰（1942—2018）、霍达（1945年生）、老鬼（1947年生）、张承志（1948年生）、史铁生（1951—2010）、王小波（1952—1997）、毕淑敏（1952年生，北京长大）、刘恒（1954年生）、马未都（1955年生）、铁凝（1957年生）、王朔（1958年生）等，诗人如食指（1948年生）、北岛（1949年生）、江河（1949年生）、顾城（1955—1993）、杨炼（1955年生）、芒克（1956年生）等，导演如田壮壮（1952年生）、陈凯歌（1952年生）、冯小刚（1958年生）等，音乐家如刘索拉（1955年生，也是小说家）等，编剧如叶广芩（1948年生，也是小说家）、何冀平（1951年生，1956年来京）、过士行（1952年生）、海岩（1954年生，也是小说家）等，画家如阿城（1949年生，也是小说家）、王克平（1949年生）等。由此可见，作家在文艺群体中更占分量。

也就是说，研究新北京第三代作家，不仅是研究北京作家，实际上也是研究中国当代作家乃至文艺群体中最重要的一个群体，或者，一个缩影。

这批作家，除了小部分人之外，并未形成过固定流派，也未发表过正式的集体宣言。但是，时代和环境的共同影响，加上文艺圈子之间的交流互动，塑造了他们的共性，并在这个共性的基础上，形成了各自的文艺风貌。他们的生命与创作轨迹顺应着新中国发展演变的大趋势，并在这种大趋势下演绎出各自的个性与精彩。从目前的情况看，国内外对这一群体的研究（下述书目的详细出版信息见附录的参考文献）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研究史料：80年代以来，史料不断问世，21世纪后呈井喷状态。一是张承志、陈凯歌、冯小刚、王朔、叶广芩、毕淑敏、徐晓、刘恒等陆续出版自传，或者由他人撰写的传记面世，如《史铁生传》《铁凝评传》《我是王朔》《我的兄弟王小波》《最后的顾城》等不断刊布。

二是访谈及史料汇编逐渐印行，如《劫后辉煌：在磨难中崛起的知青·老三届·共和国第三代人》《八十年代访谈录》《七十年代》《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自由风格》《行走的刘索拉：兼与田青对话及其他》《铁凝研究资料》《鱼乐：忆顾城》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八十年代访谈录》《七十年代》《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三本书浑然一体，访谈者或者编撰者基本都是新北京第三代作家的成员，构成了这一群体从童年到壮年的一个“生命史”的记忆谱系。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谈话对象多为80年代新北京第三代作家中的风云人物，如北岛、阿城、刘索拉、崔健、田壮壮等，具有很强史料价值。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也是一次集体性的大型历史回顾，其中有阿城、张郎郎、徐浩渊等新北京第三代作家的重要成员，通过演绎他们的成长经验，呈现了当时的历史环境。曹一凡等的《暴风雨的记忆》是一批“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四中学生的个人回忆汇编，记录了60年代末期的北京社会生活，是对《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访谈录》的前溯。

三是关于这代人的北京生活史料也已进入研究视野，出现了刘仰东的《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吴勇主编的《北京大院记忆》、遇罗文等的《记忆》、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编委会主编的《青春屐痕：北京知青大事记》、[德]罗梅君的《北京的生育婚姻和丧葬：19世纪至当代的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李慧波的《北京市婚姻文化嬗变研究》等研究著作。上述著作，虽然不全是文艺史料，但因详细披露了当时北京社会的诸多方面，成为研究新北京第三代作家的重要参考史料。可以预料，更多相关史料还将陆续刊布，使研究这一群体越来越具可行性。

2010年，作家史铁生去世，震动文坛，许多作家纷纷撰文悼念。史铁生的去世之于这批作家，是一个特殊标志。那一年，这一群体，最年轻的已经年近花甲，年龄较大的接近70岁，虽说文艺创作不同于体育锻炼，往往老而弥坚，但能把文艺创造的鼎盛期持续到六七十岁的毕竟不多。正如这一群体在同一年出版的《七十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一书的“封面语”中对自身历史的回顾：“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在七十年代”，如今20世纪90年代都已过去二十年。可以判定，这一群体中的大多数成员，他们留传后世的主要作品基本完成，评估和解读新北京第三代作家的工作已经可以开始。

第二，研究范围：或集中于单个文艺家，或将部分成员纳入某一全国文艺潮流，或将部分成员纳入京味文化范畴，尚未整体把握这一群体的存在。一是对单个文艺家的研究，如王朔、张承志、冯小刚、陈凯歌、姜戎、叶广芩、王小波等，因成果非常丰硕，此不赘述。

二是把群体部分成员纳入某种全国文艺潮流（如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第五代”电影）中进行研究，像李刚的《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文化精神》把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创作融入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史中，阐述第五代导演与中国传统文化、近现代以来的现代启蒙话语及90年代后的后现代大众文化语境的内在文化渊源，研究模式为“新北京第三代=新中国第三代”。

三是选取文化视角进行研究，研究王朔、冯小刚、姜文等与京味文化之关系，将其纳入京味谱系。比如，赵园的《北京：城与人》不仅探寻北京城与人之关系的文学表达，而且借助文学材料探究北京文化性格及此种性格在北京人身上的体现；杨东平的《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以上海和北京为研究对象，从城市、文化、人三个维度，对两个城市的百年文化变迁进行了比较研究，剖析两者之间不同的城市性质、文化机制和生态环境；王一川的《京味文学第三代》从文学与媒介的关系来透视京味文学的新成果，该书以王朔、刘恒、冯小刚、王小波、刘一达等新北京第三代作家为例，对京味文学第三代现象做了全面而富于力度的分析。

关于第三点的研究，目前还有较大推进空间。所谓“革命文艺”，本身很庞杂，蕴含大量通俗文艺在内。一方面，革命文艺所包含的“显性渊源”，包括苏俄和左翼的严肃文艺；与此同时，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革命文艺又大量汲取中外通俗文艺的养分，革命经典如《林海雪原》、《红旗谱》、八个样板戏等，我们都可以看出《水浒传》《三侠五义》《三国演义》等传统小说的影响（其实，苏俄文艺作品也具有浓郁通俗文艺成分）。这样一种复杂性和多元性在新北京第三代作家中同样存在，当代文学史经常提到的这一群体作家，如王小波、顾城、叶广芩、老鬼、张承志、史铁生等，尽管作品影响较大，但基本上属于精英文艺或者严肃文艺。然而在新北京第三代作家里，还有一批成员，以王朔、毕淑敏、海岩等为代表，文艺取向介于精英文艺与通俗文艺之间，并越来越趋向于通俗文艺，推动了革命文化与商业文化的交融。王朔、海岩、冯小刚、姜文等的影视，以他们的大院生活经验为基础，更多继承了革命文艺的通俗成分。

理解他们的作品，北京大院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大院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产生的社会制度，为单位的典型，由此衍生的大院文化则是革命文化的重要部分，甚至是典型。新北京第三代文艺群体的许多重要成员均是大院子弟。特别是王朔，以大院文化的继承者自称，既不能视其为纯粹的通俗作家，也不能视其为纯粹的严肃作家，更不能视其为纯粹的京味作家，他的小说和影视是革命文艺和京味文艺的融合，是当代文艺的一种特殊现象，如果我们不从多重角度进行把握，就不易得出准确认识。

商业电影必须考虑票房，商业性要求很高，不可能像严肃文艺那样太执着于过去的时代，所以冯小刚的电影，从《甲方乙方》慢慢过渡到《私人定制》，我们可以发现革命文化的色彩越来越淡，但从影片的人物台词和思维模式，还是可以看出隐隐约约的大院文化色彩，最近拍摄的电影《老炮儿》，从导演到主演，都是大院子弟，更是充满了大院文化的色彩。较晚崛起的北京导演姜文，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让子弹飞》，更明显地透露出革命文化的气息，更不用说《让子弹飞》的原著本就出自左翼作家马识途之手。大致而言，新北京第三代文艺群体的此类创作，我们可以视为革命文化与商业文化的某种融合产物，由于融合了革命文化与北京文化的气韵，自有其特色，这也是这些影视剧的独特价值所在。

总之，通俗作家必须考虑大众趣味，紧随时代发展，因而他们的文艺创作体现了革命文化色彩逐渐变淡的历程，有意无意促进了革命文化与商业文化的融合，改变了中国通俗文艺的面貌。但由于他们的大院出身，他们的文艺创作具有不同于其他文艺工作者的风格，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第三，研究视角：文化研究和生命史研究较多，但心理研究较少。文化研究的状况已如前述，此处探讨生命史研究和心理研究。

对这一代人进行“生命史”研究，因为这一代人还在发展，故研究多偏于他们生命历程中的某个阶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阶段和知青阶段。前者如米鹤都的《红卫兵这一代》通过对前后期不同派别“红卫兵”代表人物的专访，以他们颇具典型性的经历，展现这代人思想形成、发展和转变的轨迹；后者如[美]托马斯·伯恩斯坦的《上山下乡》,[法]潘鸣啸的《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等，都是较有影响的学术著作。迄今为止，对这一代人生命史的研究尚且不多，但也出现了一些较有影响的成果。其中，米鹤都的《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通过对这代人的生活、教育、思想、经历等方面的剖析，勾画和描述了共和国第三代人成长的心路历程。李伟东《清华附中高631班（1963—1968）》通过大量访谈，研究了清华大学附中高三年级一个班的“生命史”历程。两本书属于社会学著作，但因涉及作家群体的部分成员，也可视为相关成果。

从心理层面进行的研究较少，但也有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化大革命小说》，该书从社会心理视角探讨了50篇“文化大革命”小说，归纳和发现了四种主要模式、四个叙事阶段、二十九种叙事功能，探讨并揭示了这一时期人们的集体记忆（集体无意识与集体认知）的主要模式。部分探讨作品的作者即新北京第三代作家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