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据《管子》《博物志》等史书记载，早在春秋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就有着较为频繁的贸易和人员往来。汉武帝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立“汉四郡”后，以汉字和儒学为中心的中华文明正式东传。魏晋南北朝时期，除经贸交流外，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国家间的官方交流，即互派使臣的规模不断扩大，次数亦日益增多。《三国志·东夷传》《魏书·高丽传》《魏书·百帝传》《梁书·东夷列传》等记载，朝鲜半岛的百济等国家主要通过途经山东半岛的海路，与中原王朝进行官方交流。至唐代，随着登州代替莱州成为山东半岛新的对外贸易和交流港口，唐朝与新罗之间的交流也更加活跃。唐朝在登州设立了专门接待新罗使臣的官方驿馆——“新罗馆”。《文献通考》《宋史高丽传》等史料显示，北宋中后期，虽然为防止高丽与辽勾结，北宋终止了登州、莱州的对外海上贸易，但是仍在登州设立了专门接待高丽使臣的“高丽馆”，以维持宋朝与高丽的官方往来。明代大部分时期及清代，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国家使行往来的路径由之前的海路变为途经辽东半岛的陆路。明初（洪武、建文年间，1369—1402）和明末（天启、崇祯年间，1621—1636），高丽、朝鲜两朝则利用黄海或渤海海路使行明朝。明天启元年（1621），后金攻占沈阳与辽阳，明朝与朝鲜之间的陆路使行之路被阻。不得已之下，朝鲜利用“朝鲜—登州—北京”的海路路线往返明朝。明崇祯十年（1637）伴随着《丁丑盟约》的签订，朝鲜由“奉明”转为“奉清”，朝鲜再次开始利用辽东陆路向清都城盛京（沈阳）派遣使臣。

元明清时，使行中国的高丽与朝鲜使臣采用多种文体，如实地记录了使行过程中的所见所感。元至元十年（1273）高丽使臣团书状官李承休（1224—1300）经辽东陆路前往元大都（今北京），并留下使行文献《宾王录》。《宾王录》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第一部使行文献。清光绪二十年（1894），随朝鲜进贺兼谢恩使行团到访清朝京师的朝鲜文臣金东浩（1860—1921）留下《燕行录》，被认为是最后一部使行文献。1273—1921年，高丽和朝鲜使臣使行中国所遗留的使行文献，到目前为止被发现的就已有500余种。这些使行文献包含着多种类型的诗作和文章，不仅是文学研究的对象，而且也是佐证中国与朝鲜半岛间，甚至是东亚地区曾发生的重要事件的可信史料。使行文献如实记载了当时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外交以及文化、思想等方面的交流。对此，相关学者在外交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思想等诸多领域展开了活跃的研究。最近，相关学者还从包括风俗、旅行、服饰、绘画、人文地理等文化学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使行文献，发掘其独特的人文内蕴。

基于最近的研究成果，笔者认识到朝鲜使臣使行途经地和停留活动场所并不是单纯的交通路线或没有情感的空间场所，而是明—朝两国文人进行外交、文化等交流的文化遗址，是有必要进行整理和发掘的。通过在当今相同空间内重构、还原明末朝鲜使臣的中国文化空间，从历时性的人文地理学视角出发，分析使行文献中的各类文本，把握明末朝鲜使臣外交活动、明朝和朝鲜文人唱和交流的实态以及使行沿途的民俗风情、普通民众的生活百态，从而打破将使行文献看成单纯史料研究文本的研究局限。

本书选取明末使行文献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有四。其一，现有研究主要以记述辽东陆路使行的《热河日记》《老稼斋燕行日记》《湛轩燕记》为侧重点，关于海路使行的相关研究相对不足。其二，明末朝鲜使臣利用的海路路线，亦是唐宋时期朝鲜半岛国家（新罗、百济、高丽）与中原王朝之间的使行路线。明末海路使行研究，可为日后探明朝鲜半岛诸国使行中国的路线提供较为可信的资料。其三，明末海路使行文献在文体方面，除了有朝天诗（即纪行诗，为明初海路使行文献的主要形式）外，还有纪行文以及详细记录使行途经地相关情况的类方志文章，如实地记录了当时使行活动的历史场域、使臣与途经地文人及当地百姓交流的情况、沿途各地的民间风俗和自然风光等珍贵内容。其四，现存山东、河北、天津方志中有一定数量的明末方志，可与明末使行文献互证且可信度较高。本书以现存的近30种明末使行文献为研究对象，从人文地理学角度出发，综合文献考证、实地考察、现场采访等多种研究方法，分析使行文献中记载的朝天诗等文本，把握朝鲜使臣与中国文人、当地居民的文化、人文交流互动等内容，以期从整体上还原明末朝鲜使臣的中华文化空间。

明末朝鲜使臣从朝鲜半岛西岸出发，经辽东半岛西南、渤海、庙岛群岛，在山东登州（今烟台蓬莱）登陆后，又经登州府、莱州府、青州府、济南府、河间府、天津卫或保定府后，到达明朝京师——北京。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漫漫朝天路——明末朝鲜使臣海路使行研究（登州篇）》的续篇。此后，本书作者将按照使行路线的顺序，陆续完成后续研究。

综合本书研究来看，虽然朝鲜使臣记录的途经地名大部分是采用当时各地方志中记载的通用地名，但是使用通假标记的情况亦不在少数。这或许与途经地的方言、随行译官在交流或转述过程的失误、朝鲜语的语言特点（一个韩字对应多个汉字）文化差异等原因有关。此外，使行文献亦记载了方志中未提及的地名。这些地名尽管未出现在中国古代方志中，然而使行文献是根据使臣亲身经历所作，故如村名、标示名胜古迹的牌坊、界碑等地理标识，具有一定的可信性，这对缺乏史料记载的途经地沿革、行政区划变动等具有重要的续补意义。当然，还有另一种相反的情况，即在使行文献中仅记载使行当日的整体路程，省略了具体的经由地名。这可能与朝鲜使臣或中国陪同护送官员对沿途地名不熟悉或使行日程较为紧迫有关。令笔者较为困惑的是，朝鲜使臣与中国古代方志记载完全相反或方志中并未出现使行文献记载的地名等情况亦有不少。为何使行文献与中国古代方志会出现这种差异？这样的差异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中国方志还是使行文献更接近史实？笔者将在后续研究中逐步解决这些存疑待考的问题。

得益于中韩有关高校机构以及中韩各方面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本书才能顺利完成，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韩国教育部下属的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韩国学振兴事业团认可本书的研究意义，为每年实地考察、国际学术研讨会、中韩大学生历史现场交流学习研讨会、发表论文、出版著作等提供经费支持。在笔者供职的潍坊学院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以弘扬山东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韩（朝）文化交流为目标的潍坊学院朝鲜半岛语言文化研究所得以成立。莱州市政府地方史志办公室杨曰明主任、前莱州市政府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并参与编写1996年版《莱州市志》的杨宏俊老先生、莱州市民政局地名办公室戴锡金主任、昌邑市政府地方史志办公室张述志研究员、潍坊市寒亭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崔永胜所长、潍坊地方史志研究专家孙福建与孙建松等友人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接受本书研究团队的采访，甚至还亲自陪同本书研究团队前往相关地点考察，详细介绍相关名胜古迹的历史。烟台大学朝鲜语系丁凤熙教授、烟台大学朝鲜语系禹英兰教授、青岛农业大学中文系付洁老师、潍坊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赵红卫副教授、潍坊学院汉语国际教育教研室陈金芳主任、韩国建国大学历史系韩承贤教授、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的郑恩主教授、韩国檀国大学东洋学研究所责任研究员张裕升教授等专家、学者给本书研究团队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与研究建议。在此还要由衷地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刘芳编辑，正是由于她的认真负责，使本书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错误，并得以尽快出版。此外，对在实地采访的过程中，抽出自己宝贵时间接受采访并热情带领笔者一行前往相关遗存或遗址处的当地居民表示深深的感谢。

因笔者水平有限、经验不足，书中必定会有不少舛错之处，恳请专家、学者斧正。

王珂

2021.6.18于潍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