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创办的一种大型综合性杂志，1948年底终刊，历时45载，是该馆所办杂志中寿命最长，分量最重的一种标志性刊物，有中国杂志界的“老大哥”之称，有“中国近现代史的资料库”[1]“杂志的杂志”“知识巨擘”“传世名作”[2]“百科全书式的杂志”“杂志界的重镇”[3]等多种美誉。著名新闻史专家方汉奇先生对《东方杂志》的评价最有代表性：

她是中国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发行量一度排在首位的一份综合性学术期刊。她是旧中国学术品位较高，学术质量较高，读者的文化层次也较高的一份综合性学术期刊。她是旧中国纸张质量最好，印刷质量最好，较早刊出铜版照片，图文并茂的一份综合性学术期刊。她汇集和保存了20世纪前半叶的大量的文化信息和文化思想材料。是“杂志的杂志”，是反映她所在的那一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的“百科全书”。她是东方文化的弘扬者。是她所在的那一时代的人文和自然科学研究工作者发表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她为她所在的那一时代的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荣，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她是中国历史上期刊杂志中的“著名品牌”。是她所在的那一时代的“杂志界的重镇”。[4]

《东方杂志》自创刊之日起，就以启导国民、传播文明为己任，在40余年的历程中不仅见证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变迁，而且直接参与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转型与变革实践。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重要转型期，从政治上来说，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中国推翻了帝制，迎来了共和，政治制度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从经济上看，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的手工作坊式的小农经济逐渐被资本主义工厂所代替，中国已经缓慢走上工业革命的路程；从伦理道德来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正在受到挑战，传统的大家族制度正在解体，以尊重个人权利和个性解放的现代伦理正在形成并发挥效力，越来越多的女性以及年轻人获得解放；从教育的角度看，传统的私塾教育正在消亡，科举制度得以废除，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新式学校成为国家教育的主要形式，教学内容也从四书五经转为现代学科化的知识体系；从语言和文学上看，文言的正宗地位受到怀疑，白话取代文言成为公共的书写方式，白话文学兴起并成为文学的正宗，文学的内容也与传统大相径庭，由传统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英雄豪杰、神仙鬼怪、土匪强盗转向对普通民众特别是社会底层劳动人民和弱势群体的关注。这一切实为中国几千年来未有之大变革，实在是中国社会及文化最重要的转型。

转型就是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转化，这种转化是根本性的，是哲学中的质变而非量变。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转型是一种肯定性存在。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之上，才拟从文化转型的角度来探讨《东方杂志》与20世纪初中国文化发展的关系问题。转型的问题太大，文化的问题也太大，面对宏大的社会转型，面对无所不包的文化，笔者有一种力不从心的知识恐惧，所以只能选择更为确切、具体可行的办法，不去过多地从概念上梳理转型理论，也不去过多地从知识系统上精细考辨文化的内涵与外延，而是选择《东方杂志》作为一个切入口，以它本身的转化及其内容上的变化作为透视中国文化转型的依据。毫无疑问，《东方杂志》作为一份期刊，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产品，而且是一个有着长寿命的、见证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变革的文化产品，同时它上面所刊载的文章也都是文化产品。正是基于《东方杂志》是一个毫无疑问的文化产品这样的共识，以及《东方杂志》本身在20世纪初的转型事实，笔者决定把它作为考察中国文化在20世纪初现代转型的载体，而且笔者也认为它是最合适不过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