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概念界定

（一）士人

“士人”是学者耳熟能详的词汇，可对其的理解却见仁见智。关于“士”的起源，“士”的内涵等诸多问题，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士”起源于何时？就目前资料来看，《尚书·多士》中所称“尔殷遗多士”[75]应该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有关“士”的记载，其中“殷”说明的是商朝已有“士”这样的称呼了。西周时则有“济济多士，文王以宁”的记载。

“士”是指什么样的人？学者们虽看法不一，但一般认为，士是指有知识有学问有才艺的人，是四民之首，所谓“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古人以数为知识的标志，从事知识事业者为士。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士人居四民之首，特见敬重于社会者，正为他‘读书明理’主持风教，给众人作表率。有了他，社会秩序才是活的而生效。夫然后若农、若工、若商始得安其居乐其业。他虽不事生产，而在社会上却有其绝大功用。”[76]钱穆说：“士之一阶层，进于上，则干济政治。退于下，则主持教育，鼓舞风气。在上为士大夫，在下为士君子，于人伦修养中产出学术，再由学术领导政治。”[77]也有学者指出，士人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读书人，他们以研习儒学经典为手段，以参与政治为最佳生活选择，以道德修习和实现‘内圣外王’理想为最佳人生设计，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的载体，他们以学习和传播儒学知识作为自己的基本生存方式”[78]。

随着殷周时代士阶层的形成和壮大，“士”所指称的范围也日趋复杂并发生分化。从士的起源和发展历程看，士大致经历了从低级贵族、武士到文士的演变过程。大致说来，春秋之前，士是贵族中的一个等级，其社会角色基本上以武士为业；自春秋战国开始，士则从一个等级概念转化为一个社会阶层，其社会角色逐渐由武士转为文士[79]。或者可以说，“士大夫”是战国开始出现的概念，我们在有关战国的典籍中常常可以看到“大夫士”的记载，如《荀子·礼论》“大夫士有常宗”，《吕氏春秋·上农》“大夫士皆有功业。”关于“士”与“大夫”的关系，阎步克指出，二者“虽然确实是两个不同等级，但二者之间也不是没有融贯交汇之处。“士”可以用为贵族官员之通称，兼含‘大夫’在内，卿大夫总皆号为‘士’。大夫有时又须称‘士’，如列国大夫入见天子须自称为‘士’。作为贵族子弟的‘士’，可以受命而任为大夫，作为低级官员的‘士’，也可以上升为大夫，如孔子之初为士，后为大夫所反映的那样”[80]。刘泽华认为，春秋以前的士，从社会地位看，它是一个等级；如果就其社会角色而言，他们的多数以充当武士为业；而从春秋中后期起，士作为一个等级已经逐新解体，其后的战国时代士虽然仍具有等级上的意义，但这时的士基本上已从一个等级转变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其社会角色也逐渐由主要为武士转为主要为文士；这一时期的士也不是不从武，但军士主要由庶民充当了。[81]

就“士”的早期发展和不同阶段的不同含义，学者们也有过比较多的论述和讨论。葛荃认为：“士人指的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读书人。他们研习儒学经典为手段，参与政治为最佳生活选择，道德修习和实现‘内圣外王’理想为最佳人生设计，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的载体，他们学习和传播儒学知识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82]

对于中国历史上“士”的发展演变，钱穆概括的最为全面。钱穆将中国历史上士阶层的活动划分为四个不同历史时期：春秋末，孔子自由讲学，儒家兴起。下逮战国，百家竞兴，游士声势，递增递盛。一面加速了古代封建统治阶层之崩溃，一面促成了秦、汉以下统一大运之开始。中国四民社会以知识分子“士”的一阶层为之领导之基础于以奠定，是为中国史上士阶层活动之第一期。两汉农村儒学，创设了此下文治政府的传统，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二期。魏晋南北朝下迄隋唐，八百年间，士族门第禅续不辍，而成为士的新贵族，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三期。晚唐门第衰落，五代长期黑暗，以迄宋代而有士阶层之新觉醒。此下之士，皆由科举发迹，进而出仕，退而为师，其本身都系一白衣、一秀才，下历元、明、清一千年不改，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四期。此四期，士之本身地位及其活动内容与其对外态势各不同，而中国历史演进，亦随之而有种种之不同。亦可谓中国史之演进，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此为治中国史者所必当注意之一要项。[83]在钱穆看来，士的发展历程是不断演进的，而士真正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产生“新觉醒”是在宋代。应该说，这个论断还是较为可靠的。

唐宋科举制度兴盛，印刷术普及，尤其是宋以后，知识不再被某一阶层垄断，知识阶层也往往与科举密切相关。因此，现代人们在用“士大夫”这个概念时通常状况下是指具有科举功名的士人。如吴晗认为官僚、士大夫、绅士、知识分子四者是同一个东西，“士大夫与知识分子，两者之间必然有密切的关系，官僚就是士大夫在官位时的称号，绅士是士大夫的社会身份”。[84]在宋史学者视野中，他们多是把士人和参与举业联系在一起。邓小南是把“具备一定经济实力与文化背景、参加过科举考试（‘业进士’）或曾出仕做官（特别是文官）者称作‘士人’”[85]。梁庚尧认为：“至于士人，则包括曾经通过解试的解举人，曾经入官私学校肄业的学生，以及其它曾经以读书自业的读书人。”[86]陶晋生指出：“在宋人的笔下，士人就是读书人，一般来说，做了官和没有入仕的读书人都通称为士人。”[87]萧启庆的认识与陶晋生大致相似，认为，“士人”必须具有正统儒学教育与士大夫文化，并接受儒学基本理念与道德规范。论专长，士人不仅包括熟谙艺文的“文人”，亦包括着重学问与德行的“儒士”。论社会地位，其人可能为官宦、可能为科第之士，亦可能是一袭青衿的布衣。[88]黄宽重认为：“宋代自从科举考试制度化并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以后，魏晋以来门第贵胄，渐被新兴士人取代，人才晋升的通道较为开放，平民可能拜科举之赐，崛起政坛；后世子孙也可能由于几代无功名又沦为平民。”[89]美国学者包弼德（Peter K.Bol）认为“士”是被用来思考社会政治秩序的一个概念，同时，它指称某一社会成分。作为一个概念，“士”是由那些自命为士的人所标榜，由全社会认同建构起来的观念。因此，士的转型就可以从逻辑上区分为“士”自我确认方式的变化，以及自命为士的人社会构成的转变。[90]由此可见，士人在中国出现的历史很早，虽然概念和范围在不断地演变，直到今天，国内外学者仍然在不断地讨论士人的相关内容，但大致上来讲，拥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是士人身份最重要的体现。

（二）士人社群

“社群”（community）是西方的概念，被翻译成“共同体”。费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认为，“共同体”是指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的原始群体，如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家庭或家族共同体，随之而扩展的、建立在长期交往和固定住所之上的部族、邻里、乡村共同体等等。它所强调的是自然形成的，个人是不可选择的，是“本质意志”的体现。这样的共同体是以人的情感纽带而结成的，个人是不计较经济利益的，他们共同占有和享用财产，个人也不用选择或无法选择，每个人会处在某个等级秩序之中，遵守着长期形成的习俗。这里的“本质意志”是指自然而然的意志，是人过去历史的延续，它有三种表现形式，即本能、习惯和记忆。这种意志更多从人的自然的、生理的功能角度去讲的，同时也考虑到人本身能够在前人已经积累下来的文化中继承和发展的这种能力，所以需要教育。[91]

中国传统虽无“社群”的概念，但是有“社”与“群”单独的概念。中国古代“社”的初意是指土地神，后引申为祭祀后土之神的风俗。此后，“社”的含义被进一步引申，谓“人聚徒结会亦谓之社”[92]，也就是“合气类之相同，资众立之协助，主于成群聚会而为名者也”[93]。“群”最早见于《诗经》，其中有云：“谁谓尔无羊？三百为群！”这里的群应该是其初意，就是指羊集聚在一起。从羊到其他动物，最后，“群”被引申为人聚集而成。孔子所谓：“群居相切磋”即是指人聚集在一起，并且有互动，要相互启发，相互鼓励，这是人与动物集聚的不同所在。所以，自孔子时代开始，中国人就非常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交游结群[94]，如孔子所说：“乐多贤友”[95]，士人需要多一些贤能之友。战国时期孟子则说：“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96]演化到近代，梁启超说：“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使人人析而独立，则进化终不可期，而历史终不可起。盖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然则历史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以入历史之范围也。中国作史者，不知史之界说限于群。”[97]由此可见，社与群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很早就出现，并不断地发展，演变。可以说，中国人是在社与群中完成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乃至生活中的很多重要事情。

从殷商时代起源的士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符号，当然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演进的重要力量。可以说，在中国历史的推进过程中，士人的力量似乎从未缺席。不唯如此，士人也在逐渐寻求参与历史，融入社会的正确方式，以群体的形式和力量融入应该是士人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变化。桑兵认为：“中国之所以从古至今经历无数次分合治乱的循环往复而国魂不灭、国体犹在，原因在于有一个由大大小小的士人组成的群体联结地方与中央，认同乡土与道统，维系传统与未来。”[98]钱穆说，中国唐代以前是门第社会，宋代以后是科举社会[99]，不管门第社会还是科举社会，士人在其中均发挥着突出作用。应该说，唐以后，随着科举的发展，士人开始慢慢在政治舞台展现自身的力量。入宋后，在科举的改革、教育的兴盛、政府的重视、印刷术的改进等诸多因素的推动下，由科举而产生的一批又一批士人不仅实现了自身价值，而且他们以群体的形式出现，为推动宋代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使底层的士人队伍日益成长壮大，并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从宋代开始，广大士人阶层通过科举考试得以入仕参政，从而真正成为一个融知识主体、文化主体和政治主体于一身的社会精英阶层，成为宋代社会文化建设以及社会政治建设和发展的中坚力量[100]。宋代士大夫的群体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方面，他们自觉践履着儒学所规定的“仕以行道”的士道精神，“致君尧舜”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主体意识得到空前强化；另一方面，他们在经纶天下、积极入世的同时又背礼叛教，世俗享乐意识得到普遍的张扬和发展；同时，将以洒脱闲散为旨趣的隐逸文化以及琴棋书画等品性涵养作为调节内心情感平衡、寻求心灵解脱的重要手段和生活方式，凸显出一种自省内敛、沉潜向内的审美趣味。宋代士大夫颇具时代特色的群体意识对宋代社会的历史文化风貌及后世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101]所以有学者将宋代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看作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发展史上黄金时代的体现，认为“在中国封建时代，儒家传统文化虽然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儒学的传承者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在政事活动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只是到了11世纪前后的北宋时代”[102]。

确切地说，士人的转型变化从唐代开始，经过北宋的发育，到南宋发展成型。由于统治阶层主要来自读书应举的士人阶层，而士人阶层是一个开放性的群体，任何读书人，无论出于何种背景，都可以成为其中的一份子。这使得士人的来源增加，造成其群体性质的转变，不再由一种固定的社会阶层出身，相同出身也未必能达到同样的社会地位。因此，他们的共同性是来自于生活方式和文化活动。换言之，因为“仕”的价值以及入仕通道的开放性，使士人群体越来越庞大，并且因为来自不同出身背景，其所具有的共同生活模式与文化基础遂成为最关键的性质，而形成南宋一个独立的士人阶层。[103]

宋代的士人群体组合方式较前代而言更复杂，师生关系、同年关系、同僚关系、同党关系、同乡关系、姻亲关系、同族关系等在宋代构成了各式各样的士人群体，这些群体形成对文化的刺激、对文学的促进作用不可小觑，而这些群体存在也常常具有相对稳定的地域性。因此，宋代文人群体与地域相结合的研究大有必要，近年来此类研究亦可谓风云涌动，研究模式也是千差万别，但是如何建立一种合理的研究模式仍在探索之中。[104]王水照较早对宋代士人群体进行探讨，《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一文从洛阳的文化积淀、园林意象、地域景观及文人同游赋诗几个角度探讨文学与地域之间的关系，为属群文学与地域文学研究相结合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思考范式。[105]

总的来说，士人社群是在士人群体基础上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学者们认为士人社群是高于士人群体的，社群“更强调作为文化载体以及社会组织结构的群体意义……社群成员对结社活动的自觉认同与追忆，彰显其对文人聚合的持久影响力。以结社形式存在过的文人群体，即便社事旋结旋散，其优游林下、风流倜傥的记忆也会跨越时空，以追忆社事、怀念社友的形式不断复现于文人之后的文学创作历程中，这里体现了短暂与永恒的辩证哲学”[106]。虽然这是关于士人文学社群的论述，但这个结论是比较可靠的。本书所要探讨的宋代江西士人社群应该也是以文化载体为核心，展现地方士人对结社、群体的认同与追忆，并形成具有较为长久影响力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