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这本学术论文自选集，一共收录了我多年来撰写的23篇论文。在退休之后再出版这种论文集，也算是就此为我多年的职场生涯做了一次回顾，抚卷感慨，雪泥鸿爪，难免会产生一种对逝去的那段时光的追忆与怀念，其间不乏欣慰与慊然之情。
回忆20世纪80年代，在经历了十余年的动乱之后，重新跨进大学之门，成为1977级大学生，那种劫后余生的感激之情确实无以言表，同时也像其他人那样胸怀激情，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期望挽回耽误的时光，以学得的知识报效祖国。至1981年，又有幸考上了四川大学中文系（今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研究生，师从著名语言学家张永言先生研读汉语史词汇学。当时的四川大学可谓名师云集，精英辈出，仅在文史两科即有徐中舒、缪钺、杨明照诸老，乃世人景仰的学术泰斗，而中文系诸先生除张永言师以外，甄尚灵、赵振铎、向熹、项楚诸先生，均为备受学子尊敬的导师。先生们经纶满腹，各有所长，可谓家家抱荆山之玉，人人握灵蛇之珠，在学术领域均有卓越建树。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传道授业，诲人不倦，教育学生今后如何做人、为学，起到了良好的先导启迪作用。尽管这些先生中有不少人已经仙逝，然而每当回忆起从前受教的时光，耳提面命，尚令人产生诸多美好的回忆，仍有如坐十里春风、沐浴阳光雨露般的感受，木本水源，感激之情，油然而生。经过三年的学习，接受了严格的专业训练，我们才真正在学业上“入门”，为自己今后的学术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学习时段成为我弥足珍视的时光，也是极其宝贵的人生财富。
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四川大学古籍所工作（当时还不是自主择业，而是由国家统一分配），古籍所在当时还是一个不太起眼的新单位，1983年刚由教育部批准成立，图书资料不多，专职研究人员不足（记得当时除所领导之外，没有正式专任科研人员，仅有兼职科研人员数人），连工作场地也仅只有四五间房子，但却有一重要的亮点，徐、缪、杨诸老都曾担任古籍所的名誉领导和学术顾问，展望其发展，前景广阔，正是因为如此，才具有吸引力。我有幸成为该所首批专职科研人员，从此一直工作到退休。古籍所的发展正如先前所预料的那样，在历届负责人的领导下，开拓奋进，尤其是争取到几个国家级大型科研课题，像《全宋文》《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儒藏》《巴蜀全书》（编纂），随着这些堪称标志性的学术成果的顺利完成（或即将完成），在国内声誉卓著，成为学人皆向往之的一方学术重镇。作为古籍所的一员，目睹其发展盛况，我也为此而深感庆幸自豪。在几十年的工作中，除积极配合集体科研做了一些实际工作外，也与时俱进地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以适应变化，由此而产出了一些学术成果，收录入本集的多篇论文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我深切地感受到这段实践经历的重要，尤其是做文献研究，实践功夫必不可少，古人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宋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讲的正是这一道理。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本书所收录论文的几个专题内容。第一个专题是近代汉语及语言学研究专题。这一专题的内容既是我原本所学专业的延伸，又与古籍所在20世纪80年代至21纪初编纂《全宋文》的工程关系密切。在编纂《全宋文》时曾经接触到海量的原始文献，出于对汉语史学科的专业感悟，关注到这些文献中所保存的许多语言资料，发现宋代语言作为近代汉语发展的前期，与前代语言存在较大的差异，语言学科的许多门类在继承之上又有不同程度的创新，并直接影响此后的语言发展，经过思考规划，撰写了两本关于近代汉语及语言学的专著：《宋代语言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02年版）、《宋元语文学著述考录》（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前一书是对宋代语言进行断代研究，从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层面的分析描写，归纳宋代语言的一些基本特征，讨论其在汉语史上的重要价值；后一书则是近代语言学目录工具书，对宋（辽金）元时代的小学类文献做穷尽性搜集，从文献学角度撰写提要，为研究者提供研究指南。同时在这段时期内还撰写多篇论文，其内容也是围绕近代语言及语言学这一主题展开：或是对宋元语言的分期、特色进行讨论，如论文集收录的《传承·创新·多元发展》一文，将宋代语言学置于宋代社会、文化大背景下，讨论其语音、词义、语法等问题，并由此及于元代语言学专题，探讨汉语在宋元时代的继承、演变的规律[1]；或是选择某些词语做分析研究，如论文《宋代语言中的同义词聚合》[2]、《宋代语言中的俗词语研究》[3]，分析词语意义之间的异同，讨论古今词义的发展演变；或是讨论一些特殊文献中的词语，如论文《宋代公牍用语例释》[4]，分析其与普通词汇所具有的意义差别；或是选择某些语法句式或专书进行个案研究，如论文《宋代语言中的兼语句研究》[5]、《〈朱子语类〉 一书的动量词研究》[6]、《〈老乞大〉的人称代词研究》[7]；或是讨论文献中所反映的方言音变，如《史炤 〈资治通鉴释文〉 与宋代四川方音》[8]。
第二个专题是宋辽金时代的文化学术研究。这一专题是我参与编纂《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儒藏》而形成的重要副产品。上述两大项目是20世纪末古籍所从事的重大古籍整理课题，我承担了其中的《宋文学部三》《辽文学部》《金文学部》《儒藏·杂史》的主要编纂，在编纂过程中接触到一些新的领域，比如辽、金作为中世纪时代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域建立的国家，与两宋对峙多年，其文化是中华文明史不可割舍的一部分，对传统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有不可忽略的影响，他们的政治、文化学术成就，自当成为研究探索的内容，但是对他们的认知尚存在不少盲区，研究极不充分。有感于此，我撰写了有关这方面内容的论文。《辽代官方教育与科举制度研究》[9]，以9世纪以来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在立国过程中深受汉人施政影响而推行的官方教育与科举考试的制度为考察对象，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予以讨论。《尊孔重教，以儒兴国》[10]分析金立国之后推行的一系列文教制度，包括尊孔、崇儒、教育、科举，其中也包括专门针对女真族士人的教育、考试，从文化教育的层面进行研究，讨论金代女真统治者“以儒兴国”的政令措施，对于稳定国家政局，促进文明发展，以及对中国传统教育科举所具有的意义和影响。《深裘大马歌悲风》[11]则研究金代诗词文学的发展及实绩，讨论金代诗词创作在继承北宋文学传统基础上，结合北方地域文化的固有特色，所取得的丰硕成就。
第三个专题是巴蜀文化学术研究。作为一个生于蜀、长于蜀的四川人，对养育自己的这一方水土自然怀有一种强烈的感恩情结、乡土依恋。在21世纪初，古籍所申请到了编纂《巴蜀全书》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相继又获得四川省委、省政府的重点资助。这一科研课题的实施，也使我对巴蜀文化学术、巴蜀地方文献有了新的认知，并由此而触发强烈的研究兴趣，继而以巴蜀文化学术作为关注的重点。在这一专题中收录的论文《巴蜀学人的文字学研究（上）》[12]、《巴蜀方言学史概要》[13]，从语言文字学史的角度对巴蜀地域学人在这一方面的成就进行纵向研究，分析其成就，讨论其得失；《山川毓秀 文章汇萃（上）》[14]则是对自唐五代至明代为时限的巴蜀文学总集的研究，讨论唐五代宋明以来所编纂的巴蜀文学总集，表彰这些总集的编纂者为弘扬巴蜀文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我们现在集中力量编纂《巴蜀全书》，是对这一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宋代的“三苏”是宋代蜀学的领袖，“三苏”经学是宋代蜀学高扬的一面旗帜。2017年我与舒大刚合作主编了《三苏经解集校》[15]，汇集“三苏”的全部经学著述，精心校点，使之成为研究“三苏”经学迄今最为完备的基础文献。论文《苏辙诗集传评述》[16]、《苏辙春秋集解评述》[17]是对苏辙的《诗集传》《春秋集解》的综合研究，讨论苏辙在《诗经》学、《春秋》学方面的成就与创新，进而肯定宋代蜀学的重要学术价值。另外，论文《宋代巴蜀、湖湘地域的书院教育评述》[18]则针对宋代四川、湖湘两地书院教育的格局、实绩进行讨论，对在宋代理学影响下的蜀、湘两地私人办学教育的形式有所总结，肯定了传统书院教育对现代教育的重要借鉴意义。
总体而言，本论文集所选的文章基本上遵循一大学术宗旨，即实事求是、严谨为学，以文献作为基础史料，选择某一具体问题展开讨论，以小见大。虽然缺少那种鸿篇巨制，但也踏踏实实地记述自己的学术研究心得，不发空论，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引起学界对此领域的关注，而于学术研究有所裨益。
本书取名“初学”，应该说是缘于自身经历的深切感悟吧。尽管自己从事科研、教学已多有年数，在旁人眼中已算是职场前辈，但自我感觉在学术上仍然只是一名“初学”者而已，无论在知识的渊博，还是在研究成果的丰硕方面，都远逊于同辈学人，更遑论瞻望前辈学者后尘！在求学期间，张永言先生曾以宋代朱熹“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的诗句勉励学生要不断加强学习，巩固“旧学”，掌握“新知”，人若故步自封，成就必将局局焉。我领悟到人而为学，必须保持初学之刚健，方能不自懈怠，孜孜以求其新，乃能有所成就。古语云“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秉烛之明”，将学习视作自己的终生事业，诸多前贤时彦将其学术著述取名“问学”“学不已”“十驾斋”“日知录”，其寓意正在于此。我作为后学之辈，“虽不能也，心向往之”，亦当仿效前贤，励志于学，故取名“初学”，以示自我警省焉。
论文集所收论文由于撰写时间历时久远，当时学业水准亦有参差，故而很多论说既不出新，也显肤浅，重读这些论文，常会令人汗颜，此种状况大概也与“初学”之名相符吧。不过，也许是出于敝帚自珍的心理，即使是这种“初学”之作，还是愿意把它们推介给读者，以就教于方家，期盼得到各位学者的教正，使自己在学业上得以受益，以求精进日新，无愧于当今之时代！
是为序。
李文泽
2021年辛丑岁末撰于四川大学竹林村
[1]参见李文泽《传承·创新·多元发展》,《宋元语文学著述考录》，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2]参见李文泽《宋代语言中的同义词聚合》,《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3]参见李文泽《宋代语言中的俗词语研究》，载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汉语史研究集刊》第3辑，巴蜀书社2000年版。
[4]参见李文泽《宋代公牍用语例释》，载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汉语史研究集刊》第5辑，巴蜀书社2002年版。
[5]参见李文泽《宋代语言中的兼语句研究》，载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汉语史研究集刊》第4辑，巴蜀书社2001年版。
[6]参见李文泽《〈朱子语类〉 一书的动量词研究》，载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汉语史研究集刊》第7、8辑，巴蜀书社2004、2005年版。
[7]参见李文泽《〈老乞大〉 的人称代词研究》，载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汉语史研究集刊》第13辑，巴蜀书社2010年版。
[8]参见李文泽《史炤 〈资治通鉴释文〉 与宋代四川方音》,《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9]参见李文泽《辽代官方教育与科举制度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7期。
[10]参见李文泽《尊孔重教，以儒兴国》，载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宋代文化研究》第18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11]参见李文泽《深裘大马歌悲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7期。
[12]参见李文泽《巴蜀学人的文字学研究（上）》,《湖湘论坛》2013年第4期。
[13]参见李文泽《巴蜀方言学史概要》，载《汉语历史语言学的传承与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4]参见李文泽《山川毓秀 文章汇萃（上）》,《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15]参见舒大刚、李文泽主编《三苏经解集校》，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6]参见李文泽《苏辙诗集传评述》，载舒大刚、李文泽主编《三苏经解集校》，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7]参见李文泽《苏辙春秋集解评述》，载舒大刚、李文泽主编《三苏经解集校》，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8]参见李文泽《宋代巴蜀、湖湘地域的书院教育述评》，载朱汉民主编《湖湘文化与巴蜀文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