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谭桂林

明鹃的新著《百年中国文学的怀旧书写研究》（以下简称周著）即将出版，她用邮件把书稿发给我，嘱我为之作序。过去给博士生的论文出版作序，事情简单，可以提笔即写，因为论文指导时已经反复阅读多遍，不仅其主要观点，而且其优缺点都了然于心。明鹃是我招的第一届研究生，硕士毕业后就考入南京大学许志英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拿到博士学位后，做过公务员，又到一家高校创办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虽然也做得红红火火，但那毕竟与自己所学的专业渐行渐远。前两年她打来电话，告知想去南昌大学文学院做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对她的这一选择，我是坚决支持的。这部著作是明鹃主持过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社会转型与中国文学的怀旧书写研究”的结项成果，也是她归队专业后出版的第一个学术成果。所以，我想好好读读这部书稿，一者为了写序，一者也是为了了解一下这几年她在学术上的进展。

到了年末的时候，事不可谓不多，但还是断断续续挤出时间将近30万字的书稿读完了。总体感觉是，这是一本值得出版的好书，作者没有辜负这么好的一个学术论题。怀旧同爱恨一样，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情感。虽然有的人可能比较喜欢怀旧，有的人可能不怎么怀旧，有的年龄段不怎么怀旧，有的年龄段特别容易怀旧，似乎各个不同，但较之爱恨，怀旧无疑更具有人类性。人正是因为怀旧，才建立起了历史的联系，才具有了文明的延续。怀旧也因之成为永恒的文学母题，永恒的文化话题，当然也就成为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周著谈论百年中国文学的怀旧书写，首先也是从追寻和探究它的哲学意蕴开始的。作者引证了许多哲人对怀旧的理论思考，指出怀旧写作是人类为捕捉与保存从远古到切近记忆的一次次文化努力，尤其是人类文明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怀旧书写成为人类建基于审美记忆之上的一个灵魂去蔽的过程，怀旧书写以其特有的审美救赎功能协助人们去掉遮蔽着本真的那些物质欲望与现代性焦灼，重归宁静谐和，重新回归到本源的诗意栖居。其实，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从来就不是一个单一模式，其精神现象充满着矛盾和悖论，许多新文学的倡导者是进化论的信徒，但他们同时也是怀旧书写的圣手，一次次声称将来必胜于现在，又一次次将艺术的视域聚焦在明知道是蛊惑自己的旧时的记忆。百年中国文学的这种精神现象，亦激进亦保守，但非激进亦非保守，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恐怕无法真正窥视到其奥秘之处，周著深切地了解“怀旧书写的本质即为历史性书写”，而历史性书写从来都是“时代性”书写的时间转化，但作者力图超越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制约，尝试站在哲理思考的高度，站在人类精神变迁的转折点上，来观察和思考这一现象的文学史价值和思想史意义，或许这是能够真正深入其堂奥的钥匙。

当然，正如周著所指出的，在人类支离破碎的生存中，唯有记忆能赋予人以完整性与连续性。怀旧是一场人类与时光的拔河，在这场与时光的拔河中，人类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人类敢于接受挑战并赢得挑战的精神与在实践中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却得以彰显了人之存在。但周著通过其研究也给读者昭示了一个悖论——怀旧非旧。怀旧这个人类精神的本质行为，其实都是建立在虚幻的基础之上。太多的想象被赋予了怀旧的对象，我们所怀恋的，只是我们自己愿意怀恋的理想化的过去，其实早就不是那被怀恋者本身了。周著对这种怀旧的虚幻性的剖析是值得重视的，因为这个悖论是人性使然，并不令人沮丧，但值得人们警惕。怀旧是人类的天性，但怀旧的本质应该是个体性的，而且只有个体性的怀旧才真正具有美学的意义，一个个体的理想化怀旧，无论他怎样地美化他所怀恋的那个“旧”，其对精神心理的影响依然是正向的、积极的。但是，如果溢出了这个范围，如果怀旧成为一个群体性思潮，如果一个群体，一个民族把怀旧建立在虚幻的基础之上，把许许多多的理想加之于过去的事物上，甚至为了将逝去的事物理想化不惜扭曲历史的真相，这种群体性的怀旧就有可能成为过去“我比你阔多了”的阿Q式的精神胜利，就可能成为一个民族奋勇前行的精神负累。这时的怀旧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实践问题，20世纪末，整个社会曾经席卷而起的怀旧思潮成为一种具有商业力量的集体性文化消费行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可以说是我在阅读周著时强烈感受到的，也特别想和读者交流的一个观念。

周著对百年怀旧书写经典文本的分析也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譬如对现代都会主义文学中的怀乡主题的解读，可谓独具慧眼。1930年代中国的都会主义文学并不发达，这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况息息相关，但像刘呐鸥、穆时英等都会作家都不遗余力地声称赞美都市文明，享受都市生活，因而通常评论家和文学史家们也多从都市感觉的角度来分析这些作家的特征。这种观察角度当然没错，但周著认为，现代都市对都市人的生存挤压得越厉害，人们对充满乡村牧歌情调的大自然就越向往，这是不争的事实。大自然是疲于挣扎、倦于漂泊的现代都市人的一方圣土，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精神家园。即使是不断宣称享受都市生活的都会主义作家们也难以例外。回归大自然这一主题在都会主义文学中体现得那么鲜明而又集中，从刘呐鸥到穆时英，几乎每一位中国的都会主义作家都无可回避地触及怀乡主题。周著揭示了这种现象的存在，恰恰也是说明了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转型和现代都市发展过程的特殊性。对大的流派的分析是如此，对一些小的细节的品味也有独到的感受和见解。如对张爱玲《倾城之恋》的分析，周著就指出：“单从细节来看，范柳原最初喜欢上白流苏，更多的也是因为一种怀旧式情愫所致。”所以范柳原爱白流苏，其实爱的不过是自己的怀旧情调。诸如此类的细腻分析，周著中俯拾即是，不必多列。文本的体会与解读是周著的特色，但特色往往突出了某些方面，同时也会遮蔽某些方面。譬如百年中国文学怀旧书写的内在逻辑是怎样展开的，怀旧书写的历史发展是否能够构成一种精神现象学的学术肌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在周著中有时像灵光一闪，但没有充分展开，究其原因，或许就是被那些丰富的文本阅读给淹没了。

明鹃的博士学位论文出版时，许志英先生已经驾鹤仙去。明鹃请我写序，我义不容辞，也正好借这机会表达对许先生的感激与怀念。这一次明鹃又嘱我作序，我还是答应下来，不仅有前面所讲到的原因，也是因为我对这一选题的偏爱。我觉得，怀旧作为一个话题，它是精神性的，但底蕴有着深厚的物质性基础；它是个人性的，但也丝丝缕缕都离不开民族性的牵引；它是审美性的，当然也常常烙印着时代政治的标签。对这样的话题的探讨，似乎人人都能说出个所以然来，但要真正感悟到它的深处的智慧与美感，或者说真正个性化地感悟到它的个人性精神特征，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应该还有更多的空间需要开拓。明鹃的这部著作也只是开了一个好头而已。在学术史上，有的课题是自限性的，有人做过以后，就很难继续再做；有的课题是开放式的，容得下不同的学者不断地开垦与耕耘。怀旧书写就是这样的开放性课题，明鹃这部著作的出版，我希望能够引发更多的学者来关注现代中国文化中这一有意味的精神现象。

是为序。

壬寅年腊月写于长沙半空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