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词源于民间说

这一说法也是颇有影响力的，其代表性人物主要有胡适、郑振铎、夏承焘、唐圭璋、阴法鲁等。

一 胡适：词源于民间说

胡适最早提出了关于词体起源于民间的观点，对后世词学研究家的影响最大。关于词体起源于民间说，胡适的提法也有个发展过程。胡适编纂《词选》，在书后附录《词的起源》[43]一文，他在文中说：“长短句的词起于中唐，至早不得过西历第八世纪的晚年。旧说相传，都以为李白是长短句的创始者，那是不可靠的传说。……总观初唐、盛唐的乐府歌词，凡是可靠的材料，都是整齐的五言、七言，或六言的律绝。当时无所谓‘诗’与‘词’之分，凡诗都可歌，而‘近体’（律诗、绝句）尤其都可歌。”[44]胡适先生首先对词起源于中唐时期的说法予以肯定，由此他对盛唐李白的宫廷应制词的存在提出了质疑，认为那只不过是一个传说而已，而且初唐、盛唐的乐府歌词也不是词，胡适先生的分析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凡诗都可歌”的说法还是过于绝对化了。既然初唐、盛唐“无所谓‘诗’与‘词’之分”，胡适先生便进一步推断说：“我疑心，依曲拍作长短句的歌词，这个风气是起于民间，起于乐工歌妓。”[45]据此可以看出胡适先生的提法还是有分寸的，因为没有相关证明材料，所以胡适先生说“疑心”词源于民间。正是因为有之前的“疑心”，他才在《词选》的序言中，再一次提出这个说法：“词起源于民间，流传于娼女歌伶之口，后来才渐渐被文人学士采用，体裁渐渐加多，内容渐渐变丰富。”[46]

胡适先生的词学研究观点，影响广泛而深远，何晓敏在其《二十世纪词源问题研究述略》一文中专门总结这个问题：“词体起源于民间问题，即成为一九四九年后，处于蜕变期的内地学界的一种颠扑不破的定律。几十年来词学界皆毫无保留地加以继承及发展，其影响直至今天。”[47]

二 郑振铎：词源于“里巷之音”“胡夷之曲”

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认为：“词是唐代可歌的新声的总称。这新声中，也有可以五七言诗体来歌唱的。但五七言的固定的句法，万难控御一切的新声。故崭新的长短句便不得不应运而生。……词的来历，颇为多端，但最为重要者则为‘里巷之音’和‘胡夷之曲’。”[48]郑振铎先生在这里说的是词刚刚萌芽时的样态，他有意强调了词与唐声诗的区别。既然“词是唐代可歌的新声的总称”，势必与词乐关联，所以他说词是来源于“里巷之音”和“胡夷之曲”。这里的“里巷”是指中国的民间，“胡夷”则主要是指西域一带。“里巷之音”和“胡夷之曲”作为两种音乐源流，在唐代开始交互融合，并且成为诗词的乐曲。郑振铎先生在此将词乐的来源指向民歌和胡乐，并由此观念出发又进一步提出关于胡曲的论述：“可惜唐以前，那些胡曲的歌词皆已不传，或竟往往是有曲而无辞的。”[49]其实，那些有曲无辞的胡乐大曲，即便中间偶有歌唱，也是用胡语演唱的，和当时流行的声诗或词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这样看来郑振铎先生的词源于胡夷之音和里巷之曲还是需要进一步斟酌的。

需要说明的是郑振铎先生提出的“里巷之音”和“胡夷之曲”一说，来自《旧唐书·音乐志》：“又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50]这是一种断章取义的引用，“歌者杂用”，这“杂用”一语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在“里巷之音”和“胡夷之曲”之外还存在其他音乐系统，按照时间来看，开元之后正是唐玄宗李隆基音乐变革的时代，那其他音乐毫无疑问是指“法曲”，这样就可以推断盛唐词体发生的音乐首先是变革之后的法曲，而不是所谓的燕乐。至于有的学者认为法曲是燕乐的一种，这是燕乐本身的概念过大造成的。

三 夏承焘：词源于酒令

夏承焘先生1935年在《词学季刊》上发表了《令词出于酒令考》，王昆吾先生在1995年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唐代酒令艺术》一书，他们的研究将词的起源和酒宴歌席及席上的酒令联系到一起，进一步开拓了词源研究的领域。但六言的著辞歌舞只能看作词的雏形，这一点将在后文继续探讨。酒令文化只能看作词体产生过程中的重要链条而已。而且夏承焘先生也没有把词的起源定位于酒令，所以他在1955年发表的《唐宋词叙说》中又有专门段落论述词的起源问题：

词渊源于周隋以来的胡乐及魏、晋六朝以来的民间歌曲（清商乐），又结合六朝永明学者所发明的文字声调（四声）。它融合古今中外的音乐组织以配合语言文字的声调组织，成为一种新文体。它在文学史上是一件新创造，在音乐史也是一个新体系。[51]

夏承焘先生认为词是音乐配合语言文字而产生的一种新文体，它的产生和流行，必在隋唐之际，对于中国文学史、音乐史来说都是一种新创造、新体系。为了证明这个观点，夏承焘先生在《唐宋词欣赏》[52]一书中还继续探讨词源问题，该书共收录夏先生39篇小文，其中的第三篇《盛唐时代民间流行的曲子词》、第四篇《敦煌曲子词》，都指出词产生之初是来源于民间小调。虽然唐代民间词都已经亡佚了，但在崔令钦《教坊记》中还保存一篇“曲名表”，夏先生认为这是民间词调的最早记录。《敦煌曲子词》虽然绝大多数作者难考，但从其歌辞所表现的内容和曲调看，有一部分应该是唐代民间词流传而来的。

综上可知，夏承焘先生不是简单化地推断词源于民间，而是通过《令词出于酒令考》《唐宋词叙说》《唐宋词欣赏》等论著多次谈到这个问题，而且每次所获结论都是比较慎重的。

四 唐圭璋：词源于劳动人民

当代词学家唐圭璋先生也支持词源于民间一说，他和潘君昭合撰的《论词的起源》一文中明确提出词“必然是起源于劳动人民”[53]。唐圭璋先生还认为梁武帝《江南弄》所配的乐曲都是吴声西曲，原本属于清乐，是中国古代乐曲，而不是六朝新声。所以从词与乐的关系来看，词起源于梁武帝的乐府诗的结论是不成立的。唐圭璋先生对词源于燕乐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对燕乐的内涵重新进行界定：“‘燕乐’是以隋、唐时中原一带民间音乐为主，又融合了前代的清乐、少数民族音乐和外来的音乐。”[54]从唐圭璋先生对燕乐的界定可知，即便词源于燕乐一说能够成立，燕乐也是以民间音乐为主体的，而这恰是对词源于民间一说的有力支撑。

五 阴法鲁：词源于唐代民间音乐

阴法鲁先生在《关于词的起源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词最初是唐代音乐的产物。它主要是配合中原乐曲的，也有一部分是配合西域和其他地区的乐曲的。”[55]阴法鲁先生在承认词与乐的关系基础上，对唐代音乐的来源进行了说明，认为唐乐既有中国本土音乐，也有西域外来音乐。对于词调，他也给予了说明，认为：“凡是配过或填过歌词的乐曲，都应当称为‘词调’，……唐宋词调中大约有八十个出于唐代的教坊曲。其中可以称为西域乐曲或具有西域情调者，有《苏幕遮》、《婆罗门引》、《柘枝引》、《伊州令》、《赞普子》（赞浦子）、《沙塞子》、《西河》、《甘州令》、《梁州令》（凉州）、《酒泉子》等，约占十分之一强，充其量也不过占十分之二……因此不能说，词所配合的音乐主要是西域音乐。”[56]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阴法鲁先生认为大部分词调都出于唐代民间乐曲，其他西域外来乐曲只是一小部分，仅十分之一多一点。他还专门例举了《二郎神》《潇湘神》《竹枝词》等曲调来证明自己的说法。

从上述代表性观点我们不难发现，词源于民间说的表现形态主要有两种：一是关注影响词体发生的民间音乐和胡乐，把词源民间说和词源燕乐说融汇到一起来探讨，如陆侃如等在《中国诗史》中谈道：“词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唐代民间诗人创造了新的乐章。”[57]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认为词的来历“最为重要者则为‘里巷之音’和‘胡夷之曲’。”二是以任半塘先生为代表，他们在研究敦煌曲子词的过程中，推断敦煌词（尤其是《云谣集杂曲子》）的产生时间可能比较早，从而似乎为词源民间说提出了实证依据。

词源民间说虽然影响力很大，但从目前所见的民间词来看，还没有哪首民间词能定论为是在盛唐李白应制词之前的作品。任半塘先生在《敦煌歌辞总编》中所说的“带浓厚之历史性”的词作，仔细考量，我们便会发现这些词作在某种程度上与宫廷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是宫廷乐工在宫廷宴集上的演唱之作，有的是藩将来朝为当朝天子祝寿之词，这些词作恰恰可以看作早期的宫廷曲词。它们或许与民间文艺有关，或者是来源于民间的歌谣曲词，但从其功用上看，不能将之简单地视为“民间文艺”，而且即便是“民间文艺”，其表现内容和写作目的也是为宫廷所用。这里更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宫廷乐工所创之词是独立创作，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之视为民间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