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巴县档案的内容

关于巴县档案的起始时间，说法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如下几种。栾成显在《明清地方文书档案遗存述略》一文中提到，巴县档案起始于乾隆元年（1736）[4]。《四川省档案馆指南》第18页提到，巴县县府全宗的起讫时间是乾隆十七年（1752）[5]至宣统三年（1911），而第19页又称巴县档案上自康熙九年（1670）[6]。张仲仁在《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序言中认为，巴县档案起始时间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7]。笔者认为，争论巴县档案到底起始于哪一年意义并不大。乾隆二十二年巴县县衙发生火灾，档案被毁，因此巴县档案中的绝大部分是乾隆二十二年之后形成的，但巴县档案全宗中也有少量通过其他途径找到的乾隆二十二年之前形成的档案，其中应该就包括康熙年间的档案。

根据《四川省档案馆指南》的记载，抗战前巴县档案一直保存在巴县县政府，抗战期间为躲避空袭，巴县档案被运至长江南岸樵坪关帝庙内，直至1953年才被发现。巴县档案在寺庙保存的数年时间里，“寺院年久失修，漏雨积水，档案受潮霉烂，加上虫咬鼠啃，更有村野牧童农妇，取而烧火煮饭”[8]，损毁无数，破坏严重。在西南博物馆馆长冯汉骥的建议下，巴县档案被运回西南博物馆保存并进行初步整理。1955年，因西南博物馆改组为重庆博物馆，巴县档案按规定应移交四川省博物馆保管。经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徐中舒教授建议，巴县档案被运至四川大学历史系进行整理与研究。在此期间，四川大学历史系组织教师在一些期刊和报纸上公布了部分档案，发表了一些论文，还举办了相关的展览。[9]1957年，四川大学历史系整理发行了《四川大学历史系整理的巴县县政府归档专案目录》。[10]就这样，巴县档案的内容与价值才逐渐被世人所知晓。1965年3月，[11]四川省档案馆将巴县档案接收进馆，组织人力开展了裱糊和缩微、编制案卷目录、出版史料、提供利用等一系列的工作。

巴县档案数量巨大，时间跨度长，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真实反映了清代巴县吏、户、礼、兵、刑、工等各房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的方方面面。根据四川省档案馆所提供利用的巴县档案目录可知，巴县档案现有政务、农业、工商业、手工业、司法、军事、交通运输、财税、金融、文教卫生、重大事件等11个大类。正如伍士谦先生所说的那样，巴县档案是“一座内容丰富的文献宝库”[12]。

巴县作为清代县级基层政权，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会与其上级、平级、下级进行频繁的公务联系，而这些公务上的来往联系主要是依靠行文联系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巴县衙门通过公文与上级、平级、下级建立起双向互通的桥梁和纽带，并借助此纽带完成各项工作的运转。这些公文中既有巴县衙门作为行文主体发出的公文，也有巴县衙门作为受文者收到的其他行文主体发出的公文。首先，巴县衙门与上级的公文来往。巴县通过公文的方式向上级反映情况、汇报工作，上级通过公文了解巴县的治理情况，考察官员的德能功过。巴县档案中保存着相当数量的上行文草稿与定稿，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公文的形成与修改过程。巴县衙门收到的上级来文主要包括从朝廷、省、道、重庆府层层转发的下行文件，以及重庆府关于巴县所呈上行文的批文。其次，巴县衙门与平级的公文来往。在处理事务尤其是审查案件的过程中，巴县经常需要得到其他州县衙门的支持与协助，因此向平级州县衙门行文也是巴县衙门的一项重要工作。同样，其他州县衙门也会因各种公务需要给巴县发送平行文件。最后，巴县衙门与下级的公文来往。巴县衙门对县域实施管理、进行教化的重要方式就是发布公文，比如发布各类告示传达朝廷以及省、道、府的精神。乡绅、衙役及普通民众也会通过禀、状等形式向衙门反映情况、进行申诉甚至提起诉讼，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又形成了一系列的司法档案。巴县衙门在日常管理过程中形成的这些档案，真实而全面地记载了巴县的历史，从中可以看出清代政令下达的流程及其贯彻执行情况，还可以看出平级衙门之间的互动及相互协作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