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孟钟捷[1]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当代人类社会尚未远离的一段过去。正因如此，有关这场战争的研究，依然是国内外史学界的热点话题之一。从战争刚结束时的战略战役探讨，到几十年前有关战争策源地与法西斯体制的剖析，直至十几年来围绕战争记忆形成的各类争议，在二战史研究里，不断涌现出新成果。它们能够帮助当代人更好体认这场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持续性社会变革。

尽管如此，二战史研究依然存在着若干尚未得到深入挖掘的论题，例如：从国际史的视角来看，二战期间的跨国联合抵抗运动与一系列跨国抵抗组织值得人们做进一步探究；从情感史的视角来看，战争环境下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复杂面相或许可以得到更为细致的观察和分析；从概念史的视角来看，除了战争术语创新外（如“雷达”等新式武器、“巴巴罗萨”一类的知名方案、“法西斯”等特定称谓），还出现了一连串影响着战后世界的新词汇。除此之外，如果我们拉长观察的视野，相较于有关战前局势的细致分析（如绥靖政策），针对战后重建时期的研究还不充分。

事实上，战后重建时期的种种努力，正是当下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各种国家间关系乃至国际社会运行机制的源头所在。就此而言，有关战后重建历史的研究，不仅仅是有关过去的历史回眸，更是面向人类当代生活的溯源理解。当然，战后重建恰逢20世纪另一个重要时刻——“冷战”的降临，以至于让这一段不长的时间充满着各种奇妙变化：从合作走向冲突，从敌人变为战友，反法西斯同盟瓦解，两大阵营形成。由此，战后重建时期是二战史与冷战史的“叠加”之处，尤应引起学人的特别关注。

在战后重建的各种场域里，战败国显然是绕不开的聚焦点。在德国，四国分区占领，用一系列的清洗手段，重新塑造了当地社会的政治文化，同时也决定了东西部分离的命运。这一切究竟是如何推进的？实际效果如何？在以往研究里，我们对苏占区、美占区和英占区的了解更多一些，对法占区则略感陌生。这一方面是因为法占区的规模不大、人数不多、影响有限，另一方面也是同法国在二战中的不佳表现息息相关——巴黎沦陷，傀儡政权维希政府听命于纳粹德国，以至于法国的占领权利看上去似乎都缺少一点“正当性”。但如果我们把这段不太彰显的占领史与此后数十年间德法和解、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宏大叙事结合起来，它便为我们展现出极具法国特色的重建德国之思、之行、之果。

本书《法占区的德国公务员》便是在这一方面进行深入探究且颇具新意的成果。作者超越了法国史、德国史等国家历史范畴，立足于欧洲史。如其所言，本书“立意不仅在于如实揭示有关法国对德占领的历史真实，更希望能够谨慎论证其在两国战后关系起源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在四百多页的篇幅里，作者条分缕析地探讨了法占区的来源、法国人对德国人的印象变迁、法方军政府直属德国雇员以及间接任用的德国公务员两类群体。作者充分注意到法国与其他盟国之间的立场分歧、本土政权与军政府之间的矛盾斗争、法国军政府与德方雇员之间的对峙冲突等复杂局面，同时也从这些分歧、斗争、对峙中梳理了德国行政管理体制的转型进程、公务员群体的“再教育”以及当地政治文化的重塑阶段。基于此，德国人在法国人眼中的形象发生了变化，德法互信合作跨出了第一步。“法占区军政府，成了战后法德两国人在彼此互信的前提下真正共同工作并分担职责的首个试验场”——就此而言，作者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学界的常见观点，把德法合作的基石从冷战开启（特别是马歇尔计划）提前到战后占领时期。

除此之外，这本书发现的以下几点现象也很有意思：第一，法国在德国占领问题上的“不合作”态度，反映了戴高乐为代表的战后新政权试图通过参与占领德国并施加特殊影响的方式来实现本国重新崛起的战略谋划。对德占领，是二战结束前“三巨头”通过一系列会议决定下来的重大方案。法国作为最后一刻被拉入占领方的国家，却在这一过程里表现出各种“不合作”姿态——在以往研究里，这些行为或被忽视，或仅仅被解释为法方心有不甘的表现。但在本书里，这些行为得到了充分研究。作者将之联系到戴高乐等法国新领导人谋划国家复兴的思考，很有创见，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理解战后法国的历史进程。第二，法国政府囿于本土重建的压力，不得不派出维希政权的旧官员来管理德占区。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法占区的“非纳粹化”是不彻底的——正因如此，联邦德国建立后，前纳粹分子能够在政坛和社会各界维持相当影响力——但同时它又有利于德法合作关系的连续性塑造。这里体现出时代大转折背景下的人员、观念、制度等方面的延续特征。第三，法国占领军对于德国行政系统的重塑具有“独特而深远的影响”。如作者所言，“在许多历史学家眼里，战后初期的德国一直被认为是意识形态较量的前沿阵地，是超级大国（美国与苏联）间地缘政治冲突的敏感地带”，其他国家在意识形态以外的影响力通常“被低估甚至忽视”。但通过法占区德国公务员（政府雇员）群体的细致描绘，作者为我们展现了联邦德国社会转型所需的人力资源是如何“历史形成的”。

本书的作者徐之凯是我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2007年，在我首轮教授《德国社会史》时，之凯还是一位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作为他们2005级的班长，他思路活跃，能言善辩，有创新力，文笔很好。我至今还能记起他在课程中侃侃而谈的模样。2009年，我开始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当时，我的导师郑寅达教授为了让我尽快成长，把原本应该成为他学生的之凯划到了我的名下，因为之凯“好带”。如此一来，之凯便从我的“师弟”变成了我的“学生”。其实，我们只是名义上的师生，多半时间都是相互学习、相互支撑。他的硕士论文《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兴亡研究》几乎没有耗费我什么时间或心血，几乎是一气呵成的，我仅仅是对字词表达提了一些修改建议。这篇论文后来收录到我主编的“二战战败国的改造与反省之路”比较研究丛书（2015）。之凯毕业后，作为中法联合培养的博士生，接受中方导师崔丕教授和法方导师Pascale Laborier教授的共同指导，在华东师范大学和法国加香高师（今巴黎萨克雷大学）度过了数年时光，直至2018年春天完成答辩。当时我是答辩委员会成员。他的论文获得了中法双方教授的高度肯定，以高分通过，顺利获得了两校学位。随后，之凯进入上海大学文学院任教。本书就是在其法语论文的基础上翻译、增补而成。

在长达十几年的研究中，之凯在英语外，学会了德语、法语。他在法国求学期间，辗转于数个档案馆，收集了大量有关德法关系的一手材料。他有很敏锐的研究触觉，掌握了新理论、新方法，熟稔冷战国际史、社会文化史等领域。他也勤奋好学，到上海大学后，很快在张勇安教授的指导下深入国际禁毒史研究。他和我一起推进公众史学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担纲上海图书馆“儿童世界文明史”课程的主讲教师。更为重要的是，他为人坦诚热心，非常照顾同门师弟师妹，常常帮我解决后顾之忧。有时，我在想，之凯应该就是新一代历史学研究工作者的标准形象：有过长时间的留学经历、精通2门以上语言、熟练运用一手档案材料、能够以新理论新方法提出新见解、具备深度学习能力可以触类旁通、愿意走出象牙塔为民众写史讲史、更识人间烟火有学究气亦有人情味。

这是之凯的第二本专著。希望他再接再厉，更有开拓性、坚韧力和包容心，在自己的学术成长道路上越走越宽，越走越快，越走越好！

孟钟捷

2023年仲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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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孟钟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教授，中国德国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