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与《尚书》文体的再认识

——兼论晚书辨伪

陈民镇

众所周知，今本《尚书》既包括西汉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也包括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所献“古文《尚书》”。晚出的梅本《尚书》，即所谓“晚书”。宋代以降，学者开始质疑晚书的可靠性，关于晚书性质的争议遂成为《尚书》学的一大公案。经清儒考证，梅本《尚书》已被判为晚出之作，故世称“伪古文尚书”，但近年仍有人试图为晚书翻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以下简称：清华简）包含多篇《书》类文献，可为疑案的解决提供重要线索。[1]

清华简《傅说之命》三篇，对应晚书《说命》三篇[2]，除共见为其他传世典籍所征引的文句外，全然不同；清华简《尹诰》，对应晚书《咸有一德》，除共见为其他传世典籍所征引的文句外，全然不同；清华简《摄命》，对应晚书《冏命》，内容全然不同。这本身已经很能说明问题。更有力的证据在于，晚书与其他先秦典籍引文共见的文句高度吻合，但以清华简验之，可知其他先秦典籍的引文本身便存在讹误，晚书完全是利用先秦引文抄袭补苴、敷衍成文，并没有完整、可靠的先秦文本为依据。[3]

除了文本分析，历史背景、文体形态等因素也是甄别晚书性质的重要依据。学界对文体形态在古书辨伪中的意义尚缺乏关注，本文拟重新审视《尚书》的文体特征及分类依据，并从文体形态出发就晚书的性质作进一步探讨。

一 《尚书》之“体”及其生成方式

探讨中国早期文体形态和文体观念的发生，不能绕开《尚书》。一者在于《尚书》中的一些篇章渊源甚古，属于我们所知的最早一批文章；二者在于《尚书》的篇题确已萌生早期的文体分类观念；三者在于《尚书》的大部分篇章实际上是官文书，而官文书的功能区分为《尚书》的分体提供了天然的依据。

据伪孔安国《尚书序》，《尚书》可分“六体”：“（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4]对于“六体”所对应的篇目，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做如下解释：“‘典’即《尧典》《舜典》，‘谟’即《大禹谟》《皋陶谟》，‘训’即《伊训》《高宗之训》，‘诰’即《汤诰》《大诰》，‘誓’即《甘誓》《汤誓》，‘命’即《毕命》《顾命》之等是也。”[5]所谓“六体”，系根据传世《尚书》篇题的末字总结而来。有些《尚书》的篇题并不能直观反映“六体”，其归属便成了问题。陆德明《经典释文》将“六体”分作“正”“摄”两类[6]，根据宋人熊朋来的说法，所谓“正”，指“有其义而正有其名”，如属于“典”的《尧典》《舜典》；所谓“摄”，指“无其名而附其义”，如属于“典”的《禹贡》《洪范》《汩作》《九共》《槁饫》，指篇题未反映文体的篇章。[7]宋人林之奇认为“《书》之为体，虽尽于典、谟、训、诰、誓、命之六者，然而以篇名求之，则不皆系以此六者之名也。虽不皆系于六者之名，然其体则无以出于六者之外也”[8]，尽管《尚书》中有些篇题并不以典、谟、训、诰、誓、命六体命名，但其文体并未能超出这六体，故林氏认为不应拘泥于篇题。可见，林氏一方面肯定了篇题可反映文体，另一方面强调篇题与文体之间并非绝对的对应关系。

在伪孔安国《尚书序》“六体”的基础上，孔颖达增益贡、歌、征、范四体，合为“十体”。[9]宋人真德秀则将《尚书》总结为诰、誓、命三体[10]，这一分类归于简约，一些当代学者的分类尝试也类似于此，如陈梦家将《尚书》文体分为诰命、誓祷、叙事三大类[11]，钱宗武分为典、诰、誓、命四类[12]，程浩分为训诰、册命、誓祷三类[13]。此外，潘莉认为《尚书》本身的文体类型有书、典、谟、训、诰、誓、命、征、歌、贡、范、刑12种，所包含的文体类型有诗、箴、盟、辞、谚语、册6种[14]；胡大雷认为《尚书》还涉及命龟、咨、询、告、绥、访、祝、教、戒、报诰等文体[15]。这些学者将《尚书》所包含的文体范围进一步扩大，以期探寻《尚书》所孕育的文体萌芽。

除了直接对《尚书》进行分类，后人出于“宗经”的旨趣，往往将一些文体追溯至《尚书》。如《颜氏家训·文章》：“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16]《文心雕龙·宗经》：“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17]元人郝经指出：“《书》者，言之经。后世王言之制、臣子之辞皆本于《书》。凡制诏、赦、令、册、檄、教、记，诰、誓、命、戒之余也。书疏、笺、表、奏、议、启、状，谟、训、规、谏之余也。”[18]明人袁宗道亦云：“诏、檄、笺、疏、状、志之类，则源于《书》。”[19]这些认识，均将《尚书》视作官文书的鼻祖。

前贤早已指出《尚书》并无后世那样明确的文体界定。孔颖达指出：“《书》篇之名，因事而立，既无体例，随便为文。”[20]章学诚认为“书无定体”，“因事命篇，本无成法”，并指出“典、谟、训、诰、贡、范、官、刑之属，详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例焉”[21]。有学者指出，对后世影响甚大的“六体”说，是魏晋以来文体论兴盛背景下的产物。[22]无论是“六体”“十体”还是今人的分类，都是从后人角度出发对《尚书》文体所作区分与归纳，未必合乎先秦的文体观念。其取舍标准不一，多有主观性。“六体”“十体”之分，系由篇题抽绎出“体”，实则是从后世的文体观念出发看待《尚书》的篇题。如若未能回到历史语境而强作分类，显然不能真正有助于认识《尚书》的文体形态。

在先秦时期，文体观念尚未明晰，《尚书》中训、诰、誓、命之类，原先指具体行为，即孔颖达所谓“因事而立”。训、诰、誓、命的文本往往配合“礼”而存在，具有功能性和仪式性，其篇题虽有文体的萌芽，但并非来自自觉的文体分类观念；至于“典”“谟”等，或是表其性质[23]，或是表其内容，很难说可独立成“体”。由行为或功能向文体转变，是中国早期文体产生的重要途径。[24]郭英德认为，从《尚书》“六体”的生成看，是先有特定的行为方式，次有记录特定行为方式的文本，然后才产生了基于特定文本方式的文体类型[25]，已指出《尚书》文体的形成机制。此外，亦有学者注意从礼制出发对《尚书》文体加以研究[26]，业已注意考察《尚书》文体的仪式性。

虽然《尚书》文本在形成和早期流传过程中并无自觉的文体意识，但它们确乎启导了文体分类观念[27]，这与其文本来源和性质密切相关。《尚书》中的篇章原先多是施教布政之词，可归入官文书的范围。由于官文书是配合具体功能而产生的，其不同功能的区分也便成为文体分类的基础。官文书的重复应用与文体规定性，强化了各“体”的特征。《尚书大传》引孔子语：“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28]“六誓”“五诰”反映了“誓”“诰”仪式及相应文本的反复出现，为“因文立体”[29]创造了可能。但《尚书》各篇的拟题方式不一，简单从篇题出发提炼文体，甚至据某单篇篇题独列一体，无疑会消解文体自身的规定性。孔颖达依据篇题提炼出贡、歌、征、范四体，将一些只出现一次的篇题也纳入其中，遭到林之奇的责难，因为“虽增此四者亦不足以尽《书》之名。学者不达古人作《书》之意，而欲篇名求之，遂以一篇为一体，固知先儒所谓贡、歌、征、范增而为十，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林氏认为《尚书》的文体“可以意会而不可以篇名求之”[30]。

从具体行为到文体名，《尚书》的经典化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林之奇指出：“书之名篇，非成于一人之手，盖历代史官各以其意标识其所传之简册，以为别异。”[31]他指出《尚书》篇题并无系统性，自然有其道理；但他认为篇题是历代史官所标识，则有讨论的空间。在实现经典化之前，《尚书》各篇主要是作为官文书的原始文本而存在的，篇题并非必要。而出于传授与称引的需要，经典化后的《尚书》各篇篇题逐渐固化。除了撮取篇首文字命名的方式，基于功能或仪式的归纳也成为一种选择。需要注意的是，诸如“文侯之命”“康诰”之类的篇题，虽类似于“对象+文体”的模式，但篇题中的“命”“诰”等词并非真正的文体名，而是具体行为[32]，下文在讨论具体个案时会有进一步分析。无论如何，《尚书》篇题的固化为文体分类和文体名的固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行为到文体名的转变，实与汉语的词性关联密切。黎锦熙倡导句本位，提出“词无定类”“离句无品”的观点[33]。不少人质疑其说，但汉语词性的不确定性确是事实，“盖古人造字，借形取象，意多笼统，而词性之别则至语句中才显现出来”[34]。汉语的名词与动词之间，常存在转化的关系。[35]尤其是以“之”为标志，在“NP+之+VP”的情况下，谓词性的主谓结构便会转变为名词性的偏正结构。[36]先秦最早出现的一批文体名，一开始往往表示行为，而在“NP+之+VP”等结构中，它们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名词，进而成为文体名。在《左传》一书中，有许多典型的例子，如宣公十二年“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以及襄公四年“官箴王阙”之“箴”为动词，“官箴王阙”下句“虞人之箴”之“箴”则有文体的意味。襄公三十年“舆人诵之”中的“诵”为动词，僖公二十八年“舆人之诵”之“诵”亦有文体的意味。宣公十二年云“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命”为动词，相应的册命文书则为《尚书·文侯之命》；定公四年所见“命之以蔡”，对应的文本则为《尚书·蔡仲之命》。在“文侯之命”“蔡仲之命”以及“傅说之命”等篇题中，“命”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体名，因为这些文本并不能理解为“文侯的命辞”“蔡仲的命辞”“傅说的命辞”，它们实际上指文侯、蔡仲、傅说之受命。尽管如此，这些篇题中的“命”显然已向文体名过渡。此外，诸如“诔”“铭”“论”“说”“誓”“歌”等文体等均存在类似现象。《尚书》类文献中的所谓“六体”或“十体”，最初所指多是具体的仪式或行为，其文体义是《尚书》类文献在整理、传诵的过程中提炼和固化的。明乎此，我们可以对中国早期文体的发生有更深入的理解。

二 “告”“诰”之别

清华简《尹诰》原简文并未抄录篇题，“尹诰”一名由整理者所拟，其依据来自《礼记·缁衣》引《尹吉》：“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此句相当于清华简《尹诰》的“隹（惟）尹既﨤（及）汤咸又（有）一惪（德）”[37]，故整理者认为清华简《尹诰》即《礼记》所引《尹吉》。《礼记》郑玄注已指出：“‘吉’当为‘告’，‘告’，古文‘诰’，字之误也。”[38]他认为“尹吉”当作“尹告”，并认为“告”是“诰”之古文。“告”确实容易被误认为“吉”，俞樾便举出数例：“《周礼·大宗伯》：‘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注曰：‘故书‘吉’或为‘告’。’又《尚书·吕刑》篇：‘度作刑，以诘四方。’《汉书·刑法志》作‘度时作刑以诰四方’。此‘告’与‘吉’形近相混之证。”[39]《易·姤卦·象》“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诰”字又作“诘”[40]。《汉书·刑法志》“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国，诘四方”，“诘”或作“诰”[41]。可见“吉”“告”形近易讹。

郑玄注还指出：“《尹告》，伊尹之诰也。《书序》以为《咸有壹德》，今亡。”[42]郑玄称其“伊尹之诰”，即明确其文体为“诰”。且《尹告》又称《咸有壹德》，在郑玄的时代业已亡佚。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并不包括《咸有壹德》。西汉中期所出孔壁中《尚书》，较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其中便有《咸有一德》，但并未流传于后世。晚书有《咸有一德》一篇，除了“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一语显然因袭自《礼记·缁衣》所引《尹吉》，其他内容皆与清华简《尹诰》不同。包括“躬”这一讹字[43]，晚书因袭其误，可见晚书之晚出。清华简《尹诰》中“尹念天之贁（败）西邑（夏）”，亦见于《礼记·缁衣》所引《尹吉》，但该句不见于晚书《咸有一德》，倒是被改写为“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收入晚书《太甲上》，这主要是晚书的编辑者不明“尹吉”的含义且不明《尹吉》与《咸有壹德》关系的缘故。[44]同样的，晚书编辑者在编辑《太甲上》时也是对《礼记·缁衣》引文的讹误照单全收[45]。

郭店简和上博简亦有《缁衣》抄本，它们在引述所谓《尹吉》时，相应的篇题均写作“尹”。“”字又见于史簋（《殷周金文集成》4031）[46]铭文的“王毕公”，从言、廾声，唐兰最早将其释作“诰”[47]。在著名的何尊（《集成》6014）铭文中，亦有“王宗小子于京室”“王咸”之语，学界普遍将“”释作“诰”。郭店简《缁衣》、上博简《缁衣》以及郭店简《成之闻之》在引《康诰》时，“诰”皆写作“”。

整理者之所以将清华简《尹诰》的篇题拟作“尹诰”，而非《缁衣》所引的《尹吉（告）》，是基于以下两点：其一，据郑玄注，《尹告》为“伊尹之诰”；其二，郭店简和上博简《缁衣》所引篇题写作“尹”，古文字中“诰”多写作“”。整理者将“尹告”径改为“尹诰”究竟是否合理呢？

整理者认为清华简《尹诰》便是《咸有壹德》[48]，也有学者对这一认识乃至清华简的可靠性提出质疑，其理由是：清华简《尹诰》的文体与诰体不同[49]。诚然，《尹诰》的文体与通常的诰体并不相同。《说文解字》：“诰，告也。”段玉裁注云：“以言告人，古用此字，今则用‘告’字。以此‘诰’为上告下之字。”[50]“诰”有告诉之义，与“告”同义，“告”“诰”同源，浑言之无异；但析言之有别，“诰”特指上告下。在古文字中，“诰”写作“”，“”的原始字形可以追溯至甲骨文，作一人跽坐敛手出言，另一人在其面前拱手聆听[51]，“诰”取代“”则是在战国以后[52]；“诰/”侧重以言训教，是为了区别“告”而派生的词。在传世文献的用词习惯中，“诰”与“告”更是有明确区分，如《列子·杨朱》注：“告上曰告，发下曰诰。”[53]

狭义的“诰”用于上告下，《文心雕龙·诏策》谓“诰以敷政”[54]，“诰”为布政之词。以“诰”入题者，如《康诰》《大诰》《洛诰》《酒诰》《召诰》《汤诰》[55]《盘庚》[56]，均是君王或三公布政，多见“王若曰”“王曰”之语。前文已经指出，今人心目中理所当然的《尚书》之“体”，在先秦尚未真正明晰，所谓的“体”最初多指行为。如何尊铭文云：“王（诰）宗小子于京室。”即指以上告下，施政发令，是具体的行为和仪式，京室（宗庙）是仪式展演的场所。《尚书》中的“诰”，如《酒诰》之“诰毖”“诰教”“予不惟若兹多诰”，《召诰》之“诰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大诰》之“大诰”，《康诰》之“乃洪大诰治”，《洛诰》之“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多方》之“诰尔多方”“今我曷敢多诰”，《君奭》之“予不惠若兹多诰”，其“诰”均为动词，除《酒诰》的一处个例之外，均指上告下。[57]苏轼曾指出：“自《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八篇，虽所诰不一，然大略以殷人不心服周而作也。”[58]便是将“诰”理解为行为。作为动词的“诰”后来引申出名词义，并成为文体专名。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并天下之后以“令为诏”[59]，里耶秦简更名方也记载“以王令曰以皇帝诏”[60]，这里所说的“命”相当于“诰”，秦始皇开始将原先的“诰”改为“诏”。蔡邕《独断》便指出：“诏，犹‘诰’也，告教也。三代无其文，秦汉有也。”[61]朱骏声亦指出：“‘诰’者，上告下也……至秦又造‘诏’字以当之。”[62]由“诰”而“诏”，实则一脉相承。

狭义的“告”，则指下告上，与“诰”有别。《尚书》《左传》《史记》诸书记载君王告下时亦用“告”，如《尚书·康诰》之“听朕告汝”、《尚书·多方》之“告尔四国多方”“我惟时其教告之”、《尚书·多士》之“告尔殷多士”，“告”便相当于“诰”。但下告上，在传世文献中一般不写作“诰”。《尚书·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于王”，下（祖伊）告上（纣王）即用“告”。何尊铭文中将“诰”（上告下）写作“”，但同一铭文中“廷告于天”的“告”（下告上）则写作“告”，可见“诰”“告”之别。清华简《程寤》及《四告》中的“告”指告神，亦指下告上，所用便是“告”字。[63]清华简《尹诰》所记是下（伊尹）告上（汤），故很难说是“诰”。这便涉及整理者所拟篇题的误会，质疑者因《尹诰》不合诰体而质疑《尹诰》的可靠性，其质疑正是建立在整理者误会的基础上。

唐兰认为，“”既是“诰”之古文，亦是“告”之古文。[64]准此，郭店简与上博简《缁衣》在引述该篇时虽然写作“尹”，并不意味着一定读作“尹诰”。其实《礼记·缁衣》所引“尹吉”已经很能说明问题，该篇题原当作“尹告”。因为无论是“诰”还是“”，都不会讹作“吉”，可见传世本《缁衣》所引篇题最初当作“尹告”。《礼记·缁衣》在引《康诰》时，篇名写作“康诰”，说明在传世本《缁衣》中“告”“诰”当有别，郭店简和上博简引《尹告》时用“”而非“告”或是因《康诰》而类化的结果。

“尹告”一名可从清华简《尹诰》的文本中得到进一步验证。《尹诰》中有这么一句话：“执（挚）告汤曰：……”“挚”是伊尹之名，《尹诰》全篇是伊尹和商汤的对话，而以伊尹“告”汤为主。简文明确写作“告”，“告”指下告上，与伊尹的身份相合。可见，“尹告”的篇题得自“告”这一行为，而其另一篇题“咸有壹德”则来自对全篇首句的摘录。清华简《尹诰》（实际上应作《尹告》）非但不合文体，反而验证了《礼记·缁衣》所保存的古篇题。

反观晚书《咸有一德》，该篇是围绕伊尹对太甲的训诫展开的，既很难说是“诰”（伊尹是臣），也谈不上“告”。从内容和文体看，晚书《咸有一德》与“尹告”的篇题并不相符。晚书还张冠李戴，称“伊尹既复政厥辟”“今嗣王新服厥命”，干脆将历史背景置于太甲的时代。《尚书序》谓“伊尹作《咸有一德》”[65]，并未说明本篇作于何时。而据《史记·殷本纪》，《咸有一德》的时代背景实际上是在商汤时[66]。清华简整理者指出：“按司马迁曾问学于孔安国，孔安国亲见孔壁《尚书》，所说自属可信。现在简文所叙，很清楚时在汤世，伪《咸有一德》的谬误明显。”[67]清华简《尹诰》可与《史记·殷本纪》的说法相呼应。其实，单从《礼记·缁衣》以及郭店简和上博简的《缁衣》引文看，便可知《尹告》所记显然是伊尹与商汤之间的事。晚书的编辑者已不明其时代背景，故将其误植于太甲时。就此而言，晚书《咸有一德》显然并不可信。

这里再顺带讨论另一篇晚书——《仲虺之诰》。《墨子·非命》上、中、下三篇均引到《仲虺之告》，如《非命中》云：“圣王之患此也，故书之竹帛，琢之金石，于先王之书《仲虺之告》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阙师。’此语夏王桀之执有命也，汤与仲虺共非之。”[68]据此可知《仲虺之告》当是商汤和仲虺的对话。先秦典籍中明确征引《仲虺之告》的，只有《墨子》[69]。《墨子》所引，也被改编入晚书《仲虺之诰》，其文曰：“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师。”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墨子》所引篇题为“仲虺之告”，而非“仲虺之诰”。《墨子》一书中有“诰”字，见《天志下》：“于先王之书《大夏》之道之然：‘帝谓文王，予怀明德，毋大声以色，毋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此诰文王之以天志为法也，而顺帝之则也。”[70]这里的“诰”，即指上（帝）诰下（文王）。《墨子》一书中“告”“诰”自有别，参考《尹告》，《仲虺之告》的内容当是作为臣子的仲虺“告”汤。准此，该篇的篇题当以“仲虺之告”为是。晚书《仲虺之诰》通篇都是仲虺之“诰”，既不合乎“诰”体的内涵，也不符合《墨子》所言“汤与仲虺共非之”的设定，并不可信。伪孔传在解说“仲虺之诰”的“诰”时称“会同曰诰”[71]，所谓“会同曰诰”见于《周礼·秋官·士师》“二曰诰，用之于会同”。之所以伪孔传强作别解，恐怕正出于此“诰”（下告上）非彼“诰”（上告下）之故。

《尚书序》云：“汤归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诰。”[72]《史记·殷本纪》载：“汤归至于泰卷陶，中作诰。”[73]“中”即仲虺。这两处“诰”，不排除是后人所改，或是“诰”作为文体名的观念逐渐固化后的产物。“诰”最初本非文体名，但随着《尚书》的经典化，“诰”作为文体名愈加固化。而“告”并非常规的文体名，加上文献的散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出于这一原因，人们很容易将《尚书》的某些篇章对号入座，归入“诰”体，而忘却其“告”的本名。[74]徐师曾为了说明“古者上下有诰”，举《仲虺之诰》来说明“诰”可指“下以告上”[75]。一些学者也以此来说明早期的“诰”未必指上告下[76]。“告”“诰”虽同源，但严格来说，《尹告》和《仲虺之告》当与真正的“诰”相区别。以“仲虺之诰”来说明《尚书》中的“诰”可指下告上，证据并不够充分。

三 作为仪式的“命”

“命”“令”同源，甲骨文只有“令”而无“命”。“命”原为动词，指命令，尤其指授官分职、分封诸侯的册命，即《文心雕龙·诏策》所谓“命喻自天，故授官锡胤”[77]。“命”依附于册命仪式而存在，册命仪式和册命文辞在西周的铜器铭文中多见。如公簋（《铭图》4954）“王令（命）昜（唐）白（伯）侯于晋”、晋公盆（《集成》10342）“王命（唐）公，建宅京（师）”、克盉（《铭图》14789）“令（命）克侯于匽（燕）”、麦方尊（《集成》6015）“王令（命）辟井（邢）侯出，侯于井（邢）”，均就诸侯分封而言。类似的表述亦见于清华简《封许之命》的“命女（汝）侯于（许）”[78]和《诗·鲁颂·宫》的“俾侯于鲁”。西周中晚期的册命铭文，格式高度程式化，往往由时间、场所、周王、右者、史官、受命者、命辞、赏赐物等要素构成，是其仪式性的具体反映，《仪礼·觐礼》《周礼·春官·大宗伯》《礼记·祭统》等文献也有相关仪式的记录。

“命”本身是一种仪式，是“礼”的组成部分。在册命仪式中，有专门记录命辞的文本，由史官负责发布、诵读，这在铭文以及《仪礼·觐礼》中被称为“命书”。如颂鼎（《集成》2827）铭文云：“尹氏受（授）王令（命）书，王平（伻）[79]史虢生册令（命）颂。”在盘（《集成》10172）、鼎（《集成》2815）、卌三年逑鼎甲（《铭图》2503）等铜器的铭文中，有类似的记述。“命书”以及“命书”所承载的命辞，成为“命”由仪式向文体转变的钤键。徐师曾指出，“上古王言同称为‘命’”[80]。作为文体名的“命”，属于诏令类文书。“命”与“诰”一样，皆指王言。

清华简《封许之命》便是一篇典型的“命”。该篇有篇题，即作“封许之命”，可见该篇已有固定的篇题。该篇由周王的训诫、赏赐物品清单以及嘉勉之词构成，在今文《尚书》中，有《文侯之命》一篇，同样是由周王训诫、赏赐物品清单以及嘉勉之词构成，也是一篇典型的“命”[81]。

但清华简《傅说之命》似乎与常见的“命”并不相同。《傅说之命》有三篇，原简文抄录有篇题“傅说之命”。晚书《说命》亦有三篇，与《傅说之命》三篇相对应，但二者相去甚远。《孟子·滕文公上》曾引述某篇《书》（实即《说命》），赵岐注云：“《书》逸篇也。”[82]《礼记·学记》也有引述，郑玄注：“高宗梦傅说，求而得之，作《说命》三篇，在《尚书》，今亡。”[83]据此，东汉的赵岐和郑玄都未见到《说命》，可知当时《说命》业已亡佚。清华简《傅说之命》的发现，则为我们呈现了《说命》战国写本的面貌[84]。

《傅说之命》上篇以记事为主，中篇和下篇以武丁言论为主，似乎与“命”体不合。但我们如果细读上篇，可知傅说被武丁派出的使者寻得之后，“氒（厥）卑（俾）（绷）弓、绅（弦）、辟（纰）矢”[85]，说的是赏赐傅说弓矢。在《文侯之命》以及宜侯夨簋（《集成》4320）、虢季子白盘（《集成》10173）、应侯视工钟（《集成》107、108）、十五年趞曹鼎（《集成》2784）、伯鼎（《集成》2816）、簋（《集成》4322）、引簋（《铭图》5299）等青铜铭文中，赏赐物便包括弓矢。《傅说之命》上篇的结尾“王甬（用）命敓（说）为公”，下篇云“余隹（惟）命女（汝）敓（说）（庸）朕命”，正点出“命”的主题，即命傅说为公。中篇首句谓“敓（说）逨（来）自尃（傅）（岩），才（在）（殷）。武丁朝于门，内（入）才（在）宗”，宗庙正是举行册命仪式的场所。如果不明册命的背景，我们就很难理解何以武丁“入在宗”。若《傅说之命》三篇所记可信，这也是目前我们所知最早的册命仪式。可见，《傅说之命》被称作“命”是恰如其分的。

赵平安已指出“命”主要是君王任命官员或者赏赐诸侯的册命，《傅说之命》正属于“命”。[86]清华简《傅说之命》中篇通过“武丁曰”展开，下篇通过“王曰”展开，记录的都是王言，这是与“命”相合的[87]，晚书则不然。程薇已指出：“反过来再看传世古文《尚书》的《说命》篇，就可以明白其中的致命问题。原来，伪古文《说命》篇由于没有看到真正的《说命》篇的内容，不了解‘命’体文献的这一特征，因此他们完全被郑玄所说的傅说‘作书以命高宗’的想法所误导，所编写的内容自然只能是阐述傅说对政教的理解。”[88]王永亦有相关论述[89]。反观晚书《说命》，其中许多内容是傅说在训诫武丁，还有“王庸作书以诰曰”之语，既缺乏与“命”有关的仪式环节，亦与“命”的体式不合，故晚书《说命》并不可信。[90]有学者认为“惟口起戎”几句，是傅说向王的谏言，在《傅说之命》中则出自武丁之口，故《傅说之命》不可信[91]，这其实是受到晚书误导而产生的误解。

其实，《尚书序》称“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92]，已点出主语是高宗武丁。郑玄在注《礼记·学记》时称“《说命》三篇，在《尚书》，今亡”[93]，但同时又认为“《说命》，《书》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说之所作”（《礼记·文王世子》注）[94]，“作书以命高宗”（《礼记·缁衣》注）[95]，则将《说命》视作傅说的作品。晚书的误会，可能便源自郑玄注。

与晚书《说命》不同，晚书《冏命》则是通篇王言，且有呼应“命”的“今予命汝作大正”一语。清华简《摄命》虽未见篇题，但从其内容看，当即业已亡佚的《冏（臩）命》[96]。《摄命》当是册命仪式之前的诰辞，通过大段的“王曰”展开。《摄命》虽未点出赏赐之物，但篇末的册命程序则指明了该篇与册命仪式的联系。《摄命》的结尾作：“隹（唯）九月既望壬申，王在蒿（镐）京，各于大室，即立（位），咸。士疌右白（伯）（摄）立在中廷，北乡（向），王平（伻）作册任册命白（伯）（摄）。”[97]这是对册命时地及相关程序的交代，“册命伯摄”之后残留语气词“嗟”，正式的册命之词当已被省略。与《摄命》相比，晚书《冏命》则缺乏册命仪式的环节。

就目前所知可靠的“命”而言，其内容则主要是王言，且保留册命仪式环节，命辞是册命仪式的有机组成部分。篇题中“命/之命”之前的是册命对象（傅说、文侯和摄）或册命主题（封许），而非发布命辞者。如果将“命”理解为后世的文体概念，那么“命/之命”之前的人名很容易会被误解为“命”的发布者，晚书《说命》的破绽便与编辑者不明早期文体观念有关。

四 结语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知清华简《尹诰》《傅说之命》以及《摄命》都是合乎《尚书》篇题拟定规则的，而晚书《咸有一德》《仲虺之诰》《说命》以及《冏命》则多不合“体”，由此可以进一步证伪晚书。通过清华简的新材料，我们才得以真正理解《尹告》《傅说之命》等篇题的由来。

无论是“告”“诰”还是“命”，最初所指的都是行为和仪式，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文体。从清华简《尹诰（告）》的“执（挚）告汤曰”、《傅说之命》的“王用命说为公”“余惟命汝说庸朕命”以及《摄命》“王伻作册任册命伯摄”看，“尹告”“傅说之命”“摄命”的篇题主要是还就“告”和“命”这两种行为而言的。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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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新的综合性研究，可参见刘光胜《出土文献与〈古文尚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刘光胜《〈古文尚书〉真伪公案再议》，《历史研究》2020年第4期。

[2] 传世文献中有些引述《说命》的文字并不见于清华简《傅说之命》三篇，因此也有学者怀疑记录武丁命说事件的《尚书》类文献可能不限于这三篇。参见李锐《读清华简3札记》（一），孔子2000网“清华大学简帛研究”专栏，2013年1月4日；王宁《清华简〈说命〉与传世典籍引文对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3年1月29日。

[3] 参见冯胜君《从清华简看〈尚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剑桥上古史》出版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2019年9月。此外，廖名春曾据郭店简和马王堆帛书的材料做过类似讨论，见廖名春《从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论“晚书”的真伪》，《北方论丛》2001年第1期。

[4] （清）阮元校刻：《尚书正义》卷1《尚书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14页。

[5] （清）阮元校刻：《尚书正义》卷1《尚书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15页。

[6]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第140页。

[7] （宋）熊朋来：《五经说》卷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2页。

[8] （宋）林之奇：《尚书全解》卷2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45页。

[9] （清）阮元校刻：《尚书正义》卷1《尚书序》、《尚书正义》卷2《尧典》，《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14、117页。

[10] （宋）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页。

[11] 陈梦家：《尚书通论》（增订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09—310页。

[12] 钱宗武：《尚书入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页。

[13] 程浩：《从出土文献看〈尚书〉的体裁与分类》，《文艺评论》2017年第3期。

[14] 潘莉：《〈尚书〉文体类型与成因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15] 胡大雷：《〈尚书〉文体考辨——兼论早期文体的原生态状况》，《古典文献研究》第20辑上卷，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第9—12页。

[16]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37页。

[17]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2页。

[18] （元）郝经：《郝氏续后汉书》卷66上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8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11页。

[19] （明）袁宗道著，钱伯城标点：《刻文章辨体序》，《白苏斋类集》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81页。

[20] （清）阮元校刻：《尚书正义》卷2《尧典》，《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17页。

[21]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1，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31、30页。

[22] 朱岩：《〈尚书〉文体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2008年，第14页。

[23] 一些学者将《尧典》之“典”追溯至甲骨卜辞的“典”，见叶修成《论〈尚书·尧典〉之生成及其文体功能》，《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李安竹《论〈尚书〉“典”体的历史叙事及文体特征》，《文艺评论》2015年第8期。实际上，“典”之命篇，是《尚书》经典化的反映，与殷商祭典中的“典”不能相提并论。《尧典》之“典”是文献的概念，而非文体概念，《尚书》各篇皆可称“典”。

[24] 郭英德：《由行为方式向文本方式的变迁——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收入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于雪棠：《〈尚书〉文体分类及行为与文本的关系》，《北方论丛》2006年第2期（收入于雪棠《先秦两汉文体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郗文倩：《中国古代文体功能研究——以汉代文体为中心》，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胡大雷：《论中古时期文体命名与文体释名》，《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25] 郭英德：《由行为方式向文本方式的变迁——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26] 叶修成：《西周礼制与〈尚书〉文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潘莉：《〈尚书〉文体类型与成因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第293—322页；傅道彬：《“〈书〉文似礼”与〈尚书〉“六体”的文学性书写》，《文学遗产》2020年第4期。

[27] 篇题与文体的关系，可参见吴承学、李冠兰《命篇与命体——兼论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28] （汉）伏胜撰，（汉）郑玄注，（清）陈寿祺辑校：《尚书大传》卷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2页。

[29] 关于“因文立体”，参见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30] （宋）林之奇：《尚书全解》卷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2页。

[31] （宋）林之奇：《尚书全解》卷2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45页。

[32] 于雪棠：《〈尚书〉文体分类及行为与文本的关系》，《北方论丛》2006年第2期。

[33]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6、36页。

[34] 齐佩瑢：《训诂学概论》，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6页。

[35] 黎锦熙、刘世儒：《语法再研讨——词类区分和名词问题》，《中国语文》1960年第12期；史振晔：《试论汉语动词、形容词的名词化》，《中国语文》1960年第12期；朱德熙、卢甲文、马真：《关于动词形容词“名物化”的问题》，《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1年第4期；Christoph Harbsmeier，“Where Do Classical Chinese Nouns Come From？”，Early China，Vol.9-10，1983-1985，pp.77-163。沈家煊进一步指出，与英语名词、动词的分立不同，汉语名词和动词是包含关系，名词是“大名词”，它包含动词，动词是名词当中的一个次类，是动态名词，参见沈家煊《名词和动词》，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36] 陈梦韶：《古代汉语的词性变化》，《文科教学》1982年第3期；朱德熙：《关于先秦汉语里名词的动词性问题》，《中国语文》1988年第2期；胡裕树、范晓：《动词形容词的“名物化”和“名词化”》，《中国语文》1994年第2期。

[37] 本文所引《尹诰》释文俱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133页。

[38] （清）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卷55《缁衣》，《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648页。

[39] （清）俞樾：《礼记郑读考》，《续修四库全书》（第10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14页。

[40] （唐）陆德明撰：《经典释文》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第106页。

[41]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23《刑法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91—1092页。

[42] （清）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卷55《缁衣》，《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648页。

[43] 《礼记·缁衣》所见“躬”字，在郭店简和上博简中写作“”，“躬”当是“”的讹误。虞万里此前指出，天理本《咸有一德》作“躳”，当系“”之形讹，为讹字“躬”之桥梁，参见虞万里《上博馆藏楚竹书〈缁衣〉综合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3—44页。

[44] 《礼记·缁衣》的引文作：“《太甲》曰：‘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晚书的编辑者以为后一句也出自《太甲》，并误认为“尹吉”是伊尹的名号。

[45] 如清华简《尹诰》证实《礼记·缁衣》所见“天”字无误，倒是郑玄将其误改作“先”。晚书《太甲上》沿袭了“先”的讹误，晚书的编辑者想必吸收了郑玄的观点。果其如此，晚书《太甲上》成篇当在郑玄之后。

[46] 本文所引铜器铭文，均见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1994年版）与吴镇烽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以下分别简称《集成》与《铭图》。

[47] 唐兰：《史簋铭文考释》，《考古》1972年第5期；又见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卷3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5页。

[48]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132页。

[49] 鲁普平：《清华简〈尹诰〉篇名拟定之商榷》，《哈尔滨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杨善群：《清华简〈尹诰〉篇题辨正》，《齐鲁学刊》2016年第5期。张兵则认为，“诰”体的使用范围和行文特点是后人总结《尚书》中的文体得出的结论，未必能全面体现和概括当时的文献状况，参见张兵《清华简〈尹诰〉与〈咸有一德〉相关文献梳理及其关系考论》，《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50] （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92页。

[51] 蒋玉斌：《甲骨文“诰”字释说》，《出土文献综合研究集刊》（第11辑），巴蜀书社2020年版，第70—76页。

[52] 李学勤主编：《字源》，天津古籍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6页。

[53] （晋）张湛注：《列子》卷7《杨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页。

[54]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58页。

[55] 《汤诰》不见于今文《尚书》，见于晚书和逸失的《尚书》十六篇篇目。

[56] 《左传》哀公十一年称之为《盘庚之诰》。

[57] 于雪棠指出，“诰”之上告下可指君告臣、上级官员告下级官员，亦可指长辈告晚辈，见氏撰《〈尚书〉文体分类及行为与文本的关系》，《北方论丛》2006年第2期。其中《君奭》系周公告召公，据《史记·燕召公世家》，“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或作于周公摄政时期。另晚书《太甲下》有“伊尹申诰于王曰”之语，不足为据。

[58] （宋）苏轼：《书传》卷15，载舒大刚等校注《三苏经解集校》（上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67页。

[59] （汉）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6页。

[60]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157页。

[61] （汉）蔡邕：《独断》（卷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页。

[62] （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孚部第六》，武汉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283页。

[63] 参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十），中西书局2020年版。

[64] 唐兰：《史簋铭文考释》，《考古》1972年第5期。

[65] （清）阮元校刻：《尚书正义》卷8《咸有一德》，《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65页。

[66] 《史记索隐》谓史迁此处“其言又失次序”，实际上是沿承了晚书的说法。

[67]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132页。

[68] 《墨子·非命》上、下两篇的引文则分别作“我闻于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和“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师”。见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76、272、281页。

[69] 此外，仲虺的言论多见于先秦典籍，如《左传》宣公十二年“仲虺有言”、《左传》襄公十四年“仲虺有言”、《左传》襄公三十年“《仲虺之志》云”、《荀子·尧问》“中（仲）蘬（虺）之言”、《吕氏春秋·骄恣》“仲虺有言”等。

[70] （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20页。

[71] （清）阮元校刻：《尚书正义》卷8《仲虺之诰》，《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61页。

[72] （清）阮元校刻：《尚书正义》卷8《仲虺之诰》，《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61页。

[73] （汉）司马迁：《史记》卷3《殷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7页。

[74] 郑玄将“尹吉”解释为“伊尹之诰”，也当属于这一情形。

[75] （明）吴讷、（明）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页。

[76] 于雪棠：《〈尚书〉文体分类及行为与文本的关系》，《北方论丛》2006年第2期；傅刚：《〈尚书〉文体的形成》，《光明日报》2018年7月23日第13版。于氏已经指出臣告君用“告”，但又认为“诰”亦可用于臣告君。

[77]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58页。

[78]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五），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118页。

[79] 王森在其未刊稿《释“平”及相关诸字》中指出册命铭文以及清华简《摄命》中所谓的“乎（呼）”字，其实都是“平”，今据以改释。另参见拙作《曾公编钟铭文补说》，《汉字汉语研究》2020年第4期。

[80] （明）吴讷、（明）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

[81] 古书中以“命”命篇的《尚书》类文献有《文侯之命》《说命》《肆命》《原命》《毕命》《臩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旅巢命》《贿肃慎之命》等。《尚书·尧典》孔颖达《正义》归纳道：“《说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顾命》《毕命》《冏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其中存世且可靠的文献，只有《文侯之命》。

[82] （清）阮元校刻：《孟子注疏》卷5《滕文公上》，《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701页。

[83] （清）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卷36《学记》，《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521页。

[84] 传世文献中有些引述《说命》的文字并不见于清华简《傅说之命》三篇，因此也有学者怀疑记录武丁命说事件的《书》类文献可能不限于这三篇。参见李锐《读清华简3札记（一）》，孔子2000网“清华大学简帛研究”专栏，2013年1月4日；王宁《清华简〈说命〉与传世典籍引文对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3年1月29日。

[85] 本文所引《傅说之命》释文俱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122、125、128页。兼及其他学者和笔者的意见。

[86] 赵平安：《试析清华简〈说命〉的结构》，《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续集》，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67—269页。

[87] 蔡丽利、谭生力认为，从简文来看，全文主要是武丁对傅说的命辞，傅说在简文中只有简单的几句回答，并无实质性内容，也就是说武丁居于该篇中心地位。从这一点来看，学界以前认为古文字中的命不仅有发号施令的意思，也有接受命令的意思，这种观点是正确可从的。这种现象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授受同词”现象。见蔡丽利、谭生力《清华简〈说命〉相关问题初探》，《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4年第2期。事实上，所谓“命”都是指君王册命臣下，《傅说之命》以王言为主不足为怪。

[88] 程薇：《传世古文尚书〈说命〉篇重审——以清华简〈傅说之命〉为中心》，《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1期。

[89] 王永：《〈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与〈古文尚书〉〈说命〉篇文体比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5年第2期。

[90] 在文句方面，通过与清华简的比对，可知晚书也是一概照搬古书引文的讹误，譬如晚书《说命上》的一连串“若”字句，很明显因袭了《国语·楚语上》以及其他文献，参见沈培《谈谈清华简〈傅说之命〉和传世文献相互对照的几个“若”字句》，《简帛》第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1—66页。

[91] 杨善群：《清华简〈说命〉考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清华简〈说命〉性质探讨》，《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92] （清）阮元校刻：《尚书正义》卷10《说命上》，《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74页。

[93] （清）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卷36《学记》，《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521页。

[94] （清）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卷20《文王世子》，《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411页。

[95] （清）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卷55《缁衣》，《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649页。

[96] 贾连翔：《“摄命”即〈书序〉“臩命”“囧命”说》，《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马楠：《清华简〈摄命〉初读》，《文物》2018年第9期。

[97]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八），中西书局2018年版，第112页。